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故事-连载4

当今世人普遍认为，是毛泽东首先提出了“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的说法，认为走农民路线是毛泽东的首创，而历史真相是，与毛泽东的另一个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之理论-实际最初是由列宁提出的一样，首先提出中国农民问题的也是列宁。共产国际早在1923年5月就曾向中共传达了列宁的指示：“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中国“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等等。

1923年6月，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加入国民党后，毛泽东先是负责在湖南建立国民党支部，之后，在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的提携下，于1925年起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26年5月，蒋介石发令禁止中共党员做国民党部门长官，毛泽东被迫离开宣传部，被汪精卫派往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任职。

当时，国共两党达成共识，在国民军北伐的同时，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要实行减租减息。在1926年12月之前，苏联代表按照共产国际当时的方针，认为中国仍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共需要与国民党合作，尽力配合国民党政策，因此国共双方都严守这个共识，只要求地主减租减息，没有以暴力手段来没收地主的土地权。孙中山的既定方针是：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但不能用暴力从地主手中抢夺土地。后来国民党在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就是按照孙中山的这个思路，实行赎买土地的温和农村改革政策。

1926年11月到12月，苏联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会议达成的《中国问题决议》给中共布置了更激进的斗争任务，要求“在中国全面实行土地革命”。斯大林对国民党温和的土地改革方式开始感到不满，要求中国的土地改革加大阶级斗争的力度，指示不要害怕土地革命会影响与一小撮资产阶级的合作。斯大林说：“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得罪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

中共领导人接到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后，根本不知该如何具体应对，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加大阶级斗争的力度。在中国农村，地主与贫农之间只有贫富之分，不存在欧洲封建时代那种世家血统上不可逾越的身份贵贱之差别，贫农如果能勤俭持家，善于经营，就有可能上升为地主，而地主一旦失去土地也就不再是地主，因此，乡村富裕人家和贫穷人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来没有像共产党挑拨的那样尖锐。农民中穷人数量虽然远多于富人，但大多数人本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理人情，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要他们打破世代的乡村和谐，起来造反，并不容易。对乡下农民来讲，反而是与那些在乡村间游走流窜的无产游民矛盾更为激烈。这些无产游民有些以乞讨为生，有些是盗匪黑帮，有些纯粹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流，他们对乡村没有归属感没有责任感，因此敢抢敢夺，敢打敢杀，被乡下人看成是扰乱平安生活的地痞流氓。当时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给中共出主意，提出了依靠这些敢打敢杀的地痞流氓做“革命前锋”的观点，说：“两湖的农民运动太沉静，农民都不愿意起来，我们应该利用地痞流氓来发动群众”。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铁建在一篇史学研究文章里介绍，鲍罗廷的这段言论“有文字可查，当时湖北的报纸就是这样报道的”，陈铁建文章里还提到，鲍罗廷在一次演讲中说：“地痞流氓最勇敢，最坚定，最果断”。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也谈到，1927年初长沙《大公报》报道说，鲍罗廷明确提出，发动农民，非用地痞流氓做“先锋”不可。

鲍罗廷的言论一出，突然间，湖南农村一片混乱，社会构架彻底崩溃，暴力横行，恐怖泛滥，就像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湖南农民运动进行得最轰轰烈烈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这样一幕：农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描述了湖南农民运动中的暴力一景。由地痞流氓把持的农会，对什么人算土豪劣绅，划线的标准常常定得非常任意随机，有人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标语口号，有的地方把凡是拥有五十亩以上田地者一律归成土豪，把凡是穿长衫马褂者一律当劣绅，还有的地方开大会，只要有一个人指认某人是土豪劣绅，往往就没有人会反对。有时对土豪劣绅连姓名都不问，就带上高帽游街，还有以群众审判当场立即枪决的，有的“土豪劣绅”被人用梭镖刺死，有的在批斗大会上被直接打死，连当时中共要员李立三的父亲，也在那场运动中，以土豪劣绅之罪名被枪决。

正如文化大革命并非真正的群众运动，不是下面自发兴起的，而是皇上-伟大领袖毛泽东自上而下发动的一样，湖南农民运动也不是农民自发的运动，而是当时中共的皇上-苏联代表鲍罗廷鼓动发起的。证明湖南农民运动是境外势力发起的另一个依据是农会给土豪劣绅戴纸扎的高帽子游街，这种纸糊的高帽子是一种西洋货，古代欧洲在宗教审判时常给犯人戴。流窜于闭塞湖南乡间的地痞流氓，怎么会懂得用欧洲方式来侮辱人？这难道不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农会干的事是苏联人出的主意？

湖南农民运动的暴力和恐怖，引来了中共党内外包括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指责，许多人称湖南农民运动“过分”，“乱来”，是“痞子运动”。今天，有人称湖南农民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因为两者的暴力景象非常相似。

在国民党工作的毛泽东，在国共合作的前期，对农村改革的观点并不激进，基本上遵守国民党的温和路线，甚至在1924年还说过“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的话。1926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农民协会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毛泽东的这一番讲话，被当时一同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布力茨，批评为过于温和。

