解中庸之道，论中国人之情商

据说中国现在又开始尊孔了。我从小是在对孔子的一片批判声中长大的，对孔子思想，记得最清楚的是“师道尊严”和“中庸之道”，这两点当年都是大批特批的。我还知道孔子的一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但又非常合理的行为准则，我在现实生活中正是努力这样做的。对师道尊严『注』，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既不该批倒批臭，也不该捧为金科玉律。孩子应该尊重老师，礼貌对待老师，以从小养成尊重人，讲礼貌的习惯。但从行为上鼓励孩子礼貌对待老师，并不意味着从思想上鼓励孩子对老师的绝对服从。不问对错地接受被灌输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误区，中国教育到今天都没有走出这个误区。不过，中国如今早已不是“师道尊严”，而是“党道尊严”了。

对孔子的“中庸之道”，我一直将其看成是中国文化的糟粕。在学校里，我们被告知“中庸之道”意味着模棱两可，和稀泥，两边都不得罪，是一种做人的技巧。现实生活中，我反感那些没有原则，喜欢和稀泥的人，认为做人没原则是中国人丑陋处之一。因此在“中庸之道”这点上，我一直自认为是不赞同孔子的，但是最近我对“中庸之道”的看法却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美国人常讲一句话：“Be moderate”，就是任何一种思想行为，都不要走过头，走极端。信仰宗教，信仰上帝可以是好事，但如果走过头，认为宗教上帝是一切，而完全不看重现世，就可能成坏事，穆斯林极端主义恐怖分子就是在这点上走了极端；再比如，对孩子要有纪律约束，以养成良好习惯，但要适可而止，不能过分，否则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发展，甚至伤害孩子；反过来，也不能因为强调自由发展，对孩子过于放纵，完全没有约束，掌握好纪律约束与自由发展之间的平衡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非常关键。仔细想，“Be moderate”这个警句其实可以用在生活思想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思想行为走过头都会变成有害。比如，对我来说，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生活快乐不可缺少的两大因素。物质可以给人带来快乐方便，我现在过的日子，比起小时候除了吃饱穿暖几乎没有其他奢侈享受的生活要舒适得多，我没有愿望放弃现在舒适的生活，重回过去那种清贫简陋的生活。但如果一个人走过了头，变得一心只有物质追求，物质欲无限制的膨胀，那人生在我看来就变得没有意义，变成人为物质而活，而不是物质为人服务了。精神生活对我来说不可或缺，当我看了一场打动人的电影，读了一本好书，听到一首触动灵魂的歌，有时甚至简单到与人进行了一场有趣的谈话，这些精神食量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快乐满足不是物质可以衡量的，我在生活中从没有中断过对丰富自己的精神灵魂的追求。但是，如果有人要把精神追求提到无限高的境界，把一切世俗欲望都看成是罪恶，我也会忍受不了，无法认同。我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是一个非常moderate的人，喜欢平衡的生活，不认同任何单向极端的思维。

有一天，我突然想：美国人的这个“Be moderate”译成中文是不是就是“中庸之道”呢？为什么中国人对“中庸之道”的解释是模棱两可，和稀泥呢？孔子在西方被看成是东方智慧的象征，美国人常用“孔夫子说什么什么”的来加强自己所言的权威性，那么西方人对“中庸之道”又是如何阐释的呢？带着这些疑问，我做了一些internet搜寻。首先我将“中庸之道”放到Dictionary.com上做中译英，出来的结果是“Moderation”！就是说西方对“中庸之道”的翻译就是“适度”，就是他们常说的“Be moderate”。我接着用Confucius加moderation搜寻西方对中庸之道的详细解释，发现有不少西方人将孔子的中庸之道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得的Golden Mean理论相等同，认为两者说的是同一件事：在满足人的欲望时，在实施行为准则道德准则时，适度是关键。我又做了中文搜寻，在《光明网》上找到下面一段：“有‘宋代孔子’之誉的朱熹曾对中庸之‘中’的含义有过这样的解释：‘中只是个恰好的道理’。可见，中庸即是把两个极端统一起来，遵循适度原则。因此，可以把中庸的高明之处理解为寻求平衡的智慧。”原来国内现在也已经有人对“中庸之道”做了“恰好”，“适度”和“平衡”的新解释。后来，我又了解到，台湾人对中庸的理解是“做事不要走极端”，韩国人对“中庸”的翻译是“不多不少正好”，都与西方“适度”的解释相符合，可见西方对中庸的解释并不是西方式的理解，倒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中庸就是模棱两可”才是独树一帜的中共式歪解。

如果“中庸之道”意味着适度平衡，那末，我对中庸之道就变成了举双手赞成。我们的先人几千年前就提出了“中庸之道”，提倡适度平衡，可是，看看今天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人的思维习惯却单向极端，看世界不是黑就是白：达不到像天堂一样完美，就等于和地狱一样丑恶，没有圣人一般的品德，就如同撒旦一般卑鄙；批一个人批一种思想就要批倒批臭，捧一个人捧一种思想就要偶像化绝对化；讲自由就不能有任何约束，讲和谐就要一切都统一；新中国前三十年，爱物质就是腐败堕落，后三十年，又变成除了追求物质，还是追求物质。中国人总是从一个极端奔向另一个极端，不懂得在极端之间寻找适度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掌握适度，掌握平衡，达到中庸，不等于一切事物不偏不倚，取其当中。中国人大多为理科式头脑，习惯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对就是错的单向式思维，一讲中庸，有些人又将其误解为一切事物不左不右，不偏不倚，像简单的数学公式一样取其中点。这世间的各种事物到底多少度是适度，多少度就过头了，每一个事物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场合都要个别对待，分别掌握，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没有统一的公式，统一的度。这就牵涉到一个人判断适度和掌握平衡的能力，这个能力有时来自深入学习，深入研究，或复杂推理，有时则来自人生常识，人之良知，来自正确的价值观，很多是属于情商的范围。情商是否高，是否有平衡思维能力，对小到培养教育孩子，大到国家发展，都至关重要。比如国家掌权的精英是否有平衡思维的能力，在政府管制与个人自由之间是否能够掌握好适度平衡，对国家平衡健康的发展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精英都是没有情商的工程师，只能做单向理科式思维，那么，这个国家在他们的眼里就只能在极度专制与天下大乱两极之间做选择，而看不到可以有一个既个人有自由又社会有制约的平衡的中庸选择。

有人说，其实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防止两极极端倾向，达到中庸，确保社会稳定，确保国家平衡发展的最好机制。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民主制度里的权力平衡，权力分散，使得国家行走的方向不容易在单一方向上走得太久太远，虽然微观上有可能一时过于左了，另一时又过于右了，但从宏观看，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国家则总是弯弯曲曲地走在一条不断平衡的中庸的进步道路上。比如，不少人对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没完没了的拉锯战感冒，其实这种拉锯战虽然表明上似乎减低了政府做事的效益，但实际也换来了美国社会平衡稳定的适度发展，对社会好处大于坏处。比起一党专制制度在单一方向的大跨步，民主制度弯弯曲曲的小跨步最后给社会带来的进步要大得多也合理得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的思维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走上了单向化极端化的道路。其实说到底，毛泽东以及追随他的中共领袖们本质上就是一群极端分子，在他们的指导教育下，中国成了产生极端分子的温床。共产党六十多年的统治对中国人品质有两大破坏，第一是使得全民人性丢失，道德普遍低下；另一个破坏就是使中国人思维普遍简单化，极端化，从统治精英到普通人民，绝大多数人情商很低，思想水平原始落后。中国在低情商统治精英的管理下，国家发展极度不平衡，社会管理落后不合理，改革开放三十年，除了在物质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其他方面都仍然停留在落后不发达水平上，人民付出的代价与人民最后所得到的相比极不相称极不相符。

