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日游行中的暴力很诡异

据报道，前几天，在中国的几十个城市，爆发了人民群众抗议日本占领钓鱼岛的反日示威游行。示威群众还大搞打砸抢，掀翻损毁中国人私人拥有的日本车辆，砸破围墙，打碎玻璃窗，围攻美国驻华大使的座车，等等，行为颇为暴力。网上不少人对中国人的暴民素质再一次地失望，感叹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愚昧如同几百年前的义和团拳民，没有理性，只会诉诸野蛮暴力。

我不知道几百年前的义和团拳民到底素质如何，但有人在网上展示了解放前中国学生反日游行时的照片。那时的中国人可是真游行，他们秩序井然地和平抗议，完全看不到暴力行为，说中国人从义和团到今天向来是暴民是没有依据的。确实，经过土共六十几年的暴政和洗脑教育，中国人群今天普遍气质暴戾，暴民思想比较盛，不讲理，语言暴力的人比比皆是。但纵观中共统治中国六十几年的历史，中国人真正公开群起打砸抢的行为只发生在文革初期几年，那还是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才做的。中国汉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暴力的人群，现在回国去，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大街上打架吵架的情形。偶尔出了什么事，聚集起一群人，大部分人也就是被动地围观。以中国人的典型特征，我仍然认为，中国人并不是动不动就诉诸于行为暴力的人群，这次反日游行中的打砸抢行为实在太诡异！解放前的游行是真游行，都没有暴力，这次中国反日游行明明是假游行，却为什么那么暴力？

说中国今天的反日游行是假游行，我想大陆来的人都能心领意会。这次游行同时在中国几十个城市爆发，如果中国真有哪个民间组织，有能力在几十个城市组织起游行抗议，那岂不是要让中共先吓破胆？要知道中共政府可是连一个盲人做点维权活动都害怕的政府，天安门广场上有几个可疑人聚集，都会迅速被便衣警察驱散。它怎么能容忍这么有号召力的民间力量？我倒是希望有亲历游行的人能介绍一下，游行是谁通知的，怎么发起的，游行当中是什么人在打头阵？

在西安反日游行中，发生了冲砸中国人私有日本车辆的暴力行为。有网友揭举说，冲砸日本车的七八个人，着装统一，显然是有组织的，而不是我们按常理想象的乘势泄愤的街上混混。

我看了一段深圳游行暴力录像（http://www.youtube.com/watch?v=4QOgIcasbE8），也非常奇怪。这些又冲击防暴警察，又砸墙的年轻人，表情个个笑眯眯，好像跟玩一样，并没有什么怒气，行为却异常暴力，有一位还去拍防暴警的头盔，大胆得离奇。那位喊打倒解放军口号的青年喊得很空，怒气不是来自心底，倒像是演话剧。当年六四学生运动，学生们的怒气是逐渐聚集生长起来的，因为学生游行绝食进行了很久，政府却毫不让步，学生们的怒气越集越盛，到了后期个个讲话怒气冲天，很真实。深圳游行明明是政府发起的，这些人却当天就突然愤怒到要施暴行，让人觉得空穴来风。而在这整场闹剧中，真正流血的是一位来自香港的记者。香港记者令中共头痛由来已久，乘乱给香港记者一点苦头吃吃，符合中共利益。总之，这些示威者“愤怒”“勇敢”得太不正常，整个闹事在我看来更像警民冲突演习，大家都在做秀。正像军事演习红方蓝方其实是一军一样，这场警民冲突演习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都是政府的人。也许有人会说，看上去民的数量挺大，难道都是警察便衣？我认为不用所有人都用警察便衣，人很容易有从众心理，尤其是中国人，只要安插几个便衣领头起哄闹事，群众就会身不由己卷入进去。

再比如美国驻华大使座车在北京抗日游行中被袭，发生在9月18日，星期二。谁有空星期二去游行示威？还是说游行是上班的一部分？谁最痛恨解救了陈光诚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普通人民为什么会去替中共报这个仇？你不觉得这很诡异吗？

把这一系列反日游行暴力事件加起来，我们可以发现，结果都是帮助中共政府，吃亏的则是中国百姓。打香港记者，冲击美国使馆座车，这是让给中共政府找麻烦的人吃点小苦头，既替中共政府报仇，同时又向自由世界送信号：不要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不要帮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因为他们是暴徒，给他们自由，他们会反过来伤害你们。自发的行为怎么可能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总是有利于中共？还是后面有一只红手在操纵这一切？

中共为永保江山，向来不择手段。这次中共通过假游行，假暴力，以向世人展示中国人民是暴徒，充分说明，中共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也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的普通人民。

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

传扬孔孟之道的《三字经》在开篇时说道：人之初，性本善，…。孔孟之道认为，人天生下来，都是纯洁善良的；社会上之所以有恶人坏人，是因为后天教育不当或后天环境影响所致。中国还有句古语，叫做出污泥而不染，这句话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中国人认为，人性变坏是后天污染的结果。西方基督教对人性的看法则截然相反，西方的圣经教诲说，人天生下来就有原罪，人必须一生不断努力，以赎清自己与生俱来的罪恶。也就是说，西方基督教认为，人之初，性本恶。那么，到底是东方的三字经对，还是西方的圣经对呢？

我的回答是，都对，又都不对。人应该是天生具有两重性，人性生来就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人天生向往善：绝大多数人愿意说自己是个好人，没有什么人会说自己是坏人；人做了好事，一般会有自我满足感；人如果大多遇到好人，或者看到好人好报，就会比较幸福开心；向往善是人的天性。但人性中又有贪婪懦弱的一面，人本质是自私的，利己重于利他。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更善良些，另一些人则可能更贪婪自私些，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人既不可能做一个完美无缺的善人，也很少会是一个十恶不赦毫无善心的恶人，而更经常的是一个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缺陷的不完美的人。认识到人同时有善恶的两重性，对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建立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管理制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既不应该天真地期望能够找到或建立一个人人纯洁善良，人人大公无私的理想之国，也不必因为看到人有自私邪恶的一面，就从此疾世愤俗，走向犬儒，不再相信善的力量，不再对善良正义怀有期望。

有意思的是，虽然东方孔孟之道相信人性本善，而西方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但今天的孔孟后裔中国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看人，与基督教后代西方人如何看人，却刚好恰恰相反。中国人对陌生人，一般总是先持怀疑态度，先假设对方是坏人，要等到认识了解对方后，才会逐渐相信对方。所以中国人一般对老朋友老相识比对新朋友新相识要热情。而西方人则相反，对素不相识的人，一般先假设是好人，直到事实证明相反。西方法律也判定，在一个人没有被证明有罪之前就是无罪。

