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从陈光诚故事看到落后的中国

中国和朝鲜一样，很看重对外形象，喜欢通过造高楼，选美女的方式，向外国人打造国家美好的印象。不过用高楼美女来充形象，其实只能骗骗一些中国土鳖或朝鲜土鳖，西方人没那么傻，他们不会被高楼美女迷住眼，而看不见现实社会中比比皆是的问题。记得多年前碰到过一个来美国探亲的中国同事的老妈，对美国一脸的不屑，说美国现在已经不如中国，看，全是矮矮的房子。我听了哭笑不得，敢情对有些人来讲，楼的高低是决定国家好坏的最重要因素。当然，对真正的好国家来讲，没人在乎对外形象，西方人说不定还巴不得外国人对自己国家印象不好，免得外国人来了不走，蜂拥到自己的国家来。看西方国家的电视，成天都是唱衰自己，我心里有时想，这说不定是西方的策略，好东西要自己偷偷享受，对外人展示的是自己差的一面，省得吊起外人移民的念头。

西方人把世界分成developed countries和developing countries，用中文讲就是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记得我还在中国时，CCTV天天宣告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口气还挺自豪的，好像那是件什么光荣的事，大概是毛泽东时代越穷越光荣思想的延续吧。但对西方人来讲，发展中国家就是落后国家的同义词，绝对是贬义。我曾经在报纸上读到有些外地美国游客到硅谷来转一圈之后，看到硅谷高速公路两旁垃圾多多，就说硅谷像发展中国家一样，脏得不行。估计这些游客从来没有去过真正的发展中国家，否则他们就会知道，硅谷之脏与落后国家之脏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在西方人眼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别不以高楼多少来区分，不以几个重要景点有多光鲜来判断，而是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质量，看这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合理健全，看弱势群体是否有体面有尊严，等等这些细节。陈光诚事件的爆发，把中国问题再次推到了西方新闻的前台。而且，这次陈光诚事件向世界展露的中国问题，并不仅仅是自由人权这个著名的中国老问题，还同时揭示了中国残疾人基本权利的问题。最近美国公共电台NPR发了一篇从陈光诚的经历，看中国残疾人在中国地位低下的报道。报道说，中国有一千六百万盲人，但全国只有19所盲人高中，这19所高中去年招生人数总量是1009人，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几的盲人在中国得不到高中教育。由于受教育机会的限制，绝大多数盲人的前途被限制在“盲人职业” 上- 做盲人按摩师或是盲人针灸师。陈光诚在中国盲人里属于既幸运又不幸，他一方面有幸是中国不到盲人总数百分之零点一的高中毕业生，但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机会读大学，他在自学成才做律师前，从事的是典型的盲人职业：盲人按摩师。陈光诚白天做着按摩师的工作，晚上则自学法律，立志要做一个律师，反应了他坚强的人格品质。他自学成才做律师后，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挑战当地政府违反中国现有法律向残疾人征税，成功地为残疾人争得了利益。NPR的报道还指出，中共官方媒介在描述陈光诚时常常带有轻蔑语气，比如，中共喉舌《环球日报》特意指出陈光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另一家中共媒体则一遍又一遍地称陈光诚是“盲人农民按摩师”。NPR这篇报道评论说，连官方媒体对残疾人都公开使用蔑视性言辞，由此可以窥见，在中国，残疾人受歧视有多普遍。

中国成天想要“在世界人民面前站起来”，成天要打造对外形象，政府甚至花大钱在西方为提高中国形象做广告，我的建议是，少造些高楼，以减少环境污染，这样外国人来中国不会觉得空气污浊得要呛死人，整个国家像个大工地；少奉献些美女，否则外国人只会更看不起中国人，觉得中国女人掉价，中国男人躲在女人背后没出息；多为人民做些事，一个陈光诚事件向世界揭露出来的中国问题，给中国在西方形象带来的污点，用全国的高楼美女都弥补不了，花再多的钱在纽约时代广场做广告也洗不清。当然，说到底，中国落后，最后最吃亏的是中国人自己，今天的中国，虽然有钱了，却仍然落后，哪怕很多人腰里塞满了鼓鼓的钞票，过的还是劣质的生活。

新挖出来的薄瓜瓜杰出华人奖底细

首先，很对不起，在大家都在关注陈光诚事件时侯，我却老在这谈薄瓜瓜。我也很关注陈光诚事件的发展，但除了希望陈光诚事件加上薄熙来事件，会是中共倒台的前奏外，暂时我还没有多少话要讲。我们应该可以既关注陈光诚，也不耽误打“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的假。我主要是实在看不惯北京大学和中国主流媒体把一个假货捧得这么高，忍不住要乘势揭露一下。我在写薄瓜瓜声明评论时，没有读到过有关揭露这个“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作假的文章，虽然我早就估计是中国把一个没有影响力的奖吹气泡夸大了，但过去以为至少是当地华人的活动，没想到有CCTV插一杆子。国内媒体崇洋媚外，夸大其词，与国内媒体根本就直接参与骗局，性质还是不一样的。很高兴通过博客能得到万维读者提供的不少线索，让我逐渐看清这个所谓英国华人杰出奖的实质。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过去不知道这个奖的底细，我有义务利用这个博客平台，和大家分享我发现的一些材料。再说，薄瓜瓜不是发表声明要澄清事实吗，我也算是帮他澄清一些事实吧。


万维博主东方百合提供了一个凯迪转贴的线索，我通过这个线索，找到了一篇贴在阿波罗网上的，题名为《英國十大華人傑出青年薄瓜瓜自編自演的假貨》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比我能挖，除了和我一样，发现CCTV是该奖的主要合作媒体以及该奖其实只是一个无名大陆人的个人作品外，还提供了很多详细的证据，揭露该奖作假的底细。比如我上篇列的大本钟奖网站，主页列有中文和English两个选项，但实际上只有中文有链接，English点击根本就打不开；还有网站的“联系我们”打开后完全是空白，既没有电话，也没有地址或Email，这些细节经这位作者的指点，我去大本钟奖网站试了一下，果真如此。


这篇文章还揭露，大本钟奖网站介绍薄瓜瓜的题头为“牛津大学学生会主席薄瓜瓜”。薄瓜瓜在他最近发表的英文声明中，自称曾经在牛津联合会（Oxford Union）参加过辩论，并做过政治哲学经济系分会的主席。所以薄瓜瓜既不是学生会主席，更不是牛津大学学生会主席，而只是联合会分会主席（我这里就假设薄瓜瓜说的话属实了）。关于这个牛津联合会，这篇阿波罗网站的文章引用了一段“正在牛津大學學習同樣專業的學生的留言”：“Just about every Oxford student will be breathing out a collective LOL at that. The Oxford Union is NOT a student governing body, and he did not serve the student community. It is a debating society which invites interesting (and sometimes celebrity) speakers.”就是说，牛津联合会并不是学生会，并不管理学生事务或为学生社区服务，而是一个辩论社团，经常邀请一些报告人（有时是名人）来做演讲。


