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March 27, 2011

漫话中国式谦虚与美国式谦虚

谦虚是东方式美德,一般中国人都认为西方人是不讲谦虚的。但我在美国生活十几年后,渐渐发觉其实美国人也讲谦虚,也讨厌自大的人,美国人常说be humble,称赞一个人时可能说他是一个modest person,讨厌一个人时则可能说因为那个人很arrogant。不过同样是谦虚,美国式谦虚与中国式谦虚无论是应用场合还是应用对象都非常不同。

中国式谦虚的主要形式是贬低自己,在东方文化里讲自己好是万万不得的。明明自认为有能力,但嘴上一定要说自己不行,明明觉得自己有十分能力,却要说成只有五分。另外要特别强调自己还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总之要把“我”尽量缩小,降低。中国式谦虚到了美国就不适用了,反而会被看成是没有自信,有时甚至是没有自尊的表现。不论是在美国申请学校,还是找工作,一定要把自己的优点大方大胆地说出来,缺点则能不提就不提,在不撒谎不制造事实的前提下,尽量拔高自己。比如公司面试时,如果问你过去的成功经历时,要把自己过去哪怕小小的成功自豪自信地说出来,如果只有五分成功,夸大成七分八分的成功也不为过。尽量拔高自己,不仅不会让美国人讨厌,反而会被看成是自尊,自信,有热情的表现。

那么什么是美国式谦虚呢?美国人最经常说“Be humble”的时候是当他们面对上帝或面对大自然的时候,在上帝或大自然面前觉得人之渺小,觉得人不能控制一切。我自己从彻底的无神论者到相信有超自然的神明存在而走过的心灵路程(见我“上帝存在吗”一文),就是一段走向谦虚的路程,承认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命运里的一切,承认自己不能控制自己遭遇的一切,能够更心平气和地面对挑战,更心平气和地承认失败。如今我回过头去看共产主义无神论教育出来的人,觉得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非常自大,自以为有枪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掌握别人的命运。当然,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无神论者都是自大的,但无神论者里自大的人比例比较高。

美国人除了在上帝和大自然面前谦虚,在日常生活中也提倡谦虚,那就是当自己是强者时,不忘记关怀弱者的谦虚;当自己春风得意时,同情境遇不顺的人的谦虚;当自己做错事时,承认自己错别人对的谦虚;当别人通过才华和努力取得成功,对别人的才华对别人的成功赞赏庆贺的谦虚;当自己成功的道路上得到别人帮助时,不忘记感谢别人的谦虚。美国的富人一般不敢飞扬跋扈,名人不敢对崇拜他们的民众粗鲁无礼,都是美国式谦虚的要求所致。对普通人来讲,对周围人尽量多给好听的言词,不在境遇不如自己的人面前炫耀吹嘘自己的好运,不对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无礼地指手画脚,当别人提出合理正当的建议时,能被说服,能甘心服从,在事业完成时适当归功于帮助过你的人,等等,都是美国人认为应该谦虚的地方。美国式谦虚与中国式谦虚的差别是,美国式谦虚大多不是通过贬低自己来达到(虽然有时也有),而是主要通过尊重别人赞赏别人来展示,大方大胆地说自己好,也毫不吝啬地说别人好,拔高自己,也不忘抬高别人,自己有主见,但也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与之相对照的是,中国文化一方面不能说自己好,另一方面对别人的称赞也给得吝啬,对有理的对方常常为面子而拒不认错。另外,中国式谦虚还与地位高低有关,一般是下级对上级或同级之间必须谦虚,地位高的则常常不屑于向地位低的展示谦虚。

说美国人谦虚大多不是通过贬低自己来达到,是指当你找工作的时候,或地位比较低比较弱势的时候。但当你比较风顺,比较好运时,适当地调侃一下自己,分享一下自己的弱点,分享一下自己也曾有过的不顺,尤其在别人面临不顺心时,这样做就会变成美国人欣赏的谦虚了。

要做到美国式谦虚,首先要在内心建立起真正的自信。一个真正自信的人才能够关心弱者,同情不幸的人,才有勇气在别人成功的时候承认别人好,在自己做错的时候承认自己错,所以要能谦虚首先必须有自信。有些表面自大的人常常是因为内心非常不自信,用自大来掩盖自己。这些人自然也不会谦虚,因为如果承认别人好,或承认自己错,就会更使自己的自信心受打击,而当别人受灾受难,则幸灾乐祸,因为可以让自己不自信的内在得到某种平衡满足。