既然人性里既有善也有恶，一个符合人性的制度，就应该是一个能够既充分发扬人性之善，又有效抑制人性之恶的制度。现代民主社会的自由法治制度，就是人类找到的这样一个迄今为止最符合人性的制度。现代民主制度给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是因为相信人性向往善，相信人天生要求上进，给人民以自由，人民会选择善，选择上进，从而使人能够更充分地追求善和上进，使社会得到良性发展。一个极度不自由的社会，善的力量会受到极大压制，邪恶势力会乘势扩张。看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移民的好国家都是民主自由国家，这个事实就说明，只有民主自由，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善的力量，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好国家。当然，现代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以法律为界限的。自由之所以要有法律来约束，是因为人还有本性恶的一面，人总是自私的，一个人的自由走过了头，就有可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当个人自由妨碍或伤害到他人时，个人自由就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这种自由与法治的相辅相成，使得现代民主制度既能够充分发挥人性中的善之力量，又可以有效地制约人性中的恶之势力。另外，政府官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政府操作必须接受人民监督，一届政府只有几年的任期，这些民主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都是针对人性里既有善也有恶而设计的。以多数票选官员，是因为相信大多数人向往善，在言论充分自由，信息充分公开，民智开启的条件下，人民会挑选品德与能力出色的好人来掌管政府，而不会拥戴坏人蠢人，从而达到国家由能干的好人来掌管的目的。但是，光选好人能人还不够，第一，人民有时可能会看错人，第二，没有完美的好人，再好的人，赋予重大权力之后，也有可能犯错，甚至好人也可能因为权力增加造成自我膨胀而变成坏人，所以政府要受监督，要每过几年让人民再认可或换人。

与符合人性的民主制度相对照，专制制度则是一个不符合人性的制度。专制制度假设统治者完美无缺，不需要受监督，不需要接受人民的检查和认可，统治者永远不会犯错误，所以可以永远掌权。比如中国有个共产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实在是个非人间的仙物。专制制度一方面假设统治者是完美无缺的好人能人，另一方面则又假设人民是无知无能，不能给自由，只配被管制的坏人蠢人。比如对中共制度的卫道士来讲，一说到民主自由，他们就说不能在中国实行，因为中国人民素质太低，可同样是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却又总是那么伟大正确，素质高得不行，这中国人到底是素质高还是素质低？怎么一入党一当官，素质就高得如同神仙了，不需要受监督制约了，一做人民，素质就低到连基本人权都不值，基本自由都不配了？真相是，统治者与人民一样，都是人，都有善恶两重性，都既有需要受约束受限制的恶的一面，又有可以让他人受益最后自己也受益的善的一面。当今世界，只有民主自由法治制度，符合人性，能够扬统治者与人民之善，抑统治者与人民之恶，使国家走向良性发展。说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等于说中国人不是人。如果中国人真的比其他民族的人素质低，那中国就更需要民主制度，来监督制约掌权的低素质中国人。

土共爱用美女和居委会大妈作挡箭牌

首先澄清一下为什么把中共称为土共。我不是一个轻易用贬义词的人，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写博客都尽量理性，不用侮辱的方式来对付邪恶。原因有二，第一，我在现实生活中就不是一个会撒泼骂街的人；第二，我觉得用侮辱的方式贬低对方，不如用理性公平的方式战胜对方来得有效。用侮辱的手法，有时也许可以得胜一时，但从长远看未必能够取胜，能让人信服。

记得我写“乌合之众与土匪谁更坏”那篇博文时，有中国读者受不了我把中共称为“土匪”，也许觉得我用词过于侮辱性。说实话，来美国前，我自己对台湾将中共称为共匪，都有点受不了。但随着我对中共了解得越来越深入，就越来越觉得中共的本质就是土匪。中国共产党与中共他爹-苏联共产党不同，苏联搞共产主义，那是真信念，苏联搞的社会主义，也是真社会主义，国家既统管生产，也统管全民的衣食住行，虽然苏联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和体制今天看来是邪恶失败的，但当初苏联人是真心相信那一套。所以苏联人一旦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一旦看到社会主义失败了，就自己主动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但中共不一样，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些概念，对中共高官来讲，不是他们真正的信仰，只是帮助他们打江山坐江山的工具，哪怕早没人相信共产主义了，还死抱着共产主义不放。中共天朝创始人毛泽东根本就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骨子里是一个没有信念，不讲规则，想要做皇帝的土匪，只不过他的野心需要通过利用苏联，通过共产主义这个工具来实现。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面要加一个“中国特色”这个定语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前三十年一小部分人（城里人）享受特权社会主义，绝大多数人（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享受农奴主义的杂货主义，少数人的社会主义保障靠牺牲占人口大多数的农奴来提供；后三十年则是更杂的畸形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些名词到底意味着什么，绝大多数没什么文化的中共高官根本就不懂，也不打算去搞懂，但这不妨碍他们天天高喊社会主义，反正舆论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就是社会主义。被毛泽东尊为“中国人民的慈父”的斯大林，当年看不起毛泽东，称他为peasant（农民），可以说是看透了毛泽东的本质。毛泽东这个皇帝比起中国历史上历代其他皇帝来，要土气得多，完完全全是农民，彻彻底底是土匪，因为中国过去的历代皇帝至少还拥戴一个道德体系，还维系着一定的文化，毛泽东则把中国的道德体系和文化底蕴全都给砸了。毛泽东什么理论都不真正相信，痛恨道德文化，只相信阴谋诡计和枪杆子，受他欣赏而被提拔的中共高官也多是些没什么文化素质思想愚昧落后的土包子，建立新中国的一群中共高官说到底就是一群打赢了仗的没文化的土匪。土包子掌控下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后代，可以说是代代土气，受再高的教育，仍然没有文化，这也是为什么大陆很多人接受再高的教育，再有钱，穿的再光鲜，背的包再Gucci再LV，总是有一股说不出的土气，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不同。用“土”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没有灵魂，没有文化底蕴，虽然有钱了，却依然愚昧落后的中国，在我看来非常贴切，称中共为土共，土匪，是还原其真实面目，与侮辱无关。

经过土共六十多年的改造，诺大的中国已经拿不出几个像样的男人，因此，土共常常需要利用女人的相貌来掩饰其内在的匮乏和猥琐。土共还擅长利用一些没头脑对党言听计从的中国女人，把那些很容易被人利用的中国女人推到前台来做挡箭牌。当然我不是说中国完全没有像样的男人，只不过那些野火也烧不尽的像样男人不是被扔进监狱，就是被轰出国门。最近又一个正直的中国男人-陈光诚被送出了国门。

土共采用各种包装来掩饰其内在的土气猥琐，包装之一就是用美女来做挡箭牌。前中共外交部女发言人姜瑜，有一句臭名昭著的名言：不要拿法律来做挡箭牌。而她自己，其实就是被土共利用的一个挡箭牌。姜瑜单论外形算美女，估计土共知道自己在国际上形象太差，期望推出一个美女发言人，来改善自己的形象。不过姜瑜的美女形象要靠不开口来维持，她一开口，土共惯有的强词夺理的匪气就展露无遗，美女变丑女。土共奥运会更是将美女术用到了极点。用美女来充形象，来做挡箭牌，只能对没灵魂没头脑的土包子国人奏效，对来自自由世界眼睛雪亮的西方人来讲根本不起作用，在他们面前，女人的金玉之外，无法遮盖中共的败絮其中。

