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September 26, 2010

一部有趣的电影:邮购妻子

“邮购妻子”(Mail Order Wife)是一部以纪录片形式拍摄的电影。纪录片制片人安德鲁征得在纽约市做保安的埃德约的同意,跟踪拍摄埃德约从亚洲邮购妻子的生活经历。埃德约既不富有,长得也抱歉,厌烦了美国式约会,求婚的复杂过程,决定尝试花钱通过中介公司从亚洲邮购新娘。年轻女孩丽芝来自一个贫穷的村庄,埃德约有房有车,在她眼里又算英俊,在与埃德约交换了一些照片通了几封信后,只身飞来美国纽约,与埃德约结了婚。埃德约生性简单,觉得自己在外出力,妻子就该在家出力,丽芝住进他的小家后,埃德约首先教会了她清洁房间,做西式饭菜的技能。纪录片制片人安德鲁是一个年轻有思想的文化人,觉得埃德约把妻子当成佣人一样使唤,在旁边有点看不下去,拍片时有时会出言干涉,弄得埃德约几乎要拒绝他跟踪拍摄。事实是,埃德约并不仅仅是生性简单,他还有很多性幻想,希望妻子能予以满足。丽芝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亚洲女性,埃德约的很多要求超越了她能接受的范围,变成了违反她意愿的逼迫,最后到了丽芝不得不向常为她做翻译的华裔美国女士戴贝拉求助的地步。戴贝拉认为埃德约所做所为已经到了可以起诉他的地步,但最后她和安德鲁商量的结果是让丽芝在安德鲁住所的客厅里暂时逗留一阵,帮她度过难关。安德鲁对丽芝的经历充满了同情,希望她能早日自立,为她找了一个烹饪大师教她学习烹饪技艺,以便能找到工作。后面故事的发展复杂而令人意外,如果你打算看这部片子,建议你读到这里为止,不要接着读下去,最好连广告都不看,看完片子后,有兴趣再接着读,否则影响片子的效果。这部片子意外,有趣,与主流电影相比,独树一帜,很值得一看。

下面这段是“邮购妻子”的电影广告。



忍不住的,不在意的,或已经看完片子的,请继续。

安德鲁也是一个有人性弱点的人,丽芝呢,貌似简单,但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无辜的受害者。丽芝与已经有女朋友的安德鲁之间的关系,在丽芝逗留安德鲁住所期间出现了一些令人意外的转折。之后丽芝又回到了埃德约那里,但与安德鲁仍然藕断丝连。不久她与埃德约离婚,嫁给了安德鲁,过了一段幸福日子,终因文化差异两人关系恶化又离婚,丽芝又接着去寻找下一个能帮助自己的男人。这部片子拍得现实逼真,故事发展虽然充满了戏剧性转折,但还算合理,对我来说只是有一个情节让我觉得有点可疑,演员演得更是几乎无懈可击,有些美国观众看完了,还当是真的纪录片,把美国男人大骂一通,说女人变坏都是男人逼的,让人忍俊不禁。我一开始看,也以为是真的纪录片,但看到丽芝从安德鲁住所返回埃德约家后,安德鲁又开始与她来往时,觉得太戏剧化了些,开始怀疑这是部故事片,而不是纪录片,因为我相信真实的故事常常很平淡,太戏剧化了,大多不是真的。这部片子一直到终结,影片制片人才揭示这是部故事片。有些评论者称这部片子是mokumentary,就是说是mock documentary(假冒纪录片),应该说形容得非常贴切。这个假冒纪录片可以说是假冒得非常真实,人物也非常有趣吸引人,除了故事某些情节太戏剧化了些,几乎没有太大的漏洞,片中描写的人物有很多现实依据,让人总是在那里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我来说,虽然还没看到一半就开始怀疑,但也不敢百分之百肯定,心想看完了要去网上查证核实。当然最后没有那个必要,片子结尾时有镜头表明这些人只不过是演员。

虽说是故事片,但这部故事片里反映的人的特性却非常真实。有些美国男人将亚洲女人简单地看成是性对象这一点,可以说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中不乏例子。埃德约式的男人,和安德鲁式的男人在美国现实社会里都有活生生的例子。埃德约固然是美国人中的loser,是正当的美国女人不会要的失败男人,但自认为高埃德约一等的安德鲁其实也没有比埃德约值得更多的尊敬。在影片接近尾声时,见了丽芝就亲脸的那个老头,更是那些自以为可以随手摘年轻亚洲女孩的美国老头的典型代表。丽芝也不是一个完全无辜的受害者,将婚姻将性视为改善自己物质地位的手段,有时不惜与可以做自己爸爸甚至爷爷的人结婚,在亚洲女性中也不难找例子。我要申明的是,我并不认为所有的美国男人都像影片里描述的那几个美国男人,也不是所有亚洲女人都像丽芝,如果你只将这部电影当成故事片来看,那这部片子就是一部颇具喜剧色彩的有趣的好片子。

Sunday, September 19, 2010

西方不是用来崇拜的

不少中国人看世界爱走极端,看西方或一味崇拜,一旦发现西方实际并不完美,又走另一个极端,变成反对西方的一切。世间的事对他们来讲似乎只有完美与邪恶两种状态,不是完美如上帝,就等同于邪恶如撒旦。如果有人批评中国制度,提倡学习西方式制度思维,这些人立刻可以列出西方的很多不完美之处,说西方也有问题,西方制度也邪恶,好像西方必须像上帝一样完美无缺才值得学习,不完美就不值得学习。

西方社会是不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社会?当然是,连许多“热爱”共产党的中国人来了都恋恋不舍不肯离开;但西方有没有好到值得崇拜?绝对没有;西方社会有没有问题?当然有,而且不少;西方媒介报道新闻百分之百真实?当然不是,美国一个民间调查显示美国人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相信媒介报道。西方不是上帝,西方人也是人,也会犯错误,民主自由更不是完美无缺的乌托邦,西方的制度只能说是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西方不是用来崇拜的,但可以用来学习。正因为西方不完美,所以学习时要仔细研究,寻找什么是使西方社会变好使西方社会进步的东西,值得学,我们自己什么好该保留,而不是邯郸学步,照样画虎,人家造高楼开汽车,我们也要造高楼,也要开汽车,人家GDP高,我们也要GDP高,人家说英语,我们也要说英语,最后把自己的文化都丢光了,把自己的山河都污染了,还没学到人家的好东西。西方人远不是十全十美,中国人也不可能是十恶十丑,为什么别人可以过自由又和谐,有钱也有好空气,吃饱饭,食品也安全的生活,中国人却要过既没有自由也不和谐,如今有钱了,空气却更污染了,如今吃饱饭了,食品安全却没有了保障的生活?

在这些为什么的背后,是有没有一个有效合理的制度,有没有一个有利于纠正错误,一个鼓励好行为惩治坏行为的体系,有没有一个平衡的顺着人性的发展。西方社会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西方制度里的民主,自由,公开,法治,等等特性,使得西方社会里的问题不会愈演愈烈,使得西方社会是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社会,使得西方的发展是一个平衡的符合人性的发展。西方社会前进的道路也是曲曲折折,难免有不少坑坑洼洼,但却总是一点一点地向着更好的社会迈进。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韩国,台湾那样,不把西方制度看成是洪水猛兽而拒之门外?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韩国,台湾那样,把西方的好经验拿来使用?这样人民得益,可以尽早过上不比西方人差多少的生活。南韩北韩的例子明明摆在那里,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制度所造成的天地之差,为什么我们要向北韩看齐,一意孤行走专制道路,而不像南韩那样,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呢?

