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海归海不归

在海归还是海不归这个问题上，海外中国人里有两种主要倾向，一种说出国吃亏了，看国内同学混得多滋润，多威武，我们远不如他们，只不过在美国给人干活，文化生活枯燥，事业单调停顿，仅仅是过一个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基本生活。另一种倾向是说我在国外有新鲜空气可呼吸，不必看党的脸色，可以自由上网自由说话，我很淡定，不在乎当官当长，不想干什么大事业，就爱过平淡的生活。我觉得这两种倾向都有让人理解的一面，又都有无奈的一面。我下面对这两种观点的评论可能让两边的人听了都不爽，不过我说的是实话，有时，truth hurts。再说，不说这些实话，就得不到最后一段的结论。

先说第一种倾向。说在国外生活单调，不过是打工干活，确实如此。虽然大多数中国人在美国过上了小康的中产阶级生活，又有多少人可以在基本生活以外有更大的成就感？有多少人可以有自己能参加进去或者是与自己密切相关，自己真正在乎的当地文化活动？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觉得自己是这里的主导者这里的主人翁，而不是旁观者，边缘人？国内的同学就不会有文化方面的苦恼，看奥运会时替哪方喝彩不会有困惑，也没有玻璃天花板来挡住前程，当领导做老板的机会比海外中国人多得多，主流电视屏幕上不会只看到长得和自己不一样的人。虽然国内人没有多少人权，但他们不会有这里是不是自己的家的疑问。不过话说回来，这些怀念中国羡慕国内机会的海外中国人，其实也很无奈，羡慕归羡慕，不管他们口头上说什么，等到具体一衡量，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绝大多数人还是情愿在国外过枯燥平凡的边缘生活，也不愿意回中国，其中包括不少海归了又回游的人，否则就不会在这里听到他们的声音，而是早就消失在高墙的那一面了。我上一篇海归征文“为什么大陆人不像台湾人那样大批海归”发表后，万维博客主“草庐隐士”在我那篇博客后面留言说：“我曾经回故乡北京作过五六年的海归， 起因主要是遇到了职场的玻璃天花板，正好国内一家外企给我一个offer，连跳几级，便毅然海归了。但回去后不久立刻发现很不对劲，也就是博主讲的， 生活得不仅是‘更不开心’，简值就是气得‘七窍生烟了’！”。回国去固然有更多的机会，对中国人来讲更是回家了，做理所当然的主流主导了，但中国社会里连中国人自己都难以忍受的“中国”特色，却常常让人最后觉得情愿在国外过平凡生活也不值得去追求那些机会。

再说第二种以做海外中国人为自豪的，我觉得豪言壮语归豪言壮语，其实也是出于无奈。在海外只有淡定的选择，真想不淡定，又有什么机会什么别的选择呢？如果一个民族的人都不当官当长，国家的名人名流政要里几乎没有这个民族的脸孔，那在别的民族人的眼里，这个民族是不是会被看成是一个没有雄心没有作为的民族呢？会不会被看成是一个没有对社会负多少责任，没有为社会做多大贡献的民族呢？在西方民主社会，当官当长并不只是为个人成就感，更是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做贡献，对社会负更大责任，尤其是公共职位。有人说，在国外的阳光和国内的权力两者之间，我情愿选择阳光。我也一样，情愿选择阳光，可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只能在阳光和权力之间选一项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像美国白人那样，像日本人，台湾人那样，两样都有呢？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可以去追求他们想做的任何梦想，并且有成功的机会，我们的下一代却很有可能被剥夺走进娱乐圈或其他亚裔人在美国难以进入的领域的梦想呢？我是一个海不归族，我不以海不归为耻，因为选择一个最不坏的生活是人之常情，但我也说不出豪言壮语来。西方好还是不好与我们的贡献与我们的作为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充其量是在这里享受别人建设的好社会而已。