土共爱用的另一个挡箭牌是利用没有头脑的居委会大妈们，来为自己鼓与呼，来展示自己得到人民的拥护。我自己是中国女，不过说句平心的不客气的实话，中国女里面有不少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什么头脑。我周围的女生朋友或同事有很多中国女，我与她们谈天，一般只谈鸡毛蒜皮的女人事家常事，不谈政治，否则有些人的观点会让我哭笑不得，有时甚至会让人生气，我们和平相处保持友谊的方式就是不谈政治。好在我周围的女生朋友大多有自知自明，知道自己不擅长分析判断，没有谈政治的爱好。有些中国女，没什么头脑，看政治只有土共居委会大妈的水平，问题是她们还有着土共居委会大妈的政治野心，想要从政，喜欢公开晾晒自己的一脑袋浆糊。这些中国女很听党的话，没有思考能力，一旦小时候被灌输进一种脑残思想，一辈子都醒不过来，很容易被忽悠，很容易被土共猥琐男利用，让唱红歌就积极唱红歌，让说拥护党的政策就赶紧说党的政策好。而且由于从小受红色教育洗脑，有些中国女连女人天生多的同情心都被党给去掉了，无视正直残疾人陈光诚及其家人长年遭受土共迫害的经历，不在乎土共政府为自己牢牢坐江山而不惜摧残人民的卑劣行为，反而助纣为虐，挟洋自重，借用什么普通美国人的口，对陈光诚来美历程进行污蔑攻击。同为中国女，我为这些大陆女没灵魂没头脑的言行感到羞耻，真希望这类大陆女哪天能对自己的无脑有点自知自明，希望她们哪天能长些廉耻心，长些人心。记得2008年华人蜂拥旧金山奥运会长跑活动期间，硅谷当地一家主流电视台采访了其中一位大陆中国女，那位大陆女开口说到：“We are so nice to Tibetans(我们对西藏人那么好)。。。”，当时就有美国人看了电视后说：I want to slap her-恨不得给她一耳光。

美国人从陈光诚故事看到落后的中国

中国和朝鲜一样，很看重对外形象，喜欢通过造高楼，选美女的方式，向外国人打造国家美好的印象。不过用高楼美女来充形象，其实只能骗骗一些中国土鳖或朝鲜土鳖，西方人没那么傻，他们不会被高楼美女迷住眼，而看不见现实社会中比比皆是的问题。记得多年前碰到过一个来美国探亲的中国同事的老妈，对美国一脸的不屑，说美国现在已经不如中国，看，全是矮矮的房子。我听了哭笑不得，敢情对有些人来讲，楼的高低是决定国家好坏的最重要因素。当然，对真正的好国家来讲，没人在乎对外形象，西方人说不定还巴不得外国人对自己国家印象不好，免得外国人来了不走，蜂拥到自己的国家来。看西方国家的电视，成天都是唱衰自己，我心里有时想，这说不定是西方的策略，好东西要自己偷偷享受，对外人展示的是自己差的一面，省得吊起外人移民的念头。

西方人把世界分成developed countries和developing countries，用中文讲就是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记得我还在中国时，CCTV天天宣告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口气还挺自豪的，好像那是件什么光荣的事，大概是毛泽东时代越穷越光荣思想的延续吧。但对西方人来讲，发展中国家就是落后国家的同义词，绝对是贬义。我曾经在报纸上读到有些外地美国游客到硅谷来转一圈之后，看到硅谷高速公路两旁垃圾多多，就说硅谷像发展中国家一样，脏得不行。估计这些游客从来没有去过真正的发展中国家，否则他们就会知道，硅谷之脏与落后国家之脏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在西方人眼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别不以高楼多少来区分，不以几个重要景点有多光鲜来判断，而是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质量，看这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合理健全，看弱势群体是否有体面有尊严，等等这些细节。陈光诚事件的爆发，把中国问题再次推到了西方新闻的前台。而且，这次陈光诚事件向世界展露的中国问题，并不仅仅是自由人权这个著名的中国老问题，还同时揭示了中国残疾人基本权利的问题。最近美国公共电台NPR发了一篇从陈光诚的经历，看中国残疾人在中国地位低下的报道。报道说，中国有一千六百万盲人，但全国只有19所盲人高中，这19所高中去年招生人数总量是1009人，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几的盲人在中国得不到高中教育。由于受教育机会的限制，绝大多数盲人的前途被限制在“盲人职业” 上- 做盲人按摩师或是盲人针灸师。陈光诚在中国盲人里属于既幸运又不幸，他一方面有幸是中国不到盲人总数百分之零点一的高中毕业生，但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机会读大学，他在自学成才做律师前，从事的是典型的盲人职业：盲人按摩师。陈光诚白天做着按摩师的工作，晚上则自学法律，立志要做一个律师，反应了他坚强的人格品质。他自学成才做律师后，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挑战当地政府违反中国现有法律向残疾人征税，成功地为残疾人争得了利益。NPR的报道还指出，中共官方媒介在描述陈光诚时常常带有轻蔑语气，比如，中共喉舌《环球日报》特意指出陈光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另一家中共媒体则一遍又一遍地称陈光诚是“盲人农民按摩师”。NPR这篇报道评论说，连官方媒体对残疾人都公开使用蔑视性言辞，由此可以窥见，在中国，残疾人受歧视有多普遍。

中国成天想要“在世界人民面前站起来”，成天要打造对外形象，政府甚至花大钱在西方为提高中国形象做广告，我的建议是，少造些高楼，以减少环境污染，这样外国人来中国不会觉得空气污浊得要呛死人，整个国家像个大工地；少奉献些美女，否则外国人只会更看不起中国人，觉得中国女人掉价，中国男人躲在女人背后没出息；多为人民做些事，一个陈光诚事件向世界揭露出来的中国问题，给中国在西方形象带来的污点，用全国的高楼美女都弥补不了，花再多的钱在纽约时代广场做广告也洗不清。当然，说到底，中国落后，最后最吃亏的是中国人自己，今天的中国，虽然有钱了，却仍然落后，哪怕很多人腰里塞满了鼓鼓的钞票，过的还是劣质的生活。

新挖出来的薄瓜瓜杰出华人奖底细

首先，很对不起，在大家都在关注陈光诚事件时侯，我却老在这谈薄瓜瓜。我也很关注陈光诚事件的发展，但除了希望陈光诚事件加上薄熙来事件，会是中共倒台的前奏外，暂时我还没有多少话要讲。我们应该可以既关注陈光诚，也不耽误打“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的假。我主要是实在看不惯北京大学和中国主流媒体把一个假货捧得这么高，忍不住要乘势揭露一下。我在写薄瓜瓜声明评论时，没有读到过有关揭露这个“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作假的文章，虽然我早就估计是中国把一个没有影响力的奖吹气泡夸大了，但过去以为至少是当地华人的活动，没想到有CCTV插一杆子。国内媒体崇洋媚外，夸大其词，与国内媒体根本就直接参与骗局，性质还是不一样的。很高兴通过博客能得到万维读者提供的不少线索，让我逐渐看清这个所谓英国华人杰出奖的实质。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过去不知道这个奖的底细，我有义务利用这个博客平台，和大家分享我发现的一些材料。再说，薄瓜瓜不是发表声明要澄清事实吗，我也算是帮他澄清一些事实吧。