把西方与中国相比,并不等于说西方是上帝,一切都好,中国是撒旦,一切都坏,而是相对来讲,西方社会比中国社会公平,西方人生活得比中国人更有尊严,更体面,西方人工作比中国人轻松,物质享受却比中国人充裕,西方社会有很多自由,又相对和谐,中国社会既没有多少自由,又不如西方社会和谐。西方不是上帝,不是用来给世界其他人崇拜的,西方人也是人,不完美无缺没啥好奇怪。但西方人是人,中国人也是人,为什么中国人不能过与西方人同样的生活?为什么西方人可以批评自己的政府,中国人就不可以,写几篇文章就可能被扔进监狱?中国人比西方人干活勤劳多了,为什么却过着远不如西方人优越舒适的生活?是中国人天生笨吗?天生素质不好吗?那为什么香港可以早早地就跨入世界先进地区的行列?为什么台湾如今也跨入了世界发达地区的行列,而中国却难以从第三世界中走出来?我们大陆人一点也不比香港台湾人差,为什么我们就该落后?为什么我们上网都要被政府管得紧紧的,不能像世界其他大多数人那样有限度大得多的自由?为什么我们的环境要被破坏得如此严重,而同样是人多资源少的日本,台湾,和韩国的环境就能保护得比我们好多了呢?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该喝毒牛奶?打个比喻,如果我是北韩人,我一定很生气,为什么我在南韩的表姐表弟能过奢侈的好日子,我却连饭都吃不饱?南韩的表姐表弟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我却要天天歌颂崇拜金主席,我一点也不比他们差,一点也不比他们蠢啊。

Thursday, September 9, 2010

为什么人年纪越大感觉时间过得越快

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小时候一年过得很慢,总是盼望暑假的到来,可暑假却总是姗姗来迟,总是盼望自己快快长大,可似乎过很久了,好不容易才长一岁;近两个月的暑假漫长得不行,等回到学校时,觉得上学期的事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到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希望日子过得慢些,老得慢些,日子却似乎刷刷地就过去了,一眨眼,一年就过去了,再接着,觉得五年十年也就不知不觉飞一样地过去了。记得我小时候总是盼望自己快快长到十八岁,做大人,可十八岁总是那么遥远不可及。等到了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岁,似乎什么事都没来得及做,一下子就过去了,反而想要时间过得慢些。小时候总是盼望二零零零年早点到来,因为那时候中国就实现四个现代化了,二零零零年到了,中国有没有实现四个现代化不知道,但我却早已明白二零零零年不过是普通的一年,而如今一眨眼二零零零年也已经过去十一年了。

年纪越大时间过得越快是普世感觉,不管你属于什么种族,生长于什么文化,这种当你一年年老去时,时间似乎一年年越过越快的感觉是同样的。那么为什么,为什么人年纪越大时间就过得越快?有什么科学的解释吗?让我惊奇的是:到今天还没有人对这个现象有确定的答案,不过科学家们有三种理论。

第一种理论是从人的生理变化上来解释。随着人年纪的增长,人的大脑时钟渐渐放慢了。科学家们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在大街上挑选两个年龄组的行人,一个是二十几岁的年轻组,另一个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组,让他们闭上眼睛,等他们觉得一分钟到了时,再睁开眼睛。年轻组的人大多等五十几秒到六十几秒后睁开眼睛,说:“一分钟到了”,对时间的感觉与时间实际的长度很接近。老年组的人却常常等八十到九十秒钟才睁开眼睛,对时间的感觉比实际时间长度慢。科学家们认为当人们大脑时钟放慢,对时间估计变慢时,就觉得实际时间过得飞快,一年一年似乎飞一样地就过去了。

第二种理论是从时间在人的一生中所占的比例上来解释为什么年纪越大时间过得越快。对年轻人来讲,一年在他们的一生中占的比例非常高,对一个六岁的孩童,一年就是她(他)一生的六分之一,但当你逐渐长大时,一年在你一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一年对你来讲就变得越来越短,等你到了六十岁时,一年不过是你人生的六十分之一,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了。

第三种理论是当你第一次体验事物时,你的大脑需要记忆处理很多细节,时间就显得长,而当事物对你来讲不再新鲜时,时间就过得很快。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新去一个地方时,去的路总是显得很长,回来时路却似乎要短得多。原因是,去时走这段路对你来讲是崭新的经历,景象路标都是你第一次体验,你的大脑需要对这些新事物进行处理记忆,时间就显得过得很慢,路似乎挺长。回来时,景象路标不再是第一次体验,一切变得熟悉,大脑需要处理的事物少了,时间过得就快了,路就似乎短了很多。人生也一样,当我们是孩童时,几乎每天都要学习体验新东西,时间过得就很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生活经历的增加,我们生活里的新东西新事物越来越少,时间也就过得越来越快。

本文科学信息来自NPR.ORG的一段报道: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22322542

Saturday, September 4, 2010

从中国人缺乏常识到中国作假泛滥

记得我上小学时有一门课叫“常识”,不过那门课讲的大都是关于科学常识,比如地球是圆的,人呼吸氧气等等,这些基本科学知识我都是从那门课里学来的。我这里说中国人缺乏的不是科学常识,而是做人的常识,是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复杂推理,不需要引经据典就能够判断对错,就可以做合理的符合人性的决定的能力。

我写博客大多从我的个人生活体验来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有害的,很少引经据典,更没有深奥的哲学理论,因此常常被某些中国读者斥为“肤浅”, “简单”。在这些人看来,常识是“肤浅”的东西,太简单,不值得一顾,一定要有复杂深奥的理论才有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事实是中国不乏缺乏做人常识的精英,他们有些以通晓古今中外历史为荣,以能引经据典为傲,有些则以能掌大权发大财视自己为人上人,却连做人的基本常识都没有,连基本的对错都没有能力做判断。经过这些精英的推理,最后能得出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是伟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好处,骗了亿万人就是英雄等等许多不合人性的结论。