1927年初，毛泽东以农运委员的身份去湖南农村做了三十二天的巡视，三十二天后，毛泽东的调子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27年3月，毛发表了巡视后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称“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在农会称王”，“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站在一切人之上”，“为所欲为，”，“动不动捉一个戴高帽子游乡”，“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看过后“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考察报告的结尾，毛泽东用鲍罗廷的话为自己的报告做最后总结：“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引号内皆为毛《报告》中原话）。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调子在两三个月内从温和到极端的剧烈变化，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作者包括张戎都认为是毛泽东亲眼目睹暴力后，发现自己喜爱暴力。也许他们写书时还没有发现关于鲍罗廷言论的资料，从今天我所知道的来看，那应该只是次要原因，毛泽东发生剧烈变化的更重要因素是，他听明白了莫斯科调子的变化，从鲍罗廷和布力茨的言语中，毛泽东捕捉出莫斯科老板不喜欢中国式的温和。当然，毛泽东内心深处一定存在着对暴力的向往，并不是每一个中共党员都能够在听了苏联上司的言论后突然爆发出对暴力的热情，但在这之前，毛自己在无意识中压抑了那种向往，因为他知道不可能会被社会接受。苏联人对暴力的鼓励，对温和的不屑，让毛觉得可以无所顾忌，心中的向往可以尽情释放出来，同时还迎合了上司的口味。果然，毛泽东对暴力的热情称赞，得到了莫斯科上司的赞许，《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发表在共产国际的专刊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上，也给予毛的考察报告以好评。莫斯科要鼓励的是毛泽东这样的共产党员，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员，只是从理论上相信共产主义，一听到打人杀人的暴民行为就火冒三丈，要坚决制止，不是苏俄式的共产主义者，注定会被苏联抛弃。

暴力的农民运动，以及同时期中共鼓动起来的激烈的工人运动，使国民党右派领袖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之间积蓄已久的矛盾愈演愈烈，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宣告与苏联和共产党断绝关系，同时发布通缉令，通缉共产党首要，通缉名单里名列榜首的，就是苏联代表鲍罗廷。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失败。

1927年7月，鲍罗廷把国共合作失败的罪名加在陈独秀头上，免去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中共总书记职位。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因反对中共“武装保卫苏联”，陈独秀被开除中共党籍。

如今在中国大陆能读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已是几经修改，原文中的“地痞流氓實為農村革命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那段总结，只出现在最早刊登的一稿中，后被陈独秀删除；1948年的版本中还存有毛泽东对无产游民的定义分析：“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有些确是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赤贫阶级“全然无业，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都是赤贫。”，到1951年再版时，以上段落都被删了，以免影响“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今天的版本，“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这段话，早已不见，不知在中共的哪一次再包装中被删除。另外，我读今天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版本，其中有：“贫农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不知道毛的原文是否就是这样，用“贫农”这个词来代替“无产游民”。事实是，无产游民，或者说“赤贫阶级”，根本就不是农民，毛泽东早期的定义还存在一些事实，他们不是以农业为生，不是靠种地糊口的。当然，“解放”后，这些无产游民估计都成为农村户口，被归为农民了。

中共利用流氓黑帮闹“革命”，始于苏联人的教唆。国共合作破裂后，1927年秋，毛泽东直接与当地土匪合作，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吸收土匪流氓建立“工农”红军，灵感即来自鲍罗廷的启发。显然，毛泽东当时那样干，心里有底，知道莫斯科会支持他这种行为。后来在1964年的中央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曾说：“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1927年3月10日毛泽东（二排右三）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前排右五为宋庆龄。

未完待续。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故事-连载3

近年来，每当媒体出现对朝鲜金太阳个人崇拜的报道，不少中国人会说北朝鲜学毛泽东，这其实并不是事实，真相是，毛泽东和金家王朝学的都是斯大林，不是金太阳是小毛泽东，而是毛太阳和金太阳都是小斯大林。过去我以为，三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迅速上升，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善于人斗，在党内政治斗争中冷酷无情敢于不择手段所致。读了《Mao：The Real Story》，我才明白，斯大林相中毛泽东，锁定他做中国革命领袖，为毛泽东提供强大的后盾支持，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迅速上升的决定性因素。

朱德1927年8月参加南昌暴动，创建了第一支中共自己的武装力量-红军后，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立刻积极寻求与朱德的合作。1928年朱毛会合，组成红四方面军，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了中共首个靠武装斗争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同样相信铁拳统治的斯大林，从那时起开始关注毛泽东。除了在对武装力量的信仰上毛泽东与斯大林合拍外，引起斯大林关注毛泽东的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的政治观念也与斯大林相投，比如毛泽东认为不仅地主是阶级敌人，而且那些通过自己勤勉劳动致富的富农也是共产党的敌人。在毛泽东看来，不管财富是如何得来，拥有财富就是成为阶级敌人的标准，对多富的农民算富农，毛泽东的界限也划得非常低。毛泽东的观点和做法，与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把富农当成阶级敌人，进行严厉镇压的做法极为相似。毛泽东在阶级斗争上的极端倾向，使得斯大林认准毛泽东是斯大林模式的坚定信徒，看好他做在中国推广斯大林模式的代理人。从1928年起，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顾问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多次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保护了毛泽东。1929年苏联《真理报》对毛进行了多次报道，称毛为“领袖”，使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获得“有国际声誉的人”之名声，让党内其他人敬畏。1930年夏天，在莫斯科的支持下，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政委；紧接着，1930年10月，莫斯科给中共政治局发电报，点名要求把毛泽东提升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红军走完长征，北上来到陕北后，斯大林对毛泽东更加亲睐，锁定毛泽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斯大林统治时代，不仅在苏联实行个人崇拜，而且通过共产国际，将个人崇拜向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推广，在共产国际运动各卫星支部树立所谓的“标准负责人”。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召开，大会特别推出了几位国际共产主义领袖，其中包括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和中共领袖毛泽东。1935年12月，共产国际专刊发表了一篇长篇颂文-《毛泽东-中国劳动人民的领袖》，拉开了升起毛太阳的序幕。

