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故事-连载4

当今世人普遍认为，是毛泽东首先提出了“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的说法，认为走农民路线是毛泽东的首创，而历史真相是，与毛泽东的另一个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之理论-实际最初是由列宁提出的一样，首先提出中国农民问题的也是列宁。共产国际早在1923年5月就曾向中共传达了列宁的指示：“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中国“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等等。

1923年6月，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加入国民党后，毛泽东先是负责在湖南建立国民党支部，之后，在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的提携下，于1925年起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26年5月，蒋介石发令禁止中共党员做国民党部门长官，毛泽东被迫离开宣传部，被汪精卫派往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任职。

当时，国共两党达成共识，在国民军北伐的同时，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要实行减租减息。在1926年12月之前，苏联代表按照共产国际当时的方针，认为中国仍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共需要与国民党合作，尽力配合国民党政策，因此国共双方都严守这个共识，只要求地主减租减息，没有以暴力手段来没收地主的土地权。孙中山的既定方针是：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但不能用暴力从地主手中抢夺土地。后来国民党在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就是按照孙中山的这个思路，实行赎买土地的温和农村改革政策。

1926年11月到12月，苏联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会议达成的《中国问题决议》给中共布置了更激进的斗争任务，要求“在中国全面实行土地革命”。斯大林对国民党温和的土地改革方式开始感到不满，要求中国的土地改革加大阶级斗争的力度，指示不要害怕土地革命会影响与一小撮资产阶级的合作。斯大林说：“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得罪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

中共领导人接到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后，根本不知该如何具体应对，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加大阶级斗争的力度。在中国农村，地主与贫农之间只有贫富之分，不存在欧洲封建时代那种世家血统上不可逾越的身份贵贱之差别，贫农如果能勤俭持家，善于经营，就有可能上升为地主，而地主一旦失去土地也就不再是地主，因此，乡村富裕人家和贫穷人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来没有像共产党挑拨的那样尖锐。农民中穷人数量虽然远多于富人，但大多数人本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理人情，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要他们打破世代的乡村和谐，起来造反，并不容易。对乡下农民来讲，反而是与那些在乡村间游走流窜的无产游民矛盾更为激烈。这些无产游民有些以乞讨为生，有些是盗匪黑帮，有些纯粹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流，他们对乡村没有归属感没有责任感，因此敢抢敢夺，敢打敢杀，被乡下人看成是扰乱平安生活的地痞流氓。当时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给中共出主意，提出了依靠这些敢打敢杀的地痞流氓做“革命前锋”的观点，说：“两湖的农民运动太沉静，农民都不愿意起来，我们应该利用地痞流氓来发动群众”。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铁建在一篇史学研究文章里介绍，鲍罗廷的这段言论“有文字可查，当时湖北的报纸就是这样报道的”，陈铁建文章里还提到，鲍罗廷在一次演讲中说：“地痞流氓最勇敢，最坚定，最果断”。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也谈到，1927年初长沙《大公报》报道说，鲍罗廷明确提出，发动农民，非用地痞流氓做“先锋”不可。

鲍罗廷的言论一出，突然间，湖南农村一片混乱，社会构架彻底崩溃，暴力横行，恐怖泛滥，就像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湖南农民运动进行得最轰轰烈烈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这样一幕：农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描述了湖南农民运动中的暴力一景。由地痞流氓把持的农会，对什么人算土豪劣绅，划线的标准常常定得非常任意随机，有人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标语口号，有的地方把凡是拥有五十亩以上田地者一律归成土豪，把凡是穿长衫马褂者一律当劣绅，还有的地方开大会，只要有一个人指认某人是土豪劣绅，往往就没有人会反对。有时对土豪劣绅连姓名都不问，就带上高帽游街，还有以群众审判当场立即枪决的，有的“土豪劣绅”被人用梭镖刺死，有的在批斗大会上被直接打死，连当时中共要员李立三的父亲，也在那场运动中，以土豪劣绅之罪名被枪决。

