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中庸之道，论中国人之情商

据说中国现在又开始尊孔了。我从小是在对孔子的一片批判声中长大的，对孔子思想，记得最清楚的是“师道尊严”和“中庸之道”，这两点当年都是大批特批的。我还知道孔子的一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但又非常合理的行为准则，我在现实生活中正是努力这样做的。对师道尊严『注』，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既不该批倒批臭，也不该捧为金科玉律。孩子应该尊重老师，礼貌对待老师，以从小养成尊重人，讲礼貌的习惯。但从行为上鼓励孩子礼貌对待老师，并不意味着从思想上鼓励孩子对老师的绝对服从。不问对错地接受被灌输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误区，中国教育到今天都没有走出这个误区。不过，中国如今早已不是“师道尊严”，而是“党道尊严”了。

对孔子的“中庸之道”，我一直将其看成是中国文化的糟粕。在学校里，我们被告知“中庸之道”意味着模棱两可，和稀泥，两边都不得罪，是一种做人的技巧。现实生活中，我反感那些没有原则，喜欢和稀泥的人，认为做人没原则是中国人丑陋处之一。因此在“中庸之道”这点上，我一直自认为是不赞同孔子的，但是最近我对“中庸之道”的看法却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美国人常讲一句话：“Be moderate”，就是任何一种思想行为，都不要走过头，走极端。信仰宗教，信仰上帝可以是好事，但如果走过头，认为宗教上帝是一切，而完全不看重现世，就可能成坏事，穆斯林极端主义恐怖分子就是在这点上走了极端；再比如，对孩子要有纪律约束，以养成良好习惯，但要适可而止，不能过分，否则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发展，甚至伤害孩子；反过来，也不能因为强调自由发展，对孩子过于放纵，完全没有约束，掌握好纪律约束与自由发展之间的平衡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非常关键。仔细想，“Be moderate”这个警句其实可以用在生活思想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思想行为走过头都会变成有害。比如，对我来说，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生活快乐不可缺少的两大因素。物质可以给人带来快乐方便，我现在过的日子，比起小时候除了吃饱穿暖几乎没有其他奢侈享受的生活要舒适得多，我没有愿望放弃现在舒适的生活，重回过去那种清贫简陋的生活。但如果一个人走过了头，变得一心只有物质追求，物质欲无限制的膨胀，那人生在我看来就变得没有意义，变成人为物质而活，而不是物质为人服务了。精神生活对我来说不可或缺，当我看了一场打动人的电影，读了一本好书，听到一首触动灵魂的歌，有时甚至简单到与人进行了一场有趣的谈话，这些精神食量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快乐满足不是物质可以衡量的，我在生活中从没有中断过对丰富自己的精神灵魂的追求。但是，如果有人要把精神追求提到无限高的境界，把一切世俗欲望都看成是罪恶，我也会忍受不了，无法认同。我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是一个非常moderate的人，喜欢平衡的生活，不认同任何单向极端的思维。

有一天，我突然想：美国人的这个“Be moderate”译成中文是不是就是“中庸之道”呢？为什么中国人对“中庸之道”的解释是模棱两可，和稀泥呢？孔子在西方被看成是东方智慧的象征，美国人常用“孔夫子说什么什么”的来加强自己所言的权威性，那么西方人对“中庸之道”又是如何阐释的呢？带着这些疑问，我做了一些internet搜寻。首先我将“中庸之道”放到Dictionary.com上做中译英，出来的结果是“Moderation”！就是说西方对“中庸之道”的翻译就是“适度”，就是他们常说的“Be moderate”。我接着用Confucius加moderation搜寻西方对中庸之道的详细解释，发现有不少西方人将孔子的中庸之道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得的Golden Mean理论相等同，认为两者说的是同一件事：在满足人的欲望时，在实施行为准则道德准则时，适度是关键。我又做了中文搜寻，在《光明网》上找到下面一段：“有‘宋代孔子’之誉的朱熹曾对中庸之‘中’的含义有过这样的解释：‘中只是个恰好的道理’。可见，中庸即是把两个极端统一起来，遵循适度原则。因此，可以把中庸的高明之处理解为寻求平衡的智慧。”原来国内现在也已经有人对“中庸之道”做了“恰好”，“适度”和“平衡”的新解释。后来，我又了解到，台湾人对中庸的理解是“做事不要走极端”，韩国人对“中庸”的翻译是“不多不少正好”，都与西方“适度”的解释相符合，可见西方对中庸的解释并不是西方式的理解，倒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中庸就是模棱两可”才是独树一帜的中共式歪解。