下面是“大本钟奖”网站介绍“牛津大学学生会主席”薄瓜瓜的链接：

http://www.gbvcchina.co.uk/index.php?route=award/award&parent_id=1&award_id=81）


这篇文章的作者还发现，颁发大本钟奖的英國華人青年聯會注册于2009年，当年就颁奖给薄瓜瓜。当查看该青年联会的网站时，该文作者发现“此網站的贊助商居然有共匪的中央電視台，香港中國通訊社等共匪機構”。2009年颁奖后不久，这个所谓英国华人青年联会的网站就关闭了。第二届（2010年）大本钟奖的评选活动搬到了腾讯网，由腾讯网提供门户网络支持，用这篇阿波罗网站文章作者的话讲，就是“直接轉移到了被共匪控制的騰訊網站，…100% 由共匪直接資助，控制和操作。”


下面是“大本钟奖”的腾讯网址链接，里面还有CCTV女播音员气宇轩昂地报道2009年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的新闻片段，好像那是多大的一件事：

http://news.qq.com/zt/2009/bigbenaward/


文章还列举了该文作者发现或注意到的其他一些证据，比如大本钟奖主办机构纯粹是个空壳皮包公司，注册地址是牙医诊所，薄瓜瓜在他的英文声明中只字不敢提这个杰出华人奖，等等，我这里就不再一一摘录了。各位可以自己去看原文，下面是原文链接：

http://tw.aboluowang.com/news/2012/0504/-150765.html?c=%E8%8B%B1%E5%9C%8B%E5%8D%81%E5%A4%A7%E8%8F%AF%E4%BA%BA%E5%82%91%E5%87%BA%E9%9D%92%E5%B9%B4%E8%96%84%E7%93%9C%E7%93%9C%E8%87%AA%E7%B7%A8%E8%87%AA%E6%BC%94%E7%9A%84%E5%81%87%E8%B2%A8

总之，这个在中国大陆轰动一时的所谓“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实际上是一个大陆搞出来的，却冠以“英国”旗号的假货，用“英国”的标签来给该奖贴金，典型的挟洋自重，而且还是个假洋。评奖网站对薄瓜瓜在牛津大学的头衔也明显撒了谎，既然可以夸大纂改头衔，谁知道评奖网站介绍的其他关于薄瓜瓜业绩的部分有多少是真实的。当年大陆借此奖隆重推出薄瓜瓜，很有一副要推出一个中共王子的架势，实在是恶心人。

挖挖薄瓜瓜得的杰出华人奖是个什么奖

薄瓜瓜2009年获得所谓“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后，在中国名声鹊起，以21岁的青葱年龄，受邀去北京大学给大学生们做演讲，演讲期间据说校方还布置了不小的保安阵势。之后，薄瓜瓜又因此受邀上了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节目，接受主持人陈鲁豫的电视采访。可以说，薄瓜瓜凭借此奖，在中国风光了一阵，打响了名气。那么，这个颇受中国重视的“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过去的估计是，这可能是某个英国华人媒体或报纸搞的活动。华人媒体在西方国家的地位基本上处于主流媒体之外，对西方社会除了第一代中国移民外可以说没有多少影响力。华人媒体的倾向大多由主办人的个人倾向来决定，有些亲共，有些亲法轮功，有些比较中庸。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金钱在海外华人界的渗透，越来越多的华人媒体走向亲共。由于华人媒体的对象大多数是与西方主流思想有一定距离的第一代移民，在西方一般没有什么信誉可言，但贩运回崇洋媚外的中国，打上英国美国这样的大旗号，就能糊弄中国人。我之前的猜测是，薄瓜瓜得的这个奖大概属于这一类。

居住在英国的万维博主七星，在我几天前发表了评论薄瓜瓜声明的博客后，发了一篇题为《从薄瓜瓜获得所谓“英国十大杰出华人奖”看中国人的忽悠》的博文，其中说到：“这个所谓的大奖叫做‘大本钟奖’，其实是英国一个三流大学的（大陆留英）学生会前主席连同一家报社搞的一个商业行为。在２００９年第一期举办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信誉和影响，靠的就是忽悠，到处去唐人街餐馆，报社，商户拉赞助，谁得奖也是内定的，赞助多了，就能拿奖。”据七星介绍，这位落魄的某大学前大陆留学生学会主席，09年前还租住位于伦敦贫民窟的政府公屋，但“此君（借此奖）一炮打响了在国内媒体的知名度，各处混吃混喝，现在也混的人模人样的，国内同胞们也不知道这个奖是大机构发的还是政府发的，听上去挺有权威就认了。于是国内媒体蜂拥而至，薄瓜瓜也利用这次曝光机会，大大增强了在国内的知名度，估计私底下想要为以后从政打好基础（自称要做中国的肯尼迪家族），…”

一位在七星博客后面留言的瓜瓜粉丝提供了一个“大本钟奖”网站的link，以证明此奖货真价实。我去网站查看了一下，发现该奖比我预先想象的还要糟。正如七星的介绍，该奖显然是某个大陆移民的个人作品，从他的履历和行头看，应该是个对金钱和大陆市场很有兴趣的人。大奖的全名非常宏伟，叫做“欧金•皇家康奈尔大本钟奖”，第一合作媒体是CCTV，温总理的语录写在头版头条（2009年温薄应该还是一家），后面还有人民日报的link。查遍网站，我怎么也搞不懂，一个无名大陆移民搞的网站大奖，怎么就和皇家挂上了钩，实在是很有中国大陆什么都假大空的风范。“大本钟奖”的宗旨宣言和题头口号充斥着典型的CCTV式的党八股词语和假大空腔调，又是“中国-全球华人的祖国”，又是“世界因你而精彩”的。看来该奖是善于作假的大陆人，作假作到了英国，用“英国”，“皇家”，“大本钟”这些令中国人崇拜景仰的词藻，搞的一个欺骗糊弄中国人的假货。这样一个毫无信誉的大奖，能让中国媒体蜂拥而至，薄瓜瓜能借此走上著名大学的演讲台，走进主流电视的采访室，这种事，也只有在中国这种不讲信誉假货泛滥的国度里才有可能发生。

另外，CCTV并不是简单的一家媒体，而是中共掌控的政府喉舌。既然CCTV是主要合作媒体，那么这个“大本钟奖”应该是拿了中共的钱的。吃了人家的东西嘴就短，拿了人家的钱就要替人做事。我上篇猜薄瓜瓜受邀北大与老爸的权力有关系，现在看来，薄瓜瓜得奖本身也与老爸的权力密切相关。也不排除该奖与中共政府有直接的关系，接受中共政府直接的金钱赞助。落魄的海外华人需要生计，中共需要用金钱来渗透操控海外华人，落魄华人与中共相互结合以相互利用，这种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很多时候，中国人以海外华人的名义在海外做的事，其实背后是有中共的红手在操作的。比如中国领导人到外国访问时的海外华人欢迎阵营，都是中国使馆花钱操办的，吸引一些爱贪小便宜的海外华人组成欢迎队伍。再比如，2008年旧金山奥运会长跑期间，海外华人浩浩荡荡聚会在旧金山，一片红旗的海洋。不知道的人以为完全是华人自发的，但事实是，中国领事馆向湾区各地派遣免费大巴，很多本来没有打算去的中国人，见有免费大巴接送，就去了，估计人手一面的小红旗，和时不时飞扬的大红旗也是领事馆提供的。这些中国人不明白的是，他们是贪小失大，做的事损害自己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利益，因为他们这种拥护一个连自己人民都不尊重的专制政府的行为，只会给西方人留下中国人很贱很奴性的印象，破坏华人在海外的名声和地位。