不少中国人喜爱瞻高望远,却常常对自身周围的事麻木不仁视而不见。连饭都还没吃饱,就要赶超英美,大跃进;连在自己的国家里都还没有站起来,就天天想要在世界面前站起来;连食品的安全都没有保障,连呼吸的空气都混浊不堪,连河流山川都污染流失,却想着要得诺贝尔奖,要赶超美国做世界第一;自己明明是个连基本公民权利都没有的小民,任由共产党皇帝摆布,却总是从皇帝的角度高谈阔论评说什么对中国有利;明明连对自身周围的坏人坏现象都不敢啃一声,对自身周围的腐败不公平都不敢制止不敢说不,却自豪地宣称中国可以对美国说不。中国人爱吸精神鸦片,只要救星毛主席大手一挥“中国人民从此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就立刻喜笑颜开,只要共产党高喊“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代表人民”,中国人民立刻就将共产党视为自己的亲爹娘,批评共产党就好象是批评自己,至于毛泽东连刘少奇彭德怀都不让站起来,心安理得地接受全中国人民的崇拜下跪,共产党一边高喊为人民服务,一边公开宣称共产党掌握政权是政府的第一任务,而所谓共产党代表人民其实是人民被迫被共产党代表,人民根本没有拒绝被代表的自由,人民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吸足了精神鸦片,有了自豪的幻觉,现实如何,具体生活如何似乎就不重要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在中国发生,就是宏伟口号战胜常识,人民连基本良知都丢失了的例证。至于中国人为什么看不到口号与现实的分裂,常常连常识都没有,我已经在过去的博客里说过多遍:思想封锁和洗脑教育的恶果。在中国现行教育制度下,中国的孩子们也许有不少小小年纪就能解数学奥林匹克难题,但却连起码的分辨好坏的能力,起码的做人常识都没有人教。

下面让我从常识的角度来分析如今泛滥中国的一个问题:作假。

中国社会如今作假泛滥,从牛奶掺聚氯氰胺,地沟油洗衣粉炸油条,到学术作假,名人假报学历,作假的例子不计其数,下到以几分钱讨生计的小摊贩,上到著名大学里的学者,社会名人,作假泛滥于中国的各个阶层。为什么?为什么中国人作假愈演愈烈?为什么中国人作假不觉得羞耻?为什么同是中华文化,台湾人作假没有大陆人那么泛滥?

答案依我看来自中国的一句俗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大陆的执政党就是以假话起家的:共产党“解放”前向国民党要求“民主”,当权后却比国民党独裁上百倍;高喊“为人民服务”,事实却是一切为共产党牢牢掌握政权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就是一个最大的假话,“共和国”实际是共产党独裁国;宣称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实际却逼迫人民在自己国家里向政府屈膝做奴才;说自己代表人民,根本没有依据:一个不是由人民自由意志选举出来的政府怎么可能代表人民,一个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府,只相信谁有枪杆子谁就代表人民,人民只能是附属于政府主人的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说话权利的奴才。在今天几乎没有什么正常人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的中国,当数千万中国人为了升官发财,加入共产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时,他们潜意识下就是认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撒谎作假,撒谎作假是必须的,是没有错的;当中国的父母们任由学校给孩子洗脑,任由学校教导孩子在红旗下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时刻准备着”,他们就在无形中让孩子从小学会撒谎作假,无形中向孩子默认撒谎作假是允许的,是正常的。在美国,如果你去法庭作证,对方律师只要证明你撒过一次谎,你的证词就难以被陪审团看重,而在中国,政府鼓励你撒谎,逼迫你撒谎,孩子从小就被学校教育撒谎,作假是生存的必须,是升官的必须。在这样一个鼓励撒谎,鼓励作假,作假是必须的体制下,中国社会人人撒谎,人人作假,作假已经作到了明明在讲假话,自己却毫无知觉的地步,人民对撒谎作假失去了羞辱感。作假是耻辱的,这一做人的起码常识已经在中国被人渐渐丢失。

Tuesday, August 3, 2010

成功的七个习惯续篇:中国全都反着做

我上一篇介绍了成功的七个习惯:一,主动进取;二,做事时有远见,始终将最终的目标牢记在心;三,做事有轻重缓急之分,先做最重要的事;四,建立双赢式思维方式;第五,先设法理解别人,然后再要求别人理解你;六,团队精神,使一加一大于二(Synergize);七,更新自我。许多西方读者认为Stephen Covey书中讲的其实都是些常识,不过这些西方社会的常识对不少中国人来讲也许就是崭新的观念,有些习惯比如主动进取,我们嘴上也讲,但没有深入理解,行动上常常反着做,有些习惯比如双赢,和Synergize,我则很少在中文世界里听到过介绍,可以说不存在于中国式思维中。记得当时我一边读这本书一边想,对照这七个成功的习惯,中国教育中国思维几乎全都反着做,共产党宣传式教育使很多中国人常常变得连常识都没有,连良知都丢失了,难怪中国发展到今天仍然没有找到成功。下面我以中国式思维为每一个成功习惯的反例来说明为什么中国全都做错了。

第一,主动进取

主动进取者遇到困难时,将注意力放在他们能做的事上,他们保持积极的态度,主动进取,把精力用在扩大自己对事物的影响力上,从而克服困难,取得成功。与主动进取者相对照的是被动反应者,被动反应者总是将眼光盯在那些自己无法掌握的事情上,习惯于责备别人,责备环境,将自己的失败自己的不幸怪罪于别人,怪罪于环境。

中国例子:中国人常常把注意力放在别人如何亏待自己上,放在不能改变的事实上。日本侵略中国,鸦片战争是世世代代不能忘记的雪恨,别人的错永远要牢记在心,自己的错却很快就忘记,很少有人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做错了什么,自己该做什么,中国人该做什么上,思维停留在依赖者阶段:你要善待我,你要对我们的贫穷落后负责,而不是我们对我们的落后腐败负责。另一个例子是持“中国人素质低”论的人们,他们总是把眼睛盯在中国人素质低这一既成事实上,一味埋怨,却没有任何建设性建议,不深入思考是什么造成了素质低,怎样做可以改变素质低这个现状。这两个中国例子显示了失败者的典型思维特征。

第二个习惯:做事时有远见,始终将最终的目标牢记在心(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在设计最终目标时,树立有远见的正确的目标非常重要,我们要以智慧,要以良知,要以充足的判断能力,辨别能力和理解能力来审视生活,找到一个正确的生活重心。当我们将生活重心从以具体的事为重心转向以正确的基本原则为重心(principal centered)时,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平衡,更成功,我们就更有可能找到一个平衡家庭,工作,财富,朋友,和快乐的生活目标。

中国例子:中国共产党统治六十年可以说是一直设立错目标,总是以没有人性的具体数字为重点目标,以战胜别人(帝国主义)为重点目标,建国原则就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国家统治者没有远见,没有良知,没有判断能力,看不到正确的方向,找不到平衡的目标。比如国家建设,最终目标是什么?钢铁数目赶超英美(大跃进时的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我从小听到的目标),GDP增长,又是为了什么?不能为赶超英美而赶超英美,不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实现四个现代化,GDP增长更不能成为终极目标。如果一个国家的终极目标是以使人民过上体面有尊严的好日子为原则,一切发展的计划决策都以这个目标为指南,那么就不会为了炼钢铁而饿死几百万人,不会为了GDP增长而牺牲自然环境,不会为了GDP增长而牺牲社会道德,不会以国家利益为理由来牺牲个人利益,国家的发展就会更平衡,更成功,人民才能过上真正的好日子。

第三个习惯:做事有轻重缓急之分,先做最重要的事(Put First Things First)

创造成功的很重要一点,是具体如何来有效地做事。我们在安排做事的秩序时要以事情的重要与否来决定缓急,而不能让缓急秩序来决定事情的轻重。要学会做预防性思考,这样才不致于每次都以救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才能避免低效益的工作方式。