要既自信又谦虚,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握好自信与谦虚的平衡,谦虚过分了就有可能会被看成是不够自尊,不够自信,但自信过了头又可能会被看成是自大。自信与谦虚之间的平衡如何才能把握好,我认为最重要的几点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掌握判断是非的能力,真正从心底里建立起人与人平等的观念,摆正自己与社会宇宙的关系,因为我相信内在主宰外在,要建立坚固的外在技巧首先需要端正内在思想。我们要看到,每一个人都是有优点有缺点的凡人,你某方面能力再强,总有另一些方面别人比你强,你今天的运气再好,也难保明天不遭遇不顺;反过来,你有再多的弱点,也一定有上帝给你的独特的地方,有你独特的优点长处,你今天再不顺,只要不放弃努力,明天就可能会变好。自信就是看到自己的优点长处,看到自己的独特之处,哪怕我有缺点有弱点,但我并不因此比任何其他人低一等;而谦虚就是承认别人也有他们独特的优点长处,自己则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我有对的时候,也会有犯错误的时候。

说到既自信又谦虚,我举一个中国式既不自信又不谦虚的例子。不少中国人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常犯的错误是,摆不正与西方人的关系,不把西方人看成是与自己平等的,与自己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的常人,而是把他们当成高于自己的人来仰视,也当成高于自己的人来要求。这些人在西方人面前先是过于自卑,然后发现西方人其实像中国人一样也会犯错误,心中偶像轰然倒塌,又把西方说得一钱不值,变得很自大。在他们的心里,对西方的要求总是远远高于对中国的要求,比如西方媒介有点问题,这些人就又舞红旗,又抗议的,中国媒介再谎话连篇也听而不闻,没意见,不生气,好像西方媒介必须像神一样不能犯错误,中国媒介做低级事则是应该。还有一种中国式不谦虚就是在正义公道面前,在成功的好榜样面前,死不认错,坚持错误的思维和行为,这点中国政府是自大不谦虚的中国人的榜样。

Sunday, March 13, 2011

大难面前令人起敬的日本人

这两天,电视新闻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日本大地震大海啸的灾情,youtube上最受欢迎的前一百个录像几乎全是日本大地震大海啸实拍,前所未有。恐怕全世界的人都被这一场空前的特大灾难惊呆了,不少人甚至惊呼这场灾难是在预告2012年人类灭亡日的到来。

日本人面临的这场天灾确实空前未有,8.9级地震,再加上规模令人难以置信的大海啸,据说上一次同样程度的大地震与大海啸并发,是在公元前800年,就是说两千八百多年前。从无数不管是路人手拍的,还是专业记者实照的录像中,我们看到海啸横扫一切的威力,看到大地剧烈的震撼。可是,在看过这许许多多的图像画面后,最让我印象深刻最让我起敬的却是日本普通人在这场空前大难面前的气度和表现。在这样一场可怕的天祸面前,他们依然从容镇静,依然保持尊严,没有人群的乱拥乱挤,没有惊慌的大喊大叫,商店里,地铁站上,人们秩序井然,不给困难的情形添加更多的困难。服务人员更是在地震刚过去,就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全力工作,为大家服务。

一位正在日本东京留学的美国大学生在与日本人一起经历这场大地震后,感叹道:日本是这个地球上对灾难准备得最充份的国家,这是8.8级8.9级的大地震,是一场超常的大灾难,日本人以这样有尊严的(dignified)气度,以绝对文明的(civilized)表现来对待灾难后的结果,面对令人震惊的灾难,没有人抛弃秩序,没有人丢失文明,实在是让人赞叹,日本人自己应该永远为此骄傲。美国CNN台的主持人也说,我们这两天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人们在说,日本人在灾难中是这样的有尊严,这样的文明,这样的有秩序,日本人虽然平时就是这样,但在困难的时刻,能保持这样的品质尤为可贵。

再看看日本政府方面,面对总是要做最坏打算的西方新闻人惊呼日本福岛核电站面临毁灭性崩溃,质疑日本政府是否在隐瞒真相时,日本驻美国大使不急不恼,从容应答,平和地解释为什么根据日本政府所了解的情况,可以判断核电站目前没有毁灭性崩溃的危险。这位大使虽然来自一个小国,却有着大国一样的自信心。当然这样的自信不是来自大使个人的技巧,而是来自日本政府是称职的政府,是要被监督,要被检查,要对人民负责的民主政府,有底气,有能力经受拷问质疑这一坚实后盾。