中国社会需要回归中庸之道，重寻良知，重树情商，重建并发展人民掌握适度掌握平衡的能力。中国人需要摒弃崇拜理科之习，从简单的不是黑就是白的理科式两极思维模式中走出来。我们应该明白，这世间上的人和事，绝大多数是不同程度的灰色，很少有绝对黑色或纯白无暇的例子。事实上，纯白无暇的人或社会根本就不存在，追求纯白往往会由于违反人性而导致结果适得其反，就像追求完美共产主义的国家最后却都变得邪恶无比一样。人类社会能追求的只能是恰好的灰色，我们只有掌握在灰色中分辨白与黑的能力，在白与黑两极之间不断寻找平衡，才能使社会合乎人性地逐渐进步。回想过去在中国时，大家普遍认为文科比理科简单，认为学习文科不需要聪明的脑袋，那其实是无知。说白是对的黑是错的，很容易，但要判断多少白是对的，太多就错了，有点黑没错，少一点就对了，而且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场合的中庸尺度都不一样，就难得多。所以，真正的文科思维，真正的人文学社会学思维，除了需要有一定的智商，更需要有较高的情商，比理科思维要复杂得多难得多。

『注』：这篇文章初稿于2009年。最近，通过网上阅读，我对师道尊严的解释又有了新的认识。有人说，师道尊严并不是说唯老师为尊，而是说做老师的人自己要有尊严，这样才有资格为人师。如果是这样解释师道尊严，这篇文章的第一段就需要改写了。

初稿于2009年，增写于2011年11月。

从卡扎菲之死谈暴政下面出暴民

卡扎菲之死，多少有点不人道，不符合现代社会对罪犯也要讲人道的规则。不过，在利比亚这样的国家，人道从来就不是规则之一，出现这样的结局也并不使人过于惊讶。暴政下面必出暴民，一个国家暴民多，往往是由于统治者暴政引起的。当人们的生活经验一再告诉他，在这个社会里讲理是没有用的，永远也讲不通的，遵守文明规则是要吃亏的，大多数人就不再相信讲理，不再相信文明规则，只相信暴力；当人们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你如果胆敢与统治者意见不合，统治者就会将你关进监狱，就会折磨你，甚至可能整死你，很多人就会开始相信有机会就消灭对方是保证自己生存保证自己自由的最佳选择。由于卡扎菲的死法，我很难为卡扎菲之死而欢呼，但另一方面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卡扎菲的结局可以说是暴政者自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必然结果吧。

卡扎菲的结局再一次说明，专制是人民和统治者双输。专制制度下，一切问题都是用强权的方式压下去，被压迫的人民心里的怨气不断堆积，一旦有机会爆发出来，就是统治者悲惨的末日。暴政统治也许可以一时得胜，但统治者也往往活得胆战心惊，而且常常是躲得过今天，却可能躲不过明天，躲得过这一代，却躲不过下一代。

有人说，用暴力来推翻暴政，换来的一定是另一个暴政。这其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美国独立，当年就是用战争来达到的，换来的却是世界人民的民主自由之旗帜；希特勒最后是被战争制服的，换来的是六十多年的世界和平。战争，暴力，不应该是人民取胜的首选工具，更不应该是人民取胜的唯一工具，但有时对待一个毫无良知毫无人性，怎么讲理也讲不通，怎么抗议也不让步的暴君，战争就可能是唯一能将他赶下台的方式。当然我不想鼓吹暴力革命，我仍然希望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能够尽最大努力用和平方式解决，更希望中国最后能以和平的方式从今天的专制过渡到未来的民主，这样人民可以少经受些阵痛。可惜的是，人民的和平善良愿望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得以实现的。

有人问，暴政出暴民，暴民又导致暴政，历史就永远循环，那又怎样才能从暴政中走出来呢？历史真的会那样永远原地循环吗？我说不一定。暴政下面暴民多，但不等于人人都会变成暴民，世界上的人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常人，被统治者引导成怎样就怎样，你恶我也恶，你骗我也骗，你暴力我也暴力；但有些人是超于常人的人，有超越的能力。做领袖的一般是超于常人的人，比如刘晓波，蒋经国，华盛顿，马特路德金，等等，他们有超人的眼光和胸怀，懂得必须要改变旧的一套，超越过去，才能从恶性循环里走出来。如果这样的人做了国家的下一任领袖，国家就会进步，从暴政-暴民-暴政的怪圈中走出来。还有另一类超于常人的人，比如本拉登，希特勒，毛泽东，卡扎菲，他们有超人的技巧掌控人民，却没有超人的胸怀为人民造福，这样的人做了国家领袖，这个国家就只能停留在动物世界里。这个世界是前一种领袖多，还是后一种领袖多？我说是前一种领袖多，否则世界就不会从古时候所有国家都是不同程度的暴政统治进步到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文明民主国家的局面。

还有不少人对中国人的暴民品质忧心忡忡，主张要先改造中国人的暴民品质，然后才能讲民主。我想要指出的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虽然有些皇朝残暴些另一些皇朝仁慈些，但一直是以孔孟之道的仁义廉耻为主来治国，来教育人民，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更是以民主立宪人道为最终目标。中国真正进入到全面极权暴政是在共产党成立新中国之后，中国人民大批地变成暴民发生在新中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才集体变成暴民的。而在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暴民的人数达到了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顶峰，中国暴民们所做的灭绝人性的事之多之广严重之程度都是史无前例。虽然毛泽东之后的三十年，共产党的暴政恶劣程度相对于前三十年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中国暴民的人数也随之有了很大程度的下降，但只要共产党极权专制制度不改变，只要中国政府仍然坚持以手拿枪杆子不屑与任何人讲理的方式来统治国家来压迫人民，中国就将一代接一代地生产相当数量的暴民。我讲这些并不是要为中国暴民找借口，暴民多了，人民自己最终成为受害者，我衷心希望所有的有识之士们共同努力来减少中国的暴民人数。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什么是大量产生中国暴民的根源，应该明白只有建立讲理讲文明规则的民主社会，才能真正根除产生暴民的土壤。

有多少中国人患上斯德哥尔摩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心理疾病的名称来自1973年发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的一次银行抢劫案。当时两名抢匪绑架了四名银行工作人员做人质，将他们扣押在银行金库里长达六天。绑匪向包围银行的警察提出要求：为他们准备好三百万瑞典克朗现金，和一辆让绑匪以及人质出逃的汽车。警察同意给绑匪一辆车，但拒绝让他们带人质一起走。谈判失败后，绑匪主犯打电话给瑞典总理，宣称如果自己提出的条件不能被满足，他会把所有的人质杀死。为了证明他会说到做到，他用手使劲掐住一个被绑架人质的喉咙，在绑匪放下电话前，总理最后听到的是人质恐赫尖利的惊叫声。第二天，总理又接到一个电话，这次是一位被绑架的人质打来的，说她对总理的态度非常不满意，要求总理尽快设法让绑匪和人质出走。这场绑架案最后以警察从银行楼上的公寓钻了一个通往金库的孔洞，从孔洞里向金库扔催泪弹后，绑匪向警察投降而结束，四名人质全部安全获救。令人跌破眼镜的是，这些人质获释后，站在绑匪的一边，宣称他们并不害怕绑匪，反而更担心警察会伤害他们。有两名人质后来还在审判绑匪的法庭上为绑匪作证，替他们开罪解脱，那个给总理打电话的女人质事过之后与绑匪多次会面，两家还成了好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从此被命名。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叫人质情结，是指犯罪者的受害人对犯罪者产生依赖心和好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心理学家们认为，当人处于满足以下四种条件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第一，受害者真正感觉到罪犯威胁到自己的存活，相信罪犯随时可以毫不犹豫地夺走自己的生命；第二，罪犯给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比如在极度干渴极端绝望的情况下给受害者水喝，让受害者对罪犯产生依赖之情，进而产生感激之情；第三，受害者与世隔绝，所有的信息只能通过罪犯得到，受害者的思想被罪犯完全控制；第四，罪犯使受害者相信没有逃脱的机会。人之所以处于上述情况会得斯德哥尔摩症，是因为人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面临的恐惧超过他能承受的底线时，人的心理就会发生剧变。当一个人遇上了一个冷酷无情毫不讲理的绑匪，随时可以夺取他的生命，这个人就可能会渐渐把生命权托付给这个绑匪。时间久了，这个人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绑匪对他的宽容和慈悲；对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感情从恐惧转化为感激，然后再进一步转化为崇拜，最后人质将自己与绑匪完全认同，下意识地认为，绑匪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自己与绑匪是同舟共济一条船上的人，开始助纣为虐，从而彻底屈服于暴虐。