从薄瓜瓜的声明看中国红色后代

薄熙来与谷开来同时案发，使薄瓜瓜一夜之间如同失去父母，作为人，我能理解在这样的情形下，薄瓜瓜的日子会是怎样地难过。虽然我更同情中国无数因言论罪维权罪而被中共送进大牢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良心犯的子女和家属，比如盲人陈光诚的孩子和妻子，胡佳的孩子和妻子，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家属，等等，他们在人权毫无保障的中国的境遇，比起身处人权有保障的美国的薄瓜瓜更是不幸得多，但我仍然想在讲下面这些话前先对薄瓜瓜突然之间面临父母双双入狱表示一份同情。

读了薄瓜瓜上星期发表的声明，我有这样一个印象：作为来自中共高层特权家庭的红色后代薄瓜瓜，有意要撇清自己曾享受任何特权，他从小能上西方贵族学校，完全是靠自身和父母个人的能力，与老爸的权力无关。记得李鹏的女儿李小琳也曾声称，自己超常的成功（任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与她老爸的权力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我在这里由此引开，来谈谈我对中国红色后代的评价和议论。

高干子弟在中国享有特权，有着常人没有的特别机遇特别待遇，这在中国是人人皆晓的事实。记得我还在中国时，如果邻家某女找对象找了个高干子弟，那可是要受到很多人羡慕的；她们结婚后，生活的发展前景也往往不是大多数平常人家能赶上的。今天的中国，有那么多红色后代成为中国商界巨头，其中权钱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作为中共高官的红色后裔，想要不承认自己有超于常人的待遇机遇，不要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完全不受监督不受限制的国家不可能不可信，就是在民主西方，政府高官的子女也不敢讲完全没有特殊机遇，只不过由于西方言论自由，政治透明度高，法律限制多，程度因此会低很多。英国人海伍德会如此热心帮助薄家，与薄家是中国权势一定相关。就算薄瓜瓜在西方的学费真的来自奖学金，他之所以能得到奖学金，也是因为老爸在中国的权力对某些人有吸引力，他们期望通过与中国权力交友来达到增加自己的影响力为自己谋利益的目的。一些中共高干子弟不承认自己享有特权，只说明这些高干子弟或者是嘴硬，认为只要自己不承认事实就不存在，或者是被特权宠惯，把因父辈的权力而受到的超于常人的待遇机遇看成是自己能力所得，对特权习以为常到了没感觉的地步。

我第一次听到薄瓜瓜的名字，是2009年薄瓜瓜被邀请去北大演讲。当时他被评上英国首届“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这个奖到底有多好的信誉多大的影响，在多广的程度上反映了英国华人的意愿，我无从知晓。但薄瓜瓜能因此被邀请去北大演讲，我认为与他红色后代的身份有着重要的关系。薄瓜瓜去北大演讲期间，据说保安戒备森严，让学生觉得此人来头不小，更从一个侧面说明薄瓜瓜之所以被邀，与他是薄一波和薄熙来这样的中共高官的后代有关。在北大演讲会上，薄瓜瓜被问是否是共产党员，他回答说自己是无党派人士，但又说自己“完全赞同共产主义理念”；在回答主持人问中国应该借鉴西方什么时，他回答道：“中国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被问到大学生为人民服务最需要什么时，他的回答是：“这个由团中央来决定吧”。一个从11岁开始就在西方接受教育的孩子，一个曾经在牛津大学竞选学生联合会常务理事的大学生，却能把中共官话说得这么溜，可见父母的言传身教远远重要于学校的教育。

薄瓜瓜从小到西方贵族学校接受教育，生活风格趋向西化，他自己也显然有意识地对成为公众人物有所追求，因此而特别引起人们的非议。网上有些人把这些非议看成是对瓜瓜的不公平，我觉得薄瓜瓜之所以受到非议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来自红色家庭。如果蒋介石的后代去西方贵族学校，过西方化生活，人们就会觉得比较正常，因为蒋介石是美国和西方的公开的坚定盟友，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很一致。一个成天树西方为敌，成天否认西方制度和西方价值观的红色家庭，却把孩子送进西方贵族学校，和西方人打得火热，让人觉得特别的虚伪，特别的精神分裂，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完全相反，揭示了中共高官糊弄欺骗人民的真实面目，因此招来非议在我看来很正常。薄瓜瓜招到非议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来自特权家庭。这个世界上的事都是有所得就要有所失，不能好事都让你享受了，责任却一点都不负。既然享受特权，享受特殊待遇，那就要负特别的责任，受特别的监督。一个人不能说特权我要享受，但你们不能对我有特别的要求。薄瓜瓜既然没有拒绝享受特权，没有拒绝老爸的权力给他带来的超于常人的待遇，那他就没有理由拒绝来自民众的特别的要求。

另外，光是薄家接受外国奖学金这一点，尤其是来自意识形态上和军事上敌对的外国，放到政治透明的西方国家，就会被质疑为以权交易，对国家利益有潜在的危害。事实上，中国有这么多在职高官的子女亲属在国外学习生活，放到美国，被揭露出来，他们是否仍然有资格做国家高级官员都是问题。奥巴马由于肤色由于有一个外国父亲而被长期怀疑是否在美国出生，虽然其中不乏种族主义原因，但外国出生的人在美国不能竞选总统这个规定，其初衷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防止有出卖美国利益的可能。如果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有直系亲属生活在外国，有很多家产放置在外国，那他们制定政策时，又如何保证他们是以本国利益为重呢？

薄家在中国的起，得益于邪恶的中共，薄家在中国的落，也起因于中共的邪恶。与毛泽东一起打江山建立了共产党天朝的薄一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薄熙来的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薄熙来今天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也是中共制度下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牺牲品。红色家庭薄家的大起大落是中共制度邪恶病态的缩影和见证。

不过，薄瓜瓜出生于红色家庭并不是他自己可以选择的，我也不同意爷爷父辈的罪由孙子儿子来偿还，薄瓜瓜还年轻，还可以一切从头开始。我对薄瓜瓜的劝告是，请化悲痛为力量，通过自己爷爷和爸爸两代红色家族的命运，看清中共制度的曲扭和变态，加入到为中国争取民主自由的队伍中来。把自己曾经享有的特殊待遇，把自己在西方感受到的人性价值，转化为对中国特殊的贡献，与所有热爱民主自由的中国人一起，共同努力，让自己这一代人能够有机会从此避免爷爷爸爸那两代人悲剧式的命运。要学会讲真话，不要再学老爸讲假话，否则让人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同情你，心里还有一份不爽。

我看薄熙来之沉浮起落

从王立军逃往美国使馆，到薄熙来下台，这一场起伏跌宕的中国政治风波，给中文网站的写手和读者们提供了不少娱乐的题材。在一个正常的现代文明国家里，政治本来就应该是一半是严肃的正事，一半是轻松的娱乐，而不应该像中国那样是你死我活的见血斗争。如果什么时候中国政治能够变得公开透明，能让人民大众参加进去，人民不仅仅是旁观者评说者，而且是参与者共演者，官员的沉浮起落也变得再正常不过，不会危及他们的人身自由，当不了官，还可以有其他追求，而人民在娱乐的同时，又办好了正事，那其实才是政治的更佳形态。