中国例子:中国在建立和谐社会时,没有预防性思考,不从本质上解决社会的重要问题,最后总是以救火的方式(血腥镇压)来解决社会问题,民族问题,非常低效益,从来没有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第四个习惯:建立双赢式思维方式(Think Win/Win)

我赢,你也赢,是最佳的合作方式,是达到持久成功的基础。只有有双赢品质的人才会去追求双赢,才有能力去追求双赢。双赢品质(character)来自三种品德(trait):正直,成熟,和认为有足够的成功给每一个人。

中国例子:在这一点上,中国反例不计其数。中国人在处理个人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中国与别国的关系时,都是以我赢你输,或我输你赢的方式来思考的。个人要得利就一定要损害社会,社会要和谐就一定要牺牲个人;政府要成功就一定要压制人民,中国人民对政府则是以典型的我输你赢的方式来求得苟且偷生;中国要崛起就一定要打败别国,西方则是出于嫉妒才批评中国。中国人没有双赢思想,看不到有个人与社会双赢,政府与人民双赢,中国与世界双赢的选择。而中国不建立健全国民的品质,不在大多数国民身上树立正直,成熟,有良知的品质,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因为只有有品质的人,才有欲望有能力去追求双赢,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第五个习惯:先设法理解别人,然后再要求别人理解你

很多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西方总是爱批评中国,抱怨西方人不了解中国。问题是大多数中国人到今天都不真正理解西方,不理解西方人做人的原则,很多中国人在西方生活十几二十年也不理解西方和西方人。比如很多中国人将西方人支持西藏看成是支持藏族反对汉族,而不明白西方人反对的是强权统治。打个纯粹的比喻,如果广东人,浙江人要从共产党强权统治下独立出来,西方人也会支持。

中国一方面不理解西方的实质,反对西方的实质,另一方面却又总是跟在西方后面学西方的表,学西方的果,崇拜西方的表和果,把西方对中国的评价看得重于一切。中国政府不惜花大钱在西方国家建立孔子学院,扩大人民日报英文版,希望能以此赢得西方公共关系。问题是中国政府只要坚持在中国践踏人权,西方就永远会批评中国,中国政府不理解西方原则,在海外花钱做公关,期望求得西方赞同,是把钱往水里扔。

第六个习惯:团队精神,使一加一大于二

团队精神不是简单地将人员加在一起,几个人做的事只是每一个人做的事之总和,而是几个人一起做成的事大与每个人分别能做的事之和,使一加一大于二。要达到一加一大于二,关键是要珍惜保留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同时在团队中建立有效的沟通交流方式,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共事方法,发挥团队中每个人不同的长处,成员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扩展视角,迸发创造力,取得比简单相加更高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宽容不同的团队或社会(民主自由)比一个一切大同的团队或社会(专制统一)要成功的原因。我上一篇在说这些话时,虽然没有点中国的名,但实际上已经用专制统一的中国社会做了反例。中国人在建立团队时,常常不在意建立有效沟通相互信任的合作方式,不致力于发挥不同人的不同长处,而是以压制不同来达到和谐,以强权来征服对方,结果是一加一小于二,一个中国人可以是条龙,三个中国人却不如一条虫。

第七个习惯:更新自我

人要不断取得成功,必须不断更新自我。更新自我可以分成四个方面:精神更新,体能更新,智力更新,以及感情更新。

中国人常常是不停地劳作赚钱,很少注意更新补充自己,谈到更新往往也只看到知识技能的更新,而忽略其他方面的更新,尤其容易忽略精神状态精神能量的提高更新。

Tuesday, July 27, 2010

读书笔记:成功的七个习惯

“成功的七个习惯”(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一书出版于一九八九年,是一本在西方非常畅销的书,到今天已经卖出一千五百多万本拷贝。西方市场上自我成长教育的书籍不计其数,但很多作者大多把注意力放在技巧的提高上,教人如何抄近路,如何急成。这本书的作者Stephen Covey却认为人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个人品质(character)上,应该从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principal)上来提高自己;应对人的技巧可以常变,做人的原则却永远不变,普世通用。只有当你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基础建立起个人品质,你才有可能取得长远持久的成功。

Covey认为,人生走向成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从第一阶段的依赖者到第二阶段的独立自主者再到第三阶段的与自然与社会相互依存者。每一个人生命的第一个阶段都是依赖者(dependent),孩童时期我们依赖父母,依赖社会(学校);当我们从孩童长大为成人时,我们变得越来越独立(independent),我们可以依靠自己来做很多事,我们开始承担责任;不过人生的成熟并不停留在自我独立上,人是自然与社会中的一员,当我们学会与自然相互依存,与社会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t),我们就进入了成熟的第三阶段。依赖者关注的是你,你要照顾我,出了错要怪你;独立者关注的是我,我选择,我负责;相互依存者关注的是我们,我们相互合作,我们将我们的个人才华个人能力结合起来,做个人不可能做的事。人生的最终成功就是要从依赖走向独立,再走向与自然与社会的融洽相处,相互合作,使自然与社会反过来做于人有利的事。

书中列的成功的七个习惯是:第一,主动进取;第二,做事时有远见,始终将最终的目标牢记在心;第三,做事有轻重缓急之分,先做最重要的事;第四,建立双赢式思维方式;第五,先设法理解别人,然后再要求别人理解你;第六,团队精神,使一加一大与二;第七,更新自我。第一至第三个习惯致力于塑造自我,第四至第六个习惯致力于赢得公众关系,第七个习惯则即为塑造自我也为赢得公众关系。

第一个习惯:主动进取(Be Proactive)

主动进取者认为是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行动决定了自己的一生,自己成功与否应该由自己来负责。主动进取者遇到困难时,将注意力放在他们能做的事上,他们保持积极的态度,主动进取,把精力用在扩大自己对事物的影响力上,从而克服困难,取得成功。与主动进取者相对照的是被动反应者,被动反应者总是将眼光盯在那些自己无法掌握无法控制的事情上,习惯于责备别人,责备环境,将自己的失败自己的不幸怪罪于别人,怪罪于环境。

第二个习惯:做事时有远见,始终将最终的目标牢记在心(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第一个习惯建立了我是成功的创造者的积极态度,第二个习惯就是迈出创造成功的第一步:用想象和良知来树立目标。人类之所以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之所以是高级动物,在于人类有想象力(imagination),有自我意识力(self awareness),有良知力(conscience),人类可以想象一个尚不存在却是人类能力有可能达到的潜在世界,为自己设计一个奋斗目标,并以这个目标为指针,迈出创造成功的下一步。

在设计最终目标时,树立有远见的正确的目标非常重要,我们要以智慧的力量,要以良知的力量,以充足的判断能力,辨别能力和理解能力来审视生活,找到一个正确的生活重心。在树立目标时,我们还要有精神源泉来引导我们生活的方向,要对自己的长处和潜能有足够的认识。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的生活重心可以非常不同,有些人以家庭为生活重心,有些人以工作为重心,另一些人则以钱为重心,还有一些人以朋友为重心,或以寻求快乐为重心。关键是什么使你觉得人生有意义,使你觉得精神感情有依靠,什么给你力量去奋斗。该书作者认为,当我们将生活重心从以具体的事具体的物为重心转向以基本原则为重心(principal centered)时,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平衡,更成功,我们就更有可能找到一个平衡家庭,工作,财富,朋友,和快乐的生活目标。