万维博主东方百合提供了一个凯迪转贴的线索，我通过这个线索，找到了一篇贴在阿波罗网上的，题名为《英國十大華人傑出青年薄瓜瓜自編自演的假貨》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比我能挖，除了和我一样，发现CCTV是该奖的主要合作媒体以及该奖其实只是一个无名大陆人的个人作品外，还提供了很多详细的证据，揭露该奖作假的底细。比如我上篇列的大本钟奖网站，主页列有中文和English两个选项，但实际上只有中文有链接，English点击根本就打不开；还有网站的“联系我们”打开后完全是空白，既没有电话，也没有地址或Email，这些细节经这位作者的指点，我去大本钟奖网站试了一下，果真如此。


这篇文章还揭露，大本钟奖网站介绍薄瓜瓜的题头为“牛津大学学生会主席薄瓜瓜”。薄瓜瓜在他最近发表的英文声明中，自称曾经在牛津联合会（Oxford Union）参加过辩论，并做过政治哲学经济系分会的主席。所以薄瓜瓜既不是学生会主席，更不是牛津大学学生会主席，而只是联合会分会主席（我这里就假设薄瓜瓜说的话属实了）。关于这个牛津联合会，这篇阿波罗网站的文章引用了一段“正在牛津大學學習同樣專業的學生的留言”：“Just about every Oxford student will be breathing out a collective LOL at that. The Oxford Union is NOT a student governing body, and he did not serve the student community. It is a debating society which invites interesting (and sometimes celebrity) speakers.”就是说，牛津联合会并不是学生会，并不管理学生事务或为学生社区服务，而是一个辩论社团，经常邀请一些报告人（有时是名人）来做演讲。


下面是“大本钟奖”网站介绍“牛津大学学生会主席”薄瓜瓜的链接：

http://www.gbvcchina.co.uk/index.php?route=award/award&parent_id=1&award_id=81）


这篇文章的作者还发现，颁发大本钟奖的英國華人青年聯會注册于2009年，当年就颁奖给薄瓜瓜。当查看该青年联会的网站时，该文作者发现“此網站的贊助商居然有共匪的中央電視台，香港中國通訊社等共匪機構”。2009年颁奖后不久，这个所谓英国华人青年联会的网站就关闭了。第二届（2010年）大本钟奖的评选活动搬到了腾讯网，由腾讯网提供门户网络支持，用这篇阿波罗网站文章作者的话讲，就是“直接轉移到了被共匪控制的騰訊網站，…100% 由共匪直接資助，控制和操作。”


下面是“大本钟奖”的腾讯网址链接，里面还有CCTV女播音员气宇轩昂地报道2009年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的新闻片段，好像那是多大的一件事：

http://news.qq.com/zt/2009/bigbenaward/


文章还列举了该文作者发现或注意到的其他一些证据，比如大本钟奖主办机构纯粹是个空壳皮包公司，注册地址是牙医诊所，薄瓜瓜在他的英文声明中只字不敢提这个杰出华人奖，等等，我这里就不再一一摘录了。各位可以自己去看原文，下面是原文链接：

http://tw.aboluowang.com/news/2012/0504/-150765.html?c=%E8%8B%B1%E5%9C%8B%E5%8D%81%E5%A4%A7%E8%8F%AF%E4%BA%BA%E5%82%91%E5%87%BA%E9%9D%92%E5%B9%B4%E8%96%84%E7%93%9C%E7%93%9C%E8%87%AA%E7%B7%A8%E8%87%AA%E6%BC%94%E7%9A%84%E5%81%87%E8%B2%A8

总之，这个在中国大陆轰动一时的所谓“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实际上是一个大陆搞出来的，却冠以“英国”旗号的假货，用“英国”的标签来给该奖贴金，典型的挟洋自重，而且还是个假洋。评奖网站对薄瓜瓜在牛津大学的头衔也明显撒了谎，既然可以夸大纂改头衔，谁知道评奖网站介绍的其他关于薄瓜瓜业绩的部分有多少是真实的。当年大陆借此奖隆重推出薄瓜瓜，很有一副要推出一个中共王子的架势，实在是恶心人。

挖挖薄瓜瓜得的杰出华人奖是个什么奖

薄瓜瓜2009年获得所谓“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后，在中国名声鹊起，以21岁的青葱年龄，受邀去北京大学给大学生们做演讲，演讲期间据说校方还布置了不小的保安阵势。之后，薄瓜瓜又因此受邀上了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节目，接受主持人陈鲁豫的电视采访。可以说，薄瓜瓜凭借此奖，在中国风光了一阵，打响了名气。那么，这个颇受中国重视的“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过去的估计是，这可能是某个英国华人媒体或报纸搞的活动。华人媒体在西方国家的地位基本上处于主流媒体之外，对西方社会除了第一代中国移民外可以说没有多少影响力。华人媒体的倾向大多由主办人的个人倾向来决定，有些亲共，有些亲法轮功，有些比较中庸。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金钱在海外华人界的渗透，越来越多的华人媒体走向亲共。由于华人媒体的对象大多数是与西方主流思想有一定距离的第一代移民，在西方一般没有什么信誉可言，但贩运回崇洋媚外的中国，打上英国美国这样的大旗号，就能糊弄中国人。我之前的猜测是，薄瓜瓜得的这个奖大概属于这一类。

居住在英国的万维博主七星，在我几天前发表了评论薄瓜瓜声明的博客后，发了一篇题为《从薄瓜瓜获得所谓“英国十大杰出华人奖”看中国人的忽悠》的博文，其中说到：“这个所谓的大奖叫做‘大本钟奖’，其实是英国一个三流大学的（大陆留英）学生会前主席连同一家报社搞的一个商业行为。在２００９年第一期举办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信誉和影响，靠的就是忽悠，到处去唐人街餐馆，报社，商户拉赞助，谁得奖也是内定的，赞助多了，就能拿奖。”据七星介绍，这位落魄的某大学前大陆留学生学会主席，09年前还租住位于伦敦贫民窟的政府公屋，但“此君（借此奖）一炮打响了在国内媒体的知名度，各处混吃混喝，现在也混的人模人样的，国内同胞们也不知道这个奖是大机构发的还是政府发的，听上去挺有权威就认了。于是国内媒体蜂拥而至，薄瓜瓜也利用这次曝光机会，大大增强了在国内的知名度，估计私底下想要为以后从政打好基础（自称要做中国的肯尼迪家族），…”

一位在七星博客后面留言的瓜瓜粉丝提供了一个“大本钟奖”网站的link，以证明此奖货真价实。我去网站查看了一下，发现该奖比我预先想象的还要糟。正如七星的介绍，该奖显然是某个大陆移民的个人作品，从他的履历和行头看，应该是个对金钱和大陆市场很有兴趣的人。大奖的全名非常宏伟，叫做“欧金•皇家康奈尔大本钟奖”，第一合作媒体是CCTV，温总理的语录写在头版头条（2009年温薄应该还是一家），后面还有人民日报的link。查遍网站，我怎么也搞不懂，一个无名大陆移民搞的网站大奖，怎么就和皇家挂上了钩，实在是很有中国大陆什么都假大空的风范。“大本钟奖”的宗旨宣言和题头口号充斥着典型的CCTV式的党八股词语和假大空腔调，又是“中国-全球华人的祖国”，又是“世界因你而精彩”的。看来该奖是善于作假的大陆人，作假作到了英国，用“英国”，“皇家”，“大本钟”这些令中国人崇拜景仰的词藻，搞的一个欺骗糊弄中国人的假货。这样一个毫无信誉的大奖，能让中国媒体蜂拥而至，薄瓜瓜能借此走上著名大学的演讲台，走进主流电视的采访室，这种事，也只有在中国这种不讲信誉假货泛滥的国度里才有可能发生。