斯大林1935年底锁定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人选后，开始推动将中共组织斯大林化的进程。所谓斯大林化，就是神化最高领袖，强化最高领袖个人权威，实行领袖个人崇拜，不允许任何党内反对派的存在，最高领导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不择手段摧毁任何挑战者。斯大林的设想是，神化领袖，强化领袖个人权威，可以减少共产党内部的摩擦消耗，可以更严密地控制干部和群众，从而更有效地战胜共产党的敌人。1938年，苏联开始了新一轮吹捧毛泽东的宣传运动，把毛泽东推崇为军事战术战略家，宣称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术为丰富世界军事理论做出了贡献。同年，莫斯科还出版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采访毛泽东录-《红星照耀中国》的摘译本，把其中毛泽东对自己青年时代缺陷的一些自我批评删除。1939年共产国际出版了一本由毛泽东少年时代同学萧三写的宣传毛泽东的小册子，把毛泽东描述为领导中国人民抗日，领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模范领袖。

斯大林推销个人崇拜，树毛泽东为中共之神，对热爱权力的毛泽东来讲，正中下怀，求之不得。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契机，迅速采纳斯大林的策略，在中共党内加紧对自己的宣传，指示中共宣传班子不断重写党史，拔高毛泽东在党的创建和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把中共历史篡改成完全是在他的领导下不断走向胜利。毛泽东被神化的初期，中共党内有一些不服气的人，挑战毛泽东，无奈中共不论是在财力上还是在政策上，都严重依赖苏联，挑战苏联支持的毛泽东，就等于挑战苏联，如螳螂挡车，不是对手，最后都纷纷败下阵来。1938年9月，在中共中央第六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长达三小时的讲话，总结了中共发展的历史，宣称建党以来，他领导中共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路线，战胜了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又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把遵义会议说成是中共历史的转折点，中共从此在他的领导下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为中共今后的宣传奠定了毛泽东的路线永远是正确路线的基调，标志着中共彻底走向斯大林化，毛泽东从此在中共党内迅速上升到至高无上，无人可以挑战的地位，保证了他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无往而不胜。毛泽东发表这篇讲话后，又仿照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东方国家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理论，推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理论，并组织起一个宣传班子对这套理论进行扩展充实，开始为把毛泽东树立成党的思想领袖做准备。

与斯大林一样，毛泽东个人权威的建立，伴随着对异己分子的清洗。毛泽东于1942年发起了历时三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清洗党内异己，巩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大批干部被打成特务，叛徒，和反革命。同时，毛泽东以整风为名，建立起严密控制干部群众的红色恐怖机制，镇压敢言的知识分子，强化干部群众对党的绝对服从。为神化毛泽东，完善个人崇拜体制，毛泽东的宣传班子将经过扩展充实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理论，包装成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吹捧为伟大的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袖，而事实是，毛泽东思想几乎没有什么新意，基本上是列宁思想和斯大林思想的中文翻版，但在毛泽东宣传班子的鼓噪下，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一个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在中国诞生了。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公开否定了斯大林，否定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让自视为斯大林学生的毛泽东无法接受，何况毛泽东也不打算在统治中国的方式上放弃斯大林模式。从赫鲁晓夫时代起，毛泽东开始与苏联分道扬镳，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一直延续到他1976去世。斯大林挑选扶持的另一位东方共产党领袖金日成，跟毛泽东很像似，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互学习，而是因为他们都是斯大林看中扶持的人，有着相似的品格，同时他们两人也都是斯大林的好学生，学斯大林学得极其到家。毛泽东曾对刘少奇说：“我动一下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句话，学的就是斯大林，很多年前，斯大林对不听话的南斯拉夫首脑铁托不满，就曾说过“我动一下小指头，铁托就垮了”的话。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名字都是从斯大林的运动中抄袭而来。据美国普林大学学者程晓农博士介绍，斯大林1928年曾在苏联发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在苏联的大跃进期间，“文化革命”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目标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打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造就一批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过，斯大林的文化革命走得远不如毛泽东远，相比之下，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要恶劣得多，受害人也广得多。

中共党内斗争的很多其他工具，比如给政敌扣上某某分子的大帽子，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这些毛泽东运用自如的党内斗争工具，也都是苏联发明，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党内斗争中普遍使用。