第三个习惯:做事有轻重缓急之分,先做最重要的事(Put First Things First)

当我们树立了目标,迈出了创造成功的第一步,第三个习惯是创造成功的第二步,是具体如何来有效地做事。我们在安排做事的秩序时要以事情的重要与否来决定缓急,而不能让缓急秩序来决定事情的轻重。要学会做预防性思考,这样才不致于每次都以救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才能避免低效益的工作方式。

第四个习惯:建立双赢式思维方式(Think Win/Win)

人们在与人交往时有五种思维方式(注):双赢,我赢你输,我输你赢,双输,和赢。双赢不难理解,就是我赢,你也赢,是最佳的合作方式;我赢你输也不难理解,就是以你输为代价来达到我赢,很典型的中国式输赢观;我输你赢对有些人来讲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人愿意自己输?但在现实社会中确实有人以我输你赢的方式来与人交往,以讨好对方,以让对方接受自己;双输也不罕见,就是情愿我输也不让你赢,战争常常就是双输的选择;赢式思维很简单,我只在乎我赢,你可以赢,也可以输,我不在乎我不管。双赢式思维是比我赢你输,我输你赢,双输,或赢更成熟的思维方式,是能够保证长远持久成功的基础。作者认为,只有有双赢品质的人才会去追求双赢,才有能力去追求双赢。什么是双赢品质?作者说双赢品质(character)来自三种品德(traits):正直(integrity),成熟(maturity),和认为有足够的成功给每一个人(abundant mentality)。

正直的人是有正确价值观的人,只有正直的人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赢,才会被人们给以信任去追求双赢的结果。

成熟的人懂得如何掌握勇气与体谅之间的平衡,就是说即敢于表达自己的感觉和信念,又体谅别人的感觉与思想。很多人思维是单向性的,他们认为一旦善良了,就一定不能坚定,一旦要坚定,就不能善良。有双赢品质的人是即善良又坚定,追求双赢,你不但要善良,体谅对方,更要坚定有勇气,你不但要理解别人,更要自信。能达到善良与坚定的平衡,能体谅别人又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就达到了真正的成熟。一个有勇气但不懂得体谅别人的人,可以是一个坚定的人,但只能追求我赢你输;一个过于体谅别人的人,就可能以我输你赢来达到与人共处。当你即有勇气,即敢于表达自己的信念,追求自己的目标,又懂得体谅别人,理解别人,我可以聆听,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empathize),但我也敢于表达不同意见,只有掌握了这一平衡,你才会有能力去追求双赢。

认为世界上有足够的成功给每一个人也是有双赢品质的重要一面。有些人认为成功的机会是有限的(scarcity mentality),别人成功了就意味着自己的失败,这些人不愿看到别人赢,难以为别人的成功高兴。有双赢品质的人相信人人都可以成功,你成功并不夺去我成功的机会,世界上有足够成功的机会,不需要以别人的输来换取自己的赢。

只有有品质的人才能追求双赢,才能获得持久的真正的成功,这是为什么作者认为单靠技巧并不能得到真正的成功,只有提高个人品质才是达到最终成功的关键。赢得公共关系并不等于战胜其他人,而是在公共关系中与人做更有效的合作,从而使双方都受益。

第五个习惯:先设法理解别人,然后再要求别人理解你(Seek first to understand, then to be understood)

首先要学会理解别人,理解对方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empathize),然后才能找到正确有效的沟通方式,反过来让对方理解你。

第六个习惯:团队精神,使一加一大于二(Synergize)

我将Synergize翻译成团队精神,但这个团队不是简单地将人员加在一起,几个人做的事只是每一个人做的事之总和,而是几个人一起做成的事大于每个人分别能做的事之和,我将其解释成使一加一大与二。要达到Synergize,关键是要珍惜保留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同时在团队中建立有效的沟通交流方式,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共事方法,发挥团队中每个人不同的长处,成员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扩展视角,迸发创造力,取得比简单相加更高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宽容不同的团队或社会(民主自由)比一个一切大同的团队或社会(专制统一)要成功的原因。

第七个习惯:更新自我(Sharpen the saw)

要让刀一直好使,必须在每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保养磨练,人也一样,必须不断更新才能不断取得成功。更新自我可以分成四个方面:精神更新,体能更新,智力更新,以及感情更新。更新智力,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对我们中国人很直观,但除了更新知识和技能,更新自己的精神状态,体力状态,和感情状态也非常重要,所以寻找补充精神源泉,发展业余爱好,与家人消磨时光,体育锻炼,享受大自然,旅游等等,都可以是更新自我的一部分。

注:作者书中列有六种交往思维方式:双赢,我赢你输,我输你赢,双输,赢,和双赢否则不成交,我这里将双赢和双赢否则不成交合并成一类。

Saturday, July 24, 2010

职场漫谈:没用的交谈常常很有用

我这里所谓的没用的交谈指的是英语里说的small talk。有人说:There is nothing small about small talk,另外一个说法是:Small talk can lead to big things;就是说别看small talk谈的都是些没有直接用处的事,却常常能带来很多有用的结果。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曾追踪一批MBA毕业生,看他们十年后成功的大小与成绩和其他能力间的关系,发现成功与否与成绩几乎无关,但与他们是否有与人交谈的能力则直接相关。与人交谈包括谈有用的话题,比如与生意直接相关的话题,或者是公司的行情,工作中遇到的技术专业问题等话题。但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谈有用的话题,很多人受不了,尤其是美国人,一般受不了在经济或技术话题上停留太久,钻得太深。西方人喜欢谈话,不过很多时候谈的是表面上看似无用的话题,而我们中国人的弱点常常就是兴趣比较狭窄,缺乏谈没用话题的能力。比如在公司里,午餐期间,或者公司开party时,我发现不少中国人的话题总是局限在与工作直接相关的话题上,或者是股票,经济等等实用的话题上,在中国人成堆的公司里,也许问题不大,但如果是美国人(或非中国人)占主流的公司里,这样做就会影响融入团队,影响与同事关系的强度。让自己的谈话变得立体,展示自己技术能力以外的兴趣爱好和能力,常常会对工作有意想不到的帮助。
无用交谈的话题包罗万象,最简单最安全的就是谈天气,天气晴朗,下雨下雪,热了冷了,都可以由此发感慨。时事新闻也是交谈的好题目,尤其是当地时事,大多数人都会关心,不过在公司里要注意讨论的尺度,尽量避免做深入或激烈的争论。谈体育是一个做无用谈话的好借口,如果是自己的爱好最好,爱看也行;电影,电视,名人趣事也都可以是话题。另外孩子恐怕是很安全的话题之一,但要避免成天只谈孩子,引起一些人受不了。有宠物的话,谈论自己的宠物做的可爱的事,或烦人的事,那是一定受欢迎的。出门旅行,回来谈所见所闻,是很自然的话题。中国人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哪怕是轻松的话题,也要有变换,要避免总是谈某一个话题。我生活中注意到有些中国同事上次与某个美国人讲某个话题,进行得不错,以后就每次都谈那个话题,问题是再有趣的话题,日复一日地谈,就不再有趣。另外谈话时间长时(比如午餐期间),某个话题谈到一定程度,就要见好就收,转换话题,这样不会让人觉得交谈过于冗长单调。
公司里可以做没用谈话的场合很多,午餐恐怕是最重要的做无用交谈的场合,要尽量避免午餐期间也把谈话局限在工作上,或者局限在几个很实用的话题上;开会前等待的空隙是一个可以做些没用交谈的好机会,既使大家得到放松,又让与会者有个相互了解的机会;灌咖啡打水时碰到,也可做些简短的无用交谈;公司开party就更是做没用交谈的好机会了;还有,去同事cubicle谈工作时,穿插些与工作无关的轻松话题,会使同事更乐意与你合作。
如果你过去不习惯做没用的谈话,现在想做但又不知该从哪做起,我认为可以从很简短很安全的话题做起,比如说说天气,关键是要多主动去尝试。没有人一开始就是pro,开始讲得不太有趣,讲得结结巴巴,不要气馁,多练习,讲多了,就习惯成自然,就会变得自信自如。扩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也非常重要,要从中国人的房子,票子,孩子这种只关注实用题目的模式中跳出来,当你的兴趣爱好范围比较广时,你的谈话就会变得更有趣更吸引人。要读一些英文书籍报刊,关注当地电台电视节目,不要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局限在华文华语的圈子里,这样可谈的话题就会变得越来越多。