另外，CCTV并不是简单的一家媒体，而是中共掌控的政府喉舌。既然CCTV是主要合作媒体，那么这个“大本钟奖”应该是拿了中共的钱的。吃了人家的东西嘴就短，拿了人家的钱就要替人做事。我上篇猜薄瓜瓜受邀北大与老爸的权力有关系，现在看来，薄瓜瓜得奖本身也与老爸的权力密切相关。也不排除该奖与中共政府有直接的关系，接受中共政府直接的金钱赞助。落魄的海外华人需要生计，中共需要用金钱来渗透操控海外华人，落魄华人与中共相互结合以相互利用，这种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很多时候，中国人以海外华人的名义在海外做的事，其实背后是有中共的红手在操作的。比如中国领导人到外国访问时的海外华人欢迎阵营，都是中国使馆花钱操办的，吸引一些爱贪小便宜的海外华人组成欢迎队伍。再比如，2008年旧金山奥运会长跑期间，海外华人浩浩荡荡聚会在旧金山，一片红旗的海洋。不知道的人以为完全是华人自发的，但事实是，中国领事馆向湾区各地派遣免费大巴，很多本来没有打算去的中国人，见有免费大巴接送，就去了，估计人手一面的小红旗，和时不时飞扬的大红旗也是领事馆提供的。这些中国人不明白的是，他们是贪小失大，做的事损害自己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利益，因为他们这种拥护一个连自己人民都不尊重的专制政府的行为，只会给西方人留下中国人很贱很奴性的印象，破坏华人在海外的名声和地位。

从薄瓜瓜的声明看中国红色后代

薄熙来与谷开来同时案发，使薄瓜瓜一夜之间如同失去父母，作为人，我能理解在这样的情形下，薄瓜瓜的日子会是怎样地难过。虽然我更同情中国无数因言论罪维权罪而被中共送进大牢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良心犯的子女和家属，比如盲人陈光诚的孩子和妻子，胡佳的孩子和妻子，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家属，等等，他们在人权毫无保障的中国的境遇，比起身处人权有保障的美国的薄瓜瓜更是不幸得多，但我仍然想在讲下面这些话前先对薄瓜瓜突然之间面临父母双双入狱表示一份同情。

读了薄瓜瓜上星期发表的声明，我有这样一个印象：作为来自中共高层特权家庭的红色后代薄瓜瓜，有意要撇清自己曾享受任何特权，他从小能上西方贵族学校，完全是靠自身和父母个人的能力，与老爸的权力无关。记得李鹏的女儿李小琳也曾声称，自己超常的成功（任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与她老爸的权力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我在这里由此引开，来谈谈我对中国红色后代的评价和议论。

高干子弟在中国享有特权，有着常人没有的特别机遇特别待遇，这在中国是人人皆晓的事实。记得我还在中国时，如果邻家某女找对象找了个高干子弟，那可是要受到很多人羡慕的；她们结婚后，生活的发展前景也往往不是大多数平常人家能赶上的。今天的中国，有那么多红色后代成为中国商界巨头，其中权钱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作为中共高官的红色后裔，想要不承认自己有超于常人的待遇机遇，不要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完全不受监督不受限制的国家不可能不可信，就是在民主西方，政府高官的子女也不敢讲完全没有特殊机遇，只不过由于西方言论自由，政治透明度高，法律限制多，程度因此会低很多。英国人海伍德会如此热心帮助薄家，与薄家是中国权势一定相关。就算薄瓜瓜在西方的学费真的来自奖学金，他之所以能得到奖学金，也是因为老爸在中国的权力对某些人有吸引力，他们期望通过与中国权力交友来达到增加自己的影响力为自己谋利益的目的。一些中共高干子弟不承认自己享有特权，只说明这些高干子弟或者是嘴硬，认为只要自己不承认事实就不存在，或者是被特权宠惯，把因父辈的权力而受到的超于常人的待遇机遇看成是自己能力所得，对特权习以为常到了没感觉的地步。

我第一次听到薄瓜瓜的名字，是2009年薄瓜瓜被邀请去北大演讲。当时他被评上英国首届“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这个奖到底有多好的信誉多大的影响，在多广的程度上反映了英国华人的意愿，我无从知晓。但薄瓜瓜能因此被邀请去北大演讲，我认为与他红色后代的身份有着重要的关系。薄瓜瓜去北大演讲期间，据说保安戒备森严，让学生觉得此人来头不小，更从一个侧面说明薄瓜瓜之所以被邀，与他是薄一波和薄熙来这样的中共高官的后代有关。在北大演讲会上，薄瓜瓜被问是否是共产党员，他回答说自己是无党派人士，但又说自己“完全赞同共产主义理念”；在回答主持人问中国应该借鉴西方什么时，他回答道：“中国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被问到大学生为人民服务最需要什么时，他的回答是：“这个由团中央来决定吧”。一个从11岁开始就在西方接受教育的孩子，一个曾经在牛津大学竞选学生联合会常务理事的大学生，却能把中共官话说得这么溜，可见父母的言传身教远远重要于学校的教育。

薄瓜瓜从小到西方贵族学校接受教育，生活风格趋向西化，他自己也显然有意识地对成为公众人物有所追求，因此而特别引起人们的非议。网上有些人把这些非议看成是对瓜瓜的不公平，我觉得薄瓜瓜之所以受到非议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来自红色家庭。如果蒋介石的后代去西方贵族学校，过西方化生活，人们就会觉得比较正常，因为蒋介石是美国和西方的公开的坚定盟友，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很一致。一个成天树西方为敌，成天否认西方制度和西方价值观的红色家庭，却把孩子送进西方贵族学校，和西方人打得火热，让人觉得特别的虚伪，特别的精神分裂，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完全相反，揭示了中共高官糊弄欺骗人民的真实面目，因此招来非议在我看来很正常。薄瓜瓜招到非议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来自特权家庭。这个世界上的事都是有所得就要有所失，不能好事都让你享受了，责任却一点都不负。既然享受特权，享受特殊待遇，那就要负特别的责任，受特别的监督。一个人不能说特权我要享受，但你们不能对我有特别的要求。薄瓜瓜既然没有拒绝享受特权，没有拒绝老爸的权力给他带来的超于常人的待遇，那他就没有理由拒绝来自民众的特别的要求。

另外，光是薄家接受外国奖学金这一点，尤其是来自意识形态上和军事上敌对的外国，放到政治透明的西方国家，就会被质疑为以权交易，对国家利益有潜在的危害。事实上，中国有这么多在职高官的子女亲属在国外学习生活，放到美国，被揭露出来，他们是否仍然有资格做国家高级官员都是问题。奥巴马由于肤色由于有一个外国父亲而被长期怀疑是否在美国出生，虽然其中不乏种族主义原因，但外国出生的人在美国不能竞选总统这个规定，其初衷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防止有出卖美国利益的可能。如果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有直系亲属生活在外国，有很多家产放置在外国，那他们制定政策时，又如何保证他们是以本国利益为重呢？

