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朗：一个没有灵魂的钢琴演奏匠

朗朗在白宫宴请胡锦涛的晚会上选择弹奏电影“上甘岭战役”中的插曲“我的祖国”一事，这几天在各个中文网站掀起了阵阵波澜。有人称朗朗是一个替共产党唱赞歌的御用钢琴师；有人指责他有意侮辱美国；还有人怀疑，选这首曲子是否是个人行为？还是与中国政府的预谋？朗朗和中国政府想要借这个曲子向美国传送什么信息？也有人觉得这不过是一个无心之举，不必上纲上线。我觉得中国人不必去替美国人操心他们是否受侮辱，因为显然美国人并不在乎在白宫演奏了抗美援朝的曲子。到底当初选这个曲子是否有意要侮辱美国现在也不再重要，因为哪怕是有意，显然没有在美国人身上奏效。但是，朗朗在这一事件后的两个不同回应却让我看到了朗朗没有灵魂不诚实的一面。

朗朗在白宫演出结束后在自己的博客里写到：“能够在众多外宾，尤其是在来自“五湖四海”的元首们面前演奏这首赞美中国的乐曲，仿佛是在向他们诉说我们中国的强大，我们中国人的团结，我感到深深的荣幸和自豪。”

在中文界掀起朗朗白宫钢琴曲风波之后，朗朗接受了美国公众电台NPR节目主持记者Melissa Block的采访，其中一段对话如下（英文原文见附属）：

“记者：该电影（指“上甘岭”）描写的是一场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曾被用来作反美宣传。但当我今天问朗朗时，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事。

朗朗：真相是，我只知道这段音乐曲调优美。我曾经无数遍演奏过这首曲子，因为这首曲子是一首艺术上非常美的曲子。我从来没有想过这首曲子的背景。

记者：你知道，很多中文博客抓住这点，说这是一个世界著名钢琴家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向美国人展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这里的nationalism民族主义，就是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式爱国主义）。

朗朗：我根本没想要做这样的事。首先，我从少年时代就在美国长大，...，中国美国都是我的家，我对美国怀有非常美好的感情，我的很多好朋友，很多老师都是美国人。对我来说，能被邀请去白宫演奏很荣幸，特别是为我家乡的主席和我居住国的总统演出。所以，我只想要最好地展示这段曲子的优美曲调。…”

显然，朗朗在回答美国记者时否认了自己选这个曲子有任何展示中国的意图，完全是出于曲调优美的艺术考虑。他在中文网站里说一套，在西方人面前说的却是另一套，明显是个不诚实的人。只要有点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曲子是歌唱中国的，题目就叫“我的祖国”。选这首曲是否有意去侮辱美国，我们无法下结论，但选这首曲子不完全是出于曲调的原因，而是为了赞美中国，做爱中国的姿态，是很显然的。朗朗在自己的中文博客里也清楚地表明了，演奏这首赞美中国的曲子是要诉说“中国的强大”，“中国人的团结”。作为一个定居于美国的人，我想他一定知道中国政府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气急败坏的表现。中国那么强大，为什么还要害怕一个书生，为什么要害怕一个书生获得诺贝尔奖？中国人那么团结，为什么要设文字狱将一个正直的有责任感的中国公民关进监狱十一年？作为一个从少年时代就来美国的人，连这点是非都没有学会辨别，连这点正义感都没有，却跟在共产党后面说空话，去歌唱一个人民连基本人权都没有的国家的“强大”并以此为自豪，说明朗朗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钢琴演奏匠，只会学技艺，而没有能力感悟人文精神，没有能力发展灵魂。作为一个被爱自由爱民主的人民捧红的钢琴明星，朗朗不借助于自己的明星地位，去宏扬一些对中国人民真正有益的东西，却去做共产党御用使者宣传什么“中国强大”，而且在西方人面前又不诚实地掩饰自己替中国强大唱赞歌，对共产党献媚的真正意图，把自己对这首曲子的选择说成是纯粹的艺术考虑。

朗朗为什么要在西方人面前掩饰选这首曲子时自己对歌词含义的赞赏？因为他知道，他如果说自己支持中国式的爱国主义，那他就会遭到很多西方人的唾弃，就会失去不少西方市场。他在西方人面前讲自己对艺术的热爱，讲对美国的感情，在中国人面前讲为中国强大自豪，讨好共产党，都是出于商业考虑，希望能同时占据中国市场和西方市场。一个没有是非观，没有正义感，没有灵魂的人，是不会真正爱任何一个国家的。

我过去就不喜欢朗朗，曾经看过一段对他的电视采访，和一些他演出时的片段，觉得他接受采访时虚假做作，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暴发户式的土气，演出时则表演痕迹过于明显夸张，缺少来自内心深处的真情。如今我明白了，一个没有灵魂没有内在的人，只有靠表演做作来展示自己，一个没有灵魂的钢琴演奏匠，钢琴技艺再高，也成不了有气质的艺术家，难怪看着像土气的暴发户。

NPR采访原文：BLOCK: The film portrays the war as a triumph over U.S. imperialism and has been used as anti-American propaganda. But I when I reached Lang Lang today, he said he had no idea about any of that.Mr. LANG LANG (Pianist): The truth is, I only know this piece because it's a beautiful melody. And, actually, I played many times as encore before because it's, artistically, it's a beautiful piece. I never thought about, you know, and I never knew about anything about, you know, the background.BLOCK: Well, some people, as you know, on blogs in China, are seizing on this, saying that it was a moment for a world famous pianist to sort of drop a note of nationalism,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to the States here.Mr. LANG LANG: You know, that's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do because, first of all, you know, I grew up as a teenager in America. I mean, I studied at Curtis. And I feel both China and America is my home. And, you know, I have a really wonderful emotions towards American people. And I have a lot of my great friends, my teachers, are all from here. So for me, you know, to be invited to play at White House is a great honor. And especially, you know, to play for president of my homeland and also the country which I live, which is America. So, I only wanted to bring the best, you know, of the music melodies. And that's it, you know. I am absolutely say it from bottom of my heart that, you know, I think music, it's a bridge between our cultures.