正如文化大革命并非真正的群众运动，不是下面自发兴起的，而是皇上-伟大领袖毛泽东自上而下发动的一样，湖南农民运动也不是农民自发的运动，而是当时中共的皇上-苏联代表鲍罗廷鼓动发起的。证明湖南农民运动是境外势力发起的另一个依据是农会给土豪劣绅戴纸扎的高帽子游街，这种纸糊的高帽子是一种西洋货，古代欧洲在宗教审判时常给犯人戴。流窜于闭塞湖南乡间的地痞流氓，怎么会懂得用欧洲方式来侮辱人？这难道不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农会干的事是苏联人出的主意？

湖南农民运动的暴力和恐怖，引来了中共党内外包括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指责，许多人称湖南农民运动“过分”，“乱来”，是“痞子运动”。今天，有人称湖南农民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因为两者的暴力景象非常相似。

在国民党工作的毛泽东，在国共合作的前期，对农村改革的观点并不激进，基本上遵守国民党的温和路线，甚至在1924年还说过“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的话。1926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农民协会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毛泽东的这一番讲话，被当时一同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布力茨，批评为过于温和。

1927年初，毛泽东以农运委员的身份去湖南农村做了三十二天的巡视，三十二天后，毛泽东的调子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27年3月，毛发表了巡视后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称“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在农会称王”，“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站在一切人之上”，“为所欲为，”，“动不动捉一个戴高帽子游乡”，“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看过后“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考察报告的结尾，毛泽东用鲍罗廷的话为自己的报告做最后总结：“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引号内皆为毛《报告》中原话）。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调子在两三个月内从温和到极端的剧烈变化，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作者包括张戎都认为是毛泽东亲眼目睹暴力后，发现自己喜爱暴力。也许他们写书时还没有发现关于鲍罗廷言论的资料，从今天我所知道的来看，那应该只是次要原因，毛泽东发生剧烈变化的更重要因素是，他听明白了莫斯科调子的变化，从鲍罗廷和布力茨的言语中，毛泽东捕捉出莫斯科老板不喜欢中国式的温和。当然，毛泽东内心深处一定存在着对暴力的向往，并不是每一个中共党员都能够在听了苏联上司的言论后突然爆发出对暴力的热情，但在这之前，毛自己在无意识中压抑了那种向往，因为他知道不可能会被社会接受。苏联人对暴力的鼓励，对温和的不屑，让毛觉得可以无所顾忌，心中的向往可以尽情释放出来，同时还迎合了上司的口味。果然，毛泽东对暴力的热情称赞，得到了莫斯科上司的赞许，《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发表在共产国际的专刊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上，也给予毛的考察报告以好评。莫斯科要鼓励的是毛泽东这样的共产党员，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员，只是从理论上相信共产主义，一听到打人杀人的暴民行为就火冒三丈，要坚决制止，不是苏俄式的共产主义者，注定会被苏联抛弃。

暴力的农民运动，以及同时期中共鼓动起来的激烈的工人运动，使国民党右派领袖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之间积蓄已久的矛盾愈演愈烈，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宣告与苏联和共产党断绝关系，同时发布通缉令，通缉共产党首要，通缉名单里名列榜首的，就是苏联代表鲍罗廷。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失败。

1927年7月，鲍罗廷把国共合作失败的罪名加在陈独秀头上，免去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中共总书记职位。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因反对中共“武装保卫苏联”，陈独秀被开除中共党籍。

如今在中国大陆能读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已是几经修改，原文中的“地痞流氓實為農村革命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那段总结，只出现在最早刊登的一稿中，后被陈独秀删除；1948年的版本中还存有毛泽东对无产游民的定义分析：“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有些确是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赤贫阶级“全然无业，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都是赤贫。”，到1951年再版时，以上段落都被删了，以免影响“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今天的版本，“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这段话，早已不见，不知在中共的哪一次再包装中被删除。另外，我读今天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版本，其中有：“贫农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不知道毛的原文是否就是这样，用“贫农”这个词来代替“无产游民”。事实是，无产游民，或者说“赤贫阶级”，根本就不是农民，毛泽东早期的定义还存在一些事实，他们不是以农业为生，不是靠种地糊口的。当然，“解放”后，这些无产游民估计都成为农村户口，被归为农民了。

中共利用流氓黑帮闹“革命”，始于苏联人的教唆。国共合作破裂后，1927年秋，毛泽东直接与当地土匪合作，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吸收土匪流氓建立“工农”红军，灵感即来自鲍罗廷的启发。显然，毛泽东当时那样干，心里有底，知道莫斯科会支持他这种行为。后来在1964年的中央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曾说：“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1927年3月10日毛泽东（二排右三）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前排右五为宋庆龄。

