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与土匪，谁更坏

有不少中国人说，当年六四那些学生领袖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让他们掌权比共产党更糟。当年六四学生领袖确实很幼稚，行为上与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有着相似之处，用乌合之众来形容六四学生领袖，我没意见。不过，如果学生领袖是素质不高的乌合之众，那么共产党就是手里拿着枪杆子，不屑与任何人讲理的土匪。乌合之众与土匪相比，谁更坏？换句话说，是土匪当政好，还是乌合之众当政好？

土匪建立的体制，为的是保证世世代代土匪当政，竭力培养的是一代又一代新土匪。共产党当年靠枪杆子上台，经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有思想，有品德，有素质的人整死的整死，没整死的赶走，剩下的则绝大多数都已经被改造成乌合之众。这些学生领袖之所以是乌合之众，因为中国的教育体系是被一帮土匪控制着，他们把中国学校变成为土匪培养奴才的基地，他们要的是对土匪忠心耿耿，会背土匪语录而不会思想的脑残。那些再怎么培养也不想当奴才的，虽然心里不想当奴才，但早已不知不觉成为半脑残。

这些半脑残的乌合之众当政，与土匪当政相比，对中国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就回到民主是不是灵丹妙药，能不能一夜之间将中国变好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民主不可能一夜之间使中国变好，这些乌合之众一上台，中国不可能立刻就进步。但吃民主这丸药，比坚持服用专制这丸毒药强。民主这丸药，是慢药，而且要想光靠吃药就治好病，自己不努力锻炼以变成有思想有责任感的公民，仍然不行。但民主至少允许你锻炼，允许你思想，允许你向成为成熟的公民的方向努力，而专制则只允许土匪独家思想，不许你有任何独立思想，你如果像胡佳刘晓波那样有公民素质了反而要进监狱，它要的是人民世世代代甘心做土匪的奴才。六四乌合之众虽然素质不高，但他们比土匪强的是，他们想要学好的而不是学坏的，他们至少看到民主在西方和亚洲的成功例子，决定不像土匪那样学坏榜样：苏联的榜样，而是要学好榜样：西方的榜样。当然，他们是吃毒药长大的，从小在土匪窝里滚打跌爬，身上难免粘些匪气。但当中国不再吃专制这丸毒药时，当中国开始以民主来排毒时，渐渐地，乌合之众就有可能成长为成熟的领袖，那些拒绝成长，或不能成长的，就会被其他愿意成长，有能力成长的人替换，因为民主制度不是干好干坏永远掌权的制度，而是一个政府不好就试下一个政府。中国当年经济铁饭碗，干好干坏一个样，结果人民连饭都吃不饱，当中国砸掉经济的铁饭碗，经济就开始进步。中国政治要进步，也必须砸掉政治的铁饭碗，凭什么工人农民公司经理被砸掉铁饭碗，党中央却仍然捧着铁饭碗？

很多人说中国的乌合之众先要成长为成熟的公民，中国才能民主。可是在一个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容易统治的乌合之众的制度下，在一个天天被共产党的宣传狂轰滥炸的社会里，在一个没有公民权利，写几篇文章就会被送进监狱的社会里，那又怎么可能呢？就像要学会游泳，必须先下水一样，要学会成公民，首先要有公民社会。说人民要先有民主素质，然后才能民主，等于是对人说，你得先学会游泳，然后才能下水，怎么可能？要人民在要求民主前自己先成长，要人民先安心做土匪的奴才，然后一边白天做奴才，接受脑残式宣传教育，一边悄悄自学成才成公民，而且自学时还得克服网络封锁，书本被禁，不能与人公开讨论等无数困难，最后绝大多数人民是一群乌合之众有什么好惊奇的？中国有没有自学成才的公民？有，被中国政府关监狱的胡佳和刘晓波就是两个例子。但在重重困难下仍然能自学成才的毕竟是极少数，而当公民是极少数时，土匪就可以轻易地消灭掉这些公民。

所以，乌合之众虽然有缺点，但如果这些乌合之众将中国制度转变成民主制度，允许言论自由，允许政府公开选举，那他们就比土匪强，因为乌合之众掌权，人民至少有机会渐渐从乌合之众中走出来，摆脱土匪文化，成长为公民；土匪掌权，那文化就世世代代匪气，人民就世世代代是乌合之众，世世代代只有做土匪的奴才的命了。