薄家在中国的起，得益于邪恶的中共，薄家在中国的落，也起因于中共的邪恶。与毛泽东一起打江山建立了共产党天朝的薄一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薄熙来的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薄熙来今天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也是中共制度下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牺牲品。红色家庭薄家的大起大落是中共制度邪恶病态的缩影和见证。

不过，薄瓜瓜出生于红色家庭并不是他自己可以选择的，我也不同意爷爷父辈的罪由孙子儿子来偿还，薄瓜瓜还年轻，还可以一切从头开始。我对薄瓜瓜的劝告是，请化悲痛为力量，通过自己爷爷和爸爸两代红色家族的命运，看清中共制度的曲扭和变态，加入到为中国争取民主自由的队伍中来。把自己曾经享有的特殊待遇，把自己在西方感受到的人性价值，转化为对中国特殊的贡献，与所有热爱民主自由的中国人一起，共同努力，让自己这一代人能够有机会从此避免爷爷爸爸那两代人悲剧式的命运。要学会讲真话，不要再学老爸讲假话，否则让人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同情你，心里还有一份不爽。

我看薄熙来之沉浮起落

从王立军逃往美国使馆，到薄熙来下台，这一场起伏跌宕的中国政治风波，给中文网站的写手和读者们提供了不少娱乐的题材。在一个正常的现代文明国家里，政治本来就应该是一半是严肃的正事，一半是轻松的娱乐，而不应该像中国那样是你死我活的见血斗争。如果什么时候中国政治能够变得公开透明，能让人民大众参加进去，人民不仅仅是旁观者评说者，而且是参与者共演者，官员的沉浮起落也变得再正常不过，不会危及他们的人身自由，当不了官，还可以有其他追求，而人民在娱乐的同时，又办好了正事，那其实才是政治的更佳形态。

我不擅长娱乐，只擅长谈正事，期望以谈正事来娱乐大家，在上网消遣的同时，没准也触发些严肃的思考。

看到网上有不少人说，薄熙来唱红打黑不是为人民着想，而是有政治野心。我不赞同中国人评价唱红打黑时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薄熙来的动机上，人们应该更多地探讨理念的对错。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机会直接接触薄熙来，无法判断他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如果让我来猜，从常识眼光看，应该是既有政治野心，想要干一番大事业，也有对中国现状不满，想要做些事来改变，两者都无可非议。有野心，在中国文化里是缺陷，但放到西方文化里，却是优点。有多少美国孩子从小就说，长大了要当美国总统，而美国人对这样的野心绝大多数是持自豪赞赏的态度的。关键是，光有野心不行，在美国，真要当总统，你得要说服人民，让人民同意你的理念，让人民相信你行。我很难想象，一个背毛主席语录背得很溜的人，在美国能被选上总统。

如果说薄熙来看到了中国存在的众多问题，想要做些什么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固然是中国当前急需的，但只有好意图，而不懂得如何用合理人性的手段来改变现状，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薄熙来的关键问题在于他治国理念的错误，他的几个主要治理手法，可以说个个都落后不合理，甚至荒唐可笑。比如用唱红歌来提高人民的精神道德，那就如同让人民用吸鸦片来提精神一样，唱的时候精神高昂，唱完了，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中国人如今道德沦丧精神空虚，原因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用非人性的红色思想去除了人民的良知，唱红歌只会越唱人民脑子越空。再说打黑，中国其他地方没听说有多大的民间黑社会势力，重庆怎么就有那么多的黑社会？中国之黑不是黑在民间，而是黑在制度，要真正从根本上治黑，不从制度上改革，光杀几个人是没有用的。王立军被逼成精神病，是薄熙来打黑失败的另一个证明，这种愚蠢的严打治黑，既可能创造了不少冤假错案，还把警察们逼得要发疯，可以说是事倍功半，输家多多，不可能维持。还有共富，要达到长远的共富，不能把富人与穷人对立起来，而是要通过聪明的制度达到财富的合理再分配，让富人与穷人共赢，既让大众受益，也不让富人吃大亏，否则像毛泽东那样，把富人都杀光了，穷人最后也只有喝西北风。薄熙来一方面否定本地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以优惠政策鼓励外国资本家，吸引来很多外国企业在重庆建厂，从短期看，这种政策给当地人提供了一些工作机会，但从长远看，这种只扶持外国资本家，不帮助本地民企的做法，只会让中国永远做别人的加工厂，让中国人永远停留在给人打血汗工的地位上，是一种很短见的发展模式。

不少西方媒体对薄熙来下台似乎抱着遗憾的态度，更有一些外媒称薄熙来有个人魅力。西方媒体的这些反应，给中国人敲了一个很好的警钟，那就是提醒中国人不能盲从西方人，不能以为西方人说好就是好，什么样的领导好，要以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来定。把怀有薄熙来那样理念的人放到西方来，根本不可能有政治前途，对那些欣赏薄熙来的西方人来讲，薄熙来政策是好是坏不影响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当然懒得仔细去了解审视重庆模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只看表层style（风格），而不在乎里面的substances（实质），何况薄熙来为外商提供了出色的赚钱机会，外国人自然喜欢。中国要学习借鉴符合人性的西方民主自由法治制度，但中国要的是民主，是中国人民做主，让中国人民得益，而不是西主，不是让西方人来替中国人做主，让西方人得益。民主不是为美帝，不是为了让西方人喜欢，而是为中国人自己，是为自己能过上好日子。

拨开迷惑了某些西方人的表层风格，薄熙来的个人魅力如果放到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其实根本经不住敲打。薄熙来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大讲西方制度如何黑暗，一方面却把自己的孩子从小就送到西方去受教育，可见他不是说假话高手，就是思想分裂症患者；他年轻时，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对自己的父亲粗过手，一个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的人，你怎么能放心让他来做爱人民的事？他对记者姜维平的迫害，将记者因言判刑入狱，也证明他人格之渺小。在公开透明，言论自由的民主制度下，他的这些个人品德问题一旦被揭穿，其政治前途不会光明。薄熙来能够升为高官，只有在中国那种畸形的制度下才有可能。

从王立军事件起，到薄下台，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一场政治风波时，一如既往，一直是黑箱操作，没有任何透明性，这到底是一场权力之争，还是一场理念之争，众说纷纭，各种小道消息更是疯传。我希望这是一场理念之争，希望薄熙来下台意味着中国高层对毛泽东模式做了再次否定。不过，中国人民也不值得为此兴高采烈，重庆模式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中国问题重重，用错误的手法去治理这些问题固然不是出路，不治理也不是出路。而对毛泽东模式的否定则应该早在三十年前就做完了，中国转了一大圈，今天只不过把这事又重做了一遍。已经被历史证明彻底失败的毛泽东模式到今天还能有在中国复辟的机会，今天的中国还有那么多的毛粉，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在肃清毛泽东的余毒上，一直含含糊糊，扭扭捏捏，不愿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思想，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得以继续，中国一直没有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近年来甚至出现言论自由程度严重退化的局面。面对积重成疾的社会，中国人之所以一遍又一遍地求救于毒药，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良药做广告，却对毒药广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纵容毒药充斥市场。乌有之乡的代言人可以做北大教授，可以在大学里电视上做演讲，宣扬民主自由的人却被关进监狱，被恐吓被禁声，政府如此倾斜地对待不同理念，人民会被引向哪个方向还用猜吗？薄熙来下台了，中国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三十年前，下一步该怎么走，中国政府敢于向前迈进吗？还是仍然继续原地打转？解除一个人的职务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理念的改变和进步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解中庸之道，论中国人之情商