1937年陕甘宁边区儿童读报纸的照片，个人崇拜已显雏形。

未完待续。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故事-连载2

1921年6月，共产国际的新代表马林来到了中国。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中方创始人陈独秀正在广东省教育局任职不能来上海，另一个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在北大教书任务繁重脱不开身，但是马林仍然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于1921年七月在上海召开，上海，北京，武昌，长沙和济南的共产党小组各派两个代表，广州和东京小组各派一个代表参会，毛泽东和何叔衡是长沙组参会的两个代表。苏联为每一个参会代表提供了一百个大洋作为赴会开销，一百个大洋在当时等于毛做教师时一年的工资，这是已知的毛泽东从莫斯科收受的第一笔钱（另一种说法是，毛1920年开长沙书店时领的活动费即来自俄国）。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科尔斯基参加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中国共产党的两个重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缺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键人物不是陈独秀李大钊，而是共产国际的真相。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由共产国际代表帮助起草的大会党纲明确表示：“我党要采纳苏维埃的方式，把工人农民士兵组织起来...”，党纲还特别强调要“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紧密联合”。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财政支出几乎完全依靠苏联。1921年，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了总数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大洋的资助，1922年，莫斯科对中共的资助为一万五千大洋。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每月从苏联收受30大洋的工资，地区党组织也接受类似的资助。毛泽东参加完第一次党代会回到长沙后，一开始每月收到60大洋的长沙党支部活动经费，后来，长沙支部的活动经费涨到每月160大洋。作为长沙党支部领袖，毛泽东与妻子杨开慧（毛泽东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搬进了一幢名义上是长沙党支部总部的宽敞房屋，还雇了保姆，毛泽东从此不再需要靠教书或卖书为生，走上了职业共产党员的道路。

1924年，苏联创始人，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去逝，列宁长期的战友，与列宁共同缔造了苏联的斯大林接班成为苏共第一领袖。与列宁相比，斯大林对权力有着更炽烈的欲望，统治手段更粗暴残忍，对待政敌更冷酷无情。斯大林上台后，大力强化自己的个人权力，在苏联推行对他自己和列宁的领袖神化和个人崇拜政策，一人独揽至高无上，不允许任何挑战的大权。为消灭政敌，斯大林在苏共党内发动“肃反运动”，实行大清洗，清除对他个人权威有任何威胁的异己分子。大清洗最终变成对苏联党、政、军、中央、地方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近70万人遭枪杀。在大清洗中，列宁时代的11个政治局委员，被斯大林枪毙了9个，列宁时代最后一次党代会的代表中，1162个代表，被枪毙了1095个，苏联红军的五个元帅被枪毙了三个。大清洗活动也波及到社会上许多人-知识分子，富农，神职人员，科技人员等，很多人遭逮捕，被送押劳改集中营，其中不少人因饥饿或疾病死于劳改营中。同时，斯大林在其任期内在苏联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镇压抵制集体化的富农和中农，导致了乌克兰，伏尔加地区，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等苏联多个地区出现大饥荒，造成至少六百万以上的人因饥荒而死亡。为了控制饥饿的农民向人满为患的城市转移，苏联政府宣布农民不经许可滞留城镇为非法行为。斯大林时代是苏联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西方人普遍将斯大林看成是与希特勒并驾齐驱的反人类暴君。由苏联孵育培养的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代即落入斯大林手中，使得中共的早期成长环境格外凶险恶劣，给中共未来的品质留下了中共后人无力修复的烙印，是中共成年后畸形邪恶的根源。

进入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依然如列宁时代，资助中共，指引中共的方向，中共发展的道路必然地从列宁路线走上了斯大林路线。在苏联的培养和抚育下，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童年，少年，一天天成长壮大起来。随着中共力量的不断扩大，苏联为中共提供的资金数量也不断增加。1925年，中共每月从苏联领取3300大洋的补助，1926年每月领的活动费用超过了一万大洋。1927年，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用款三万元，湖南农民运动，用了近五万元，秋收起义，用了一万元，这些费用都由莫斯科提供。1930年到1931年期间，苏联给中共的补贴是每月25,000美元；1936年6月，驻扎在陕北的毛泽东曾向斯大林发电要求每月提供两百万墨西哥比索（大约相当于两百万卢布）的资助。下面这张照片选自张戎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是由毛泽东1938年4月签字的写给莫斯科的俄文收条，表明收到来自莫斯科的300,000美元资金。甚至在1941年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后，在苏联自己面临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苏联仍然给中共不断输送资金。有收据资料显示，1941年7月3日，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了一百万美元的资助。

苏联对中共的扶持帮助并不仅仅限于财力物力，中共夺取权力道路上使用的很多策略计谋大多也是由苏联设计提供。列宁最早成立共产国际，向东方国家推销共产主义时，担心工业不发达的东方国家不会愿意接受布尔什维克阶级斗争的理论，因此，他发明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东方国家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策略，提议用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把东方国家吸引到共产国际阵营中来。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斯大林充分发扬列宁精神，教导中共多打民族主义旗帜，多打抗日的旗帜，以迎合中国民众。中共早期在中国从事的运动，主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城市鼓动和发起工人暴动，在农村消灭“土豪劣绅”，破坏当地生产力和社会传统，引起了很多阶层的中国民众的反感，所以总是难成气候，屡屡失败。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举起了民族主义大旗，进行抗日宣传，逐渐开始在中国民众中赢回了一些声誉。