未完待续。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故事-连载3

近年来，每当媒体出现对朝鲜金太阳个人崇拜的报道，不少中国人会说北朝鲜学毛泽东，这其实并不是事实，真相是，毛泽东和金家王朝学的都是斯大林，不是金太阳是小毛泽东，而是毛太阳和金太阳都是小斯大林。过去我以为，三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迅速上升，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善于人斗，在党内政治斗争中冷酷无情敢于不择手段所致。读了《Mao：The Real Story》，我才明白，斯大林相中毛泽东，锁定他做中国革命领袖，为毛泽东提供强大的后盾支持，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迅速上升的决定性因素。

朱德1927年8月参加南昌暴动，创建了第一支中共自己的武装力量-红军后，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立刻积极寻求与朱德的合作。1928年朱毛会合，组成红四方面军，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了中共首个靠武装斗争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同样相信铁拳统治的斯大林，从那时起开始关注毛泽东。除了在对武装力量的信仰上毛泽东与斯大林合拍外，引起斯大林关注毛泽东的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的政治观念也与斯大林相投，比如毛泽东认为不仅地主是阶级敌人，而且那些通过自己勤勉劳动致富的富农也是共产党的敌人。在毛泽东看来，不管财富是如何得来，拥有财富就是成为阶级敌人的标准，对多富的农民算富农，毛泽东的界限也划得非常低。毛泽东的观点和做法，与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把富农当成阶级敌人，进行严厉镇压的做法极为相似。毛泽东在阶级斗争上的极端倾向，使得斯大林认准毛泽东是斯大林模式的坚定信徒，看好他做在中国推广斯大林模式的代理人。从1928年起，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顾问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多次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保护了毛泽东。1929年苏联《真理报》对毛进行了多次报道，称毛为“领袖”，使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获得“有国际声誉的人”之名声，让党内其他人敬畏。1930年夏天，在莫斯科的支持下，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政委；紧接着，1930年10月，莫斯科给中共政治局发电报，点名要求把毛泽东提升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红军走完长征，北上来到陕北后，斯大林对毛泽东更加亲睐，锁定毛泽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斯大林统治时代，不仅在苏联实行个人崇拜，而且通过共产国际，将个人崇拜向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推广，在共产国际运动各卫星支部树立所谓的“标准负责人”。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召开，大会特别推出了几位国际共产主义领袖，其中包括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和中共领袖毛泽东。1935年12月，共产国际专刊发表了一篇长篇颂文-《毛泽东-中国劳动人民的领袖》，拉开了升起毛太阳的序幕。

斯大林1935年底锁定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人选后，开始推动将中共组织斯大林化的进程。所谓斯大林化，就是神化最高领袖，强化最高领袖个人权威，实行领袖个人崇拜，不允许任何党内反对派的存在，最高领导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不择手段摧毁任何挑战者。斯大林的设想是，神化领袖，强化领袖个人权威，可以减少共产党内部的摩擦消耗，可以更严密地控制干部和群众，从而更有效地战胜共产党的敌人。1938年，苏联开始了新一轮吹捧毛泽东的宣传运动，把毛泽东推崇为军事战术战略家，宣称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术为丰富世界军事理论做出了贡献。同年，莫斯科还出版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采访毛泽东录-《红星照耀中国》的摘译本，把其中毛泽东对自己青年时代缺陷的一些自我批评删除。1939年共产国际出版了一本由毛泽东少年时代同学萧三写的宣传毛泽东的小册子，把毛泽东描述为领导中国人民抗日，领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模范领袖。