下面是一些从网上拷贝来的一些如何开始无用谈话(small talk)的例子:
Beautiful day, isn't it?
Can you believe all of this rain we've been having?
It looks like it's going to snow.
Did you catch the news today?
Did you hear about that fire on Fourth St?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transit strike?
I read in the paper today that the Sears Mall is closing.
I heard on the radio today that they are finally going to start building the new bridge.

How about those Reds? Do you think they're going to win tonight?

Looking forward to the weekend?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new computers?

Thursday, June 10, 2010

乌合之众与土匪,谁更坏

有不少中国人说,当年六四那些学生领袖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让他们掌权比共产党更糟。当年六四学生领袖确实很幼稚,行为上与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有着相似之处,用乌合之众来形容六四学生领袖,我没意见。不过,如果学生领袖是素质不高的乌合之众,那么共产党就是手里拿着枪杆子,不屑与任何人讲理的土匪。乌合之众与土匪相比,谁更坏?换句话说,是土匪当政好,还是乌合之众当政好?

土匪建立的体制,为的是保证世世代代土匪当政,竭力培养的是一代又一代新土匪。共产党当年靠枪杆子上台,经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有思想,有品德,有素质的人整死的整死,没整死的赶走,剩下的则绝大多数都已经被改造成乌合之众。这些学生领袖之所以是乌合之众,因为中国的教育体系是被一帮土匪控制着,他们把中国学校变成为土匪培养奴才的基地,他们要的是对土匪忠心耿耿,会背土匪语录而不会思想的脑残。那些再怎么培养也不想当奴才的,虽然心里不想当奴才,但早已不知不觉成为半脑残。

这些半脑残的乌合之众当政,与土匪当政相比,对中国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就回到民主是不是灵丹妙药,能不能一夜之间将中国变好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民主不可能一夜之间使中国变好,这些乌合之众一上台,中国不可能立刻就进步。但吃民主这丸药,比坚持服用专制这丸毒药强。民主这丸药,是慢药,而且要想光靠吃药就治好病,自己不努力锻炼以变成有思想有责任感的公民,仍然不行。但民主至少允许你锻炼,允许你思想,允许你向成为成熟的公民的方向努力,而专制则只允许土匪独家思想,不许你有任何独立思想,你如果像胡佳刘晓波那样有公民素质了反而要进监狱,它要的是人民世世代代甘心做土匪的奴才。六四乌合之众虽然素质不高,但他们比土匪强的是,他们想要学好的而不是学坏的,他们至少看到民主在西方和亚洲的成功例子,决定不像土匪那样学坏榜样:苏联的榜样,而是要学好榜样:西方的榜样。当然,他们是吃毒药长大的,从小在土匪窝里滚打跌爬,身上难免粘些匪气。但当中国不再吃专制这丸毒药时,当中国开始以民主来排毒时,渐渐地,乌合之众就有可能成长为成熟的领袖,那些拒绝成长,或不能成长的,就会被其他愿意成长,有能力成长的人替换,因为民主制度不是干好干坏永远掌权的制度,而是一个政府不好就试下一个政府。中国当年经济铁饭碗,干好干坏一个样,结果人民连饭都吃不饱,当中国砸掉经济的铁饭碗,经济就开始进步。中国政治要进步,也必须砸掉政治的铁饭碗,凭什么工人农民公司经理被砸掉铁饭碗,党中央却仍然捧着铁饭碗?

很多人说中国的乌合之众先要成长为成熟的公民,中国才能民主。可是在一个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容易统治的乌合之众的制度下,在一个天天被共产党的宣传狂轰滥炸的社会里,在一个没有公民权利,写几篇文章就会被送进监狱的社会里,那又怎么可能呢?就像要学会游泳,必须先下水一样,要学会成公民,首先要有公民社会。说人民要先有民主素质,然后才能民主,等于是对人说,你得先学会游泳,然后才能下水,怎么可能?要人民在要求民主前自己先成长,要人民先安心做土匪的奴才,然后一边白天做奴才,接受脑残式宣传教育,一边悄悄自学成才成公民,而且自学时还得克服网络封锁,书本被禁,不能与人公开讨论等无数困难,最后绝大多数人民是一群乌合之众有什么好惊奇的?中国有没有自学成才的公民?有,被中国政府关监狱的胡佳和刘晓波就是两个例子。但在重重困难下仍然能自学成才的毕竟是极少数,而当公民是极少数时,土匪就可以轻易地消灭掉这些公民。

所以,乌合之众虽然有缺点,但如果这些乌合之众将中国制度转变成民主制度,允许言论自由,允许政府公开选举,那他们就比土匪强,因为乌合之众掌权,人民至少有机会渐渐从乌合之众中走出来,摆脱土匪文化,成长为公民;土匪掌权,那文化就世世代代匪气,人民就世世代代是乌合之众,世世代代只有做土匪的奴才的命了。

Thursday, June 3, 2010

我看六四与中国民主

六四在中国,对有些人是洗不去的伤痛,对另一些人是幼稚的青春,而对中国政府则是千方百计要忘掉要隐瞒要避免的敏感日子。那么中国人到底应该如何来面对六四呢?