红卫兵热爱毛主席与美国人热爱奥巴马之不同

最近在网上读到一位当年的中国红卫兵在参加奥巴马总统在亚利桑那州主持追思纪念会时，看见美国年轻人见到奥巴马时又吹口哨又尖叫的兴奋之情，说是联想到自己当年作为红卫兵小将在天安门广场被毛主席接见时的幸福心情，颇不是滋味。这不是我在中文网上第一次读到中国人看不惯美国人对奥巴马的热爱之情，并将其与当年中国人崇拜毛主席相提并论。经历过领袖崇拜的中国人一看到有人热爱领袖，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依我看，他们是把两个表像似乎有那么些类似，实质却有巨大差别的事混为一谈，看问题肤浅了些。那么红卫兵对毛主席的热爱与美国年轻人对奥巴马的热爱有什么区别呢？下面是我看到的红卫兵热爱毛主席与美国人热爱奥巴马之不同。

红卫兵对毛主席的热爱是政府造神运动的结果，是由上而下发展制造出来的，美国人对奥巴马的热爱是自发的，是由下而自由兴起的；

红卫兵热爱毛主席时期，红卫兵所能接触到的媒介把毛主席描绘成光芒四射的红太阳，美国人热爱奥巴马时期，美国人所处的媒介对奥巴马批评多于支持；

红卫兵热爱的毛主席长相丑陋，举止土气，一副土匪的样子，美国人热爱的奥巴马又英俊又酷又会演讲，像个电影明星；

红卫兵热爱毛主席是因为毛主席是高高在上权力无边的皇帝，当皇帝在先，受热爱在后，而奥巴马则是先受到人民的爱戴，才被选为总统。

其实美国人对奥巴马的追随就像影迷们追随电影明星一样，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当然选领袖把酷把明星气质当成一个考虑因素不是最聪明的举动，因此说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有时做事不那么聪明不为过。但美国人的不聪明比起红卫兵的傻来远远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当年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晕过去的时候，毛主席已经犯下了很多滔天大罪：反右引蛇出洞迫害了一大批正直的知识分子；大跃进犯大错，证明毛主席是个连基本常识都没有能力判断的蠢货，导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打击迫害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党彭德怀刘少奇等等。如果中国当年有美国这样的言论自由，毛主席还能在红卫兵眼里那么像太阳吗？何况当时不只是年轻的红卫兵，那些老汉们不也在日夜想念毛主席吗？而奥巴马呢？自从他决定参加总统竞选的那一刻起，媒介就把他里里外外抖了个遍，当上总统后，更是每一个决策，每一句话都被评论检查批评。确实，现在还太早下结论奥巴马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总统，但至少他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没有什么大错的称职领导人，是一个真心愿为美国人民做点事的好人，又那么酷，被年轻人追随一下，没什么大损害。

把红卫兵热爱毛主席与美国年轻人热爱奥巴马等同的另一个可笑之处是，当年中国人谁敢不崇拜毛主席？谁敢不听毛主席的话？如今美国呢？不仅没人强迫美国人热爱奥巴马，不是还有Rush Limbaugh，Glen Beck， Sarah Palin，Birther们之类没事就骂他甚至污蔑他的吗？不是还有那么多共和党参议员众议员法官凡事都和他对着干的吗？而在我日常生活里听到不赞同奥巴马的声音似乎比支持奥巴马的声音还多。当然，克林顿布什当政时，周围人骂总统嘲笑总统的声音也一点不小，骂总统嘲笑总统是美国人的一大业余爱好。

我在网上还读到有中国人对竞选候选人受到选民欢呼雀跃式的欢迎反感，说是跟见到毛主席似的，让我觉得这也许是文化差异，也许是老一代新一代代沟。在美国，政治有一半是娱乐，是要让人民自愿来参加的，不像在中国，政治是严肃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政治大会是强迫人民去参加的。在美国，你要真把竞选聚会搞成庄严肃穆的政治大会，可能几乎就没人愿意来。另外，美国人个性上就比中国人敢爱敢恨，喜欢起人来比大多数中国人热情大胆得多。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奥巴马在夏威夷度假打高尔夫球时，偶遇的路人对他大叫“奥巴马，I love you！”的。我也挺喜欢奥巴马的（作为人，不是作为总统，因为确实没有能力判断他做的决策是否伟大），不过如果我有机会见到奥巴马，我可能既不会吹口哨，也不会尖叫。还记得多年前去听的一场Tina Turner的音乐会上，前排有一个不那么年轻的美国大男人冲着Tina Turner大吼“I love you！”，让当时来美不算太久的我觉得颇为新鲜。好在在美国，不同的人是不同偶像的粉丝，那些脱口秀主持人从自己忠实的观众那里得到的口哨尖叫恐怕一点也不比奥巴马得到的口哨尖叫少，而不是像中国当年那样，亿万人民都崇拜毛主席。而且美国人心中的偶像易变易倒，那些受人崇拜的名人偶像们大多不敢停止进步或无礼嚣张，不像在中国，毛主席都坏事做尽了，人民还忠贞无悔。

据说如今中国人也以对国家领导人昵称“宝宝”，“胡哥”来表达喜爱了，不过美国人对奥巴马的喜爱是自由世界里的真情，而中国人则是在没有选择权的世界里对权力的屈服，是虚假的模仿。在美国，是由喜爱而授予权力，是先喜爱后有权力，喜爱不是因为对方有权力而产生的，而在中国，则是因为对方有权力不允许公开批评不允许选择而被迫去喜爱，去献媚，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美国妈妈可以向中国妈妈学些什么？

华裔美国人Amy Chau的“虎妈妈的战歌”一书最近在美国主流媒介和华裔社圈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据说有一家台湾电视台指责Amy Chau做商业炒作，哗众以取宠，并不代表真正的中国妈妈。大多数美国读者对这本书的反应则两极分化，Amazon.com上读者对这本书的打星表上，有45%的读者给了最高星-五课星，33%的读者给了最低星-一颗星，可以说喜欢的非常喜欢，痛恨的极端痛恨。痛恨这本书的人指责Amy Chau式的极端教子方法会给她的孩子带来终身的心理伤害，认为孩子的幸福并不只是来自学术的成功，技巧的掌握，或有一张著名大学的文凭。喜欢这本书的读者则指出这本书只不过是一本自传体回忆录，讲述Amy Chau自己的个人教子经历，并非推荐教子大纲，大家应该带着幽默感去读她的故事，去体会故事背后Amy Chau想要表达的对美国式教育的观点，反思一下美国现代主流教育方式是否在单极方向走得太远了一些。

我没有读过这本书，但听了一段对Amy Chau的采访，同意她想要说明的大多数观点，比如让孩子从小就开始明白现实生活并不像迪斯尼世界那样浪漫，幸福来自辛勤工作；父母应该对孩子高要求，应该督促孩子尽其最大努力，因为孩子很多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潜能；孩子需要通过刻苦努力来挣得称赞或奖杯；父母有时必须直言告诉孩子残酷的现实等等。