斯大林推销个人崇拜，树毛泽东为中共之神，对热爱权力的毛泽东来讲，正中下怀，求之不得。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契机，迅速采纳斯大林的策略，在中共党内加紧对自己的宣传，指示中共宣传班子不断重写党史，拔高毛泽东在党的创建和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把中共历史篡改成完全是在他的领导下不断走向胜利。毛泽东被神化的初期，中共党内有一些不服气的人，挑战毛泽东，无奈中共不论是在财力上还是在政策上，都严重依赖苏联，挑战苏联支持的毛泽东，就等于挑战苏联，如螳螂挡车，不是对手，最后都纷纷败下阵来。1938年9月，在中共中央第六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长达三小时的讲话，总结了中共发展的历史，宣称建党以来，他领导中共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路线，战胜了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又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把遵义会议说成是中共历史的转折点，中共从此在他的领导下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为中共今后的宣传奠定了毛泽东的路线永远是正确路线的基调，标志着中共彻底走向斯大林化，毛泽东从此在中共党内迅速上升到至高无上，无人可以挑战的地位，保证了他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无往而不胜。毛泽东发表这篇讲话后，又仿照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东方国家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理论，推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理论，并组织起一个宣传班子对这套理论进行扩展充实，开始为把毛泽东树立成党的思想领袖做准备。

与斯大林一样，毛泽东个人权威的建立，伴随着对异己分子的清洗。毛泽东于1942年发起了历时三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清洗党内异己，巩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大批干部被打成特务，叛徒，和反革命。同时，毛泽东以整风为名，建立起严密控制干部群众的红色恐怖机制，镇压敢言的知识分子，强化干部群众对党的绝对服从。为神化毛泽东，完善个人崇拜体制，毛泽东的宣传班子将经过扩展充实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理论，包装成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吹捧为伟大的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袖，而事实是，毛泽东思想几乎没有什么新意，基本上是列宁思想和斯大林思想的中文翻版，但在毛泽东宣传班子的鼓噪下，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一个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在中国诞生了。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公开否定了斯大林，否定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让自视为斯大林学生的毛泽东无法接受，何况毛泽东也不打算在统治中国的方式上放弃斯大林模式。从赫鲁晓夫时代起，毛泽东开始与苏联分道扬镳，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一直延续到他1976去世。斯大林挑选扶持的另一位东方共产党领袖金日成，跟毛泽东很像似，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互学习，而是因为他们都是斯大林看中扶持的人，有着相似的品格，同时他们两人也都是斯大林的好学生，学斯大林学得极其到家。毛泽东曾对刘少奇说：“我动一下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句话，学的就是斯大林，很多年前，斯大林对不听话的南斯拉夫首脑铁托不满，就曾说过“我动一下小指头，铁托就垮了”的话。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名字都是从斯大林的运动中抄袭而来。据美国普林大学学者程晓农博士介绍，斯大林1928年曾在苏联发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在苏联的大跃进期间，“文化革命”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目标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打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造就一批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过，斯大林的文化革命走得远不如毛泽东远，相比之下，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要恶劣得多，受害人也广得多。

中共党内斗争的很多其他工具，比如给政敌扣上某某分子的大帽子，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这些毛泽东运用自如的党内斗争工具，也都是苏联发明，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党内斗争中普遍使用。

1937年陕甘宁边区儿童读报纸的照片，个人崇拜已显雏形。

未完待续。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故事-连载2

1921年6月，共产国际的新代表马林来到了中国。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中方创始人陈独秀正在广东省教育局任职不能来上海，另一个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在北大教书任务繁重脱不开身，但是马林仍然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于1921年七月在上海召开，上海，北京，武昌，长沙和济南的共产党小组各派两个代表，广州和东京小组各派一个代表参会，毛泽东和何叔衡是长沙组参会的两个代表。苏联为每一个参会代表提供了一百个大洋作为赴会开销，一百个大洋在当时等于毛做教师时一年的工资，这是已知的毛泽东从莫斯科收受的第一笔钱（另一种说法是，毛1920年开长沙书店时领的活动费即来自俄国）。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科尔斯基参加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中国共产党的两个重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缺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键人物不是陈独秀李大钊，而是共产国际的真相。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由共产国际代表帮助起草的大会党纲明确表示：“我党要采纳苏维埃的方式，把工人农民士兵组织起来...”，党纲还特别强调要“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紧密联合”。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财政支出几乎完全依靠苏联。1921年，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了总数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大洋的资助，1922年，莫斯科对中共的资助为一万五千大洋。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每月从苏联收受30大洋的工资，地区党组织也接受类似的资助。毛泽东参加完第一次党代会回到长沙后，一开始每月收到60大洋的长沙党支部活动经费，后来，长沙支部的活动经费涨到每月160大洋。作为长沙党支部领袖，毛泽东与妻子杨开慧（毛泽东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搬进了一幢名义上是长沙党支部总部的宽敞房屋，还雇了保姆，毛泽东从此不再需要靠教书或卖书为生，走上了职业共产党员的道路。