据说中国现在又开始尊孔了。我从小是在对孔子的一片批判声中长大的，对孔子思想，记得最清楚的是“师道尊严”和“中庸之道”，这两点当年都是大批特批的。我还知道孔子的一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但又非常合理的行为准则，我在现实生活中正是努力这样做的。对师道尊严『注』，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既不该批倒批臭，也不该捧为金科玉律。孩子应该尊重老师，礼貌对待老师，以从小养成尊重人，讲礼貌的习惯。但从行为上鼓励孩子礼貌对待老师，并不意味着从思想上鼓励孩子对老师的绝对服从。不问对错地接受被灌输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误区，中国教育到今天都没有走出这个误区。不过，中国如今早已不是“师道尊严”，而是“党道尊严”了。

对孔子的“中庸之道”，我一直将其看成是中国文化的糟粕。在学校里，我们被告知“中庸之道”意味着模棱两可，和稀泥，两边都不得罪，是一种做人的技巧。现实生活中，我反感那些没有原则，喜欢和稀泥的人，认为做人没原则是中国人丑陋处之一。因此在“中庸之道”这点上，我一直自认为是不赞同孔子的，但是最近我对“中庸之道”的看法却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美国人常讲一句话：“Be moderate”，就是任何一种思想行为，都不要走过头，走极端。信仰宗教，信仰上帝可以是好事，但如果走过头，认为宗教上帝是一切，而完全不看重现世，就可能成坏事，穆斯林极端主义恐怖分子就是在这点上走了极端；再比如，对孩子要有纪律约束，以养成良好习惯，但要适可而止，不能过分，否则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发展，甚至伤害孩子；反过来，也不能因为强调自由发展，对孩子过于放纵，完全没有约束，掌握好纪律约束与自由发展之间的平衡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非常关键。仔细想，“Be moderate”这个警句其实可以用在生活思想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思想行为走过头都会变成有害。比如，对我来说，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生活快乐不可缺少的两大因素。物质可以给人带来快乐方便，我现在过的日子，比起小时候除了吃饱穿暖几乎没有其他奢侈享受的生活要舒适得多，我没有愿望放弃现在舒适的生活，重回过去那种清贫简陋的生活。但如果一个人走过了头，变得一心只有物质追求，物质欲无限制的膨胀，那人生在我看来就变得没有意义，变成人为物质而活，而不是物质为人服务了。精神生活对我来说不可或缺，当我看了一场打动人的电影，读了一本好书，听到一首触动灵魂的歌，有时甚至简单到与人进行了一场有趣的谈话，这些精神食量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快乐满足不是物质可以衡量的，我在生活中从没有中断过对丰富自己的精神灵魂的追求。但是，如果有人要把精神追求提到无限高的境界，把一切世俗欲望都看成是罪恶，我也会忍受不了，无法认同。我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是一个非常moderate的人，喜欢平衡的生活，不认同任何单向极端的思维。

有一天，我突然想：美国人的这个“Be moderate”译成中文是不是就是“中庸之道”呢？为什么中国人对“中庸之道”的解释是模棱两可，和稀泥呢？孔子在西方被看成是东方智慧的象征，美国人常用“孔夫子说什么什么”的来加强自己所言的权威性，那么西方人对“中庸之道”又是如何阐释的呢？带着这些疑问，我做了一些internet搜寻。首先我将“中庸之道”放到Dictionary.com上做中译英，出来的结果是“Moderation”！就是说西方对“中庸之道”的翻译就是“适度”，就是他们常说的“Be moderate”。我接着用Confucius加moderation搜寻西方对中庸之道的详细解释，发现有不少西方人将孔子的中庸之道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得的Golden Mean理论相等同，认为两者说的是同一件事：在满足人的欲望时，在实施行为准则道德准则时，适度是关键。我又做了中文搜寻，在《光明网》上找到下面一段：“有‘宋代孔子’之誉的朱熹曾对中庸之‘中’的含义有过这样的解释：‘中只是个恰好的道理’。可见，中庸即是把两个极端统一起来，遵循适度原则。因此，可以把中庸的高明之处理解为寻求平衡的智慧。”原来国内现在也已经有人对“中庸之道”做了“恰好”，“适度”和“平衡”的新解释。后来，我又了解到，台湾人对中庸的理解是“做事不要走极端”，韩国人对“中庸”的翻译是“不多不少正好”，都与西方“适度”的解释相符合，可见西方对中庸的解释并不是西方式的理解，倒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中庸就是模棱两可”才是独树一帜的中共式歪解。

如果“中庸之道”意味着适度平衡，那末，我对中庸之道就变成了举双手赞成。我们的先人几千年前就提出了“中庸之道”，提倡适度平衡，可是，看看今天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人的思维习惯却单向极端，看世界不是黑就是白：达不到像天堂一样完美，就等于和地狱一样丑恶，没有圣人一般的品德，就如同撒旦一般卑鄙；批一个人批一种思想就要批倒批臭，捧一个人捧一种思想就要偶像化绝对化；讲自由就不能有任何约束，讲和谐就要一切都统一；新中国前三十年，爱物质就是腐败堕落，后三十年，又变成除了追求物质，还是追求物质。中国人总是从一个极端奔向另一个极端，不懂得在极端之间寻找适度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掌握适度，掌握平衡，达到中庸，不等于一切事物不偏不倚，取其当中。中国人大多为理科式头脑，习惯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对就是错的单向式思维，一讲中庸，有些人又将其误解为一切事物不左不右，不偏不倚，像简单的数学公式一样取其中点。这世间的各种事物到底多少度是适度，多少度就过头了，每一个事物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场合都要个别对待，分别掌握，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没有统一的公式，统一的度。这就牵涉到一个人判断适度和掌握平衡的能力，这个能力有时来自深入学习，深入研究，或复杂推理，有时则来自人生常识，人之良知，来自正确的价值观，很多是属于情商的范围。情商是否高，是否有平衡思维能力，对小到培养教育孩子，大到国家发展，都至关重要。比如国家掌权的精英是否有平衡思维的能力，在政府管制与个人自由之间是否能够掌握好适度平衡，对国家平衡健康的发展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精英都是没有情商的工程师，只能做单向理科式思维，那么，这个国家在他们的眼里就只能在极度专制与天下大乱两极之间做选择，而看不到可以有一个既个人有自由又社会有制约的平衡的中庸选择。