大多数美国人总是说美国教育的最大长处是开发了孩子们的创造性，我个人觉得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美国教育的最大长处在于教会了学生们做独立思考。相比中国式教育看重知道什么，美国式教育更看重怎样思考。知道什么在中国社会非常受重视，一个博学，通晓中外历史的人常常受到人们的敬佩；乡下人到了城里，不知道城里规则，会成为被城里人嘲笑看不起的缘由；海外人回去，知道很多外面世界的事，也会引来羡慕的眼光。在我看来，知道什么在中国文化里被捧得过高，中国能培养出高分数的学生，能培养出称职又勤勉的平凡工作者，却培养不出优秀的领导者，优秀的社会精英，以及优秀的创新者。中国式教育过于注重灌输，过于看重知道什么，而几乎完全忽视了教育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关于这一点我在“中国文科教育的误失”一文中已经作过阐述。中国教育需要改革，中国需要从美国式教育中学习，是很多中国人，中国父母的共识，很多中国教育工作者，中国父母也已经做了大量研究思考，虽然很难说中国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有了多大改善，但这不是我今天想要谈的话题。我今天想要谈的是我眼里的美国式教育的缺陷，以及美国妈妈可以从中国妈妈那里学习些什么，换句话说就是，美国教育可以向中国式教育学些什么？

依我看，当代美国式教育与中国式教育相比，走了另一个极端，过于强调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而忽视了让学生知道什么，忽视了基本知识的掌握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我推崇美国教育使学生学会了独立思考这一点，但对被美国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引以为自豪的“开发学生的创造性”这一点，我认为被抬得过高了。据说有些美国人指责“No Child Left Behind”项目压抑了孩子的创造性，听了让我颇不以为然，为什么把开发学生的创造性当成是至高无上的教学目的？像东方式教育那样对学生过多地灌输固然过头，但也不能走另一个极端。一个社会里的成员中，能够真正成为创新者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不过是平凡的普通人，需要有兴趣也有能力做好平凡的工作。一个教育体系应该能够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而不是只创造少数精英。再说，让学生刻苦努力，扎扎实实地学习基本知识，只要不过头，并不会使学生失去创造性，那些优秀的精英优秀的创新者难道都是学术不成功，成天玩乐的孩子长成的吗？我看未必。

另外，我认为美国式教育方式过于看重让学生有乐趣（having fun），忽视了从小培养学生勤勉刻苦的习惯。生活并不总是有乐趣的，有时生活的乐趣来自于刻苦勤勉所换来的成功，这个道理已经渐渐在现代美国人中丢失。如今美国中年和青年一代工作者与再老一代美国人相比大多懒惰，没有耐心恒心做乏味单调的平凡工作，没有能力做需要科学技术需要基本知识的工作。虽然很多现代新发明是美国人创造出来的，但却难以给美国带来足够大的工作市场，难以使美国普通人受益，因为在美国很难找到足够多的称职工作者。对那些认为孩子的幸福高于学术的成功或著名大学的文凭的父母们，虽然我原则上也同意这一观点，但关键是不要把学术成功和进著名大学与孩子的幸福对立起来。如果父母不从小督促孩子养成勤勉的习惯，不努力发掘孩子的最大潜力，只让他（她）成天快快乐乐轻轻松松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孩子长大了，什么事都做不好，找不到自己擅长的工作，他（她）也未必幸福。

我信奉“中庸之道”，就是任何事都要适度，不要走过头。我认为美国现代教育在强调开发学生的创造性上，在强调让学生轻松有乐趣上，走过了头。相信有些美国父母也有类似感受，有一位美国妈妈说到：虽然我不同意Amy Chau的极端教子方法，但当我看到自己懒惰的女儿，做了一小回儿作业就要休息放松，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觉。

美国人比中国人天真单纯吗？

常听中国人说：美国人比中国人天真，比中国人单纯。中国人之所以认为美国人天真单纯，是因为美国人比中国人相信正义，相信善的力量，而在中国，正义和善良是只有不谙世事的小孩才相信的东西。我要问的是：美国人相信正义相信善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天真，因为他们单纯吗？

在中国，成熟意味着玩世不恭，看透一切，不相信一切，如果你到一定年纪还相信正义，还相信美好，就常常会被人笑为怎么还那么天真。其实依我看，要说天真，中国人最天真。在美国待了十几年后，我再去听中国政府的那些宣传，心想这全是些自相矛盾，逻辑不通，没有依据的东西，稍微有点大脑的人，都可以戳穿它，怎么那么多中国人就相信呢？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就像思想简单的小孩子一样天真初级，非常好骗。共产党只要喊喊口号，不需要以行动证明，不需要实际去做事，中国人民就轻信它，就认它为爹娘。共产党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就忘了自己在政府面前服服帖帖地跪着的现实，真的就自豪地觉得自己无比高大，就像孩子摔了一跤，只要爸妈说好玩，有趣，孩子就忘了痛，跟着一块笑，也觉得好玩有趣一样。共产党爹娘说我代表你们人民，中国人民就立刻像孩子信爹娘一样真的把共产党当成自己的代表，而不想想，共产党怎么就知道我们人民想要什么，它既不让人民公开发表意见，不许人民自由出书出报，也不做民意调查，更不让人民投票，怎么就神不知鬼不觉地知道人民想要什么，就能代表人民？换了美国人就没有中国人那么好骗，共产党那套宣传，随便找个美国的高中生，就可以把它批驳得体无完肤。

中国人思维的成长过程一般都只有两个阶段：从天真到犬儒。先是像孩子一样天真简单，轻信共产党宣传，充满“崇高”理想，把世界想象得无比美好，把未来想象成金光大道；然而，随着生活阅历的增长，他们渐渐意识到现实并不完美，实际世界并不像报纸电视宣传的那么美好，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有不少恶，周围人并不像自己原来想象的那样善良正直，便立刻对正义失去信心，对善丧失信念，看透一切，走向犬儒。中国人的所谓成熟其实不是成熟，而是没有勇气在不完美的世界里坚持正义坚持善，轻易地就在邪恶面前投降，轻易地就与恶同流合污。西方人相信正义，相信善的力量，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真单纯，他们比我们中国人还看得清人性的不完美，大方地承认人性里有着与生俱来的罪恶；他们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喜欢粉饰现实，而是诚实地揭示真实世界的种种缺陷，从来不回避这个世界还有许许多多邪恶的现实，远比中国人敢于正视不完美，有时甚至到了在我看来把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社会描述得黑暗过头的地步。与中国人一意识到世界不完美就犬儒不同的是，他们有勇气，有远见。他们面对不完美，面对邪恶，却仍然有勇气坚持正义，仍然坚信善的力量可以战胜恶，坚信世界虽然不完美，但人类有能力把世界改变得越来越好。他们也比中国人有远见，他们明白，如果你对邪恶妥协，我也对邪恶妥协，大家都不支持善的力量，那么社会就会渐渐被邪恶吞没，最终你我都会成为受害者，而这正是现今中国社会的情形。