我不擅长娱乐，只擅长谈正事，期望以谈正事来娱乐大家，在上网消遣的同时，没准也触发些严肃的思考。

看到网上有不少人说，薄熙来唱红打黑不是为人民着想，而是有政治野心。我不赞同中国人评价唱红打黑时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薄熙来的动机上，人们应该更多地探讨理念的对错。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机会直接接触薄熙来，无法判断他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如果让我来猜，从常识眼光看，应该是既有政治野心，想要干一番大事业，也有对中国现状不满，想要做些事来改变，两者都无可非议。有野心，在中国文化里是缺陷，但放到西方文化里，却是优点。有多少美国孩子从小就说，长大了要当美国总统，而美国人对这样的野心绝大多数是持自豪赞赏的态度的。关键是，光有野心不行，在美国，真要当总统，你得要说服人民，让人民同意你的理念，让人民相信你行。我很难想象，一个背毛主席语录背得很溜的人，在美国能被选上总统。

如果说薄熙来看到了中国存在的众多问题，想要做些什么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固然是中国当前急需的，但只有好意图，而不懂得如何用合理人性的手段来改变现状，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薄熙来的关键问题在于他治国理念的错误，他的几个主要治理手法，可以说个个都落后不合理，甚至荒唐可笑。比如用唱红歌来提高人民的精神道德，那就如同让人民用吸鸦片来提精神一样，唱的时候精神高昂，唱完了，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中国人如今道德沦丧精神空虚，原因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用非人性的红色思想去除了人民的良知，唱红歌只会越唱人民脑子越空。再说打黑，中国其他地方没听说有多大的民间黑社会势力，重庆怎么就有那么多的黑社会？中国之黑不是黑在民间，而是黑在制度，要真正从根本上治黑，不从制度上改革，光杀几个人是没有用的。王立军被逼成精神病，是薄熙来打黑失败的另一个证明，这种愚蠢的严打治黑，既可能创造了不少冤假错案，还把警察们逼得要发疯，可以说是事倍功半，输家多多，不可能维持。还有共富，要达到长远的共富，不能把富人与穷人对立起来，而是要通过聪明的制度达到财富的合理再分配，让富人与穷人共赢，既让大众受益，也不让富人吃大亏，否则像毛泽东那样，把富人都杀光了，穷人最后也只有喝西北风。薄熙来一方面否定本地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以优惠政策鼓励外国资本家，吸引来很多外国企业在重庆建厂，从短期看，这种政策给当地人提供了一些工作机会，但从长远看，这种只扶持外国资本家，不帮助本地民企的做法，只会让中国永远做别人的加工厂，让中国人永远停留在给人打血汗工的地位上，是一种很短见的发展模式。

不少西方媒体对薄熙来下台似乎抱着遗憾的态度，更有一些外媒称薄熙来有个人魅力。西方媒体的这些反应，给中国人敲了一个很好的警钟，那就是提醒中国人不能盲从西方人，不能以为西方人说好就是好，什么样的领导好，要以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来定。把怀有薄熙来那样理念的人放到西方来，根本不可能有政治前途，对那些欣赏薄熙来的西方人来讲，薄熙来政策是好是坏不影响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当然懒得仔细去了解审视重庆模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只看表层style（风格），而不在乎里面的substances（实质），何况薄熙来为外商提供了出色的赚钱机会，外国人自然喜欢。中国要学习借鉴符合人性的西方民主自由法治制度，但中国要的是民主，是中国人民做主，让中国人民得益，而不是西主，不是让西方人来替中国人做主，让西方人得益。民主不是为美帝，不是为了让西方人喜欢，而是为中国人自己，是为自己能过上好日子。

拨开迷惑了某些西方人的表层风格，薄熙来的个人魅力如果放到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其实根本经不住敲打。薄熙来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大讲西方制度如何黑暗，一方面却把自己的孩子从小就送到西方去受教育，可见他不是说假话高手，就是思想分裂症患者；他年轻时，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对自己的父亲粗过手，一个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的人，你怎么能放心让他来做爱人民的事？他对记者姜维平的迫害，将记者因言判刑入狱，也证明他人格之渺小。在公开透明，言论自由的民主制度下，他的这些个人品德问题一旦被揭穿，其政治前途不会光明。薄熙来能够升为高官，只有在中国那种畸形的制度下才有可能。

从王立军事件起，到薄下台，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一场政治风波时，一如既往，一直是黑箱操作，没有任何透明性，这到底是一场权力之争，还是一场理念之争，众说纷纭，各种小道消息更是疯传。我希望这是一场理念之争，希望薄熙来下台意味着中国高层对毛泽东模式做了再次否定。不过，中国人民也不值得为此兴高采烈，重庆模式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中国问题重重，用错误的手法去治理这些问题固然不是出路，不治理也不是出路。而对毛泽东模式的否定则应该早在三十年前就做完了，中国转了一大圈，今天只不过把这事又重做了一遍。已经被历史证明彻底失败的毛泽东模式到今天还能有在中国复辟的机会，今天的中国还有那么多的毛粉，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在肃清毛泽东的余毒上，一直含含糊糊，扭扭捏捏，不愿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思想，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得以继续，中国一直没有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近年来甚至出现言论自由程度严重退化的局面。面对积重成疾的社会，中国人之所以一遍又一遍地求救于毒药，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良药做广告，却对毒药广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纵容毒药充斥市场。乌有之乡的代言人可以做北大教授，可以在大学里电视上做演讲，宣扬民主自由的人却被关进监狱，被恐吓被禁声，政府如此倾斜地对待不同理念，人民会被引向哪个方向还用猜吗？薄熙来下台了，中国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三十年前，下一步该怎么走，中国政府敢于向前迈进吗？还是仍然继续原地打转？解除一个人的职务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理念的改变和进步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解中庸之道，论中国人之情商

据说中国现在又开始尊孔了。我从小是在对孔子的一片批判声中长大的，对孔子思想，记得最清楚的是“师道尊严”和“中庸之道”，这两点当年都是大批特批的。我还知道孔子的一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但又非常合理的行为准则，我在现实生活中正是努力这样做的。对师道尊严『注』，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既不该批倒批臭，也不该捧为金科玉律。孩子应该尊重老师，礼貌对待老师，以从小养成尊重人，讲礼貌的习惯。但从行为上鼓励孩子礼貌对待老师，并不意味着从思想上鼓励孩子对老师的绝对服从。不问对错地接受被灌输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误区，中国教育到今天都没有走出这个误区。不过，中国如今早已不是“师道尊严”，而是“党道尊严”了。