上面这段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如何产生形成的描述，基本上完全照抄于百度百科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解释。让人惊奇的是，如果你把上面这段文字中的受害者改成中国普通民众，把罪犯或绑匪改成中国共产党，那基本上就等于在描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普通民众之间的实际关系。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知道共产党对自己的生命和自由有着控制权，潜意识下都对党有一种恐惧害怕的心理，很多中国人早已把自己的生命权托付给了党；中国普通人民有什么自由有什么权利，完全依赖于党，取决于党的施舍，当共产党不再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随时可以把人民打成反革命打入十八层地狱，总算让老百姓有了吃饱穿暖的动物权利时，人民就觉得那是党对自己的慈悲和恩赐，就对党感激流涕了；人民的思想完全被共产党掌控，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网络自由，连香港的电视都被屏蔽，什么思想可以传授给学生什么新闻可以在中国报道必须经由共产党中宣部批准；中国人都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逃脱党铺下的天罗地网，如果试图与党做对，刘晓波艾未未的命运摆在那里作榜样。在中国，人人都生活在满足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下，而且不是六天，不是几个月，不是几年，是从小到大一辈子。难怪这么多中国人从对共产党的恐惧变成对党的感激，变成对党的崇拜，心甘情愿与党同舟共济，党的强大就是自己的强大，批评党就是批评自己，推翻党就是要灭自己的国，除了党没人能领导中国。而且，因为从小一直在这样的条件下受教育，不少人的斯德哥尔摩症成了不治之症，哪怕到了海外，不再是绑匪手下的人质了，却依然心甘情愿地为曾经绑架自己的绑匪示威舞红旗，为曾经绑架自己的绑匪辩护找借口，为曾经绑架自己的绑匪做网络打手。

上次写“中国没有德育教育”，有位前辈读者问为什么他们那代人里很多人自己曾被批斗，过后还对党那么忠心，难道共产党的教育真的就如此“深入人心”？答案是：不是党的教育深入人心，而是对党的恐赫已经深入这些人的骨髓，洗脑教育留下的印记已经难以从他们的脑髓中去除，他们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可喜的是，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经过众多坚信普世价值观的中国人的共同努力，不少中国人有机会让自己的思想从共产党的绝对控制中走出来，我注意到某些国内网站（比如凯迪的猫眼看人）上心甘情愿替绑匪说话替绑匪做打手的准五毛人数在一天天减少，向往普世价值向往民主的中国人在一点点增多，这说明努力还是起作用的，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注】：我这篇文章里在提到中国人时，没有处处加上“不少”“很多”这样的定义词，但实际指的就是“不少中国人”。理解别人的话，也要用点常识，不要自己走极端，别人一说“中国人”，就将其极端化，理解为100%的中国人。比如人们常说“Americans are fat”，并不等于说100%的美国人都是胖子，而是指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人，美国人里胖子特别多。当我们说“中国人如何如何”，也是一个道理，是指中国人里这种人特别多。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毛病，请不要自作多情来自动对号。如果每一段话，每一篇文章，都要像写科学论文那样精确全面，这个世界也会变得很枯燥无味。

政府腐而不垮，人民必定遭殃

万维博客主沁霈和余不洁就“中共为何腐而不垮”展开的讨论引起了一场很有意思的争议，我在这里也参加进来，谈谈我对腐败与政府垮台之间关系的看法。

政府的腐败程度与政府是否垮台不像简单的数学公式那样有一个统一的定式，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腐败限度，任何政府腐败超过那个限度就一定会垮台。一个政府要多腐败才能垮台，与国家制度有很大的关系。越是民主越是自由的制度，能够容忍政府腐败的程度就越低，而越是专制越是极权的制度，能够容忍的政府腐败程度就越高。在极端专制制度下，甚至可能出现政府极度腐败却仍然没有丝毫垮台危险的现象。北朝鲜的金家王朝就是一个例子，那个政府到了连人民的温饱死活都不管不顾的地步，名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则金家世袭王朝，全国人民沦为任金家王朝奴役主宰的奴隶，却仍然丝毫没有要垮台的迹象。美国入侵前的伊拉克萨达姆政府是另一个腐败之极却丝毫没有能被人民推翻迹象的例子。事实证明，统治者权力越是集中，统治手法越是卑鄙残忍，不择手段，人性底线越低，人民越没有权利，那个国家能够容忍的政府腐败程度就越高。而当一个国家的制度对统治者监督约束的程度越高，人民的权利越健全，政府就越容易因为腐败而倒台。西方民主国家政府，常常是因为犯了在专制国家看来微不足道的一个小错，就不得不解散下台。

为什么当年国民党政府轻易垮台，而今天的中共却能腐而不垮？这其实就与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专制，共产党做人底线比国民党做人底线低，共产党人的心比国民党狠有直接的关系。国民党时期比共产党时期自由得多，国民党专制比起共产党专制来是小巫见大巫，因此国民党时期反对派有发展壮大的机会。当然中国共产党力量得以壮大除了国民党不够专制，还有另外几个原因，第一，共产党发抗日战争的财，第二，靠苏俄扶持，第三，共产党擅长洗脑战术。更可鄙的是，共产党当年利用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大伤元气，战后对各种问题应接不暇的机会，在抗日战争刚结束，国民党政府还没有机会喘过气来对付国内成堆的问题时，就挑起了内战。国民党战后统治时期，之所以中国国内问题成灾，造成人民怨气冲天，共产党内战大大地分散消耗了国民党政府的精力是重要因素之一，哪一个政府可以有能力在刚打完一场被外族侵略战争之后又打内战，同时重建被战争重创的国家？当时不少中国人支持共产党，是因为心急了些，幻想中国问题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心急乱投医，没想到吞下了一丸毒药。那时的中国人也很幼稚，根本没想到共产党会骗人，夺权时好话说尽，掌权后全部食言，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制度好过专制，因为民主制度允许人民犯错，人民一次犯了错，看错了人，过几年就可以有纠正的机会。上次上当了，最多等四年，下次就不信你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六十多年都没有机会纠正。