奥巴马总统去年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致辞时的结束语中说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道出了美国人为什么坚信正义的真谛：“我们不必相信人性是完美的，却仍然可以相信人类的状况可以不断完善；我们不必生活在理想的世界里，却仍然可以追求理想，把世界改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我们承认压迫将永远伴随我们，但仍然为正义而奋斗；我们承认剥夺难以对付，但依然为尊严而努力；我们理解世界还有战争，但仍旧不放弃为和平做努力。我们能够这样做-因为这是人类进步的故事，这是世界上所有人的希望，这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任务。”

如何判断人民是不是奴才

有人说新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奴才，有人却反驳说我们中国人民怎么可能是奴才，我们从小唱国际歌长大：“从来就不靠什么救世主，…”，我们从小唱义勇军进行曲长大：“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真人原话，从一博客上读来的），我们不是奴才。那么，唱国际歌，唱义勇军进行曲长大的人民，有可能是奴才吗？

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判断人民是不是奴才。

如果党和政府说，只有我们强大了，人民才有尊严，人民就在那天天盼，夜夜盼，盼到党和政府强大了，虽然自己仍然一点权利也没有，却觉得无比自豪，说自己可以说“不”了，这些人民就是奴才，因为奴才是靠主人来争气的，主人气粗了，奴才气也粗了。当然奴才的气粗是针对别人的，说“不”是向着外人，在主人与奴才之间，主人可以对奴才气粗，奴才对主人就一丝大气都不敢出，只能说“是”了。

如果明明国家的财富是靠人民的辛勤劳动创造的，人民却要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党和政府给了人民好生活，这些人民就是奴才，因为奴才创造的一切不属于奴才，属于主人，虽然是奴才出的力吃的苦，创造了财富，最后得到自己小小的应有的一份，却一定要归功于主人感谢主人。这些人听到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就说批评者是对自己恩重如山的人忘恩负义（真人原话，某个读者对我批评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评论），他们不仅自己心甘情愿做奴才，还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不把自己视为奴才。

如果人民被选为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却说，我不投党和政府的反对票，我不给党和政府找麻烦（倪萍语录），这些人民代表就是奴才，因为奴才的职责是照顾主人，其他人民在她看来是和自己一样的奴才，不是自己服务的对象，奴才只为主人服务，哪有奴才为奴才服务的。

如果一个中学教师讲了一个与执政党定义不一样的历史，人民就对他又是举报又是喊打倒，这些人民就是奴才，因为奴才认为人民都是和自己一样的奴才，而奴才是没有权力评历史的，一切应该主人说了算，主人说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奴才就只能说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主人说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奴才就捧着鲜花去瞻仰僵尸，哪怕饿死它几千万中国人，迫害一代知识分子，搞一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奴才都是不在乎的。在奴才看来，这个国家就是主人的，应该任由主人摆布，最重要的是主人牢牢地掌握政权，当主人心情不好，搞文化大革命时，奴才就咬牙忍痛忍耐着，当主人心情转好，搞经济时，奴才就忘记过去，能享受到主人施舍的一点剩食就满意了，就感激流涕了。

如果党和政府对批评中国的西方人说，我们的人民比西方人民低等，我们的人民比日本韩国台湾人民低等，人权不适用于我们的人民，不能让他们言论自由，不能实行民主，人民就赶紧附和说：中国人素质低，不能实行民主，赶紧帮着喊，打倒西方，不许西方批评我们，这些人民就是奴才，因为奴才是不把自己当人看的，认为自己确实比别人低，自己没有权利是应该，被专制是必需。既然是奴才，自然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奴才的一切都归属于主人，批评主人，就等同于批评奴才。再说给奴才权利干什么，主人有权利，奴才就开心了，就可以跟着一起鸡犬升天了。

如果人民一边在唱“从来就不靠什么救世主”，一边又喊“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那么他们到底是不靠救世主靠自己的人呢, 还是对大救星言听计从的奴才呢？那就要看看他们的实际行为了。事实证明那些高唱“从来就不靠什么救世主”的人民绝对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要赶超英美，把你家里的锅子砸了烧了，炼钢铁，这些人民立刻就从命了；毛主席说：把你的爸爸妈妈，把你的邻居你的同事揪出来批斗，他们是修正主义者，这些人民也立刻从命了。所以，说不靠救世主是假话，视毛主席为自己的大救星为下圣旨的皇帝才是真谛，虽然嘴里高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骨子里却是个奴才。还有人说那些造反的红卫兵不是奴才，那些抗议美国的愤青不是奴才，奴才怎么会造反？奴才怎么会抗议 (也是真人真话) ？关键是红卫兵造反为的是什么？愤青们抗议又为哪一般？如果是为了争取自己做人的权利，就不是奴才，如果是为了捍卫救星毛主席，如果是为了支持连自己做人的基本权利都不给的政府，那就是替主人打架替主人叫喊的奴才了。
奴才和奴隶还不一样，奴隶是要用鞭子抽，锁链绑，才被逼迫做奴隶的；奴才看上去就和正常人一样，脚上没有锁链捆，背后没有鞭子赶，允许自由行动，还允许唱唱国际歌。不过主人不用担心，他们从小被洗脑驯化，已经从心底里变成奴才了，哪怕把他们放到美国去，放到自由世界里面去，他们都会极力捍卫自己的主人的。

民主不是为理想，是为过好日子

近二十年前，当我离开中国来美国读书时，我和我同时代的同学朋友们大多认为民主自由是中国未来的方向，我心里也假设中国会顺着八十年代的开放道路走下去，中国会越来越自由，人民思想会越来越进步，中国政治会一步一步走向开明。近几年通过工作接触了不少新一代中国年轻人，才发现我当年的假设太简单，中国人今天的思想比起八十年代来反而倒退。人民争自由民主不得，加上中国近几年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不少中国年轻人对西方制度充满了反感，认为提倡中国在制度上学西方已经过时了，中国不需要民主。面对这些爱专制反民主的年轻一代，有些中国人认为是因为他们这一代太实用，没有理想。可是民主是为了理想吗？