一个民族要获得别人的尊敬,靠的不是枪杆子,不是GDP值,不是手里鼓鼓的票子,不是花大钱做公关宣传,而是靠这个民族内在的素质内在的力量,靠国家和政府能够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底气。在如今这个任何大灾难都会变成世界范围实况转播的时代里,世界人民被人类面临的祸难震惊的同时,也窥见了那个国家人民的精神面貌,感受到那个国家政府的能力。这次世界各地人民在同情日本人遭遇的同时,也为日本国民的素质赞叹,对日本政府的质量留下深刻印象。记得有一位中国朋友曾经这样说:西方人过去根本看不起东方人,看不起东方文化,是日本奇迹才让西方人重视东方文化。我不知道他这一说法是否属实,但我自己就是多年前去日本东京旅游后,才从此重审东方文化。日本人这次面临了他们自二次大战后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但我相信,以日本民族的内在素质,以日本民族的内在力量,日本人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特大灾难,在废墟上重建起令世人羡慕的幸福社会,像日本首相所说的那样, “我们能够战胜这场危机吗?我们日本人过去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建立了一个和谐富裕的社会(a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society),我有信心我们日本人这次也一定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战胜困难。”我这里把“peaceful”翻译成如今在中国流行的词-和谐,因为我认为日本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而不是只存在于口号中的假“和谐”。

Sunday, March 6, 2011

为什么大陆人不像台湾人那样大批海归

我九六年刚开始工作时,同行里的中国人大多来自台湾。但从九七年起,台湾同事便陆陆续续开始回台湾,二零零一年,我非常要好的一位台湾好友加入了台湾人海归的浪潮,搬回了台湾。到了二零零三年,台湾同事回台湾的比例已经相当高,剩下在美国的台湾同事大多为“老弱病残”,公司里的中国人被新毕业的年轻的大陆人替代。说剩下的是“老弱病残”是开玩笑,主要指剩下的大多是年纪大,想轻轻松松度日子,不想干事业的人。到今天,据说台湾年轻人来美国留学已经非常稀罕,美国公司里则已经很少能看到年轻些的台湾人,我第一家公司的七个台湾同事,如今只有一个还在硅谷工作,一个退了休,其他都回了台湾。我这些过去的台湾同事在美国工作时大多不过是普通的工程师,最多是工程师小组经理,如今在台湾则活跃在公司高层领导职位,而且不仅仅局限于技术领导职位,我认识的有两个做了著名大公司的市场开发主管,今天的事业与往日不可同日而语。

反观我的中国同事中国同学,在美国一起读书的同学好友中没有一个海归的,到今天,大多仍然是在美国公司里当个普通的工程师。十几年来前前后后一起工作过的中国同事也一样,大多既没有海归,事业上也没有什么大变化。我认识的远远近近的中国人中,只有五个海归的。一个是在中国读大学时的同学,在美国工作了好几年,但一直不满意华人头上难以顶破的玻璃天花板,与太太关系又不太好。后来在美国一家startup挖到了一大桶金,随即与太太离了婚,回中国开公司去了。如今已经在中国再婚,事业怎样不清楚,但他似乎是没有回美国的计划了。第二个认识的海归是在技术行会认识的一位同行,原来在美国一家公司做普通工程师,大约八九年前回中国做了家公司的VP,来美国出差时讲话都与过去不一样了,带着中国特有的领导人官腔,不过每次回美国都抱怨不喜欢中国,说最后还是要回美国。在硅谷的房子也一直没卖,打算将来回来住。第三位也是大学同学,原来在加拿大工作,后来去了台湾,又从台湾去了上海,而且是下决心把老婆孩子都带回了上海的。在上海工作期间,有一年我回中国碰到他,记得当时他告诫我说:千万别回中国来!不久后就听说他带着全家搬回了加拿大。第四第五个,是无奈海归的年轻同事,因为拿H1签证,2009年经济萧条期间被裁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回中国,其中一个在中国工作了不到一年,在美国大学找了个博士后位置,又回到美国。我知道的中国人远的近的扳手指算算可能有接近一百个,只有五个人海归,两个人还没坚持下去,比例低得出奇。

回中国,觉得中国年轻人出国留学的热情依然很高;组里招工,拿到留美中国硕士博士毕业生的履历也仍然很多;另外,据说现在还流行中国父母把未成年孩子小小年纪就送出来留学。我在飞机上就碰到过一个瘦弱的中国高中小留学生,这么小就一个人出来闯荡,让人觉得怪可怜的。为什么经济突飞猛进,GDP超日赶美的中国,却留不住,吸引不回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手里拿着鼓鼓的票子,却仍然竞相要离开中国?而台湾的GDP发展速度没有在世界上激起什么波澜,人民却乐意留在自己的家园里,悄悄地过上了好日子,不再在乎去美国。为什么?