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权成功后，吸取国民党政府的教训，把人民的自由限制到最小，把政府的专制推到了极限，封杀一切可能让反对派存在的机会，横扫一切社会力量，对人民则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和严密的思想控制，总之不择手段确保共产党政府永远不垮。而一个几乎没有可能被人民推翻的政府，走向堕落腐败是必然的，因为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反正没有力量能使它垮台，人民面对政府腐败则束手无策，只能任它一天天烂下去。政府能够腐而不垮，是人民的不幸，是国家的晦气，虽然政府从短期来看似乎是赢家，能犯大错也不倒台，但其实政府官员也活得如惊弓之鸟，知道自己欠人民的债越集越多，不知哪一天会有什么事件触动社会的爆发，最后造成自己和家人性命难保。今天的中共政府要腐败到何种程度才会倒台，取决于中共高层的底线能降到多低。但愿今天的中共领导人不像毛泽东那样心狠手辣，不至于卑鄙无耻到金家王朝的地步，但愿他们能够早日认识到不主动政改，继续用压迫隐瞒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只会使中国不断腐烂下去，在勉强维持的稳定表面下，是人民日益积蓄增长的怨气，造成有一天人民以社会爆发的形式推翻政府，那将会是政府人民双输，有可能给中国人民包括政府官员及其家人带来不可收拾的灾难。

中国没有德育教育

我曾经写过一篇“中国文科教育的失误”，提出了中国没有真正文科教育的问题。其实，中国教育还有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没有德育教育。

记得小时候在中国，被教育说要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而我从小一直到读大学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所谓德育好的同学，因为那些德育好的同学大多是些爱拍老师或书记马屁，积极配合共产党政治宣传，喜欢讲空话套话的人。我这里要说明一下，我并不是说我从小就看透了共产党的本质，像今天这样反共。小时候讨厌共产党宣传纯粹是出于一种本能的自然感情，觉得那一套很无聊，全是些空的东西，特别假，特别装腔作势。

最近我在网上读到一位中国家长陪孩子复习《思想品德》时的感受：“无用的东西教得太多，抽象玄妙的东西教得太多，明显是假话的东西教得太多”。看来今天中国的德育教育与我成长时的教育并没有多大差别。中国学校的德育教育，以歌颂党，以灌输毛泽东思想，背诵共产党口号，学习共产主义马列主义为主导，给孩子灌输的大多是抽象无意义的空话套话，内容大多脱离人性甚至违反人性，更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假话，其目的是为共产党牢牢掌握政权服务，是要培养对党忠心，听话好管的党的“接班人”。在这种教育的长期熏陶下，孩子们被渐渐去人性化，渐渐丢失人的良知。我们从小被教育说要培养好品德时，目的是要做党的好孩子，而不是为了服务于人和社会。今天的中国人大多连基本做人常识都没有，基本对错都不知道，基本良知都缺乏，就是从小被培养党性，被去人性教育的结果。虽然我们小时候也有学雷锋做好事等培养品格的活动，但目的与西方学校里学生参加志愿活动的目的很不同；我们学雷锋做好事，是为党为革命的一部分，而不是为了帮助人，帮助周围那些不幸的同胞。实际上，在我小时候成长时的中国，你根本就不能说中国存在不幸的人，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人，擅长于放眼世界，能为被美国入侵的伊拉克人义愤填膺，却对自身周围比比皆是的受到不平等不公正待遇的同胞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毫无同情心。记得九十年代末一次回中国，去一个大学同学家看他新买的高级公寓（在当时中国算高级），聊天期间忘了为什么我提到有大陆人偷渡台湾的事。这位同学听了非常生气，说：大陆谁会要去偷渡台湾？台湾根本不如大陆；并说有台湾友人来看他的公寓，称赞说你们大陆人现在都住得这么好了。当时我听了，就笑了：哪里有“都”，我们班同学中（当时）也只有你和极少数的几个人在中国能住上这样的公寓，你当然不会去偷渡台湾，可那些来自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人，在大陆没有地位没有机会，就要去偷渡台湾。这位同学是我大学期间的班长，照理是大学同学里相对来讲比较出色的，也只有能力看到自己一点点经济上的成功就沾沾自喜，根本不关心社会上其他人，可见中国教育的失败。这场谈话也是第一次让我意识到，我来美国后潜移默化，已经不再是出国前的我。如果我没有来美国，我也一定是一个对社会上其他人毫不关心的人。我读大学时胸怀远不如这位班长，是一个毫无政治上进心，只关心自己的学生。

我看过一部英国记录片-“七岁开始成长”（Seven Up），是一部从1964年开始追踪拍摄十几个伦敦孩子的记实片，从他们七岁开始采访，然后每过七年采访他们一次，一直到他们长大成人，记录他们的成长实况。这十几个孩子，有来自最下层最贫穷潦倒的破碎家庭的，有来自蓝领工人家庭的，也有来自富裕有特权（privileged）的家庭的。那些贫穷或蓝领家庭出身的孩子大多上的是公立学校，而那些富裕有特权家庭出身的孩子上的则是昂贵的贵族私立学校。片中一段对富家子弟的采访，让我窥见了英国贵族私立学校是如何培养富家子弟的德育的。这些上贵族学校的富家孩子们介绍说：我们在学校被教育说，你们来自有特权（privileged）的家庭，是比一般人幸运的人，因此你们对社会负有特别的责任，有义务为社会做比一般人更多的贡献。他们还说学校教会他们做绅士的礼貌礼节，其中包括对待穷人不能嗤之以鼻，不能做贬低他们人格的事。这些贵族学校里长大的孩子中，有一个从小就立志要去非洲帮助穷人，长大后虽然没有去非洲，但青年时期去了孟加拉国给贫民孩子当老师，中年后则回到伦敦东区为穷人孩子教书；另一个从小就关心政治的，长大后做了律师，业余时间则组织志愿团体从事志愿活动，为失去父母的孤儿们募捐集资。从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的高素质并不是基因里天生俱来的，而是后天教育出来的。

美国学校的德育教育叫做Character Education，翻成中文就是品格教育。虽然大多数美国学校没有专门设置品格课，但学校里设有学生辅导员（counselors），专门为学生作引导工作，包括品格上的引导。学生正确价值观正直品格的建立还通过社会学习，文学学习，通过社会活动学分，通过老师的日常言行身教等等来引导培养。美国学生品格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来自家庭，很多美国父母非常重视从小培养孩子正直的品格，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且用自己的言行为孩子做榜样。比如奥巴马的母亲教育幼年奥巴马说：要成长为人，你一定要有价值观（If you want to grow into a human being, you are going to need some values）。她给奥巴马立了四个做人原则：诚实（Honesty），公平待人（Fairness），说话要直接（Straight talk），以及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Independent judgment）。

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没有德育教育”，其实更确切的题目应该是“新中国没有德育教育”，因为中国学校的去人性化德育教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中文网上近年来流传民国时期的小学课本，被人称为是上有信念，下有常识，不居高临下，不喊口号，无关君王权贵，体现民间真情的好教材。很多人说看了民国课本，不禁为中国现代教育哭泣，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担忧。把解放前后小学课本做比较，人们立刻可以看到鲜明的差别：民国课本是人文教育，小学第一课从浅显易懂的做人道理学起，从怎样自重和怎样尊敬人学起，新中国课本则是奴才教育，小学生从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共产党万岁学起；民国课本教育孩子值得崇信的是父母老师兄长，新中国教的是相信党崇拜毛主席。两个时期课本的前后对比，让人看到新中国后教育理念上的倒退和没有人性，而民国课本教给学生的理念则符合人之良知，近百年后也不过时。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其目的除了要让学生增长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人，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共产党改造后的中国教育在教学生做人这点上，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当一个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代精英缺乏良知缺乏人性时，他们的专业知识再好，这个国家也不会有希望。