对孔子的“中庸之道”，我一直将其看成是中国文化的糟粕。在学校里，我们被告知“中庸之道”意味着模棱两可，和稀泥，两边都不得罪，是一种做人的技巧。现实生活中，我反感那些没有原则，喜欢和稀泥的人，认为做人没原则是中国人丑陋处之一。因此在“中庸之道”这点上，我一直自认为是不赞同孔子的，但是最近我对“中庸之道”的看法却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美国人常讲一句话：“Be moderate”，就是任何一种思想行为，都不要走过头，走极端。信仰宗教，信仰上帝可以是好事，但如果走过头，认为宗教上帝是一切，而完全不看重现世，就可能成坏事，穆斯林极端主义恐怖分子就是在这点上走了极端；再比如，对孩子要有纪律约束，以养成良好习惯，但要适可而止，不能过分，否则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发展，甚至伤害孩子；反过来，也不能因为强调自由发展，对孩子过于放纵，完全没有约束，掌握好纪律约束与自由发展之间的平衡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非常关键。仔细想，“Be moderate”这个警句其实可以用在生活思想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思想行为走过头都会变成有害。比如，对我来说，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生活快乐不可缺少的两大因素。物质可以给人带来快乐方便，我现在过的日子，比起小时候除了吃饱穿暖几乎没有其他奢侈享受的生活要舒适得多，我没有愿望放弃现在舒适的生活，重回过去那种清贫简陋的生活。但如果一个人走过了头，变得一心只有物质追求，物质欲无限制的膨胀，那人生在我看来就变得没有意义，变成人为物质而活，而不是物质为人服务了。精神生活对我来说不可或缺，当我看了一场打动人的电影，读了一本好书，听到一首触动灵魂的歌，有时甚至简单到与人进行了一场有趣的谈话，这些精神食量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快乐满足不是物质可以衡量的，我在生活中从没有中断过对丰富自己的精神灵魂的追求。但是，如果有人要把精神追求提到无限高的境界，把一切世俗欲望都看成是罪恶，我也会忍受不了，无法认同。我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是一个非常moderate的人，喜欢平衡的生活，不认同任何单向极端的思维。

有一天，我突然想：美国人的这个“Be moderate”译成中文是不是就是“中庸之道”呢？为什么中国人对“中庸之道”的解释是模棱两可，和稀泥呢？孔子在西方被看成是东方智慧的象征，美国人常用“孔夫子说什么什么”的来加强自己所言的权威性，那么西方人对“中庸之道”又是如何阐释的呢？带着这些疑问，我做了一些internet搜寻。首先我将“中庸之道”放到Dictionary.com上做中译英，出来的结果是“Moderation”！就是说西方对“中庸之道”的翻译就是“适度”，就是他们常说的“Be moderate”。我接着用Confucius加moderation搜寻西方对中庸之道的详细解释，发现有不少西方人将孔子的中庸之道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得的Golden Mean理论相等同，认为两者说的是同一件事：在满足人的欲望时，在实施行为准则道德准则时，适度是关键。我又做了中文搜寻，在《光明网》上找到下面一段：“有‘宋代孔子’之誉的朱熹曾对中庸之‘中’的含义有过这样的解释：‘中只是个恰好的道理’。可见，中庸即是把两个极端统一起来，遵循适度原则。因此，可以把中庸的高明之处理解为寻求平衡的智慧。”原来国内现在也已经有人对“中庸之道”做了“恰好”，“适度”和“平衡”的新解释。后来，我又了解到，台湾人对中庸的理解是“做事不要走极端”，韩国人对“中庸”的翻译是“不多不少正好”，都与西方“适度”的解释相符合，可见西方对中庸的解释并不是西方式的理解，倒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中庸就是模棱两可”才是独树一帜的中共式歪解。

如果“中庸之道”意味着适度平衡，那末，我对中庸之道就变成了举双手赞成。我们的先人几千年前就提出了“中庸之道”，提倡适度平衡，可是，看看今天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人的思维习惯却单向极端，看世界不是黑就是白：达不到像天堂一样完美，就等于和地狱一样丑恶，没有圣人一般的品德，就如同撒旦一般卑鄙；批一个人批一种思想就要批倒批臭，捧一个人捧一种思想就要偶像化绝对化；讲自由就不能有任何约束，讲和谐就要一切都统一；新中国前三十年，爱物质就是腐败堕落，后三十年，又变成除了追求物质，还是追求物质。中国人总是从一个极端奔向另一个极端，不懂得在极端之间寻找适度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掌握适度，掌握平衡，达到中庸，不等于一切事物不偏不倚，取其当中。中国人大多为理科式头脑，习惯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对就是错的单向式思维，一讲中庸，有些人又将其误解为一切事物不左不右，不偏不倚，像简单的数学公式一样取其中点。这世间的各种事物到底多少度是适度，多少度就过头了，每一个事物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场合都要个别对待，分别掌握，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没有统一的公式，统一的度。这就牵涉到一个人判断适度和掌握平衡的能力，这个能力有时来自深入学习，深入研究，或复杂推理，有时则来自人生常识，人之良知，来自正确的价值观，很多是属于情商的范围。情商是否高，是否有平衡思维能力，对小到培养教育孩子，大到国家发展，都至关重要。比如国家掌权的精英是否有平衡思维的能力，在政府管制与个人自由之间是否能够掌握好适度平衡，对国家平衡健康的发展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精英都是没有情商的工程师，只能做单向理科式思维，那么，这个国家在他们的眼里就只能在极度专制与天下大乱两极之间做选择，而看不到可以有一个既个人有自由又社会有制约的平衡的中庸选择。

有人说，其实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防止两极极端倾向，达到中庸，确保社会稳定，确保国家平衡发展的最好机制。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民主制度里的权力平衡，权力分散，使得国家行走的方向不容易在单一方向上走得太久太远，虽然微观上有可能一时过于左了，另一时又过于右了，但从宏观看，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国家则总是弯弯曲曲地走在一条不断平衡的中庸的进步道路上。比如，不少人对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没完没了的拉锯战感冒，其实这种拉锯战虽然表明上似乎减低了政府做事的效益，但实际也换来了美国社会平衡稳定的适度发展，对社会好处大于坏处。比起一党专制制度在单一方向的大跨步，民主制度弯弯曲曲的小跨步最后给社会带来的进步要大得多也合理得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的思维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走上了单向化极端化的道路。其实说到底，毛泽东以及追随他的中共领袖们本质上就是一群极端分子，在他们的指导教育下，中国成了产生极端分子的温床。共产党六十多年的统治对中国人品质有两大破坏，第一是使得全民人性丢失，道德普遍低下；另一个破坏就是使中国人思维普遍简单化，极端化，从统治精英到普通人民，绝大多数人情商很低，思想水平原始落后。中国在低情商统治精英的管理下，国家发展极度不平衡，社会管理落后不合理，改革开放三十年，除了在物质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其他方面都仍然停留在落后不发达水平上，人民付出的代价与人民最后所得到的相比极不相称极不相符。

中国社会需要回归中庸之道，重寻良知，重树情商，重建并发展人民掌握适度掌握平衡的能力。中国人需要摒弃崇拜理科之习，从简单的不是黑就是白的理科式两极思维模式中走出来。我们应该明白，这世间上的人和事，绝大多数是不同程度的灰色，很少有绝对黑色或纯白无暇的例子。事实上，纯白无暇的人或社会根本就不存在，追求纯白往往会由于违反人性而导致结果适得其反，就像追求完美共产主义的国家最后却都变得邪恶无比一样。人类社会能追求的只能是恰好的灰色，我们只有掌握在灰色中分辨白与黑的能力，在白与黑两极之间不断寻找平衡，才能使社会合乎人性地逐渐进步。回想过去在中国时，大家普遍认为文科比理科简单，认为学习文科不需要聪明的脑袋，那其实是无知。说白是对的黑是错的，很容易，但要判断多少白是对的，太多就错了，有点黑没错，少一点就对了，而且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场合的中庸尺度都不一样，就难得多。所以，真正的文科思维，真正的人文学社会学思维，除了需要有一定的智商，更需要有较高的情商，比理科思维要复杂得多难得多。

『注』：这篇文章初稿于2009年。最近，通过网上阅读，我对师道尊严的解释又有了新的认识。有人说，师道尊严并不是说唯老师为尊，而是说做老师的人自己要有尊严，这样才有资格为人师。如果是这样解释师道尊严，这篇文章的第一段就需要改写了。

