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被监视生活的黑色“喜剧”故事

最近在youtube上看到两段刘晓波2008年12月被中国政府逮捕前接受独立中文笔会的录像采访，讲述自己十几年被警察监视跟踪的生活，许多情节颇具“喜剧”色彩，有些故事听了让我笑翻。据称这段采访录像曾被用来为刘晓波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游说，向评委会播放。刘晓波十几年来几进几出监狱，却仍然保持着乐观幽默的心态，他操着一口京腔，还有点结巴，讲故事时，在我听来颇有点说相声的味道。下面是我根据刘晓波的录像采访记下的几个刘晓波被警察跟踪监视生活的黑色“喜剧”故事。

刘晓波自从1989年参与指挥六四以来，被中国政府四次判刑，至今已经是四进三出监狱。1996年，刘晓波第三次被捕入狱。那次警察来刘晓波家逮捕刘晓波时，他正在电话上与朋友谈话，见警察进家门，便放下电话，但没有挂断电话。朋友在电话另一端听见有人在那用纯正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地宣读逮捕证书，跟电影里似的，还以为是电视里放电视剧的声音。后来这位朋友再给刘晓波拨电话，却发现怎么也拨不通，才想到刚才听到的也许不是电影，而是真实生活，刘晓波被捕的消息就以这样一个颇具戏剧色彩的方式传了出去。从1996年到1999年，刘晓波被加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送进劳改营劳动改造了三年。在这期间，他妻子刘霞也被警察跟踪监视。警察专门在刘霞居住的宿舍楼下建了一个岗亭小屋，以便日夜监视，刘晓波出狱后，这个小屋自然同时成为监视刘晓波的岗哨。在刘晓波99年出狱后十年的“自由”日子里，他们夫妻俩时时刻刻都在警察的注视之下，来访的朋友和记者也不时会被警察干扰甚至阻挡回去，为此刘晓波说是与这些警察吵过好几次。

警察对刘晓波的限制时紧时松。严重时是软禁，2004年警察从电话上窃听到刘晓波在写中国人权报告后，切断刘晓波家的电话和网络通讯，家门外坐着两个警察，不许刘晓波出门，实行软禁；大多日子是可以出门，但有时必须让警车送，有时则宽松到可以自己打车，但警察总是派两辆轿车，加一辆摩托车紧紧跟着。之所以要有摩托车，是怕刘晓波中途拐进轿车开不进的小胡同。有一次，刘晓波与妻子刘霞去朋友家吃饭，出门想打个的士，那天不知为什么，等了半天，也见不着一辆的士，夫妻俩便决定改坐公共汽车。上了公共汽车，只见公共汽车前面一辆桑塔纳，后面一辆奥迪，还有辆摩托车时前时后。公共汽车司机不知里面的蹊跷，开了两站，发现这两辆车总一前一后夹着，觉得奇怪，嘴里叨叨着：这么宽的大马路他不开，偏在我后面跟着。下一站到站，公共汽车司机便下车去敲那辆奥迪的车窗。警察不便说什么，不吭声，只是继续跟着。公车司机看了心烦，每到一站就下去敲车窗，每到一站就下去敲车窗。公车上还有两个便衣警察跟着，坐在那，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也忍不住要笑。

刘晓波与朋友去饭店吃饭，自然也总是有警察“护送”跟踪，他和朋友在这边进餐，警察就在那边找张桌子坐着。有一次朋友请他去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这家餐馆是老外开的，不让不吃饭不点菜的人随便坐，警察们便坐在门前的吧位上。管吧台的小姐问两位要不要来点酒，警察说不要，吧台小姐便说不点酒不能占座位，把他们赶出了饭店。刘晓波的朋友后来向吧台小姐说，知道你赶走的那些人是什么人吗？是公安局警察，你是我们当中最勇敢的人。

我非常赞赏刘晓波写的“我没有敌人”。如果说共产党统治早期时的问题还有毛泽东个人的邪恶因素在起作用的话，共产党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哪个个人能够有超级的控制力量了，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制度绑着，做着在这个制度下被迫要做的事。这些监视刘晓波的警察们，也不过是在做他们的工作，以养家糊口过日子。把他们放到一个合理的制度下，他们就会是保护人民为人民办事的好警察，放到一个邪恶愚蠢的制度下，就变成了扼杀自由扼杀正直的帮凶。中国今天的邪恶已经完全是制度的邪恶，连总理都不能做他说他想要做的事。这个邪恶的制度将正直的有良知的人送进监狱，将大多数本来可以廉洁的人变成腐败者，将众多本来可以诚实做人的人变成了撒谎作假者，将好警察变成了坏人。制度是人建立的，要改变治理它也需要靠人。刘晓波几十年来不屈不饶倡导的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正是给人以治理这个邪恶的力量。因为一个政府不能被批评不受监督的制度，一个以枪杆子论对错的制度，必定走向邪恶。只有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人民才有可能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只有政治民主，国家才有可能变成以对人对社会是否真正有益来论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