记得曾有读者说我谈民主太空，应该讲些中国具体怎么改进。虽然我并不认为阐述民主的好处是空话，因为不少中国人对民主仍然非常无知，但我也同意能讲些具体怎么改革很有必要。我这里就提一个中国改革的具体建议，那就是从小学到大学，彻底废除反人性的共产主义教育，去除教材中的党性内容，用人性思想教育孩子，不肯讲人权自由民主，讲儒家思想（挑精华讲）也比讲共产主义讲党性好一百倍（可悲的是，近百年前的民国课本，已经给孩子们教人道自由民主立宪的概念，近百年后却不能）。小学要废除少先队，不要再让孩子从小对着红旗宣誓说假话空话，教孩子从小学会讲真心话，从小学会自尊并尊重周围人，从最基本的做人常识，最基本的礼貌学起。这个改革并不难，并不直接影响维稳，可以是中国改革的最简单安全的第一步。

中华古文明值不值得后人骄傲

大陆人从小被教育，中国分为新中国与旧中国：新中国，天是明朗朗的天，水是明朗朗的水，领导没有缺陷，人民没有不幸，总之什么都好；旧中国呢？封建，落后，精英假仁假义，人民东亚病夫，文化更是糟粕，总之一无是处。到中文网站走一圈，嘲笑中华文化，贬低中华文明，谩骂孔子，消灭中医，甚至痛恨中文的言论比比皆是；国内一些亲朋好友去欧洲看欧洲古迹回来，便对欧洲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中华古文明嗤之以鼻；某些中国学者也将中华文明贬低到在世界文明史上毫无地位的地步。总之，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在共产主义教育下，极度崇洋媚外，除了党不允许的民主制度，其他一切都是西洋的东西好，蔑视自己的祖先，看不起自己的传统，连从来没出过国门的人讲话也常夹带英语，更有不少人把现代中国社会的糜烂怪罪于几千年前的先人，荒唐可笑之极。中国一方面拒绝学习西方社会最好的东西-民主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却又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的一举一动，结果不论是城市建设，还是个人特性，都变得不伦不类，本质依然非常落后，表像却半中半西，浮躁无根，让人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丑。

翻开西方历史书，中华文明被推崇在与中东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等世界主要文明流派同样明显重要的地位。在世界几个主要文明流派中，中东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有很多前承后继相互交融的历史，而中华文明则由于地理位置距其他文明之遥远与隔绝，几乎完全是自创，完全是自己独立发展，有很明显的独具一格的特征，光是这一点，就很值得我们后人的骄傲。现代中国人除了山寨作假，有过什么自己的创造发明？只会东施效颦的现代中国人跟在西方人后面学了点科学，就自以为比古人强，就蔑视嘲笑自创了丰富文化遗产的中华祖先了。而且，现代中国山寨西方，还不懂得山寨个好东西，放着好好的民主政治制度不学，却捧着灭绝人性崇扬暴力的共产主义不放。是的，中华文明到了近代，输给了西方文明，那只能怪中华后人没有继续先人的创新精神，没有不断发展，变得固步自封，沉迷于保住皇帝的江山，拒绝学习其他文化的精华，是后人不争气，怨不得前人。只有没出息的后代才会把自己的不成功怪罪到祖宗的头上，抱怨祖先没有为我们后人创造准备好一切，却不想想自己生活在比古人优越开放得多的环境下，却没有能力创新，没有能力超越前人，这样的后人有什么资格咒骂前人。

我也是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长大，来美国前与大多数同时代中国大陆人一样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糟粕，我对中华文明的欣赏是来美国很多年后才渐渐开始的。下面列举一些最让我引以为豪的中华传统文化：

孔子和儒家思想：孔子在现代中国曾经被批倒批臭，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将当今中国社会的问题怪罪于孔子，而其他受儒家思想深入影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除了共产党控制的北朝鲜，越南和中国，如今都已跨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让我们来看看孔儒思想到底主张些什么吧。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两个字是“仁”和“义”。本人古文不好，加上从小被误导理解“中庸之道”的经历，变得不太相信中共知识分子对孔子的阐释，所以，我学孔子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路：先用英语材料起步，然后再做中文材料核实。“仁”的英语翻译是“humanity”和“benevolence”，“义”的英译是“justice”和“morality”，所以“仁”，“义”的现代解释就是人道和慈悲，以及正义和道德。另外，儒家思想中，诚实是非常重要的品质，“信”，“诚”，“廉”，这些儒家思想的关键词都与诚实有关。看看现代中国，掌控一切的共产党是最不屑人道慈悲，最不讲正义道德的，撒谎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儒家思想早已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不复存在。儒家思想与西方现代价值观有许多相通之处，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被称为是人权的雏形，孔子的“中庸之道”可以通过民主政治来达成。当然，儒家思想确实有局限性，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家之言，有局限是正常的，后人应该取其精华，在其基础上发展超越。

汉语方块字：中文方块字在普遍罗马化的世界文字林中独具一格，与众不同，可以说保留了最多的古代文字风格，又已经发展成适应现代社会实用的一个文种，是世界文化的瑰宝。读书时碰到很多国家的留学生（比如印度），说在自己国家科学是用英文教的，而我们中国学生不管是数学还是物理化学都是用自己的传统语言-汉语学的。与英语国家的学生相比，中国学生的科学基础知识一点也不差，说明汉语完全能够适应现代社会，我们应该为此骄傲。有不少人把中国人思维缺乏逻辑概念简单归罪于汉语，那实在是因果倒置。语言不过是一个装载思想的工具，人有思维在先，创造语言在后，是人创造了语言，人的思维控制语言，而不是语言控制思维，只要你有那个思想，就一定能发明出词汇语言来表达它。中国人应该从西方人那里学习思维方式，而不是鹦鹉学舌，人家讲英语，我们也讲英语。另外记得过去还有人说汉语方块字不能适应计算机时代，因为难于打字，如今有了谷歌中文软件，中文打字几乎和英文打字一样方便了。我衷心希望中文方块字的文化特色能永远立足于世界文字之林，这个世界要多彩不同才更美丽。

中华传统建筑艺术：如今中国城市建筑风格已经完全西化，连新建的乡村民宅也不再有传统文化特色，中华传统建筑文化正在迅速从中国大地上消失，非常令人惋惜。在西方住久了，每次回中国，看到中国传统建筑，总觉得特别美。比如杭州西湖周围的那些亭宇祠庙楼塔，杭州西郊西溪湿地保留的浙江传统民宅，京杭大运河上的古拱桥，都让我觉得美得不行，反映了我们中华祖先有品位的审美设计和优秀的工程设计，而且与我们中国人细眼柔和的长相非常相配。说实话，与欧洲那些富丽堂皇的古建筑相比，在我眼里，中华传统建筑不论是从美学角度，还是从设计角度看，都一点不比别人差。

中华饮食文化：这点不需要我做多少解释，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同意。中华饮食的优点除了味道鲜美外，还相对来讲比较健康。据说美国华裔人的平均寿命比平均美国人的寿命长得多，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饮食习惯。

中医：中医对抗西医，就像中华文明对抗西方文明，属于失败的一方。如今绝大多数中国人生病，第一选择恐怕是寻求西医，西医不行了，才看中医，我也是这样。本来我是不会特意把中医单独提出来自豪的，但最近在中文网上听到不少咒骂中医，主张消灭中医的声音，让我看到了又一个中国人跟在西方人后面学了那么几天，就盲目崇拜西方，看不起自己祖先留下的遗产的例证，所以特别在此把中医列为令我自豪的中华文化遗产。道理很简单，第一，中医是中华先人自创的，在封闭的古代，是中国人唯一可以依赖的医疗手段，我们这些什么也没发明创造过的中华后人没有资格看不起先人咒骂先人；第二，中医到今天仍然有价值，仍然对西医有互补作用，有很多病症西医目前还无法治疗，甚至不理解，其中有些病症中医却可以轻易治愈，有些病症用中医治疗，副作用比西医小得多；第三，说某种中医方法不适用于现代社会，也要做足够的研究拿出足够的依据来证明，而不能仅仅因为与西医结论不同，就认定是糟粕，西医发展到今天对人体的认识依然非常肤浅，其自身还有很长的进化之路，远不是绝对真理。当然，中医也承待后人去伪存真，有些庸医招摇撞骗不等于是中医本身的错，后人需要在继承先人遗产的基础上利用现代知识去提炼精华去发展提高，让中医为人类的健康提供更好的服务。