1924年，苏联创始人，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去逝，列宁长期的战友，与列宁共同缔造了苏联的斯大林接班成为苏共第一领袖。与列宁相比，斯大林对权力有着更炽烈的欲望，统治手段更粗暴残忍，对待政敌更冷酷无情。斯大林上台后，大力强化自己的个人权力，在苏联推行对他自己和列宁的领袖神化和个人崇拜政策，一人独揽至高无上，不允许任何挑战的大权。为消灭政敌，斯大林在苏共党内发动“肃反运动”，实行大清洗，清除对他个人权威有任何威胁的异己分子。大清洗最终变成对苏联党、政、军、中央、地方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近70万人遭枪杀。在大清洗中，列宁时代的11个政治局委员，被斯大林枪毙了9个，列宁时代最后一次党代会的代表中，1162个代表，被枪毙了1095个，苏联红军的五个元帅被枪毙了三个。大清洗活动也波及到社会上许多人-知识分子，富农，神职人员，科技人员等，很多人遭逮捕，被送押劳改集中营，其中不少人因饥饿或疾病死于劳改营中。同时，斯大林在其任期内在苏联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镇压抵制集体化的富农和中农，导致了乌克兰，伏尔加地区，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等苏联多个地区出现大饥荒，造成至少六百万以上的人因饥荒而死亡。为了控制饥饿的农民向人满为患的城市转移，苏联政府宣布农民不经许可滞留城镇为非法行为。斯大林时代是苏联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西方人普遍将斯大林看成是与希特勒并驾齐驱的反人类暴君。由苏联孵育培养的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代即落入斯大林手中，使得中共的早期成长环境格外凶险恶劣，给中共未来的品质留下了中共后人无力修复的烙印，是中共成年后畸形邪恶的根源。

进入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依然如列宁时代，资助中共，指引中共的方向，中共发展的道路必然地从列宁路线走上了斯大林路线。在苏联的培养和抚育下，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童年，少年，一天天成长壮大起来。随着中共力量的不断扩大，苏联为中共提供的资金数量也不断增加。1925年，中共每月从苏联领取3300大洋的补助，1926年每月领的活动费用超过了一万大洋。1927年，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用款三万元，湖南农民运动，用了近五万元，秋收起义，用了一万元，这些费用都由莫斯科提供。1930年到1931年期间，苏联给中共的补贴是每月25,000美元；1936年6月，驻扎在陕北的毛泽东曾向斯大林发电要求每月提供两百万墨西哥比索（大约相当于两百万卢布）的资助。下面这张照片选自张戎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是由毛泽东1938年4月签字的写给莫斯科的俄文收条，表明收到来自莫斯科的300,000美元资金。甚至在1941年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后，在苏联自己面临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苏联仍然给中共不断输送资金。有收据资料显示，1941年7月3日，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了一百万美元的资助。

苏联对中共的扶持帮助并不仅仅限于财力物力，中共夺取权力道路上使用的很多策略计谋大多也是由苏联设计提供。列宁最早成立共产国际，向东方国家推销共产主义时，担心工业不发达的东方国家不会愿意接受布尔什维克阶级斗争的理论，因此，他发明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东方国家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策略，提议用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把东方国家吸引到共产国际阵营中来。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斯大林充分发扬列宁精神，教导中共多打民族主义旗帜，多打抗日的旗帜，以迎合中国民众。中共早期在中国从事的运动，主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城市鼓动和发起工人暴动，在农村消灭“土豪劣绅”，破坏当地生产力和社会传统，引起了很多阶层的中国民众的反感，所以总是难成气候，屡屡失败。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举起了民族主义大旗，进行抗日宣传，逐渐开始在中国民众中赢回了一些声誉。