最近还发现有一个新倾向，就是有不少人嘲笑海归们，说他们大多是在海外找不到工作的人，或英语不咋样的人。其实那些找不到工作无奈海归的中国人中，大多数不是因为能力差，更不是因为自己不努力，而纯粹是时机运气。如果你正好在九十年代或二十一世纪初毕业找工作，赶上了美国经济蒸蒸日上的好时期，你就撞上了留在美国的大好时机。时过境迁，这几年毕业的人恐怕就不再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我们留在西方的海不归与他们相比，并不见得就怎样出色了，怎么高等了，只不过是运气好些生对了年头罢了，又凭什么去嘲笑他们呢？还有一个影响找工作的重大因素就是学什么专业，有些专业在美国好找工作，有些就很少有机会。作为外国人，一般来讲搞技术的相对比较好找工作，因为美国人大多数人不爱钻研技术，正好有让外国人填的缺口。学其他行业的人可能本身很出色，只不过美国没有他们可以填的工作缺口，所以也仅仅是机遇不同而已。西方经济今后很难再回到九十年代后期那样的兴旺水平，中国新一代留学生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越来越多的人必将面临海归的选择。这些回归的海归，不管是心甘情愿还是出于无奈，都是中国的福音，因为他们的回归可以减少中国人才的大量流失，改变中国出色的精英流落给别人打工干活的局面，对中国的未来是一件大好事。而且西方萧条的工作市场，让新回归的海归们不再像上一代海归那样，可以脚踏两只船，抱怨在中国没有归属感，随时准备退却。新海归们大多没有后路可退，必须在中国扎根，必须把中国搞好，必须寻找中国社会进步的道路。也许等这些受过自由世界熏陶的海归一代成为中国领导的中坚力量，民主的曙光就可以在中国升起，也许将来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民主道路的人就会是这些主动或无奈海归的中国人。让我们停止去嘲笑这些海归的中国人吧，相反，让我们给他们最好的祝愿和鼓励吧，因为不管是不是他们心甘情愿的选择，这些海归们对社会的贡献都将比我们这些海不归大得多。

为什么说文化决定论是荒谬的

文化决定论在中国人中相当有市场。据说文化决定论还有不同的流派，有酱缸文化决定论派，还有高于酱缸论的“高尚”文化决定论派。酱缸论很简单，就是说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中国今天的制度就是这种酱缸文化的产物。这一流派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叫做：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估计是哪个名家的名言，反正我听到无数次了，而且引用的人语气里都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信气概。“高尚”文化决定论里的这个“高尚”是我加的，因为这一流派自称高于酱缸流派，甚至高于制度决定论派。“高尚”文化决定论者认为，先要产生高尚的文化，有了高尚的文化，一切问题就都好解决了，而且比有缺陷的民主制度还灵，能保证问题的最终解决。如何产生高尚的文化呢？那就是人民自己反思，自己对自己高要求，自觉地对社会负起责任来。不过，不管是“酱缸”流派，还是“高尚”流派，文化决定论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是由这个国家人民的文化决定的，是从这个文化中孕育出来的，要改变制度，就一定先要改变文化。

文化决定论不能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存在同一文化不同制度，比如东西德，再比如南北韩。就以南北韩为例吧，为什么同一文化，南边孕育出了一个民主政府，北面却孕育出了个独裁疯子政府？答案是因为历史原因加外力干涉，北韩南韩分裂自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北韩最终是在苏联中国的帮助下站住脚的，而南韩则是在美国的支持下生存下来。中国其实也一样，也许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成立，不像北韩一样有一场中国抗美援朝战争那样明显的外力干涉，但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壮大，是中日战争的直接结果，而中国的北邻-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略。事实上，依我看，任何一个靠战争靠枪杆子上台的政府，都不能说是人民的选择，都不是由人民或文化决定的。

文化决定论的最大荒谬之处在于将文化与环境割裂开来，将文化看成是可以完全靠个人内心控制的东西。文化是什么？百度百科对文化的定义我觉得非常恰当，它说：“文化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就是说，文化是在一个过程中形成的，是人对社会环境的回应，是受社会环境控制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是历史，制度，和宗教等等一切控制人行为和思想的机制的反映，文化是结果，而历史，制度，或宗教才是原因。要改变结果，要使文化走向健康，就必须改变影响文化的机制，改变控制人行为思想的东西。事实证明，不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恰恰相反，是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里再拿南北韩做例子，六七十年前，人民原来是同样的人民，但在不同政府不同制度的引导下，今天的南韩人民却与今天的北韩人民大不相同。南韩是民主制度，人民有普世权利，南韩人民的思想行为大多合情合理，撇开风俗习惯的不同，他们的思想，理念，以及行为和西方人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北韩呢？六十年封锁，六十年洗脑，人民的思想行为就愚蠢可笑，听到金主席的名字也要热泪盈眶，更不要说像南韩人那样爱抗议爱集会了。