动车事故能敲响专制的丧钟吗

这次723温州动车事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普遍民愤：人民要求公布死亡人名单，调查公布事故真相，甚至有人要求撤销铁道部。在民愤的压力下，铁道部部长迅速被撤职，电视台记者陆续开始发问了一些大胆的问题，国务院也号称要做透明公开的事故调查。能公布所有死亡人名单，电视台不再躲避报道事故新闻，国务院至少口头表示顺应民意，能做这些，总比连死亡人数都隐瞒，电视台避开不报道，国务院连个态都不表要好。不过，就算公布了死亡者名单，就算造成动车追尾的原因有个官方调查结果了，就算铁道部部长换人了，甚至铁道部真的被取消了，那么又如何能保证这样的事故不再重现呢？有人说铁道部部长换人是走了虎豹又来了豺狼，我说说得太对了，只要制度不变，再换部长也没用。除了铁路，又怎样保证高楼的安全？怎样保证桥梁的安全？怎样保证核电厂的安全，怎样保证食品的安全？等等等等。中国三十年来不惜代价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一旦真的调查起真相来，一般人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听了恐怕会受不了。我有一位小时候的邻居，现在在省级设计院工作，掌管建筑审批，说是活得很胆战心惊，因为头头拿了贿赂，总是让他在审批时做手脚，好让建筑商偷工减料。他说不知道哪一天被揭出来，或出了事故，自己的命就可能难保，他母亲则建议他把领导说的话都记录下来，以防万一。这样的事在中国恐怕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为了钱，为了GDP，根本不把生命安全当回事，事故隐患处处埋伏，灾难的发生是早晚的问题，落到谁头上就全看运气了。中国目前的畸形制度，实际带来的是政府人民双输，多少政府官员也活得战战兢兢，不知哪天那个斧头掉下来，砍的是自己的脑袋。



这次动车事故的发生再一次说明专制下的高速发展并不会真正带来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一个为夺江山保江山而执政的党做事只能从保江山的角度出发，人民利益，人民生命都要为保江山让路。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时期开始，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方针都是以获得权力为目标，建国前是不择手段夺取权力，建国后是不择手段摧毁一切社会力量，把一切权力牢牢地集中在党的手中，使党在中国拥有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必定带来绝对的腐败，中国社会走向腐败堕落是必然。



要保证一个国家的各项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是以人民需求为基础，以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发展，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大跃进，不建立民主政治体系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的政权，需要被监督，被制约，需要每几年就面临被人民颠覆的可能，这个政权才会在做事时以人民利益为重，处理灾难时才能以救人为重，以吸取教训以防再犯为先，而不是能瞒则瞒，以保乌纱帽为要。而只有民主政治体系，才能保证政府的权力真正被制约被监督，才能使政府的颠覆更迭不需要通过暴力流血通过社会动荡来达到。民主政治体系不仅对人民有益，而且是政府人民双赢，政府官员干得好受到人民的真心支持真心敬佩，而不是靠维稳强迫人民唯心说政府好，干不好干不了，当个平民百姓日子也不差，不必为自己干了什么对不起人民的事而胆战心惊。中国政改越早进行，人民付出的代价就越小，政改的阵痛就越短。中国人民还要付出多少代价，中国还要经历多少次灾难，才能让共产党统治者良心发现，让统治者终于承认不政改，国家将走向灾难，人民连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有忍耐力的人民，对政府逆来顺受有着超强的能力。关键是忍耐只会使政府更堕落，放弃基本人权只会使自己最后连动物式生活都保不住，连生命权都难以保障。连死了多少人都不得而知的四川大地震，不了了之的毒牛奶事件，烧死五十多人的高楼大火最后却只惩罚了违章施工的民工，动车事故后匆忙掩埋车头，除了这些，不知还有多少被隐瞒被和谐的事故真相，中国人民要忍受多少灾难后才能达到忍耐的底线？这一次动车事故能为中国专制敲响丧钟吗？

从邓文迪谈亚裔女爱嫁老头之偏见

不少西方人对亚裔女有一种偏见，说亚裔年轻女人爱嫁又老又丑的西方男人。这几天，邓文迪救老公默多克之举把邓文迪推到了西方媒介花边新闻的热点镜头上，同时也把亚裔女嫁老头的具体形象推到了西方媒介的前台。看着又漂亮又能干的邓文迪，一脸幸福地挽着比自己大三十八岁的老丈夫的照片在屏幕上不断闪过，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中国（亚裔）面孔上西方媒介花边热点新闻的机会不多，好不容易有一个，还是个年轻亚裔女嫁西方老头的例子。这一阵热闹过后，那些对亚裔女本来就有偏见的西方人恐怕更是偏见得到证实得到加深了。

其实任何文化中都有年轻女嫁老头的例子，比如最近新闻上就有一个五十几岁的美国电影明星娶了一个十七岁的白人女，但是，确实亚裔年轻女嫁老头现象比西方女普遍得多。而在亚裔女中，中国人还不是最糟的，据说菲律宾女和泰国女嫁老头最甚。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调查节目，说不少西方糟老头，专门去泰国找年轻到可以做孙女的泰国女孩，手牵手在泰国大街上走，也不会招人侧目。

人都说男人喜欢年轻女人，其实正常的女人一般情况下也是不喜欢比自己大很多的老头的。老男人要找比自己小得多的女人，就必须靠身外条件吸引，比如有钱有权或有社会地位，让小女人看到有改善女人地位的大潜力。看电视相亲秀“非诚勿扰”，有时上来一个长相苍老的男嘉宾，主持人问灭灯的女孩们为什么灭灯，不少女孩回答说，像大叔，不喜欢。这些女孩的反应非常正常，体现了她们自尊心强，对爱情中的感情成分要求高，不把爱情看成仅仅是物化的筹码的品格。每每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心里都会禁不住为这些女孩们微笑，对这些女孩多一份尊敬。那么什么样的女孩会愿意嫁大叔大爷级男人呢？一般是贫穷，自尊心低，不贫穷的则是因为懒惰，把色相性作为交换的筹码以改变自己的物质或社会地位的女性。嫁老头的年轻女人大多来自落后贫穷地区，来自女性地位低，女性被物化的社会。比如同是中国女，已经在美国的中国女嫁老头的几率就比在中国的中国女低。我个人在美国认识的嫁西方男人的中国女中，没有一个嫁给超过十岁的老男人的，反而有不止一个嫁了小她好几岁的西方男人。但回国就可以看到不少傍老头的中国年轻女。我去西藏旅行时的租车友-一位西班牙退休外交官，就与一个小他三十岁的中国女结了婚。记得有一年回国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上看到一段“爱情”故事，介绍一位来自硅谷的年近五十的美籍华裔男人与一位来自贵州的漂亮到可以做模特的刚二十岁女孩的曲折“爱情”经历，让我哭笑不得，这哪是什么“爱情”，分明是一方交色相，一方给美国绿卡的交易，居然国家级的中央电视台也能把它当成是“爱情”故事来歌颂，可见国内人观念的落后。著名嫁老头中国大陆女除了邓文迪，还有嫁给祖父级老爷爷杨振宁的翁小姐，嫁给香港大伯的伏明霞，这么多著名的大陆女嫁老头，大陆女的名声可以直追泰国女和菲律宾女。