我是一个民主的坚信者,但对六四却有着复杂的感受。我对六四既不像美国人那样将其捧成是中国人民对民主对反专制的一次英雄式的追求,也不像网上许多中国人那样莫名其妙地比痛恨共产党还强烈地痛恨着民运,将六四贬低成几个阴谋家对广大学生的利用。六四在我看来是中国学生对民主的一次幼稚的追求,当然,哪怕行动上是幼稚的,方向仍然是对的。如果当年六四真的成功,导致中国走向民主,很可能最终对中国是好事,但中国会经历一些阵痛,因为民主不是将国家一夜之间变好的灵丹妙药,而是一个学习渐进,慢慢健全,慢慢将国家引向正道的过程。民主在中国的最后成功不是仅仅建立民主制度就万事大吉的,而是要从共产党式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思维中走出来,从共产党式的极端单向思维中走出来,民主的领袖也还有许多学习成长的工作要做,中国人民更需要从各个方面的细节上摸索学习,从而走向制度的合理成熟,走向人民思维和行为的合理成熟。中国的民主基础确实非常薄弱,中国很多人的思维水平那时候(今天同样也是)基本停留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的水平,那些六四中高呼民主自由万岁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中国洗脑教育的受害者,思想简单,相信革命可以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相信只要打倒共产党,只要民主了,中国就立刻变好了,而自由则是没有任何约束,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记得当时在电视上看学生会见李鹏,学生不懂得礼貌平和地讲理,对总理(虽然是个不称职的总理,但至少是长辈)用红卫兵小将式的愤怒语气质问指责,李鹏也是傲慢地愤怒地以口号反驳,双方都很幼稚很愚蠢,一方不懂得如何有效地抗议,另一方不懂得如何有效地对付幼稚的学生。

这就回到一个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是鸡生蛋蛋孵鸡的循环问题:中国的问题到底是体制问题还是人民素质问题或者说文化问题?显然中国体制有问题,中国人民的素质也有问题,很多哪怕坚信民主的中国人,很多学生民主领袖也很极端幼稚,不管是对民主的认识,还是对如何来达到民主的认识都很不成熟。问题是如何来改变这个状态,如何能让中国文化走向平衡成熟?当一个体制不允许任何与执政党意见相左的思维时,当一个体制下的教育只允许洗脑式教育时,当一个体制对过去的失败错误采取的是竭力否认忘却隐瞒的态度,而不是公开分析反思,吃一堑长一智时,这个体制下的文化就必然永远停留在幼稚的水平,永远不能从落后原始中走出来。在如今中国这种专制资本主义体制下,文化不仅仅是幼稚落后,还正在走向腐烂。所以文化要改变必须先有体制的改变,而体制的改变不过是为文化改变提供了一个可能,起了个头,前面还有长长的路要走。

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不仅人民文化不成熟,政府也很不成熟。一个不能被批评不受监督的政府,一个不管干好干坏永远当政的政府,必定是低能的政府。中国政府根本不思考如何既让人民有机会说话,又有效地防止抗议走向暴乱,对待反对派对付抗议的办法仍然停留在秦始皇统治时代,唯一的良方就是强权禁止暴力镇压。我拿西方制度的合理来对比中国制度的愚蠢可能是老生常谈了,不过这里我还要这样做,因为我确实是从两个世界的比较中看到什么可以是中国的出路。西方人民有抗议的自由,但这个抗议的自由也受法律的限制,抗议必须是和平的,必须不严重妨碍到别人的正常生活,否则警察就会将犯规的抗议者逮捕。所以在西方抗议必须事先申请,抗议时警察也大多到现场维持,以防止暴力事件的出现,只要抗议者遵守规则,警察就不会干涉,任他们的声音得以传达。但抗议行为一旦超出规则,西方警察常常是在抗议还没有走向暴力时就开始制止,从而有效地防止抗议引向暴力,人民也久而久之养成了和平抗议的习惯。反观中国,要么政府根本不允许抗议,用暴力镇压任何抗议,使人民没有任何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反过来,如果政府稍有放纵,又常常变成抗议者不达目的不罢休,最后走向暴力。六四时我远离漩涡,很多事我不甚了解,所以这里以2008年拉萨事件来做例证。拉萨事件第一天,藏僧人和平静坐抗议,据说有警察来劝,后来藏人中流传警察打了僧人(是否是事实我不得而知),引起第二天藏平民参加到抗议中,藏平民进而将抗议变成了动乱,藏人砸汉人商店,殴打汉人路人,而警察站在远处,没有做任何事制止,一直到第三天将所有外国人清场出拉萨后,警察才开始全面镇压,问题是已经有很多汉人死于动乱。拉萨事件后,汉人大多站在中国政府一边,责怪藏人,抗议CNN的报道,唯独不责怪无能的中国警察,无能的中国政府,让我觉得中国人的可悲。为什么中国警察没有能力将抗议限制在和平的限度内?因为中国政府根本就没有动力没有压力来思考来建立一个使人民既能抗议又防止动乱的有效系统,不管它如何处理一个事件,没有人能够批评它,它也不允许别人了解真相,分析反思。拉萨事件第二天为什么警察没有出动制止藏人动乱?我认为一是中国政府怕失面子,拉萨外国游人,外国记者很多,中国政府怕西方做负面报道,要等到将外国人撤出拉萨后才行动,二是当地警察无能,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对付动乱,需要中央指示才能行动。那些死于拉萨动乱的汉人其实就是为中国政府的面子尝了命,为中国政府的无能献了身,就这样一个政府,中国人还海内海外的舞红旗支持,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中国人对CNN用缅甸警察棒打抗议者的照片来报道拉萨事件那么义愤填膺,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抗议者走向暴乱,政府干涉制止是政府该做的事。旧金山人是爱抗议的人,一年四季有无数的理由上街抗议,当地报纸对这些抗议的报道常常就是以警察逮捕抗议者的照片为题图,没有人因此丢面子,政府不过是做了它该做的事:这些抗议者抗议时犯了规(在旧金山常常是过了申请抗议的时间还不走人,或挑衅警察),警察就依法逮捕他们,从而维持了秩序。如果政府不管,任由抗议者没完没了的闹,市长警察局长倒有可能要下台,这才是一个聪明成熟的体制。

中国人思考喜欢两极化,黑白化,政府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好人,就是为自身利益不惜压迫人民的坏人,人民要么是创造历史的英雄,要么是被利用的傻子暴徒,事实是,政府常常既有做好事的时候也有做坏事的时候,一个聪明合理的制度,能使政府大多数时候做有利于人民的事,而一个愚蠢落后的制度则使政府大多数时候做损坏人民利益的事。人民也一样,人民可以是好人,人民要求民主,要求宗教自由,是很正当很有尊严的事,但当人民失去控制时,也可以变成暴徒,给其他无辜的人带来生命财产的损失。政府对抗议有能力干涉,政府有能力制止抗议走向妨碍其他人正常生活,是政府该做的事,中国政府做错的地方是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对付抗议的体制,常常到不可收拾时再采取过分残酷的镇压来对付抗议。六四已经是血染的事实,那些在六四中失去生命失去肢体失去自由的人是最大的牺牲者,其他人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反思,政府和学生,什么做对了,什么做错了,支持六四运动的人,该想想,怎么抗议更有效,提什么样要求更现实,达到怎样的效果就可以收场?要中国政府昨天还专制那一套,今天就弃权变民主不现实,那些担心中国会天下大乱的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抗议了把声音传出去了,没达到什么具体的目的就收场也是第一步的胜利,人民的思想是一点点改变的,政府里的官员也是人,要他们接受一个全新的概念,也是要一步一步地来的。政府方面,该思考怎样对付抗议,反思怎样用更聪明有效的方法改变这种一次一次总是把抗议转化成流血才能收场的状况,报纸上登几张警察制止抗议者的照片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永远学不会对付抗议才让西方人看不起中国政府。总之,把六四的悲剧,六四的失败变成一个学习的机会,那么六四的血就没有白流。