常常听人说中国人太实用主义，没有理想。可是看看中国的近代史，每次大灾难的降临，都是理想战胜实用。大跃进，人民充满了超越美英的崇高理想，忘却了自己连饭都还没有吃饱的现实，结果导致三年所谓的“自然灾害”，饿死了上千万中国人；文化大革命，人民为革命理想，忘却了人性，丢失了基本良知，把整个社会折腾得连正常生活都不能过，国家和人民经历了一场浩劫。今天，不少中国人成天希望中国（政府）强大，为中国政府敢于藐视普世价值观喝彩，认为那代表中国人敢对西方说不，却不想想这样做不仅没有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任何实际好处，反而因为支持政府不尊重人权而给了政府随心所欲侵害人民利益的自由。2008年拉萨事件，中国政府为保全自己的面子，没有在暴力形成的初始就及时制止藏人暴力侵犯汉人的行为，一直等到把外国人清出拉萨后才采取行动，造成许多汉人丧失生命，海内海外中国人却挥舞红旗坚定地站在中国政府一边。后来的新疆事件，拉萨汉人的命运又再次在新疆重复，汉平民面对维吾尔人的暴力行为没有受到警察的及时保护，结果也没有听到什么中国人抗议自己政府的声音。中国警察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失职于保护人民，是因为对中国警察来讲，保护政权不被颠覆是远远高于保护普通人民的任务。中国人以实用出名，可是那么实用的中国人在共产党统治六十年里却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根本不在意保护人民实际利益的中国政府的一边。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好像只要有理想，就崇高了。要说有理想，那些以自杀引爆来进行恐怖活动的恐怖主义分子是最有理想的人，他们为了理想根本就不在乎现世生活，完全不关心实用，却因此成为危害无辜的危险人物，没有一个正常人会认为他们崇高。我不是在这里宣传人不要有理想，人生要有理想固然正确，但树立一个以正确价值观为基础的理想，才对人类社会有益。再看看实用主义，虽然事实上中国人最在乎实用，实用主义对很多中国人来讲却是贬义词，是不可以大声宣扬的，可是实用真的就低级吗？看看西方制度，不论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还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或社会管理上的法治，其实都是为了实用，为了建设一个人民过好日子的社会。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以赚钱来给人以工作的动力，是发展经济的有效体制，我们中国来的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实用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实用有着最切身的体会，中国经济改革前后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就是最好的例证。政治上，民主也是比专制实用的体制，民主政治制度使政府的权力受约束而不能任意侵犯人民的利益，使政府没有铁饭碗，使政府的更迭不需要通过暴力流血社会动荡来达到。民主政治不仅仅是选举投票，还包括人民的（公开）言论自由，没有公开言论的自由，约束政府就变成徒有形式。不论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还是自由言论的民主政治，都需要法律的制约，以防止某一方的自由侵犯社会其他人的自由。比如你有赚钱的自由，但不可以以损害别人的方式（比如作假，破坏自然环境）来赚钱。所以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民主政治，以及法律制约，形成了一个有自由又有制约的非常实用的体制，使得人民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而社会又和谐，使得错误能够在变成灾难前就得以纠正，使得国家的发展是平衡的符合人性的发展，而不是中国独裁政治加资本主义经济的GDP畸形发展。民主政治比专制政治实用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讲，不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优缺点那样鲜明，因为我们没有亲历过前后对比。日本人就有过民主专制的前后对比。二次大战结束前，日本是专制社会，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二次大战战败后，日本被美国军管，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政治民主化，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跻身于世界先进前列，所以在很多日本人看来，一搞民主，生活就好了。至于为什么世界上并不是所有民主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原因是政治体系并不是决定国家成功的唯一因素，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宗教势力，对国家的成功也有很大影响。就像做科学实验时，当研究两个相反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时，我们要保持其他条件相同以排除别的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一样，在看哪个政治体系优越时，我们也应该通过比较相似文化不同政治体系来判断政治体系的好坏，世界近代史上已经有东西德，南北韩，两个活生生的同种族同文化不同政治体系的例子来证明民主政治体系的优越性。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专制国家这个事实，也证明只有政治民主，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不少中国人总是拿新加坡来做专制也能发达的证明，据我新加坡同事的介绍，新加坡制度完全照搬西方，有选举，有议会，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只不过政治上一个党比较强大，但仍然有其他独立党，充其量是一个有缺陷的民主制度，远不是中国式的从政治到法律甚至到个人的思想，几乎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都由一党绝对独裁控制，更没有共产党式的欺骗式宣传欺骗式教育。

说到国家的平衡发展，我们中国人过去对世界发达国家的认识停留在富裕有钱这点上。其实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不仅仅是有钱，而且是因为整个社会管理结构合理有效，社会公道，生活环境好，贫富差别小，穷人也有尊严，也能过体面的基本生活。所以考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不能仅仅以GDP值来衡量，而是要以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质量来衡量。美国人出国旅游，一个国家在他们眼里算不算第三世界，常常是看当地贫民多不多，环境和空气是否肮脏污浊，规则是否合理，人身是否安全，服务是否有诚信，社会是否有秩序。他们对那些贫富对比鲜明的国家大多没有好感，对没有诚信的社会充满鄙视，对肮脏的环境更是厌恶，没有人会拿GDP数字或高楼的多少来衡量一个国家。在我看来，美国人拿生活的全面质量来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不发达比中国人只会看数字（GDP）或面子（高楼）实用得多。

也许有人会说，作假多实用，腐败多实用，钱来得那么容易。我说那是鼠目寸光式的实用，是吃了上顿不管下顿式的实用。当社会上你也做假，我也作假，当社会上人人有机会都来腐败，最后就人人都成为受害者，虽然近看钱来得容易，远看却反过来害了自己，不那么实用了。真正聪明的实用是有远见的实用，是能够真正过上有质量的好日子的实用，是能够让好日子持久让好日子代代相传的实用。

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个魔鬼之间的选择

美国人常说，选政府领导人，常常只能在两个魔鬼之间选那个相对来讲更不坏的，英语就是 Choos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选政府领导人，只有更不坏的魔鬼可选，而没有更好的人可挑呢？我说那是因为人自身的缺陷。过去中国那些被捧得如此伟大如此神奇的领袖，其实都是造出来的，不真实的。人都是有缺陷的，做普通民众，这些缺陷对社会的影响有限。随着人的职位的提高，权力的增大，人的缺陷对社会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就几十倍，几百倍地放大了。如果一个小民突发奇想，说我们应该把社会掀个底朝天，搞文化大革命，没有人会响应，而一个受到十亿人崇拜的皇帝说大家来把社会掀个底朝天，人民就会热情澎湃全力以赴地投入进去，给社会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所以职位越高权力越大的人，对他的要求就必须越高，他的缺陷必须用放大镜来照，结果往往是没有几个领导人是好人了。不过，虽然人人都有缺陷，但有些人的缺陷比另一些人小些，更不坏些。下面言归正传，说说蒋介石与毛泽东。