在今天的美国，找年轻女人的老头会受到很大的社会压力，我一位中国女友曾拍拖一位大她十三岁的西方男，可是因为西方人长相比亚裔人苍老，据说有一次在party上被美国人当面评论说他们看上去像是父女，很让那位白男下不来台。我还曾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段故事：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美国男人去中国工作时接识了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中国年轻女同事，说是两个人都坠入情网。这位美国大叔回美国后，与自己原配妻子离婚，与那位年轻的中国女子订婚并将她接来美国。这位大叔的两个女儿觉得父亲找了个比自己孩子还小的女人做妻子，给家人丢脸，也有利用发展中国家女性地位低之嫌疑，而那位中国女子不过是想借婚姻机会来美国，否则怎么可能爱上一位可以做父亲的男人。总之，女儿们给了父亲很多的压力，还闹到电视节目上去，最后美国大叔在难以承受的压力下，面对着以揶揄表示不赞同的节目主持人，大声反对的孩子们，和场下观众的犀利目光，不得不表示要与那位中国女子分手。

一个社会里年轻女嫁老头的多少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发达程度以及这个社会里女性的地位，中国城市女性在中国社会里的地位在亚洲国家里恐怕不算是最低的，但在今天一切向钱看的时代也越来越面临被物化的局面；而对那些来自乡村或偏远地区的中国女性来讲，不要说今天，就是在当年所谓“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也没有能够摆脱过被物化的地位。在亚洲国家中，日本，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年轻女嫁老头的例子就少得多，所以女性的地位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不发达的标志。但愿中国社会能早日真正走向发达进步，女性能真正摆脱被物化的地位，但愿像邓文迪这样嫁老头的中国女性会越来越少。

原赵紫阳秘书-鲍彤谈中共（摘要）

《中国新闻日摘（CND）》今天刊登了一篇《动向》杂志2011年7月采访原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的问答录。下面是采访问答的几段摘要：

问：中共正在铺天盖地九十大庆，你曾经在中共决策核心工作过，请你谈谈你对中共的观察。

答：就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开始吧！毛泽东这句话，说明中共是从俄国进口的，…。毛泽东喜欢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其实，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能打动毛的只有一条：“造反有理”。这是毛自己说的，我相信这是真话。但“造反有理”这个东西，说穿了，是中国的土产，《水浒传》里的好汉管它叫“替天行道”。

我看中共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党，它是一个为权力而斗争的党。没有政权时，它最大的欲望是造反，不择手段，夺取权力；有了政权以后，它最大的欲望是维稳，不择手段，保住权力。

问：毛泽东的共产党是靠什么上台的？


答：一靠日本侵略，二靠国民党不争气，三靠不择手段的纵横捭阖——这东西并不神秘，翻开通俗演义《东周列国志》之类，就有许多“超限”的“战略战术”。对毛泽东，勾心斗角比马克思的书实用得多。

毛泽东这个政客，没有道德，食言而肥。白纸黑字的诺言，给中国以民主，给农民以土地，给知识分子以自由，让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好话说尽，一条也没有兑现。最后的结果，中国得到的是独裁，农民分到的耕地得而复失，知识分子得到的是不准开口，民族资本被消灭，…。

问：翻云覆雨的“土地改革”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答：起了欺骗作用，欺骗了农民。对农民是个骗局，农民得到的是零，被共产党耍了。但对共产党，起了天大的作用。第一，骗得了农民的拥护，从而打败了蒋介石，夺到了统治权。第二，通过斗争地主，在全国范围内显示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党的威风。第三，通过农民这个中介，顺顺当当，把全国的土地，第一步转化给农民，第二步转化给政府，从此归各级党委和大大小小干部支配。

问：毛泽东翻云覆雨，把全体农民害苦了。


答：是的。毛泽东不是农民的大救星，而是农民的大灾难。如果毛泽东就此住手，中国人也许还能少受一些苦。问题是毛泽东野心包天，非要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不可。於是，大跃进，於是，饿死了几千万农民！於是，就有杀刘少奇等反对派以灭口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口号自始至终没有变化过：“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中国就是这样被毛泽东沦为人间地狱的。所以，我完全赞成茅以轼先生的文章，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问：您认为对共产党的历史应该怎样概括？


答：我想首先应该打破两个迷信。中共1949年以前的历史，只对共产党掌权不掌权有意义，对老百姓不见得有多大意义。曾经有人说，“建国有功。”这是一种不加分析的迷信。首先必须分析，这个“国”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然后再下结论。所以，不必急於给1949年评功摆好，称它为“解放”。如果她真的给人民带来了“解放”，当然值得我们热烈庆祝；如果她只给统治者带来了权力，老百姓就完全没有必要跟着兴奋。

经常有人条件反射地说，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不符合历史。据我所知，中国人民站起来，是在1945年。当时，联合国成立，中华民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时列强对华的不平等条约几乎全部废除，唯有苏联例外。…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有苏联管理中东路和它在新疆有採矿权的条款，是新的不平等条约。所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是在1945年，而不是1949年，至於1949年和1950年，那是蒋委员长领导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毛主席又领导我们重新跪下去了。

问：好多人在谈“崛起”……


答：你是在讲经济起飞吧？…不要忘记“中国模式”不仅能够集中力量办好事，也非常善於集中力量办坏事。在这里，别的我不再说了。它已经永远糟蹋了三峡，我不知道下一个受难的对象将是哪里。对这种心想事成，轻举妄动，一呼百应，无人负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我非常恐惧，不敢不担忧。

问：您对中共未来的领导人有什么希望？


答：我对他们抱着极大的希望。只要一息尚存，我会竭尽绵力，和全国同胞一起，向未来的领导人施加压力。我认为，向领导人施加压力是公民不可推诿的天职，歌功颂德无异于引诱他们堕落。一切领导人，只有在压力下，才能不懈怠，才能不腐败，才能有动力，才能有进步。

中国制度：一个畸形的四不像

中国现今制度是一个奇怪的组合：统治一切的执政党名叫共产党，可是今天的中国可能只有疯子才真正相信共产主义；国名是人民共和国，实际是共产党专制天朝，人民不过是需要时竖起，不需要时丢到一边的幌子，更没有什么共和；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经济制度如今走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相结合的道路，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成分-国家为人民生活提供社会主义保障则从来没有在中国真正全民实施过，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六十年没有享受过一天社会主义保障，不论是衣食住房，还是医药教育，政府从来一概不管，政府给城里人提供的社会主义保障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中也逐渐减少。这样的一个畸形的四不像制度被中国政府称之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让我们来看看共产主义，专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有什么好处与坏处。

共产主义的好处和坏处很简单，好处是共产主义世界很完美，坏处是那纯粹是人类幻想，是乌托邦，正常人到今天应该大都已经得出共产主义是天方夜谭，不可能实现的结论。如今世界上仍然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恐怕少而又少，中国的几千万所谓共产党员在入党时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其实都在撒谎。共产主义和专制本来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沿用共产主义国家的始祖-苏联的模式，走铁拳统治的道路，在西方人眼里共产主义就等同于专制。而中国共产党与其叫共产党，还不如叫专制党更名副其实，因为中国几千万共产党员，从底层的普通党员，到高层的政府首领，我相信没有几个真正相信共产主义的，但相信中国不适合民主只适合专制的却为数不少。