初稿于2009年，增写于2011年11月。

从卡扎菲之死谈暴政下面出暴民

卡扎菲之死，多少有点不人道，不符合现代社会对罪犯也要讲人道的规则。不过，在利比亚这样的国家，人道从来就不是规则之一，出现这样的结局也并不使人过于惊讶。暴政下面必出暴民，一个国家暴民多，往往是由于统治者暴政引起的。当人们的生活经验一再告诉他，在这个社会里讲理是没有用的，永远也讲不通的，遵守文明规则是要吃亏的，大多数人就不再相信讲理，不再相信文明规则，只相信暴力；当人们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你如果胆敢与统治者意见不合，统治者就会将你关进监狱，就会折磨你，甚至可能整死你，很多人就会开始相信有机会就消灭对方是保证自己生存保证自己自由的最佳选择。由于卡扎菲的死法，我很难为卡扎菲之死而欢呼，但另一方面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卡扎菲的结局可以说是暴政者自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必然结果吧。

卡扎菲的结局再一次说明，专制是人民和统治者双输。专制制度下，一切问题都是用强权的方式压下去，被压迫的人民心里的怨气不断堆积，一旦有机会爆发出来，就是统治者悲惨的末日。暴政统治也许可以一时得胜，但统治者也往往活得胆战心惊，而且常常是躲得过今天，却可能躲不过明天，躲得过这一代，却躲不过下一代。

有人说，用暴力来推翻暴政，换来的一定是另一个暴政。这其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美国独立，当年就是用战争来达到的，换来的却是世界人民的民主自由之旗帜；希特勒最后是被战争制服的，换来的是六十多年的世界和平。战争，暴力，不应该是人民取胜的首选工具，更不应该是人民取胜的唯一工具，但有时对待一个毫无良知毫无人性，怎么讲理也讲不通，怎么抗议也不让步的暴君，战争就可能是唯一能将他赶下台的方式。当然我不想鼓吹暴力革命，我仍然希望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能够尽最大努力用和平方式解决，更希望中国最后能以和平的方式从今天的专制过渡到未来的民主，这样人民可以少经受些阵痛。可惜的是，人民的和平善良愿望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得以实现的。

有人问，暴政出暴民，暴民又导致暴政，历史就永远循环，那又怎样才能从暴政中走出来呢？历史真的会那样永远原地循环吗？我说不一定。暴政下面暴民多，但不等于人人都会变成暴民，世界上的人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常人，被统治者引导成怎样就怎样，你恶我也恶，你骗我也骗，你暴力我也暴力；但有些人是超于常人的人，有超越的能力。做领袖的一般是超于常人的人，比如刘晓波，蒋经国，华盛顿，马特路德金，等等，他们有超人的眼光和胸怀，懂得必须要改变旧的一套，超越过去，才能从恶性循环里走出来。如果这样的人做了国家的下一任领袖，国家就会进步，从暴政-暴民-暴政的怪圈中走出来。还有另一类超于常人的人，比如本拉登，希特勒，毛泽东，卡扎菲，他们有超人的技巧掌控人民，却没有超人的胸怀为人民造福，这样的人做了国家领袖，这个国家就只能停留在动物世界里。这个世界是前一种领袖多，还是后一种领袖多？我说是前一种领袖多，否则世界就不会从古时候所有国家都是不同程度的暴政统治进步到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文明民主国家的局面。

还有不少人对中国人的暴民品质忧心忡忡，主张要先改造中国人的暴民品质，然后才能讲民主。我想要指出的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虽然有些皇朝残暴些另一些皇朝仁慈些，但一直是以孔孟之道的仁义廉耻为主来治国，来教育人民，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更是以民主立宪人道为最终目标。中国真正进入到全面极权暴政是在共产党成立新中国之后，中国人民大批地变成暴民发生在新中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才集体变成暴民的。而在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暴民的人数达到了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顶峰，中国暴民们所做的灭绝人性的事之多之广严重之程度都是史无前例。虽然毛泽东之后的三十年，共产党的暴政恶劣程度相对于前三十年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中国暴民的人数也随之有了很大程度的下降，但只要共产党极权专制制度不改变，只要中国政府仍然坚持以手拿枪杆子不屑与任何人讲理的方式来统治国家来压迫人民，中国就将一代接一代地生产相当数量的暴民。我讲这些并不是要为中国暴民找借口，暴民多了，人民自己最终成为受害者，我衷心希望所有的有识之士们共同努力来减少中国的暴民人数。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什么是大量产生中国暴民的根源，应该明白只有建立讲理讲文明规则的民主社会，才能真正根除产生暴民的土壤。

有多少中国人患上斯德哥尔摩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心理疾病的名称来自1973年发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的一次银行抢劫案。当时两名抢匪绑架了四名银行工作人员做人质，将他们扣押在银行金库里长达六天。绑匪向包围银行的警察提出要求：为他们准备好三百万瑞典克朗现金，和一辆让绑匪以及人质出逃的汽车。警察同意给绑匪一辆车，但拒绝让他们带人质一起走。谈判失败后，绑匪主犯打电话给瑞典总理，宣称如果自己提出的条件不能被满足，他会把所有的人质杀死。为了证明他会说到做到，他用手使劲掐住一个被绑架人质的喉咙，在绑匪放下电话前，总理最后听到的是人质恐赫尖利的惊叫声。第二天，总理又接到一个电话，这次是一位被绑架的人质打来的，说她对总理的态度非常不满意，要求总理尽快设法让绑匪和人质出走。这场绑架案最后以警察从银行楼上的公寓钻了一个通往金库的孔洞，从孔洞里向金库扔催泪弹后，绑匪向警察投降而结束，四名人质全部安全获救。令人跌破眼镜的是，这些人质获释后，站在绑匪的一边，宣称他们并不害怕绑匪，反而更担心警察会伤害他们。有两名人质后来还在审判绑匪的法庭上为绑匪作证，替他们开罪解脱，那个给总理打电话的女人质事过之后与绑匪多次会面，两家还成了好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从此被命名。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叫人质情结，是指犯罪者的受害人对犯罪者产生依赖心和好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心理学家们认为，当人处于满足以下四种条件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第一，受害者真正感觉到罪犯威胁到自己的存活，相信罪犯随时可以毫不犹豫地夺走自己的生命；第二，罪犯给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比如在极度干渴极端绝望的情况下给受害者水喝，让受害者对罪犯产生依赖之情，进而产生感激之情；第三，受害者与世隔绝，所有的信息只能通过罪犯得到，受害者的思想被罪犯完全控制；第四，罪犯使受害者相信没有逃脱的机会。人之所以处于上述情况会得斯德哥尔摩症，是因为人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面临的恐惧超过他能承受的底线时，人的心理就会发生剧变。当一个人遇上了一个冷酷无情毫不讲理的绑匪，随时可以夺取他的生命，这个人就可能会渐渐把生命权托付给这个绑匪。时间久了，这个人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绑匪对他的宽容和慈悲；对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感情从恐惧转化为感激，然后再进一步转化为崇拜，最后人质将自己与绑匪完全认同，下意识地认为，绑匪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自己与绑匪是同舟共济一条船上的人，开始助纣为虐，从而彻底屈服于暴虐。