Wednesday, May 26, 2010

西藏神山圣湖阿里行(四)

冈仁波次被印度教,佛教,本教,耆那教,以及南印度Ayyavazhi教五个宗教奉为神山,是四条亚洲大河的发源地,它在印度被称为凯拉斯山,西方也沿用凯拉斯山名。西藏的原始宗教-本教相传就发源于冈仁波次,本教认为有三百六十位神灵住在这座神山上,所以,从在前佛教时代起,西藏人就已经将冈仁波次奉为圣地。佛教在西藏兴起后也跟着本教信奉冈仁波次,藏佛教认为此山是胜乐金刚的住所,代表着无量幸福。印度教则视冈仁波次为世界中心,认为它是法力无边的毁灭之神湿婆的宫殿所在,又是信仰之河恒河的发源地,来冈仁波次朝圣是许多印度教徒一生的愿望。冈仁波次峰形状呈金字塔状,坡面陡峭,是世界上许多喜爱挑战的登山爱好者们觑欲的对象,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登上过冈仁波次峰。据说一支西班牙登山队曾获得过登山通行证,结果引起国际范围的抗议,最后不得不取消登山计划。这座山太神圣了,容不得人类将其踏在脚下。各方教徒来此转山,目的是为了洗清罪孽,按藏佛教说法,转冈仁波次一圈可以洗清这一轮回所有的罪孽,转十圈可免去轮回,转百圈的话,今生就可以成佛了。据说如果在释加牟尼诞生的马年转神山,转一圈等于转十三圈。

转山是藏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谓转山是指围绕着神物转一圈,这个神物可以是佛像,寺庙,神山,或者圣湖。转山路线可长可短,短的不到一小时,比如在拉萨沿八角街绕大昭寺转一圈,长的可持续数月甚至一年两年。开车转或骑马转是不能算数的,必须徒步行或作等身拜。藏教徒转山必定沿顺时针方向,我们游玩时也跟着沿顺时针方向转,本教徒则沿相反方向-反时针方向转。藏佛教万字符号“卐”象一个顺时针的风轮,到本教中变成了反时针风轮“卍”。在佛教传入西藏前,本教曾经是西藏的主导宗教。佛教传入西藏后,信本教的人数逐渐减少,藏佛教逐渐成为西藏的主导宗教,现今西藏的本教信徒人数比起藏佛教信徒人数来说要少得多,尤其在拉萨地区附近,几乎没有本教徒。老白是个本教徒,在拉萨一转山就显得非常与众不同,次仁说他:别人都这样转,他却那样转,不够意思。

每年的藏历四月十五日,是冈仁波次神山的树经幡节,届时神山道上来自各地的藏教徒成百上千。如果赶上树经幡节,出拉萨前就必需在塔钦订好旅馆。我们到的那天离树经幡节还有段时间,旅馆房间空得很,不过塔钦旅馆的房价比我们路上住过的其它同样条件旅馆的房价要高出近一倍,显示出靠近神山的优势。

塔钦镇位于冈仁波次南侧山脚下,海拔4675米,是转神山的起点和终点,整个转神山路线长度52公里,其间要翻过一个海拔5210米的高坡和海拔5630米的卓玛拉山口。次仁说他第一次转,只用一天时间就转完了,我们听了惊讶得不行。后来我们得知大部分藏人都是用一天时间转完一圈的,藏人习惯于在高海拔地区行走,对他们来讲,在这个高度走52公里的山路几乎是小菜一碟。一般人要走完这一圈则需要两天或三天的时间,尤其是对不常在高海拔登山的人,三天是比较现实的选择。我们回程的路上搭我们车的一位德国中年游客,就是用三天时间走完这52公里的路,还抱怨说太辛苦太折磨人。我们因为只有一天的时间,转山是不可能了,早上我们去塔钦镇背后的山坡上爬山,朝着冈仁波次峰的方向走了约两小时,一直到看见下一个山头的陡峭山坡上站着一只硕大无比的野牦牛,才没有再往前走。野牦牛是如今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比起驯化的家牦牛,野牦牛体型要大得多,毛发也长得多,动作异常缓慢,但据说一旦袭击起人来可以致命。我们在半个多小时前就看见它,觉得奇怪,怎么一动不动,走近了才看清其实在动,只是极其缓慢。我们调转头,回到镇上,在一家兰州人开的拉面馆吃午饭休息后,下午又去转山道走了约五公里,到达冈仁波次峰西南侧的一片谷地,捡了些石头作纪念。再往前走不远就是树经幡的场地,可惜时间已晚,是必须往回走的时候了。这时大约是六七点,在这儿仍是下午,太阳还高高地挂着,清早出门的本教徒已接近他们的终点。只见他们不论男女老少一个个快速地超过我们,连一个拄着拐杖,弯着背,牙齿都快脱光的老头也走得飞快,毫不犹豫地大步超过我们。几个快乐的年轻藏人超过我们时笑着与我们打招呼,我们问他们早上几点出的门,回答说七点从塔钦出发的,十二三个小时在如此高的海拔走52公里的山路,实在是令我觉得不可思议。

塔钦是我们此行最西的一站,从这里我们调转头,沿着来的路回到了拉萨,我心里却那么地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向前走,去扎达,去班公错,去藏北无人区,也许将来有一天。

后记:完成我的西藏之梦并没有减低我对西藏的迷恋,相反,我对西藏罗曼蒂克般的情怀有增无减。从西藏回来后,我读阅了许多从书店和图书馆寻找到的与西藏有关的通俗读物。我读了很多西方旅游者在西藏旅游的亲身经历记录与感想,找到一本那位在拉萨建盲人学校的德国女盲人写的关于建学校故事的书:“My Path Leads to Tibet”,书中描述的许多事与我们在拉孜农民旅社碰到的盲人导游丹增告诉我们的情况相符。我还找到一部跟踪拍摄藏北运盐人的纪录片:“The Saltmen of Tibet”,是一部非常美的纪录片,藏北风景像诗一样的美丽,藏北运盐人的生活独特又艰辛,但传统在逐渐消失,越来越少的藏族年青人愿意过运盐人游牧式的简陋艰苦生活。我在中国书店找到一本藏族作家平措扎西用汉文写的“世俗西藏”,是一本非常好的介绍西藏民间文化习俗的书。我还重读了马丽华的“藏北游历”以及她后来写的其他关于西藏的书,发现自己不再同意她的很多看西藏的观点,但我理解国内人在思想上的局限性,仍然认为她对西藏的爱是真诚的,也感谢她为我们介绍了一个其他汉人作家没有看到过没有写过的西藏。

--- 完 ---

图片说明:上左:到达塔钦前我们的车已是风尘仆仆;上右:近看冈仁波次峰;中左:冈仁波次峰特写;中右:祭奠神山的牦牛角;下左:神山转山道上的藏牛仔;下右:从转山道侧面看冈仁波次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