专制有没有好处？四川大地震后有人说专制救灾比民主制度快，这其实是只看一时炫耀表像，而不看最后实际结果。民主制度要被人民监督要被人民检查，救灾的目的是解救善后受灾的人民，工作必须做的彻底，从救灾到善后，从吸取教训到今后如何防范，一切都是透明的，要能够对人民有交代，不能偷懒欺骗，否则下次人民就不选你了。专制制度一切为统治者服务，救灾的目的是为统治者添光彩，统治者一声令下，大批军队就去了，看着轰轰烈烈，但救灾和善后成果到底如何，除了统治者自我吹嘘，人民根本无法知道真相。事情过去，想要吸取教训，就有可能影响到统治者的地位，结果什么追究豆腐渣工程，什么讨论今后如何防范，说不让做就不能做，下一次大灾难来，还是几千几万的死人。专制制度的目的是保证统治者永远掌权，好处是统治者日子好过，不管干好干坏，只要手拿枪杆子，就稳坐皇位，永葆江山，坏处是人民拿统治者没辙，统治者再腐败再无能治理国家，人民也只能忍受，没办法推翻它，大多数人民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少数几个统治者手里。在专制制度下，社会问题都是用强迫的方式压制下去，从来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解决，结果是这边问题压下去，那边问题又冒出来，社会积重成疾，一天比一天腐烂。专制虽然有时有利于专项发展，比如一下决心造高铁，高铁就通车了，一下决心筑大坝，大坝就起来了，一下决心让GDP大跃进，GDP就超日赶美了，因为专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但专制做不到的是，把人民的生活真正搞好。而且由于不惜一切代价，专项虽然进步，结果却往往是得不偿失。

再来看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统管经济统管分配，国家既管工厂里生产什么，田里种什么，也管人民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所以社会主义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国家经营经济和国家提供社会保障。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国家提供社会保障，使得人民生活不受市场经济起伏的影响，有一定的稳定性；坏处是国家经营经济，人民收益是铁饭碗，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利于经济发展。从新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发展的结果可以看到，经济上全盘国营是一条饿死人的道路。中国过去称西方国家为资本主义国家，把世界分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这其实是很不准确的。西方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国家，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民主国家，因为其本质是民主政治体制，资本主义只是其经济体制中的一部分。事实上，今天西方所有国家的经济体制中都同时含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有些西方国家比如北欧国家，经济体制中社会主义保障的比重相当大。哪怕是最相信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也有不少社会主义的成分，美国邮局就是国营的，自然环境保护也是国营，政府发放失业保险社会救济养老保险则是社会主义保障。医疗保障是另一个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化的领域，美国据说是没有国家全民医疗保障的唯一西方国家。一个经济体系中同时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现代发达国家公认的合理经济体系，至于资本主义占多大成分社会主义占多大成分，哪怕同属西方阵营，各个国家也很不相同。

资本主义又有什么好处与坏处呢？资本主义的好处是以自由市场调节经济，以物质利益为动力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优胜劣汰，可以说是赚钱，发展经济的最好模式。但资本主义无情冷酷，一切以能否赚钱来衡量，所以需要有法律制度来制约，以防止资本主义为赚钱而不惜伤害人和社会或环境；社会上则需要建立一套社会保障系统（社会主义）来维持在资本主义竞争中暂时出局的人们（失业者）有最低生活水平，给无法在资本主义竞争中生存的人（老弱病残）以体面的基本生活，用国营方式来解救在资本主义竞争中不能取胜但又是社会必需的机构（邮局，医院，自然环境保护区等等）。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式制度：共产主义口号喊了六十年，专制统治六十年，前三十年全盘国营经济，后三十年资本主义经济与国营经济混合，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六十年从来没有享受过政府提供的社会主义保障，改革开放前充其量也只能算一小部分人社会主义，大部分人是受国家剥削的世袭农奴，中国的城市居民前三十年曾经有过社会主义保障，后三十年逐渐失去社会主义保障，不管是中国的农民还是城市居民后三十年物质生活都有大幅度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共产党统治六十年来中国的唯一亮点，来自向西方学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后三十年经济上的成功是资本主义的成功。中国政府总是用这个经济成功来标榜自己，其实这个成功是政府给人民赚钱自由带来的。中国人民是最能忍耐最肯干活的民族，向来对政府不敢有任何要求，只要不压制他们挣钱的权利，他们可以为挣一份生计，付出十倍百倍的血汗，中国这样一个畸形的模式放到任何其他文化中都不会取得这么大的经济成功。中国目前经济制度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是以国营经济为主，以专制占有不平等资源为主，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以提供社会保障为主。专制政府手里拿着枪杆子，霸占着土地，电力，石油等等国家所有主要资源，通过国营，使少数人占有更大的国家资源，其余大多数人得不到公平的一份。而在中国这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生活中的社会主义保障成分比被中国称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还要少得多。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保留了太多的社会主义的坏处（国营），而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充分享受过的社会主义的好处（社会保障）却越来越少。这样不公平的制度在中国能够得以生存，甚至近年来还越来越壮大，是因为有专制制度的保驾。

另一方面，虽然资本主义给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成功，但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和社会代价，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甜头和苦头中国人民都尝到了。中国引进了资本主义，却没有引进相应的法律制约体系，人们为赚钱损害人损害社会，却不会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毒牛奶毒食品，环境被污染破坏，官员腐败，社会道德普遍低下等等都是资本主义不受制约的后果。对广大在资本主义经济下竞争的人民，中国政府也几乎没有提供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说这种向西方断章取义的学习使得中国人民为资本主义付出的代价比西方人民要大得多，使得中国人民在物质进步后不仅享受不到社会的进步，反而面对社会的日益腐败。

中国政府天天强调要走中国式的道路，说到底就是什么都可以西化，唯独共产党专制这一点不能改。中国的这个共产党专制制度一半是向苏联学来的，另一半是从中国皇帝那里继承下来的。苏联没有成功，苏联（俄国）自己都已经摒弃了苏联式道路，中国皇帝的统治方式更是老朽的笑话，连中国政府都不敢承认学习皇帝而需要躲藏在共产主义的面具后面。问题是，只要坚持共产党专制，中国社会今天的所有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可以说一切都卡在专制这个瓶颈上：只要是专制统治，就不可能有真正独立公平的司法体系，因为独立的司法公平的法律就有可能动摇共产党的绝对控制，而没有独立公平的司法体制就没有办法制约资本主义的缺陷；同时，人民完全没有说话权没有决定权的专制制度可以明目张胆地助长社会主义缺陷，为少数人不公平地占有资源做保驾，可以大言不惭地自称社会主义，却又几乎不给大多数人民提供社会主义保障。要解决中国今天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只有政治民主化，使权力被人民监督，被人民约束，对人民负责。一个政权需要被约束被监督，需要每过几年就面临被人民推翻的可能，才有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才有可能允许司法独立，才有可能在选择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时以大多数人民利益为重。而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真正保证政府权力被监督被约束，才能使推翻政府不需要通过暴力流血和社会动荡来达到。政治民主化的另一个优点是给人民权利，也就给了人民责任，使社会进步变成了大多数人民的义务。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是因为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解放了人民的积极性，经济发展不再是由中央少数几个人来计划；中国要有一个好的进步合理的社会管理体系，就必须让人民参与进来，让人民自觉自愿地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用中央红头文件来命令，由中央少数几个人来强制。就像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比中央计划经济有效一样，用民主政治来管理社会也比中央集权统治起作用。不管中国的统治者是否要把民主的道路称为西方式道路，这才是中国人民需要走的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