1941年纳粹进攻苏联后，西方与苏联形成了统一战线，共同对付纳粹帝国。斯大林为了加强与西方的合作，减少西方对苏联及其联盟的戒心，萌发了解散共产国际的计划，并指挥各国共产党改变宣传策略。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苏联及其各卫星共产党收起了为社会主义而战的宣传，转而鼓吹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人道社会。共产国际于1943年正式解散，不过，虽然共产国际名义上解散了，但中共及其他苏联卫星党与苏联的关系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仍然在苏联的领导下，只是转入了地下，不再像过去那样公开直接。国共内战爆发后，斯大林明确指示毛泽东不要打共产主义的旗帜，而是打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以收获人心，认为那样对战胜国民党会更有利。这是为什么“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发表了大量鼓吹美式民主自由的文章，不仅欺骗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甚至迷惑了美国的一些政治观察家，认为中共并不是苏联式共产党，是美国在国共内战时没有全力支持国民党原因之一。毛泽东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当他确定中共已经坐稳打败蒋介石之椅时，迫不及待地放弃了鼓吹民主自由，转而鼓吹他真心追求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露出了真容。可以说，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教唆指导，毛泽东在夺权的道路上绝不会有那么高超娴熟的技能来施展骗术。

延安时期毛泽东签字的俄文收据，证明收到莫斯科送来的三十万美元。

未完待续。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故事-连载1

中国共产党一贯以来将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说成是境外反华势力渗透操纵，而历史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到发展壮大，再到最后在中国夺得权力，靠的就是境外反华势力-苏联的帮助。中国人是亚洲最早追求民主自由的人群，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国因此成为亚洲最早实行现代立宪制的国家。不幸的是，中国人民的民主追求被境外反华势力-苏联和该势力扶持的中共阻断，使中国到今天还不能成为一个现代体制的国家。今天我就来讲讲，中国共产党如何成立，毛泽东如何走上职业共产党员道路，以及毛泽东和共产党又如何在中国发展壮大最后夺得权力的故事，看看苏联如何渗透中国，斯大林如何一手扶持了毛泽东和中共在中国夺取江山的“建国”大业。故事分八集，以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尤其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为主线，来透视1949年以前中共的成长和毛泽东的崛起之历程。第一集有前序，中共创立，和毛泽东如何走上共产党员道路；第二集讲中共一大，斯大林时代简介，以及苏联1949年以前为中共提供的金钱和“软件”援助汇总；第三集揭示苏联“软件”援助之一-斯大林启动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历史真相；第四集谈井冈山根据地的来龙去脉，细说井冈山为何成为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之起源；第五集讲长征的真实故事，第六集讲西安事变，第七集是国共内战，第八集对毛泽东斯大林做最后的分析评价，并讲诉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之终局。故事内容的主体，来自美国学者Alexander V.Panstov与Steven I.Levine合著的《Mao：The Real Story》，不少历史细节内容的补充来自张戎与丈夫Jon Hallidy合写的《Mao：The Unknown Story》（中文和英文版），其他内容补充来自Philip Short写的《Mao：A Life》，还有一些辅助资料来自网络，比如维基网等。Panstov博士出身于俄国，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并在俄国获得博士学位。由于精通俄语，又通晓苏联历史，Panstov博士写的毛泽东传记，以大量的第一手苏联档案和历史资料为依据，揭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苏联起源，并首次披露了毛泽东崛起与斯大林直接相关的历史细节，记述了苏联是如何一步步扶持发展中共，从金钱资助，到顾问指导，再到出谋划策，像父母一样，手把手地把中共拉扯成掌控中国的巨魔。要特别点明的是，虽然本文的故事情节细节来自以上资料，但对历史的分析解读以及字里行间的倾向性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故事起源于1919年，那一年，列宁领导的俄国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共产国际”组织，旨在全世界推广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大同。1920年开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目标是组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分部-中国共产党。他先通过一位在北京大学教俄国文学的俄籍教授，认识了当时中国知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北大教授李大钊。维经斯基向李大钊表达了在中国组建共产党支部的设想，李大钊则向他推荐了当时在上海的另一位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原北大教授陈独秀，李认为成立共产党组织，陈是更合适的人选。1920年4月，维经斯基拿着李大钊的推荐信，来到上海，与陈独秀取得联系。当时居住在上海的还有其他几个俄籍布尔什维克成员，维经斯基与他们联手，开始“培养”陈独秀。1920年8月，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陈独秀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自己任书记，这是共产国际承认的中国共产党诞生日；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天津，武昌等地也陆续成立了地区性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宣告成立。这些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教师，学生，和记者，没有一个工人或农民，筹建经费来源完全依靠苏联的资助。

毛泽东于1918年6月毕业于湖南第四师范学院，毕业后，经他的老师杨昌济的鼓动，去北京参加了一个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培训班。在北京学习期间，毛结识了北大左翼教授李大钊和陈独秀，以及任教于北大的另一位中国著名自由思想家-胡适教授。毛泽东最后没有成行赴法留学，因为学习法语对毛来讲实在太困难，他没能通过法语考试，遂决定中途退出。毛于1919年4月回到长沙，经朋友推荐，找到一个做小学教师的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个观点激进关注政治的青年，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向报刊写文投稿，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那是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人民有着充分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那也是一个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的学生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湖南长沙，毛泽东与志同道合的朋友邓中夏，何叔衡等人一起，在原有的长沙学生社团-新人读书会的基础上，组建了湖南学生会，声援五四运动。毛泽东在学生会里的主要职责是编写学生会刊物《湘江评论》，为《湘江评论》写了很多文章，其中一些文章还受到了胡适的赞赏。那时的毛泽东还没有信奉马克思主义，他更热衷的事业是打倒湖南省军阀省长张敬尧，争取湖南独立的运动。1919年12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这次是作为湖南省倒张运动代表之一（见下图照片），向中央政府要求将张敬尧赶出湖南。倒张运动最后不了了之，但毛泽东在北京期间与李大钊和已经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邓中夏交谈甚多，听到不少关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内战的情况，李大钊力促毛泽东多多了解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又见到了他崇敬的教授陈独秀。这时的陈独秀正在与维经斯基一起致力于组建共产党支部，而毛泽东仍然热心于湖南独立的设想，幻想建立一个由湖南人自己管辖的新湖南。他向陈独秀陈诉了自己的湖南独立计划，陈独秀则鼓励他学习马克思主义。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一个月后，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影响下，毛泽东在长沙组建了俄国读书社，学习探讨苏联情况。接着，经陈独秀建议，毛泽东与几个朋友一起合伙在长沙开了一间文化书店，专卖社会政治题材的书报，其中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发表的《新青年》，《劳动界》等宣传共产主义的书报。到1920年深秋，毛泽东热衷的湖南独立运动渐渐失去同情者和支持者，在失望之余，毛泽东决定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毛泽东于1920年底开始在长沙招集人员，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1月，在毛泽东的长沙文化书店里，一个由10人组成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了。