如果“中庸之道”意味着适度平衡，那末，我对中庸之道就变成了举双手赞成。我们的先人几千年前就提出了“中庸之道”，提倡适度平衡，可是，看看今天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人的思维习惯却单向极端，看世界不是黑就是白：达不到像天堂一样完美，就等于和地狱一样丑恶，没有圣人一般的品德，就如同撒旦一般卑鄙；批一个人批一种思想就要批倒批臭，捧一个人捧一种思想就要偶像化绝对化；讲自由就不能有任何约束，讲和谐就要一切都统一；新中国前三十年，爱物质就是腐败堕落，后三十年，又变成除了追求物质，还是追求物质。中国人总是从一个极端奔向另一个极端，不懂得在极端之间寻找适度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掌握适度，掌握平衡，达到中庸，不等于一切事物不偏不倚，取其当中。中国人大多为理科式头脑，习惯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对就是错的单向式思维，一讲中庸，有些人又将其误解为一切事物不左不右，不偏不倚，像简单的数学公式一样取其中点。这世间的各种事物到底多少度是适度，多少度就过头了，每一个事物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场合都要个别对待，分别掌握，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没有统一的公式，统一的度。这就牵涉到一个人判断适度和掌握平衡的能力，这个能力有时来自深入学习，深入研究，或复杂推理，有时则来自人生常识，人之良知，来自正确的价值观，很多是属于情商的范围。情商是否高，是否有平衡思维能力，对小到培养教育孩子，大到国家发展，都至关重要。比如国家掌权的精英是否有平衡思维的能力，在政府管制与个人自由之间是否能够掌握好适度平衡，对国家平衡健康的发展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精英都是没有情商的工程师，只能做单向理科式思维，那么，这个国家在他们的眼里就只能在极度专制与天下大乱两极之间做选择，而看不到可以有一个既个人有自由又社会有制约的平衡的中庸选择。

有人说，其实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防止两极极端倾向，达到中庸，确保社会稳定，确保国家平衡发展的最好机制。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民主制度里的权力平衡，权力分散，使得国家行走的方向不容易在单一方向上走得太久太远，虽然微观上有可能一时过于左了，另一时又过于右了，但从宏观看，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国家则总是弯弯曲曲地走在一条不断平衡的中庸的进步道路上。比如，不少人对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没完没了的拉锯战感冒，其实这种拉锯战虽然表明上似乎减低了政府做事的效益，但实际也换来了美国社会平衡稳定的适度发展，对社会好处大于坏处。比起一党专制制度在单一方向的大跨步，民主制度弯弯曲曲的小跨步最后给社会带来的进步要大得多也合理得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的思维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走上了单向化极端化的道路。其实说到底，毛泽东以及追随他的中共领袖们本质上就是一群极端分子，在他们的指导教育下，中国成了产生极端分子的温床。共产党六十多年的统治对中国人品质有两大破坏，第一是使得全民人性丢失，道德普遍低下；另一个破坏就是使中国人思维普遍简单化，极端化，从统治精英到普通人民，绝大多数人情商很低，思想水平原始落后。中国在低情商统治精英的管理下，国家发展极度不平衡，社会管理落后不合理，改革开放三十年，除了在物质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其他方面都仍然停留在落后不发达水平上，人民付出的代价与人民最后所得到的相比极不相称极不相符。

中国社会需要回归中庸之道，重寻良知，重树情商，重建并发展人民掌握适度掌握平衡的能力。中国人需要摒弃崇拜理科之习，从简单的不是黑就是白的理科式两极思维模式中走出来。我们应该明白，这世间上的人和事，绝大多数是不同程度的灰色，很少有绝对黑色或纯白无暇的例子。事实上，纯白无暇的人或社会根本就不存在，追求纯白往往会由于违反人性而导致结果适得其反，就像追求完美共产主义的国家最后却都变得邪恶无比一样。人类社会能追求的只能是恰好的灰色，我们只有掌握在灰色中分辨白与黑的能力，在白与黑两极之间不断寻找平衡，才能使社会合乎人性地逐渐进步。回想过去在中国时，大家普遍认为文科比理科简单，认为学习文科不需要聪明的脑袋，那其实是无知。说白是对的黑是错的，很容易，但要判断多少白是对的，太多就错了，有点黑没错，少一点就对了，而且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场合的中庸尺度都不一样，就难得多。所以，真正的文科思维，真正的人文学社会学思维，除了需要有一定的智商，更需要有较高的情商，比理科思维要复杂得多难得多。

『注』：这篇文章初稿于2009年。最近，通过网上阅读，我对师道尊严的解释又有了新的认识。有人说，师道尊严并不是说唯老师为尊，而是说做老师的人自己要有尊严，这样才有资格为人师。如果是这样解释师道尊严，这篇文章的第一段就需要改写了。

初稿于2009年，增写于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