我看六四与中国民主

六四在中国，对有些人是洗不去的伤痛，对另一些人是幼稚的青春，而对中国政府则是千方百计要忘掉要隐瞒要避免的敏感日子。那么中国人到底应该如何来面对六四呢？

我是一个民主的坚信者，但对六四却有着复杂的感受。我对六四既不像美国人那样将其捧成是中国人民对民主对反专制的一次英雄式的追求，也不像网上许多中国人那样莫名其妙地比痛恨共产党还强烈地痛恨着民运，将六四贬低成几个阴谋家对广大学生的利用。六四在我看来是中国学生对民主的一次幼稚的追求，当然，哪怕行动上是幼稚的，方向仍然是对的。如果当年六四真的成功，导致中国走向民主，很可能最终对中国是好事，但中国会经历一些阵痛，因为民主不是将国家一夜之间变好的灵丹妙药，而是一个学习渐进，慢慢健全，慢慢将国家引向正道的过程。民主在中国的最后成功不是仅仅建立民主制度就万事大吉的，而是要从共产党式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思维中走出来，从共产党式的极端单向思维中走出来，民主的领袖也还有许多学习成长的工作要做，中国人民更需要从各个方面的细节上摸索学习，从而走向制度的合理成熟，走向人民思维和行为的合理成熟。中国的民主基础确实非常薄弱，中国很多人的思维水平那时候（今天同样也是）基本停留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的水平，那些六四中高呼民主自由万岁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中国洗脑教育的受害者，思想简单，相信革命可以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相信只要打倒共产党，只要民主了，中国就立刻变好了，而自由则是没有任何约束，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记得当时在电视上看学生会见李鹏，学生不懂得礼貌平和地讲理，对总理（虽然是个不称职的总理，但至少是长辈）用红卫兵小将式的愤怒语气质问指责，李鹏也是傲慢地愤怒地以口号反驳，双方都很幼稚很愚蠢，一方不懂得如何有效地抗议，另一方不懂得如何有效地对付幼稚的学生。

这就回到一个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是鸡生蛋蛋孵鸡的循环问题：中国的问题到底是体制问题还是人民素质问题或者说文化问题？显然中国体制有问题，中国人民的素质也有问题，很多哪怕坚信民主的中国人，很多学生民主领袖也很极端幼稚，不管是对民主的认识，还是对如何来达到民主的认识都很不成熟。问题是如何来改变这个状态，如何能让中国文化走向平衡成熟？当一个体制不允许任何与执政党意见相左的思维时，当一个体制下的教育只允许洗脑式教育时，当一个体制对过去的失败错误采取的是竭力否认忘却隐瞒的态度，而不是公开分析反思，吃一堑长一智时，这个体制下的文化就必然永远停留在幼稚的水平，永远不能从落后原始中走出来。在如今中国这种专制资本主义体制下，文化不仅仅是幼稚落后，还正在走向腐烂。所以文化要改变必须先有体制的改变，而体制的改变不过是为文化改变提供了一个可能，起了个头，前面还有长长的路要走。