毛泽东之所以在他的政治追求中最终选择了共产党，我分析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和平追求湖南独立运动的失败，让他转而向往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他当时曾给朋友写信说，以和平方式争取政治改革固然从理论上听上去不错，但在现实中不管用，用布尔什维克式的红色恐怖策略才是更现实的方法，这与他后来公开信奉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脉相承；第二，毛泽东从很早就认为，政治运动的成功离不开良好的组织工作，所以他一直非常热衷于参加和组织各种社团，布尔什维克式的严密强大的组织对他非常有吸引力，他从事的湖南独立运动，到了后期人心涣散，人如鸟兽散，让他对中国人痛感失望，参加共产党，有苏联的直接扶持和帮助，有布尔什维克的现行榜样，在他看来是建立有效的政治组织的更可行之路；第三，湖南独立运动的人心涣散，让毛泽东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把组织内的人团结在某个“主义”之下，才能保持组织的长久团结，共产党是最符合他这种标准的组织，毛泽东虽然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他对拿枪打仗毫无兴趣，在他后来的中共红军生涯里，毛泽东自己从来没有拿过枪，一直担任的是军中政委的职责，以“主义”的名义来指挥枪，以“主义”的名义来牢牢掌控枪；第四，他本性中天生有一种反上反高贵的倾向，使得他很容易被抨击资产阶级上层的马克思主义吸引，马克思主义里关心下层劳工利益的那一面，并不是毛泽东在乎的，毛泽东早期的文章从来没有展现过他有对下层同情的一面，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面后来被毛泽东发现是在贫穷的中国笼络民心获得多数人支持的一面很有号召力的旗帜。

1920年1月湖南赴京倒张代表团在北京合影，左四为毛泽东

未完待续。

为什么中国人偏爱拥挤在北京等大城市

北京今年来连续多日空气污染指数爆破监测表，北京城被昏黄的雾霾笼罩，其景象，被某些媒介描述成如“世界末日”。北京空气污染的日益严重，恐怕是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愈演愈烈的缩影。我每次回中国，一出上海飞机场，就会闻到空气中的臭味，不论是视觉感受还是味觉感受，都立刻提醒我：回到了发展中国家。记得有一年回杭州，与亲友一起去爬杭州宝石山，历时约两三个小时。奇怪的是，明明整个爬山过程都在树林山石之中，但不知为何，爬完山后，只觉得整个肺腔盛满了肮脏的空气，难受之极。结果这次外游留下的印象不是西湖美景，而是污浊的环境。过后余下的日程，只想呆在室内，再也没有兴趣去游玩杭州的景点。而在美国，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户外活动的人。从我的这段经历，可以窥见杭州城市空气污染之厉害，因为宝石山地处杭州比较市中心的位置，哪怕你置身树林里，在室外呆久了，肺也会受不了。听杭州电视台的播音员天天宣告：“杭州空气质量良好”，让我不禁哑然失笑。

中国大城市空气质量日益恶化，依我看，是中国近三十年来不惜一切代价发展GDP的直接结果。有些人将中国大城市空气质量差，归咎于城市人口过度膨胀，歸咎於太多中國人喜歡居住在大城市。虽然我认为把空气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人口的说法站不住脚，世界人口第一大城市-東京就沒有北京那樣的空氣問題，实际上，东京的空气质量与美国大城市相似，但是，今天我并不打算争论北京空气污染的由头，而是要分析一下中国人偏爱拥挤在大城市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大城市，大多人口数量超载，交通拥挤不堪，空气污染严重，近年来的房价，更是奇贵无比，不是打工階層能夠負擔。尽管如此，很多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在选择发展地点时，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人首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国每年的春运，百万农民工涌向各大城市铁路公路站回家过年，也早已是中国多年来年年上电视的独特的一景。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偏爱拥挤在大城市？为什么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别，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之间的差别，出奇地大？要寻找这些问题的根源，需要从专制制度的特色说起。

专制制度的一大特色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起专项来，往往比民主国家办得快，可以在短期内，就 “多快好省”地办成功一件大事。比如一下决心造卫星，卫星就飞上天了，像北朝鲜那样，国民都快饿死了，卫星照样上天。这样的事，在民主国家就不可能被通过。当然专制虽然常常自称是“多快好省”地办成了大事，事实是，快是快了，但专制国家办大事之所以快，是因为可以不综合考虑办大事对国家其他方面的影响，可以不计成本，可以不顾这个国家的实力和资源，不能上也要上，所以实际花费最后不仅没有“省”，而且从最终结果看往往是得不偿失，国民们最后要为大事的办成付出很多长远的惨重代价。比如中国GDP上升的速度，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办不到的，但中国为此消耗破坏的资源，为此带来的长久的环境问题，所得是否值得所失，以及这种发展是否能够持续，都是中国未来需要回答的问题。