上面这段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如何产生形成的描述，基本上完全照抄于百度百科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解释。让人惊奇的是，如果你把上面这段文字中的受害者改成中国普通民众，把罪犯或绑匪改成中国共产党，那基本上就等于在描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普通民众之间的实际关系。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知道共产党对自己的生命和自由有着控制权，潜意识下都对党有一种恐惧害怕的心理，很多中国人早已把自己的生命权托付给了党；中国普通人民有什么自由有什么权利，完全依赖于党，取决于党的施舍，当共产党不再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随时可以把人民打成反革命打入十八层地狱，总算让老百姓有了吃饱穿暖的动物权利时，人民就觉得那是党对自己的慈悲和恩赐，就对党感激流涕了；人民的思想完全被共产党掌控，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网络自由，连香港的电视都被屏蔽，什么思想可以传授给学生什么新闻可以在中国报道必须经由共产党中宣部批准；中国人都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逃脱党铺下的天罗地网，如果试图与党做对，刘晓波艾未未的命运摆在那里作榜样。在中国，人人都生活在满足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下，而且不是六天，不是几个月，不是几年，是从小到大一辈子。难怪这么多中国人从对共产党的恐惧变成对党的感激，变成对党的崇拜，心甘情愿与党同舟共济，党的强大就是自己的强大，批评党就是批评自己，推翻党就是要灭自己的国，除了党没人能领导中国。而且，因为从小一直在这样的条件下受教育，不少人的斯德哥尔摩症成了不治之症，哪怕到了海外，不再是绑匪手下的人质了，却依然心甘情愿地为曾经绑架自己的绑匪示威舞红旗，为曾经绑架自己的绑匪辩护找借口，为曾经绑架自己的绑匪做网络打手。

上次写“中国没有德育教育”，有位前辈读者问为什么他们那代人里很多人自己曾被批斗，过后还对党那么忠心，难道共产党的教育真的就如此“深入人心”？答案是：不是党的教育深入人心，而是对党的恐赫已经深入这些人的骨髓，洗脑教育留下的印记已经难以从他们的脑髓中去除，他们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可喜的是，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经过众多坚信普世价值观的中国人的共同努力，不少中国人有机会让自己的思想从共产党的绝对控制中走出来，我注意到某些国内网站（比如凯迪的猫眼看人）上心甘情愿替绑匪说话替绑匪做打手的准五毛人数在一天天减少，向往普世价值向往民主的中国人在一点点增多，这说明努力还是起作用的，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注】：我这篇文章里在提到中国人时，没有处处加上“不少”“很多”这样的定义词，但实际指的就是“不少中国人”。理解别人的话，也要用点常识，不要自己走极端，别人一说“中国人”，就将其极端化，理解为100%的中国人。比如人们常说“Americans are fat”，并不等于说100%的美国人都是胖子，而是指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人，美国人里胖子特别多。当我们说“中国人如何如何”，也是一个道理，是指中国人里这种人特别多。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毛病，请不要自作多情来自动对号。如果每一段话，每一篇文章，都要像写科学论文那样精确全面，这个世界也会变得很枯燥无味。

政府腐而不垮，人民必定遭殃

万维博客主沁霈和余不洁就“中共为何腐而不垮”展开的讨论引起了一场很有意思的争议，我在这里也参加进来，谈谈我对腐败与政府垮台之间关系的看法。

政府的腐败程度与政府是否垮台不像简单的数学公式那样有一个统一的定式，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腐败限度，任何政府腐败超过那个限度就一定会垮台。一个政府要多腐败才能垮台，与国家制度有很大的关系。越是民主越是自由的制度，能够容忍政府腐败的程度就越低，而越是专制越是极权的制度，能够容忍的政府腐败程度就越高。在极端专制制度下，甚至可能出现政府极度腐败却仍然没有丝毫垮台危险的现象。北朝鲜的金家王朝就是一个例子，那个政府到了连人民的温饱死活都不管不顾的地步，名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则金家世袭王朝，全国人民沦为任金家王朝奴役主宰的奴隶，却仍然丝毫没有要垮台的迹象。美国入侵前的伊拉克萨达姆政府是另一个腐败之极却丝毫没有能被人民推翻迹象的例子。事实证明，统治者权力越是集中，统治手法越是卑鄙残忍，不择手段，人性底线越低，人民越没有权利，那个国家能够容忍的政府腐败程度就越高。而当一个国家的制度对统治者监督约束的程度越高，人民的权利越健全，政府就越容易因为腐败而倒台。西方民主国家政府，常常是因为犯了在专制国家看来微不足道的一个小错，就不得不解散下台。

为什么当年国民党政府轻易垮台，而今天的中共却能腐而不垮？这其实就与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专制，共产党做人底线比国民党做人底线低，共产党人的心比国民党狠有直接的关系。国民党时期比共产党时期自由得多，国民党专制比起共产党专制来是小巫见大巫，因此国民党时期反对派有发展壮大的机会。当然中国共产党力量得以壮大除了国民党不够专制，还有另外几个原因，第一，共产党发抗日战争的财，第二，靠苏俄扶持，第三，共产党擅长洗脑战术。更可鄙的是，共产党当年利用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大伤元气，战后对各种问题应接不暇的机会，在抗日战争刚结束，国民党政府还没有机会喘过气来对付国内成堆的问题时，就挑起了内战。国民党战后统治时期，之所以中国国内问题成灾，造成人民怨气冲天，共产党内战大大地分散消耗了国民党政府的精力是重要因素之一，哪一个政府可以有能力在刚打完一场被外族侵略战争之后又打内战，同时重建被战争重创的国家？当时不少中国人支持共产党，是因为心急了些，幻想中国问题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心急乱投医，没想到吞下了一丸毒药。那时的中国人也很幼稚，根本没想到共产党会骗人，夺权时好话说尽，掌权后全部食言，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制度好过专制，因为民主制度允许人民犯错，人民一次犯了错，看错了人，过几年就可以有纠正的机会。上次上当了，最多等四年，下次就不信你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六十多年都没有机会纠正。

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权成功后，吸取国民党政府的教训，把人民的自由限制到最小，把政府的专制推到了极限，封杀一切可能让反对派存在的机会，横扫一切社会力量，对人民则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和严密的思想控制，总之不择手段确保共产党政府永远不垮。而一个几乎没有可能被人民推翻的政府，走向堕落腐败是必然的，因为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反正没有力量能使它垮台，人民面对政府腐败则束手无策，只能任它一天天烂下去。政府能够腐而不垮，是人民的不幸，是国家的晦气，虽然政府从短期来看似乎是赢家，能犯大错也不倒台，但其实政府官员也活得如惊弓之鸟，知道自己欠人民的债越集越多，不知哪一天会有什么事件触动社会的爆发，最后造成自己和家人性命难保。今天的中共政府要腐败到何种程度才会倒台，取决于中共高层的底线能降到多低。但愿今天的中共领导人不像毛泽东那样心狠手辣，不至于卑鄙无耻到金家王朝的地步，但愿他们能够早日认识到不主动政改，继续用压迫隐瞒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只会使中国不断腐烂下去，在勉强维持的稳定表面下，是人民日益积蓄增长的怨气，造成有一天人民以社会爆发的形式推翻政府，那将会是政府人民双输，有可能给中国人民包括政府官员及其家人带来不可收拾的灾难。