我们大陆长大的人从小被教育，蒋介石统治时期，国民党是如何残酷地迫害共产党人，蒋介石更是人民的敌人。如果你有机会与今天的台湾人谈论蒋介石，台湾人对蒋介石的评价也大多为负面：独裁高压，实行军管戒严，迫害异己。记得读书时一位本省人家出身的台湾同学曾经气愤地告诉我，当年蒋介石统治时，她在小学如何被逼迫讲国语：讲一句当地话，会被罚款几分钱。反观今天的大多数大陆人如何看待毛泽东呢？尽管毛泽东迫害共产党人比蒋介石有过之无不及；尽管第一个高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共产党员刘少奇的命运，比起绑架蒋介石的国民党员张学良的命运，不知要悲惨几十倍；尽管毛泽东时期，在中国小学里，如果你不小心把印有毛主席语录的报纸掉到厕所里，就会被班里同学开批斗会，讲本地话罚几分钱与之相比，实在是小小的小巫；尽管独裁高压，迫害异己，放到毛泽东身上不仅同样适合，而且在程度上比起蒋介石来，不知又高了几十倍几百倍，大陆人到今天还在怀念毛主席，还把他看成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还捧着鲜花去瞻仰花巨资保存的皇帝僵尸，为什么？为什么今天的台湾人看待蒋介石与今天的大陆人看待毛泽东态度那么不同？为什么台湾人与大陆人对领袖的要求差别那么大？

我说是因为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精英领导下的大陆，人民的思维水平仍然停留在封建时期，在中国统治精英的引导下，中国人民思想落后，观念陈腐，仍然认为爱国就是爱朝廷，好日子要靠好皇帝；而蒋介石之后的台湾精英领导下的台湾则早已走出了封建时期，进入了现代社会，人民尊崇普世价值观，痛恨独裁强权，思想与世界先进社会颇为接轨。

为什么蒋之后的人民与毛之后的人民素质差别这么大？或者说，为什么蒋之后的精英与毛之后的精英领导水平相差如此多？因为台湾的先辈总统蒋介石没有大陆的开国皇帝毛泽东那么坏，换句话说就是，台湾的先辈总统是比大陆的开国皇帝更好的统治者。蒋介石统治时期固然有一定程度的独裁，但蒋的独裁比起毛的独裁，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人们说蒋介石统治时期自由是多少的问题，而毛泽东统治时期自由则是有没有的问题。更为可怕的是，毛泽东统治时期，经过历次运动，中国完成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彻底改造，如今中国的绝大多数精英已经堕落成没有独立思想，没有灵魂，对人民没有责任感的太上皇或太上皇的奴才。而台湾在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的引导下顺利地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这一历史结果与蒋介石相对来讲开明的思想是有密切关系的。充满皇帝思想的毛泽东就不可能培养出蒋经国这样坚信民主自由，不以自身利益为重而以民众利益为先的后代。毛之后精英的素质不如蒋之后精英的素质是必然。

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六十多年前在国共内战中输给了共产党，很多人以胜败论英雄，因此而说毛泽东比蒋介石伟大，但是皇帝的胜利不等于人民的胜利。蒋介石统治时期的中国内忧外患，尤其是抗日战争，消耗了国民党的很多力量。而且，比起共产党全心全意不择手段夺取政权，蒋介石的心没有共产党狠。据说国民党军队里的将兵仍然把共产党军队看成是中国人，中国人杀中国人有点于心不忍，因而国共内战时打起仗来三心二意。共产党则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了洗脑战术，洗脑后的解放军打起仗来心狠手辣，根本不把对方看成是中国人，而是看成势不两立的敌人。事实证明，一个不择手段心狠手辣夺取政权的领袖和政党，掌权后对自己的人民对自己的同党也同样心狠手辣，不择手段，以保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毛泽东后的中国比起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光明了很多，毛之后的经济改革使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少西方历史学者说，如今人民忙于提高生活水平的中国更接近于蒋介石设想的中国未来，而几乎完全背道于毛泽东预想的中国。可惜的是毛泽东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中国，毛泽东的遗毒仍然妨碍着中国的进步。不少中国人总是说进步要慢慢来，今天的中国已经进步很大了，过去连私下里讲一句对领袖不尊的话就可以被抓起来，现在私下里什么话都可以讲。我们是应该承认，今天的中国，自由程度比起反右或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进步了很多，但那是与共产党自己比。中国进步了半天，言论自由程度，政治民主程度到今天仍然是连解放前的水平都还不如，中国大陆今天的精英素质连解放前中国的精英素质都比不上。解放前，共产党还可以出报纸，民间还有独立出版社，独立组织，反对派，而中国进步到今天，不要说公开有反对派，独立出报纸，就是写几篇文章，宣扬一下与共产党共同民主，就会被判11年徒刑。而中国之所以有没有自由的问题到今天都还存在，中国之所以如今腐败横流作假泛滥，正是由于毛泽东遗毒的巨大杀伤力。在毛泽东的极端独裁统治下，中国的民间组织，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灵魂，被一扫而光。毛泽东统治以后建立起来的以不讲道理的形式进行的毛泽东思想洗脑教育，更是造成了中国今天统治精英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拿着枪杆子不屑与任何人讲理的土匪阶段，手里有了枪杆子，说你是罪犯你就是罪犯，说我代表人民我就代表人民。中国人从上到下只有对党表忠心，不能有灵魂，不需要对人民对社会有责任感，真有责任感了反而被关进监狱。

据说今天的中国人因为痛恨腐败作假又开始怀念毛主席，这实际上是想以吃毒药的方式来治病，正是毛泽东为中国制度打下的基础，正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统治精英仍然遵从毛泽东统治时期的一党绝对独裁的统治方式，才造成中国从精英到人民素质普遍低下，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能骗则骗，能捞则捞，没有人在乎对错，没有人在乎思想灵魂，中国人民只能在或者是毛泽东时期大多数人连饭都吃不饱，或者是毛之后时期腐败横流作假泛滥之间做选择，中国人民永远是输家，不可能拥有西方人民既生活富有，政府又相对廉洁的双赢选择。而台湾人民则已经过上有钱富足，政府相对廉洁，贫富差别小，社会相对公道的好日子。