专制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除了卫星上天，高铁飞驰，GDP大跃进，这些明显的大事，另一种“大事”，就是集中力量发展几个重点城市。中国落后的制度，使得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把全国城乡都搞成“像欧洲”，只能集中资源和精力，不惜牺牲乡村和二三线城市人民的利益，砸大钱，先把几个特区几个窗口城市-北京上海以及其他几个重点城市“打造”得“像欧洲”，而任乡村自生自灭“像非洲”。正是专制制度这种集中资源和精力发展重点的特色，造成了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这些窗口大城市不论是在城市建设上还是在经济发展上，都是国家长期重点投资重点发展的对象。国家资源的这种长时期不公平分配，使得中国的大城市从市政建设服务，到工作机会，再到医疗条件教育条件，都比二三线城市，更不要说乡村，高出一大截。这个世界上的人追求的东西其实都很相近，那就是追求幸福生活。大城市人有良好的工作机会，相对好的福利待遇，享受便利的商场服务娱乐服务，享受就近求医，孩子可以上好学校，这些，难道农村人，二三线城市的人就不想要不能要？所以，中国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其罪魁祸首是专制制度的无能。专制制度没有能力把全国都搞好，只有能力发展专项，只有能力重点发展几个窗口城市，造成不少中国人打破头也要挤进这些窗口大城市。

今天的中国人，出国旅游时，常常会对国外城市有一副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们往往拿北京上海的几个重点景区来与国外相比。其实哪怕是北京上海，除了几个重点景区，城市其他各个方面仍然无法与发达国家城市相比，去年北京一场大雨，淹死上千人，就暴露了北京城市发展只顾面子不做里子的实质。如果比乡村，那差别就更巨大了，不说美国欧洲或日本这些老牌发达国家，城乡人民的生活质量没有什么大差别，就说说台湾这个新兴发达国家吧。如果拿北京上海的重点景区，与台北的重点景区比，也许大陆获胜，因为台湾不会牺牲人民的实际福利，去花大钱打造美化几个重要景点和对外窗口。但你去哪怕最偏僻的台湾农村，去看看那里与城市小学没啥差别的小学校舍，看看那些与城市孩子没啥区别的小学生们，个个干净体面，再看看周围的田园村庄，看看村民们的生活条件，你就会知道，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差距，不知有多远。

评评米歇尔奥巴马的服装和发型

前天，奥巴马宣誓就职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在宣誓仪式上的讲话一如既往地出色，让人爱听。不过我今天不谈政治，谈时尚，来评评奥巴马夫人米歇尔的时装风格以及她的发型。

说要谈时尚，还是忍不住先要发几句政治议论，表达一下我对某些中国人对米歇尔奥巴马刻薄评论的不满。中国人当中，其实有相当比例的人，种族主义思想严重。这些人怀有崇白人情结，而对其他民族，尤其是黑人，则非常看低。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夫人米歇尔被推到了媒介的前台。在中文媒介上，每次如果有关于米歇尔的消息，总能在后面读到一些非常刻薄的种族主义评论。这些中国人思想落后，仍然停留在等级主义思想水平，自甘于白人之下，但又却自以为在黑人之上。记得有一次我在某个中文网站上评论说黑人在美国主流娱乐业很成功很受欢迎，亚裔人相比有差距，有位女士有点不相信地问：难道白人会更愿意在电视电影上看黑人，而不愿意看亚裔人？让我觉得不少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人真的与现实很脱节。事实是，美国仍然是白人主导的国家，主流娱乐以白人口味白人喜好为主，所以黑人在娱乐业的超比例成功，说明美国主流爱看黑人表演，而亚裔人在娱乐业的鲜见，也就反应了美国主流对亚裔人表演的态度。当然我不是到这里来说，亚裔人不如黑人，亚裔人也许在娱乐业输给其他民族，但在群体经济地位上，则赢过很多其他民族，亚裔在主流娱乐业的不成功也并非完全是种族主义造成。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各个民族，各有所长，每个民族给世界带来不同方面的价值，而这个世界也因为有各种不同文化不同色彩而更美丽。

现在回过头来谈时尚。我第一次注意到米歇尔奥巴马的衣着风格，是大约两三年前，在一份杂志的封面上看到她服装的颜色搭配。我们过去在中国，如果说一个人打扮俗气乡气，一般用“大红大绿”来描述，就是说，在搭配衣服颜色时，如果颜色对比太强烈，就会显得俗气乡气。可是米歇尔在那份杂志封面上穿的一身，搭配的颜色，对比非常强列，颜色对我来讲选择非常大胆，结果却格外秀丽时尚，又显年轻，改变了我过去对颜色搭配的观念。看来，颜色对比强烈是时尚还是俗气，与颜色选择密切相关，颜色选错了，才会变得俗气乡气，如果选对颜色，结果会非常亮眼好看。可惜我现在找不到那张照片，不能以图来说明。受她启示，我现在在做衣服颜色搭配时，有些组合是我自己过去不敢想象的。

