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December 15, 2012

对替莫言辩护解脱的人再说几句

莫言在诺贝尔奖领奖会上说的话引起争议后,网上有很多华人替他辩护解脱,说莫言得的是文学奖,不要把政治牵涉进来,不要对莫言过于苛求。我认为,莫言用五毛逻辑招架对中共新闻检查制度的提问,同时躲避对刘晓波以及其他中共敏感问题的提问,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他如何做人的问题,是做人有没有脊梁骨的问题。莫言早就说过自己是个懦夫,今天他用自己的言行证明他确实是一个懦夫。如果一个小人物是懦夫,民众没有必要多费口舌去苛求指责。但莫言已不再是个小人物,作为第一个被中共官方承认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以诺贝尔奖的名望,尤其以该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他的名字将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很久的印记,他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某些中国人的榜样甚至崇拜对象,指出他人格上的缺陷,让他的诺贝尔奖成为有争议的诺贝尔奖,是有责任的中国人应该做的事。

有人说,在那个体制下存活不易,就放莫言一把吧。关键是,莫言在选择如何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实际上就已经做出了明确的选择:他要的是政府放他一把,而不是人民放他一把,因为他知道人民在中国没有任何力量。如今,莫言得了诺贝尔奖,又有强大的中共政府的支持,人民争议几句,对他的实际眼前利益不会有任何伤害。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希望让中国人(华人)意识到,不管一个人得了多有名望的奖,如果他缺乏人格,那么这个奖所含的意义就多多少少被污染了;希望能够提醒中国的年轻人,不要以一个没有人格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榜样。所以,对围绕莫言的争议,人们不应该解释为对他个人的攻击,而应该理解为对他的言行所代表的反面意义的谴责。莫言既然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在他具有了一个比一般中国人更有利的机会,来反抗中共高压时(哪怕是消极反抗),仍然选择做一个屈服于中共政府的懦夫,那么中国人就有责任在他诺贝尔获得者名牌的旁边同时给他刻上一些反面的烙印。如果中国人对这种言行无动于衷,不加谴责,任由中国人一代接一代地出懦夫,那以后就不要抱怨别人看不起中国人。

还有人说,评价莫言应该以他的文学作品为标准。首先,我认为,很多中国人如今自称喜欢莫言文字,恐怕十有七八是因为莫言得了诺贝尔奖才喜欢的,过去我很少听中国人提莫言。所以诺贝尔奖的光环,对很多中国人评价莫言作品,起了不小的作用。那么得诺贝尔文学奖,真那么说明作者的水平吗?如果你读过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致词,也许你会想,诺贝尔奖委员会在莫言作品里找到的东西,未必是大多数中国人在文学里寻找的东西。当然,如果你本来就喜欢这种作品,那就尽管喜欢;如果本来对那种作品不感兴趣,因得奖而跟风而喜欢,就有点可笑了。至少对我来讲,莫言在展示曲扭,残酷和无情时也许手法高超,但他的作品缺乏对人性里超越兽性部分的思索和渴求。虽然通过暴露他自己饥饿贫脊的童年,以及中国农村“猪圈般的生活”(来自诺贝尔奖授奖词),他的作品揭穿了中共的“宣传谎言”,但这个揭穿更像是无意而成的,而不是有意识去做的,所以其深度和力度也是非常有限的,更谈不上说给人以启示。莫言思维水平的浅显,还在其他方面有所表现,比如他自愿参加手抄《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过后又替自己行为辩护,写诗赞扬重庆模式,等等,都反映了他不仅仅是个懦夫,而且他确实思维能力有限,看不清中共制度的邪恶本质。他作品里缺乏对超越兽性的渴求,也许正是他自己灵魂里缺乏这种渴求的反映。

不少人把莫言与苏联的肖洛霍夫相比,也许他们与专制政府同流合污的言行有着相似的地方,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苏联文学史上最畅销作品,该作品在德国也很畅销,这些都发生在斯大林时期的四十年代,而肖洛霍夫是1965年才获诺贝尔奖。与之相对照,中国人里又有多少人在莫言作品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喜欢莫言作品?有多少中国人或者西方人是通过莫言的作品认识中共罪恶的?所以,肖洛霍夫作品的的社会性和影响力都是莫言作品望尘莫及的。诺贝尔奖委员选择莫言作品,虽然冠之以社会性原因,但事实上,莫言作品的社会性影响,不管是对中国人,还是对西方人,都比不上很多其他中国作家。

网上还流传莫言反感西方记者提问,宣称被问烦了,越是逼他,就越不说,让我觉得怎么听上去跟没文化不爱讲理的大兵土匪一样,刚被多问两句,就烦了。中国真是土匪辈出,不仅政府官员透着匪气,就连得诺贝尔奖的文学作家也透着股匪气。莫言要是真烦西方了,那就拿出点骨气来,干脆拒绝领取西方人的奖。他既然没有拒绝西方诺贝尔奖的名气和奖金,没有拒绝诺贝尔奖给他带来的好处,那他就不能拒绝西方人对名望的要求,拒绝伴随好处而来的责任。莫言和中共官员一样,好处特权来者不拒,却不肯承担任何特别的责任特别的要求,不亏是中共教育出来的作家,也是言论不自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社会里的必然。

另外,这场莫言诺贝尔奖的风波,也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也许通过这场争议,可以消除一些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过分迷恋和崇拜,消除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中国人眼里过多的明星光环。诺贝尔奖获得者,既可能是伟人,也可能是小人。比如,同获诺贝尔物理奖,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不仅具有高超的物理思维水平,他的人文思维水平也同样很高,他对专制之邪恶本质的认识,对宗教的思考,都让人敬仰。而另一个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则是专制制度的同情者,虽然在物理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作为人,他不值得我们的尊敬。如果中国人减少些对诺贝尔奖的过分迷恋和崇拜,也许就会少上演些二十八岁的年轻女子爱上八十二岁的诺贝尔奖老爷爷的畸形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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