迎万圣，讲讲鬼的故事

万圣节又快到了，来讲讲鬼的故事吧。我来美国后看的第一部电影即是“Ghost”，喜欢得不行，惊叹好莱坞能把鬼的故事拍得这么美这么浪漫，从此爱上了鬼的故事。后来好莱坞拍的另一部鬼的电影“Sixth Sense”我也非常喜欢，同样是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下面我要讲的几个鬼的故事远不如这两部电影有趣吸引人，不过前两个是真人真事；第三个在旧金山湾区广为流传，也跟真的似的；第四个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式鬼故事，挺离奇寒心，讲这个故事的台湾同事一定坚持说是真人真事。

故事一来自一位北方来的大学同学。这位北方同学家不象我们南方人家天天烧米饭，她家是天天蒸馒头。有一天馒头发面怎么都发不起来，换了一锅面还是发不起来。她家天天蒸馒头，这样事从来没有过，一家人都觉得好生奇怪。那时她家还没电话，第二天接到电报说在千里之外老家的奶奶昨天去逝了。我这位同学和家人认为一定是奶奶的灵魂昨天曾来拜访，通过馒头发面传信。

故事二是从电视上看来的，来自英国王妃戴安娜公主讲的关于她自己的故事。在查尔斯王子重新与旧情人卡米拉来往后，又气又伤心的戴安娜公主转而从自己一位长相英俊为人正气的保镖那里寻找感情寄托，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暧昧。闲话在王宫传开后，这位保镖被调离王宫。几个月后，这位保镖在骑摩托车时被汽车撞死。戴安娜公主认为这位保镖是被bumped out，就是说是被王宫派人故意撞死的。当时戴安娜公主与查尔斯王子的婚姻问题还没有对世人公开，她的身份使得她在前保镖死后不能做任何公开表示，但她夜夜做梦，梦见生气的保镖。最后她打听到保镖的墓地所在，买了一束鲜花前去墓地拜访悼哀。从那天起，梦即停止了。用戴安娜王妃自己的话说: “As if it is sort of recognition. Isn’t that strange? ”(好象是要求给些承认, 奇怪吧?)

故事三是旧金山一带非常有名的故事。旧金山101号高速公路过金门大桥往北不远有一个遂道，多年前一位警察在骑摩托车巡逻过遂道时被一位酒后驾车者撞死。后来有一位在过遂道时吃了罚单的驾车者拿着罚单去警察局，却被告知开罚单的警察多年前就殉职了。驾车者觉得奇怪，因为罚单是几天前才被一位骑摩托的警察开的。这样的事陆陆续续发生了不只一次，驾车者们对开罚单的警察的描述非常类似那位多年前在遂道殉职的警察，使人们相信这位警察的鬼魂仍然在遂道里巡逻。

故事四是我一位台湾同事讲的，听了让人心寒，但她说是发生在一位中学同学家里的真事。同学的妹妹只身在台南读书，遭绑匪绑架，虽然最后被警察解救出来，但妹妹受重伤，被急送到台北医院抢救。同学的妈妈去庙里向一位知名和尚讨教求救，和尚指示说，如果听见有人敲门，一定要说：进来进来，门没锁。妈妈非常相信这位和尚的话，将和尚的指示通告给了所有家人。妹妹住在医院重病房里，家人日夜轮流守护在病床边。她虽然重伤，但人还清醒，还能说话。第一夜，是妈妈值夜班，夜里果然听见敲门声，忙说：进来，进来，门没锁，结果并没有人推门进来，妈妈也搞不清是不是自己打瞌睡，做的梦。第二天白天，妹妹也没说什么。第二夜，是年纪尚轻的同学值夜班，陪着陪着睡着了，没有听见敲门声。第三天早上，妹妹醒来后说，昨天晚上做梦，使劲敲家门，可就是没人应声。第三夜起，家人再也没有听到敲门声，妹妹则随即伤情恶化，几天后便与世长辞了。我说这个故事寒心，是因为觉得这个故事里的鬼魂太残酷，如果是真的，那姐姐岂不是一生都背着对妹妹的去世负责的包袱？而她不过是打了个瞌睡，让她内疚也太不公平了些。我更喜欢西方式的鬼魂观，大多是与自己生前爱的人联系，或帮助世人，而不是无故折磨世人。

刘晓波被监视生活的黑色“喜剧”故事

最近在youtube上看到两段刘晓波2008年12月被中国政府逮捕前接受独立中文笔会的录像采访，讲述自己十几年被警察监视跟踪的生活，许多情节颇具“喜剧”色彩，有些故事听了让我笑翻。据称这段采访录像曾被用来为刘晓波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游说，向评委会播放。刘晓波十几年来几进几出监狱，却仍然保持着乐观幽默的心态，他操着一口京腔，还有点结巴，讲故事时，在我听来颇有点说相声的味道。下面是我根据刘晓波的录像采访记下的几个刘晓波被警察跟踪监视生活的黑色“喜剧”故事。

刘晓波自从1989年参与指挥六四以来，被中国政府四次判刑，至今已经是四进三出监狱。1996年，刘晓波第三次被捕入狱。那次警察来刘晓波家逮捕刘晓波时，他正在电话上与朋友谈话，见警察进家门，便放下电话，但没有挂断电话。朋友在电话另一端听见有人在那用纯正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地宣读逮捕证书，跟电影里似的，还以为是电视里放电视剧的声音。后来这位朋友再给刘晓波拨电话，却发现怎么也拨不通，才想到刚才听到的也许不是电影，而是真实生活，刘晓波被捕的消息就以这样一个颇具戏剧色彩的方式传了出去。从1996年到1999年，刘晓波被加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送进劳改营劳动改造了三年。在这期间，他妻子刘霞也被警察跟踪监视。警察专门在刘霞居住的宿舍楼下建了一个岗亭小屋，以便日夜监视，刘晓波出狱后，这个小屋自然同时成为监视刘晓波的岗哨。在刘晓波99年出狱后十年的“自由”日子里，他们夫妻俩时时刻刻都在警察的注视之下，来访的朋友和记者也不时会被警察干扰甚至阻挡回去，为此刘晓波说是与这些警察吵过好几次。