中国没有德育教育

我曾经写过一篇“中国文科教育的失误”，提出了中国没有真正文科教育的问题。其实，中国教育还有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没有德育教育。

记得小时候在中国，被教育说要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而我从小一直到读大学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所谓德育好的同学，因为那些德育好的同学大多是些爱拍老师或书记马屁，积极配合共产党政治宣传，喜欢讲空话套话的人。我这里要说明一下，我并不是说我从小就看透了共产党的本质，像今天这样反共。小时候讨厌共产党宣传纯粹是出于一种本能的自然感情，觉得那一套很无聊，全是些空的东西，特别假，特别装腔作势。

最近我在网上读到一位中国家长陪孩子复习《思想品德》时的感受：“无用的东西教得太多，抽象玄妙的东西教得太多，明显是假话的东西教得太多”。看来今天中国的德育教育与我成长时的教育并没有多大差别。中国学校的德育教育，以歌颂党，以灌输毛泽东思想，背诵共产党口号，学习共产主义马列主义为主导，给孩子灌输的大多是抽象无意义的空话套话，内容大多脱离人性甚至违反人性，更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假话，其目的是为共产党牢牢掌握政权服务，是要培养对党忠心，听话好管的党的“接班人”。在这种教育的长期熏陶下，孩子们被渐渐去人性化，渐渐丢失人的良知。我们从小被教育说要培养好品德时，目的是要做党的好孩子，而不是为了服务于人和社会。今天的中国人大多连基本做人常识都没有，基本对错都不知道，基本良知都缺乏，就是从小被培养党性，被去人性教育的结果。虽然我们小时候也有学雷锋做好事等培养品格的活动，但目的与西方学校里学生参加志愿活动的目的很不同；我们学雷锋做好事，是为党为革命的一部分，而不是为了帮助人，帮助周围那些不幸的同胞。实际上，在我小时候成长时的中国，你根本就不能说中国存在不幸的人，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人，擅长于放眼世界，能为被美国入侵的伊拉克人义愤填膺，却对自身周围比比皆是的受到不平等不公正待遇的同胞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毫无同情心。记得九十年代末一次回中国，去一个大学同学家看他新买的高级公寓（在当时中国算高级），聊天期间忘了为什么我提到有大陆人偷渡台湾的事。这位同学听了非常生气，说：大陆谁会要去偷渡台湾？台湾根本不如大陆；并说有台湾友人来看他的公寓，称赞说你们大陆人现在都住得这么好了。当时我听了，就笑了：哪里有“都”，我们班同学中（当时）也只有你和极少数的几个人在中国能住上这样的公寓，你当然不会去偷渡台湾，可那些来自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人，在大陆没有地位没有机会，就要去偷渡台湾。这位同学是我大学期间的班长，照理是大学同学里相对来讲比较出色的，也只有能力看到自己一点点经济上的成功就沾沾自喜，根本不关心社会上其他人，可见中国教育的失败。这场谈话也是第一次让我意识到，我来美国后潜移默化，已经不再是出国前的我。如果我没有来美国，我也一定是一个对社会上其他人毫不关心的人。我读大学时胸怀远不如这位班长，是一个毫无政治上进心，只关心自己的学生。

我看过一部英国记录片-“七岁开始成长”（Seven Up），是一部从1964年开始追踪拍摄十几个伦敦孩子的记实片，从他们七岁开始采访，然后每过七年采访他们一次，一直到他们长大成人，记录他们的成长实况。这十几个孩子，有来自最下层最贫穷潦倒的破碎家庭的，有来自蓝领工人家庭的，也有来自富裕有特权（privileged）的家庭的。那些贫穷或蓝领家庭出身的孩子大多上的是公立学校，而那些富裕有特权家庭出身的孩子上的则是昂贵的贵族私立学校。片中一段对富家子弟的采访，让我窥见了英国贵族私立学校是如何培养富家子弟的德育的。这些上贵族学校的富家孩子们介绍说：我们在学校被教育说，你们来自有特权（privileged）的家庭，是比一般人幸运的人，因此你们对社会负有特别的责任，有义务为社会做比一般人更多的贡献。他们还说学校教会他们做绅士的礼貌礼节，其中包括对待穷人不能嗤之以鼻，不能做贬低他们人格的事。这些贵族学校里长大的孩子中，有一个从小就立志要去非洲帮助穷人，长大后虽然没有去非洲，但青年时期去了孟加拉国给贫民孩子当老师，中年后则回到伦敦东区为穷人孩子教书；另一个从小就关心政治的，长大后做了律师，业余时间则组织志愿团体从事志愿活动，为失去父母的孤儿们募捐集资。从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的高素质并不是基因里天生俱来的，而是后天教育出来的。

美国学校的德育教育叫做Character Education，翻成中文就是品格教育。虽然大多数美国学校没有专门设置品格课，但学校里设有学生辅导员（counselors），专门为学生作引导工作，包括品格上的引导。学生正确价值观正直品格的建立还通过社会学习，文学学习，通过社会活动学分，通过老师的日常言行身教等等来引导培养。美国学生品格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来自家庭，很多美国父母非常重视从小培养孩子正直的品格，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且用自己的言行为孩子做榜样。比如奥巴马的母亲教育幼年奥巴马说：要成长为人，你一定要有价值观（If you want to grow into a human being, you are going to need some values）。她给奥巴马立了四个做人原则：诚实（Honesty），公平待人（Fairness），说话要直接（Straight talk），以及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Independent judgment）。

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没有德育教育”，其实更确切的题目应该是“新中国没有德育教育”，因为中国学校的去人性化德育教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中文网上近年来流传民国时期的小学课本，被人称为是上有信念，下有常识，不居高临下，不喊口号，无关君王权贵，体现民间真情的好教材。很多人说看了民国课本，不禁为中国现代教育哭泣，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担忧。把解放前后小学课本做比较，人们立刻可以看到鲜明的差别：民国课本是人文教育，小学第一课从浅显易懂的做人道理学起，从怎样自重和怎样尊敬人学起，新中国课本则是奴才教育，小学生从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共产党万岁学起；民国课本教育孩子值得崇信的是父母老师兄长，新中国教的是相信党崇拜毛主席。两个时期课本的前后对比，让人看到新中国后教育理念上的倒退和没有人性，而民国课本教给学生的理念则符合人之良知，近百年后也不过时。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其目的除了要让学生增长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人，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共产党改造后的中国教育在教学生做人这点上，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当一个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代精英缺乏良知缺乏人性时，他们的专业知识再好，这个国家也不会有希望。

记得曾有读者说我谈民主太空，应该讲些中国具体怎么改进。虽然我并不认为阐述民主的好处是空话，因为不少中国人对民主仍然非常无知，但我也同意能讲些具体怎么改革很有必要。我这里就提一个中国改革的具体建议，那就是从小学到大学，彻底废除反人性的共产主义教育，去除教材中的党性内容，用人性思想教育孩子，不肯讲人权自由民主，讲儒家思想（挑精华讲）也比讲共产主义讲党性好一百倍（可悲的是，近百年前的民国课本，已经给孩子们教人道自由民主立宪的概念，近百年后却不能）。小学要废除少先队，不要再让孩子从小对着红旗宣誓说假话空话，教孩子从小学会讲真心话，从小学会自尊并尊重周围人，从最基本的做人常识，最基本的礼貌学起。这个改革并不难，并不直接影响维稳，可以是中国改革的最简单安全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