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不仅人民文化不成熟，政府也很不成熟。一个不能被批评不受监督的政府，一个不管干好干坏永远当政的政府，必定是低能的政府。中国政府根本不思考如何既让人民有机会说话，又有效地防止抗议走向暴乱，对待反对派对付抗议的办法仍然停留在秦始皇统治时代，唯一的良方就是强权禁止暴力镇压。我拿西方制度的合理来对比中国制度的愚蠢可能是老生常谈了，不过这里我还要这样做，因为我确实是从两个世界的比较中看到什么可以是中国的出路。西方人民有抗议的自由，但这个抗议的自由也受法律的限制，抗议必须是和平的，必须不严重妨碍到别人的正常生活，否则警察就会将犯规的抗议者逮捕。所以在西方抗议必须事先申请，抗议时警察也大多到现场维持，以防止暴力事件的出现，只要抗议者遵守规则，警察就不会干涉，任他们的声音得以传达。但抗议行为一旦超出规则，西方警察常常是在抗议还没有走向暴力时就开始制止，从而有效地防止抗议引向暴力，人民也久而久之养成了和平抗议的习惯。反观中国，要么政府根本不允许抗议，用暴力镇压任何抗议，使人民没有任何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反过来，如果政府稍有放纵，又常常变成抗议者不达目的不罢休，最后走向暴力。六四时我远离漩涡，很多事我不甚了解，所以这里以2008年拉萨事件来做例证。拉萨事件第一天，藏僧人和平静坐抗议，据说有警察来劝，后来藏人中流传警察打了僧人（是否是事实我不得而知），引起第二天藏平民参加到抗议中，藏平民进而将抗议变成了动乱，藏人砸汉人商店，殴打汉人路人，而警察站在远处，没有做任何事制止，一直到第三天将所有外国人清场出拉萨后，警察才开始全面镇压，问题是已经有很多汉人死于动乱。拉萨事件后，汉人大多站在中国政府一边，责怪藏人，抗议CNN的报道，唯独不责怪无能的中国警察，无能的中国政府，让我觉得中国人的可悲。为什么中国警察没有能力将抗议限制在和平的限度内？因为中国政府根本就没有动力没有压力来思考来建立一个使人民既能抗议又防止动乱的有效系统，不管它如何处理一个事件，没有人能够批评它，它也不允许别人了解真相，分析反思。拉萨事件第二天为什么警察没有出动制止藏人动乱？我认为一是中国政府怕失面子，拉萨外国游人，外国记者很多，中国政府怕西方做负面报道，要等到将外国人撤出拉萨后才行动，二是当地警察无能，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对付动乱，需要中央指示才能行动。那些死于拉萨动乱的汉人其实就是为中国政府的面子尝了命，为中国政府的无能献了身，就这样一个政府，中国人还海内海外的舞红旗支持，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中国人对CNN用缅甸警察棒打抗议者的照片来报道拉萨事件那么义愤填膺，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抗议者走向暴乱，政府干涉制止是政府该做的事。旧金山人是爱抗议的人，一年四季有无数的理由上街抗议，当地报纸对这些抗议的报道常常就是以警察逮捕抗议者的照片为题图，没有人因此丢面子，政府不过是做了它该做的事：这些抗议者抗议时犯了规（在旧金山常常是过了申请抗议的时间还不走人，或挑衅警察），警察就依法逮捕他们，从而维持了秩序。如果政府不管，任由抗议者没完没了的闹，市长警察局长倒有可能要下台，这才是一个聪明成熟的体制。

中国人思考喜欢两极化，黑白化，政府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好人，就是为自身利益不惜压迫人民的坏人，人民要么是创造历史的英雄，要么是被利用的傻子暴徒，事实是，政府常常既有做好事的时候也有做坏事的时候，一个聪明合理的制度，能使政府大多数时候做有利于人民的事，而一个愚蠢落后的制度则使政府大多数时候做损坏人民利益的事。人民也一样，人民可以是好人，人民要求民主，要求宗教自由，是很正当很有尊严的事，但当人民失去控制时，也可以变成暴徒，给其他无辜的人带来生命财产的损失。政府对抗议有能力干涉，政府有能力制止抗议走向妨碍其他人正常生活，是政府该做的事，中国政府做错的地方是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对付抗议的体制，常常到不可收拾时再采取过分残酷的镇压来对付抗议。六四已经是血染的事实，那些在六四中失去生命失去肢体失去自由的人是最大的牺牲者，其他人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反思，政府和学生，什么做对了，什么做错了，支持六四运动的人，该想想，怎么抗议更有效，提什么样要求更现实，达到怎样的效果就可以收场？要中国政府昨天还专制那一套，今天就弃权变民主不现实，那些担心中国会天下大乱的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抗议了把声音传出去了，没达到什么具体的目的就收场也是第一步的胜利，人民的思想是一点点改变的，政府里的官员也是人，要他们接受一个全新的概念，也是要一步一步地来的。政府方面，该思考怎样对付抗议，反思怎样用更聪明有效的方法改变这种一次一次总是把抗议转化成流血才能收场的状况，报纸上登几张警察制止抗议者的照片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永远学不会对付抗议才让西方人看不起中国政府。总之，把六四的悲剧，六四的失败变成一个学习的机会，那么六四的血就没有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