另外，文化决定论的实质说到底就是否定普世价值论。文化决定论者认为，人或文化一定要好到一定程度，人民才能有普世权利。而且文化决定论要求人民在没有任何权利的条件下，先负起社会的责任来。一个人要先有权利，才会有真正的责任感。文化决定论者对人民提出了一个超人的要求，要求专制制度下的人民在没有任何权利的情况下，要像民主国家里有权利的人那样，对社会负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谁有权，谁掌控，谁就对那个社会那个国家的的好坏负责。中国当今社会的问题应该由谁来负责，就要看中国当今是由谁掌控的。中国显然不是人民掌控的，而是权力无边的共产党皇帝掌控一切，中国的问题就该由共产党皇帝来负责。

如果说酱缸文化决定论是一种消极命运论，认为中国人只配独裁统治，只配腐烂社会，那么自认为高级的“高尚”文化决定论则有它独特的幻想成分，这种撇开社会环境，要求人民自己拔高自己的理论，其实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论。如果人能够不受环境制度的约束，能够自我净化文化，还要制度改革干什么？民主制度不是目的，而仅仅是手段。这个世界上的人，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绝大多数人最终要的东西其实都差不多，那就是过一个有质量的幸福的好日子。民主制度被证明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能够让社会成为一个于大多数人有利的社会，让大多数人有机会过上好日子，因为它让权力受监督，让权力平衡，让权力没有铁饭碗。如果人能够自我净化，自我拔高，那还要什么监督，什么法律，什么选举？人只要自觉净化就可以了，没干好就自我批评，自觉下台，社会上充满自觉的好人好事，大家乐融融过幸福生活，省去一切法律政治，多简单，多美好？

当然我不是说中国文化不需要改变，如今的中国社会腐败猖獗，作假泛滥，人民普遍没有灵魂没有精神追求，被人称为“猪社会”，因为人民只能有动物式的物质追求，不能有高于动物的人的追求。中国文化里的问题固然有很多历史原因，但大陆人从小学鲁迅，从小批判中国文化，远比台湾人痛恨中国文化，远比台湾人重视改变自己的文化，但到头来，大陆社会却远比台湾社会腐烂，显然，中国人的思维出了错。中国社会今天的腐烂已经不是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而是来源于今天的制度，因为台湾保留了比大陆多得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台湾社会却比中国社会健康得多。

我相信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文化能从烂泥坛中走出来，“高尚”文化决定论者的愿望并不脱离实际，关键是怎样才能改变文化。既然影响文化的机制是历史，制度，和宗教，那就要设法改变这些影响文化形成的因素。历史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鉴借其他国家的经验，宗教也并不保证国家的进步，而制度是唯一可以人为改变，又被历史证明对社会进步有重大作用的机制。当然我们不能幼稚地以为，一实现民主，制度一改变，文化就立刻变好了。制度只是一个工具，人民的成功，最后还是需要靠人民自己不懈的努力。但在民主制度下，人民至少被允许有健康的追求，被允许去负起责任来，文化形成可以开始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我近二十年前来美国时碰到的台湾人，他们的很多思想，与我们大陆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他们成长于台湾言论自由仍然有很大限制（比大陆还是好一个数量级），政治还不民主的时代。但如果你有机会与今天的台湾人交流思想，你就会发现，今天的台湾年轻人，思想已经与西方人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台湾的民主历史让我看到民主也要有一个从幼稚走向成熟，渐入佳境的过程。

有人问，那你说说看，怎样来改变中国的制度，说实话，我也没有解决方案。要改变制度，在中国，是一个在今天看来似乎无法逾越的高山。看看周围那些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似乎都是运气好，出现了一个明君，东欧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戈尔巴乔夫，台湾有一个蒋经国。中国的明君在哪里？也许中国要等到红卫兵一代退出中国的领导岗位？另一个可能就是有什么重大灾难性事件的出现，让中国人意识到这样拖下去，连动物式生活都不能保证。当然中国人不能消极地等待，今天的刘晓波，冉云飞，艾未未，以及其他所有为中国人民争取权利，为改变中国人思想做努力的人，他们为中国民主所做的努力和牺牲，虽然似乎难以换来今天的改变，但却很有可能在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心中埋下变革的种子。

丢掉鲁迅这个没用的武器吧，中国人全民学鲁迅，全民批判自己的文化，已经批判了六十年了，为什么到今天中国人还是和鲁迅笔下的人差不多呢？为什么中国的社会甚至变得更腐烂呢？因为鲁迅批评的是果，不是因，要改变文化，就要改变控制人思想行为的东西，改变制度，如果不改变因，你又怎么能期望果会改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