1941年纳粹进攻苏联后，西方与苏联形成了统一战线，共同对付纳粹帝国。斯大林为了加强与西方的合作，减少西方对苏联及其联盟的戒心，萌发了解散共产国际的计划，并指挥各国共产党改变宣传策略。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苏联及其各卫星共产党收起了为社会主义而战的宣传，转而鼓吹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人道社会。共产国际于1943年正式解散，不过，虽然共产国际名义上解散了，但中共及其他苏联卫星党与苏联的关系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仍然在苏联的领导下，只是转入了地下，不再像过去那样公开直接。国共内战爆发后，斯大林明确指示毛泽东不要打共产主义的旗帜，而是打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以收获人心，认为那样对战胜国民党会更有利。这是为什么“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发表了大量鼓吹美式民主自由的文章，不仅欺骗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甚至迷惑了美国的一些政治观察家，认为中共并不是苏联式共产党，是美国在国共内战时没有全力支持国民党原因之一。毛泽东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当他确定中共已经坐稳打败蒋介石之椅时，迫不及待地放弃了鼓吹民主自由，转而鼓吹他真心追求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露出了真容。可以说，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教唆指导，毛泽东在夺权的道路上绝不会有那么高超娴熟的技能来施展骗术。

延安时期毛泽东签字的俄文收据，证明收到莫斯科送来的三十万美元。

未完待续。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故事-连载1

中国共产党一贯以来将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说成是境外反华势力渗透操纵，而历史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到发展壮大，再到最后在中国夺得权力，靠的就是境外反华势力-苏联的帮助。中国人是亚洲最早追求民主自由的人群，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国因此成为亚洲最早实行现代立宪制的国家。不幸的是，中国人民的民主追求被境外反华势力-苏联和该势力扶持的中共阻断，使中国到今天还不能成为一个现代体制的国家。今天我就来讲讲，中国共产党如何成立，毛泽东如何走上职业共产党员道路，以及毛泽东和共产党又如何在中国发展壮大最后夺得权力的故事，看看苏联如何渗透中国，斯大林如何一手扶持了毛泽东和中共在中国夺取江山的“建国”大业。故事分八集，以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尤其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为主线，来透视1949年以前中共的成长和毛泽东的崛起之历程。第一集有前序，中共创立，和毛泽东如何走上共产党员道路；第二集讲中共一大，斯大林时代简介，以及苏联1949年以前为中共提供的金钱和“软件”援助汇总；第三集揭示苏联“软件”援助之一-斯大林启动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历史真相；第四集谈井冈山根据地的来龙去脉，细说井冈山为何成为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之起源；第五集讲长征的真实故事，第六集讲西安事变，第七集是国共内战，第八集对毛泽东斯大林做最后的分析评价，并讲诉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之终局。故事内容的主体，来自美国学者Alexander V.Panstov与Steven I.Levine合著的《Mao：The Real Story》，不少历史细节内容的补充来自张戎与丈夫Jon Hallidy合写的《Mao：The Unknown Story》（中文和英文版），其他内容补充来自Philip Short写的《Mao：A Life》，还有一些辅助资料来自网络，比如维基网等。Panstov博士出身于俄国，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并在俄国获得博士学位。由于精通俄语，又通晓苏联历史，Panstov博士写的毛泽东传记，以大量的第一手苏联档案和历史资料为依据，揭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苏联起源，并首次披露了毛泽东崛起与斯大林直接相关的历史细节，记述了苏联是如何一步步扶持发展中共，从金钱资助，到顾问指导，再到出谋划策，像父母一样，手把手地把中共拉扯成掌控中国的巨魔。要特别点明的是，虽然本文的故事情节细节来自以上资料，但对历史的分析解读以及字里行间的倾向性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故事起源于1919年，那一年，列宁领导的俄国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共产国际”组织，旨在全世界推广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大同。1920年开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目标是组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分部-中国共产党。他先通过一位在北京大学教俄国文学的俄籍教授，认识了当时中国知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北大教授李大钊。维经斯基向李大钊表达了在中国组建共产党支部的设想，李大钊则向他推荐了当时在上海的另一位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原北大教授陈独秀，李认为成立共产党组织，陈是更合适的人选。1920年4月，维经斯基拿着李大钊的推荐信，来到上海，与陈独秀取得联系。当时居住在上海的还有其他几个俄籍布尔什维克成员，维经斯基与他们联手，开始“培养”陈独秀。1920年8月，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陈独秀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自己任书记，这是共产国际承认的中国共产党诞生日；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天津，武昌等地也陆续成立了地区性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宣告成立。这些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教师，学生，和记者，没有一个工人或农民，筹建经费来源完全依靠苏联的资助。