有人说，其实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防止两极极端倾向，达到中庸，确保社会稳定，确保国家平衡发展的最好机制。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民主制度里的权力平衡，权力分散，使得国家行走的方向不容易在单一方向上走得太久太远，虽然微观上有可能一时过于左了，另一时又过于右了，但从宏观看，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国家则总是弯弯曲曲地走在一条不断平衡的中庸的进步道路上。比如，不少人对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没完没了的拉锯战感冒，其实这种拉锯战虽然表明上似乎减低了政府做事的效益，但实际也换来了美国社会平衡稳定的适度发展，对社会好处大于坏处。比起一党专制制度在单一方向的大跨步，民主制度弯弯曲曲的小跨步最后给社会带来的进步要大得多也合理得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的思维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走上了单向化极端化的道路。其实说到底，毛泽东以及追随他的中共领袖们本质上就是一群极端分子，在他们的指导教育下，中国成了产生极端分子的温床。共产党六十多年的统治对中国人品质有两大破坏，第一是使得全民人性丢失，道德普遍低下；另一个破坏就是使中国人思维普遍简单化，极端化，从统治精英到普通人民，绝大多数人情商很低，思想水平原始落后。中国在低情商统治精英的管理下，国家发展极度不平衡，社会管理落后不合理，改革开放三十年，除了在物质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其他方面都仍然停留在落后不发达水平上，人民付出的代价与人民最后所得到的相比极不相称极不相符。

中国社会需要回归中庸之道，重寻良知，重树情商，重建并发展人民掌握适度掌握平衡的能力。中国人需要摒弃崇拜理科之习，从简单的不是黑就是白的理科式两极思维模式中走出来。我们应该明白，这世间上的人和事，绝大多数是不同程度的灰色，很少有绝对黑色或纯白无暇的例子。事实上，纯白无暇的人或社会根本就不存在，追求纯白往往会由于违反人性而导致结果适得其反，就像追求完美共产主义的国家最后却都变得邪恶无比一样。人类社会能追求的只能是恰好的灰色，我们只有掌握在灰色中分辨白与黑的能力，在白与黑两极之间不断寻找平衡，才能使社会合乎人性地逐渐进步。回想过去在中国时，大家普遍认为文科比理科简单，认为学习文科不需要聪明的脑袋，那其实是无知。说白是对的黑是错的，很容易，但要判断多少白是对的，太多就错了，有点黑没错，少一点就对了，而且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场合的中庸尺度都不一样，就难得多。所以，真正的文科思维，真正的人文学社会学思维，除了需要有一定的智商，更需要有较高的情商，比理科思维要复杂得多难得多。

『注』：这篇文章初稿于2009年。最近，通过网上阅读，我对师道尊严的解释又有了新的认识。有人说，师道尊严并不是说唯老师为尊，而是说做老师的人自己要有尊严，这样才有资格为人师。如果是这样解释师道尊严，这篇文章的第一段就需要改写了。

初稿于2009年，增写于2011年11月。

从卡扎菲之死谈暴政下面出暴民

卡扎菲之死，多少有点不人道，不符合现代社会对罪犯也要讲人道的规则。不过，在利比亚这样的国家，人道从来就不是规则之一，出现这样的结局也并不使人过于惊讶。暴政下面必出暴民，一个国家暴民多，往往是由于统治者暴政引起的。当人们的生活经验一再告诉他，在这个社会里讲理是没有用的，永远也讲不通的，遵守文明规则是要吃亏的，大多数人就不再相信讲理，不再相信文明规则，只相信暴力；当人们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你如果胆敢与统治者意见不合，统治者就会将你关进监狱，就会折磨你，甚至可能整死你，很多人就会开始相信有机会就消灭对方是保证自己生存保证自己自由的最佳选择。由于卡扎菲的死法，我很难为卡扎菲之死而欢呼，但另一方面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卡扎菲的结局可以说是暴政者自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必然结果吧。

卡扎菲的结局再一次说明，专制是人民和统治者双输。专制制度下，一切问题都是用强权的方式压下去，被压迫的人民心里的怨气不断堆积，一旦有机会爆发出来，就是统治者悲惨的末日。暴政统治也许可以一时得胜，但统治者也往往活得胆战心惊，而且常常是躲得过今天，却可能躲不过明天，躲得过这一代，却躲不过下一代。

有人说，用暴力来推翻暴政，换来的一定是另一个暴政。这其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美国独立，当年就是用战争来达到的，换来的却是世界人民的民主自由之旗帜；希特勒最后是被战争制服的，换来的是六十多年的世界和平。战争，暴力，不应该是人民取胜的首选工具，更不应该是人民取胜的唯一工具，但有时对待一个毫无良知毫无人性，怎么讲理也讲不通，怎么抗议也不让步的暴君，战争就可能是唯一能将他赶下台的方式。当然我不想鼓吹暴力革命，我仍然希望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能够尽最大努力用和平方式解决，更希望中国最后能以和平的方式从今天的专制过渡到未来的民主，这样人民可以少经受些阵痛。可惜的是，人民的和平善良愿望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得以实现的。

有人问，暴政出暴民，暴民又导致暴政，历史就永远循环，那又怎样才能从暴政中走出来呢？历史真的会那样永远原地循环吗？我说不一定。暴政下面暴民多，但不等于人人都会变成暴民，世界上的人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常人，被统治者引导成怎样就怎样，你恶我也恶，你骗我也骗，你暴力我也暴力；但有些人是超于常人的人，有超越的能力。做领袖的一般是超于常人的人，比如刘晓波，蒋经国，华盛顿，马特路德金，等等，他们有超人的眼光和胸怀，懂得必须要改变旧的一套，超越过去，才能从恶性循环里走出来。如果这样的人做了国家的下一任领袖，国家就会进步，从暴政-暴民-暴政的怪圈中走出来。还有另一类超于常人的人，比如本拉登，希特勒，毛泽东，卡扎菲，他们有超人的技巧掌控人民，却没有超人的胸怀为人民造福，这样的人做了国家领袖，这个国家就只能停留在动物世界里。这个世界是前一种领袖多，还是后一种领袖多？我说是前一种领袖多，否则世界就不会从古时候所有国家都是不同程度的暴政统治进步到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文明民主国家的局面。

还有不少人对中国人的暴民品质忧心忡忡，主张要先改造中国人的暴民品质，然后才能讲民主。我想要指出的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虽然有些皇朝残暴些另一些皇朝仁慈些，但一直是以孔孟之道的仁义廉耻为主来治国，来教育人民，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更是以民主立宪人道为最终目标。中国真正进入到全面极权暴政是在共产党成立新中国之后，中国人民大批地变成暴民发生在新中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才集体变成暴民的。而在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暴民的人数达到了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顶峰，中国暴民们所做的灭绝人性的事之多之广严重之程度都是史无前例。虽然毛泽东之后的三十年，共产党的暴政恶劣程度相对于前三十年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中国暴民的人数也随之有了很大程度的下降，但只要共产党极权专制制度不改变，只要中国政府仍然坚持以手拿枪杆子不屑与任何人讲理的方式来统治国家来压迫人民，中国就将一代接一代地生产相当数量的暴民。我讲这些并不是要为中国暴民找借口，暴民多了，人民自己最终成为受害者，我衷心希望所有的有识之士们共同努力来减少中国的暴民人数。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什么是大量产生中国暴民的根源，应该明白只有建立讲理讲文明规则的民主社会，才能真正根除产生暴民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