因为中国虽然GDP上去了,但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虽然不少中国人手中有了鼓鼓的票子,中国的生活质量却依然低劣。专制国家向来擅长于搞专项突飞猛进,一下决心搞原子弹,原子弹就爆炸了,一下决心造卫星,卫星就上天了,一下决心让GDP大跃进,GDP就超日赶美了。但专制制度做不到的是:把人民的生活真正搞好。当在中国最发达的大城市,一场普通的大火,消防队都没有能力扑灭,造成五十多人死亡;当毒牛奶事件爆发,最后却不了了之,到今天中国的老百姓也不知道自己喝的牛奶到底安不安全;没有大地震是上天的保佑,大地震来了,死它几万人,过后也没有任何改进,这样的国家,GDP再高,又哪来的生活质量呢?我每次回中国都很纠结,父母年纪大了,应该回去看他们,但每次到了那里又盼望着离开,因为在中国,出一趟门,空气混浊得能把人呛死,到处是灰尘,虽然有许多新造的高楼,但哪怕在最发达的沿海大城市,仍然随处可见脏乱差的地段,一点不觉得先进发达,逛个店,去景点转一圈都不是什么愉快美好的事。本来骑车15分钟能到的地方,现在开车也是15分钟,路上又多粗鲁没礼貌的人,还有不少沿街乞讨的老人。我问现在出门还要像以前一样管住钱包防小偷吗?家人觉得我不可思议,问这样的问题,说是现在可能比过去更糟了,责怪是农民造成了城市社会治安问题。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中国贫富差别大,城乡差别大,农民没有平等待遇没有平等机会的必然结果。我每次回去不过是可数的天数,就觉得在中国再有钱活得也没质量。如果在那里工作生活,问题就更多了。整个国家管理仍然非常落后,靠政策命令靠口号管理,解决问题都是用“大搞”“大讲”的方式来对付,一阵风过去,最后其实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很多政府该管的事没人管,政府不该管的事却有庞大的队伍花大钱在管。社会道德风气低下,不管是在单位里,还是在大街上,或是日常办事遭遇中,都有很多气人的事,这恐怕是我那位海归坚持不下来的同学最痛恨的一点。政府的政策则朝令夕改,也没有什么公平合理可以讲,人民对未来根本没有信心,所以都把孩子送出来。

而台湾呢,我十年前去过台北,大街上,素不相识的路人相互礼貌相待,连出租车司机转弯急了些都会说对不起。记得在台北的商店里和饭店里,看到顾客与服务生总是彬彬有礼地交谈,不知为什么让我有一种他们不是中国人的感觉,因为我知道的中国人不是这样的。在美国的几个老年台湾同事现在每年都回台湾看病,因为台湾如今是全民医保,比美国都好了。记得当年读书时认识的两个自费台湾女生,一个父母是小学教师,我说小学老师就能支助你自费留学,她说是啊,不过只能上这个学费便宜的学校。另一个家里是乡下种葡萄的,却自费来美国学竖琴。那还是九十年代初的事,让人窥见台湾贫富差别小城乡差别小的一面。如今台湾人像日本人那样,在自己的家园里,在自己的文化里,乐滋滋地过着好日子,不再需要移民去别的国家做少数民族,去适应人家的文化,去给人打工。台湾在实现民主后迅速走进发达国家行列的例子说明,民主才是让国家真正走上发达道路,让人民真正过上好日子的有效制度。GDP数字再高也没用,只有人民真正过上有质量的好日子,才能吸引人海归,才能让国家出色的人才不再流失给别人打工,才能让人民在自己的文化里过幸福日子,不再需要去费劲适应不适合自己的文化,不会再被玻璃天花板限制住发展前程。中国大陆人海归比例低,并不是因为他们在西方生活得乐不思蜀,恰恰相反,大多数中国人在西方遭遇文化水土不服,事业发展方向可选择的余地也比在中国小很多,生活得并不那么开心,但回中国去,却会更不开心,只好将就着,过文化边缘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