毛泽东于1918年6月毕业于湖南第四师范学院，毕业后，经他的老师杨昌济的鼓动，去北京参加了一个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培训班。在北京学习期间，毛结识了北大左翼教授李大钊和陈独秀，以及任教于北大的另一位中国著名自由思想家-胡适教授。毛泽东最后没有成行赴法留学，因为学习法语对毛来讲实在太困难，他没能通过法语考试，遂决定中途退出。毛于1919年4月回到长沙，经朋友推荐，找到一个做小学教师的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个观点激进关注政治的青年，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向报刊写文投稿，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那是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人民有着充分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那也是一个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的学生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湖南长沙，毛泽东与志同道合的朋友邓中夏，何叔衡等人一起，在原有的长沙学生社团-新人读书会的基础上，组建了湖南学生会，声援五四运动。毛泽东在学生会里的主要职责是编写学生会刊物《湘江评论》，为《湘江评论》写了很多文章，其中一些文章还受到了胡适的赞赏。那时的毛泽东还没有信奉马克思主义，他更热衷的事业是打倒湖南省军阀省长张敬尧，争取湖南独立的运动。1919年12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这次是作为湖南省倒张运动代表之一（见下图照片），向中央政府要求将张敬尧赶出湖南。倒张运动最后不了了之，但毛泽东在北京期间与李大钊和已经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邓中夏交谈甚多，听到不少关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内战的情况，李大钊力促毛泽东多多了解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又见到了他崇敬的教授陈独秀。这时的陈独秀正在与维经斯基一起致力于组建共产党支部，而毛泽东仍然热心于湖南独立的设想，幻想建立一个由湖南人自己管辖的新湖南。他向陈独秀陈诉了自己的湖南独立计划，陈独秀则鼓励他学习马克思主义。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一个月后，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影响下，毛泽东在长沙组建了俄国读书社，学习探讨苏联情况。接着，经陈独秀建议，毛泽东与几个朋友一起合伙在长沙开了一间文化书店，专卖社会政治题材的书报，其中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发表的《新青年》，《劳动界》等宣传共产主义的书报。到1920年深秋，毛泽东热衷的湖南独立运动渐渐失去同情者和支持者，在失望之余，毛泽东决定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毛泽东于1920年底开始在长沙招集人员，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1月，在毛泽东的长沙文化书店里，一个由10人组成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了。

毛泽东之所以在他的政治追求中最终选择了共产党，我分析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和平追求湖南独立运动的失败，让他转而向往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他当时曾给朋友写信说，以和平方式争取政治改革固然从理论上听上去不错，但在现实中不管用，用布尔什维克式的红色恐怖策略才是更现实的方法，这与他后来公开信奉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脉相承；第二，毛泽东从很早就认为，政治运动的成功离不开良好的组织工作，所以他一直非常热衷于参加和组织各种社团，布尔什维克式的严密强大的组织对他非常有吸引力，他从事的湖南独立运动，到了后期人心涣散，人如鸟兽散，让他对中国人痛感失望，参加共产党，有苏联的直接扶持和帮助，有布尔什维克的现行榜样，在他看来是建立有效的政治组织的更可行之路；第三，湖南独立运动的人心涣散，让毛泽东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把组织内的人团结在某个“主义”之下，才能保持组织的长久团结，共产党是最符合他这种标准的组织，毛泽东虽然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他对拿枪打仗毫无兴趣，在他后来的中共红军生涯里，毛泽东自己从来没有拿过枪，一直担任的是军中政委的职责，以“主义”的名义来指挥枪，以“主义”的名义来牢牢掌控枪；第四，他本性中天生有一种反上反高贵的倾向，使得他很容易被抨击资产阶级上层的马克思主义吸引，马克思主义里关心下层劳工利益的那一面，并不是毛泽东在乎的，毛泽东早期的文章从来没有展现过他有对下层同情的一面，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面后来被毛泽东发现是在贫穷的中国笼络民心获得多数人支持的一面很有号召力的旗帜。

1920年1月湖南赴京倒张代表团在北京合影，左四为毛泽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