警察对刘晓波的限制时紧时松。严重时是软禁，2004年警察从电话上窃听到刘晓波在写中国人权报告后，切断刘晓波家的电话和网络通讯，家门外坐着两个警察，不许刘晓波出门，实行软禁；大多日子是可以出门，但有时必须让警车送，有时则宽松到可以自己打车，但警察总是派两辆轿车，加一辆摩托车紧紧跟着。之所以要有摩托车，是怕刘晓波中途拐进轿车开不进的小胡同。有一次，刘晓波与妻子刘霞去朋友家吃饭，出门想打个的士，那天不知为什么，等了半天，也见不着一辆的士，夫妻俩便决定改坐公共汽车。上了公共汽车，只见公共汽车前面一辆桑塔纳，后面一辆奥迪，还有辆摩托车时前时后。公共汽车司机不知里面的蹊跷，开了两站，发现这两辆车总一前一后夹着，觉得奇怪，嘴里叨叨着：这么宽的大马路他不开，偏在我后面跟着。下一站到站，公共汽车司机便下车去敲那辆奥迪的车窗。警察不便说什么，不吭声，只是继续跟着。公车司机看了心烦，每到一站就下去敲车窗，每到一站就下去敲车窗。公车上还有两个便衣警察跟着，坐在那，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也忍不住要笑。

刘晓波与朋友去饭店吃饭，自然也总是有警察“护送”跟踪，他和朋友在这边进餐，警察就在那边找张桌子坐着。有一次朋友请他去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这家餐馆是老外开的，不让不吃饭不点菜的人随便坐，警察们便坐在门前的吧位上。管吧台的小姐问两位要不要来点酒，警察说不要，吧台小姐便说不点酒不能占座位，把他们赶出了饭店。刘晓波的朋友后来向吧台小姐说，知道你赶走的那些人是什么人吗？是公安局警察，你是我们当中最勇敢的人。

我非常赞赏刘晓波写的“我没有敌人”。如果说共产党统治早期时的问题还有毛泽东个人的邪恶因素在起作用的话，共产党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哪个个人能够有超级的控制力量了，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制度绑着，做着在这个制度下被迫要做的事。这些监视刘晓波的警察们，也不过是在做他们的工作，以养家糊口过日子。把他们放到一个合理的制度下，他们就会是保护人民为人民办事的好警察，放到一个邪恶愚蠢的制度下，就变成了扼杀自由扼杀正直的帮凶。中国今天的邪恶已经完全是制度的邪恶，连总理都不能做他说他想要做的事。这个邪恶的制度将正直的有良知的人送进监狱，将大多数本来可以廉洁的人变成腐败者，将众多本来可以诚实做人的人变成了撒谎作假者，将好警察变成了坏人。制度是人建立的，要改变治理它也需要靠人。刘晓波几十年来不屈不饶倡导的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正是给人以治理这个邪恶的力量。因为一个政府不能被批评不受监督的制度，一个以枪杆子论对错的制度，必定走向邪恶。只有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人民才有可能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只有政治民主，国家才有可能变成以对人对社会是否真正有益来论对错。

勇气与良知的胜利：评刘晓波获诺贝尔奖

虽然几个月前就听到了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消息，虽然我内心非常希望他能获奖，但我一直以为刘晓波获奖的希望不大。一是因为过去有过维权人士胡佳获提名，但最终落榜的先例，二是因为在我看来西方媒介对刘晓波似乎没有足够的兴趣。昨天，诺贝尔和平奖公布前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有关诺贝尔奖有奖竞猜活动的报道，说是参加竞猜的民众下赌刘晓波获和平奖的比例异乎寻常地高，有奖竞猜主持人宣称从来没有一个提名候选人获得过如此多的赌注，因此非常看好刘晓波得和平奖，这段消息激起了我对刘晓波获奖的希望。这则报道在结尾时说，虽然民众看好刘晓波，但专家们认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今年会选一个低调的候选人，刘晓波太高调，如果他得奖，会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今天早晨，当我打开电脑，看到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头条消息时，又惊又喜，惊的是挪威和平奖委员会有勇气对抗具有强大经济力量的中国政府的威胁，喜的是刘晓波为争取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所做的牺牲终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奖赏，更为中国人权问题能因此引起更多的人关注而高兴，为因此会激励更多的中国人敢于坚持良知坚持正义而充满了新的希望。

像中国许多被关押的政治犯一样，刘晓波本来可以安安心心过自己的日子，他可以像大多数当今中国教授们一样，写些党爱听的文章，有能捞大钱的机会就捞些大钱，捞不了大钱，作为今天的大学教授，物质上也差不到哪去。可是刘晓波是个有灵魂有责任心的公民，没有在利益面前丢弃自己的灵魂，丢弃自己的的责任，他明知党不爱听，明知有被关监狱的危险，却仍然为争取中国人的基本权利而呼喊，几进几出监狱。2008年由他牵头的“零八宪章”触到了中国政府的痛楚，再次被中国政府逮捕，2009年圣诞日，他被中国政府以发表文章为主要罪证，被判11年的重刑。过去我对刘晓波了解甚少，但以发表文章为罪证可以判一个人11年徒刑，这样的政府实在太黑暗太残暴了，从此变得关注对刘晓波的报道。刘晓波入狱后不久，网上出现了他在法庭上做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他说到：

“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刘晓波既有为中国人民争取言论自由，民主政治的基本权利的勇气，又有坚信非暴力斗争的良知，在中国争取民主的人士中非常难得。中国人大多在阶级斗争教育下长大，很多争取人权争取民主的人往往在用共产党的方式在那里抗争，难以从中国几千年以暴抗暴的模式中走出来。当我们在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中国民主运动的胜利庆贺时，还需要记住的是，这是“和平”奖，中国为民主呐喊为自由斗争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对民众有号召力的精英们，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对民众的责任感探索和平演变中国的方式，以良知为指导寻找对社会最少损害的方法，使中国尽早和平地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

中国人盼望中国能获得诺贝尔奖盼了这么多年，今天中国得到的却是一个中国政府要屏蔽要抗议的和平奖，我觉得这是给中国的最好的诺贝尔奖，是中国最需要的诺贝尔奖。中国只有走上符合人性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才会成为人类的福音，中国的崛起才会给人类带来好处，而诺贝尔奖的宗旨正是“奖励那些为人类带来最大益处的人（Prizes for those who confer the "greatest benefit on mankind"）”

在今天这个许许多多崇尚普世价值观的中国人欢庆的日子，我向为人民的自由牺牲了自己的自由的刘晓波祝贺致敬，希望他早日获得释放；我向所有相信民主自由的中国人祝贺致敬，希望中国早日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走上民主自由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