米歇尔的服装风格，比较现代，比较潮，因而大多显年轻，但又不失庄重，符合她的年龄和第一夫人的头衔。她的口味还趋于大众化，很多选择，让我们普通人觉得我们也可以穿。她在颜色，款式，和花色的选择上，往往不落俗套，又很有品位。下面是我喜欢的几款她穿的服装，除了衣装，请各位还要注意一下她对鞋子颜色和款式的选择：

 

奥巴马两个女儿在奥巴马再次当选的获胜仪式上穿的裙装也是色彩浓郁亮丽，很好看：

在这次奥巴马总统第二任宣誓就职仪式上，米歇尔以新发型和一身让人惊叹的新潮优雅的外套，震动美国。她这身外套款式新颖，前所未有，但又一点不夸张，不会让普通人受不了，看上去既时尚美丽，又温暖实用，可以说是这次总统宣誓活动中的亮点，我喜欢！如果商店里有卖她这样的外套，我一定要去买一件。

还是那件外套，这张换了双鞋，加了条腰带：

米歇尔在总统宣誓活动晚会上的一袭红裙，简单又高雅，奥巴马迎她走下白色台阶的这张照片像传说一样美丽：

至于米歇尔这次的齐眉刘海新发型，依我看，还行。她作为一个必须经常抛头露面的公众人物，要被拍无数的照片，过一段时间换一下发型，给人以新鲜感，还是很有必要的。她的这个新发型与她那身好看的外套很相配，行走在大街上，整体结果年轻时髦，有那么点学生般的清新气质。不过，她之前扫边刘海的发型，让眉眼更醒目，其实也很不错。

最后再评论几句米歇尔。单看脸孔，我不敢说她是超级大美女，但她高挑的身材，健康的肤色，以及黑人占优势的臀部曲线，使她拥有一副出色的衣架。与瘦削的专业衣架-时装模特相比，米歇尔不胖不瘦，让普通人更有亲近感相关感。与之前几位第一夫人相比，由于她巧克力色的肤色，使她可以更多地展露皮肤，而不致失去第一夫人的庄重，所以她在选择衣装时，可以更年轻更大胆。虽然我不敢说我喜欢她每一个选择，我也没有米歇尔那样高挑的身材以及健康的肤色，但由于她的时装品位新潮又优雅，年轻又庄重，她的服装给我带来的兴趣和灵感，远远多于其他第一夫人以及不食人间烟火的专业时装模特。

对替莫言辩护解脱的人再说几句

莫言在诺贝尔奖领奖会上说的话引起争议后，网上有很多华人替他辩护解脱，说莫言得的是文学奖，不要把政治牵涉进来，不要对莫言过于苛求。我认为，莫言用五毛逻辑招架对中共新闻检查制度的提问，同时躲避对刘晓波以及其他中共敏感问题的提问，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他如何做人的问题，是做人有没有脊梁骨的问题。莫言早就说过自己是个懦夫，今天他用自己的言行证明他确实是一个懦夫。如果一个小人物是懦夫，民众没有必要多费口舌去苛求指责。但莫言已不再是个小人物，作为第一个被中共官方承认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以诺贝尔奖的名望，尤其以该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他的名字将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很久的印记，他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某些中国人的榜样甚至崇拜对象，指出他人格上的缺陷，让他的诺贝尔奖成为有争议的诺贝尔奖，是有责任的中国人应该做的事。

有人说，在那个体制下存活不易，就放莫言一把吧。关键是，莫言在选择如何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实际上就已经做出了明确的选择：他要的是政府放他一把，而不是人民放他一把，因为他知道人民在中国没有任何力量。如今，莫言得了诺贝尔奖，又有强大的中共政府的支持，人民争议几句，对他的实际眼前利益不会有任何伤害。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希望让中国人（华人）意识到，不管一个人得了多有名望的奖，如果他缺乏人格，那么这个奖所含的意义就多多少少被污染了；希望能够提醒中国的年轻人，不要以一个没有人格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榜样。所以，对围绕莫言的争议，人们不应该解释为对他个人的攻击，而应该理解为对他的言行所代表的反面意义的谴责。莫言既然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在他具有了一个比一般中国人更有利的机会，来反抗中共高压时（哪怕是消极反抗），仍然选择做一个屈服于中共政府的懦夫，那么中国人就有责任在他诺贝尔获得者名牌的旁边同时给他刻上一些反面的烙印。如果中国人对这种言行无动于衷，不加谴责，任由中国人一代接一代地出懦夫，那以后就不要抱怨别人看不起中国人。

还有人说，评价莫言应该以他的文学作品为标准。首先，我认为，很多中国人如今自称喜欢莫言文字，恐怕十有七八是因为莫言得了诺贝尔奖才喜欢的，过去我很少听中国人提莫言。所以诺贝尔奖的光环，对很多中国人评价莫言作品，起了不小的作用。那么得诺贝尔文学奖，真那么说明作者的水平吗？如果你读过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致词，也许你会想，诺贝尔奖委员会在莫言作品里找到的东西，未必是大多数中国人在文学里寻找的东西。当然，如果你本来就喜欢这种作品，那就尽管喜欢；如果本来对那种作品不感兴趣，因得奖而跟风而喜欢，就有点可笑了。至少对我来讲，莫言在展示曲扭，残酷和无情时也许手法高超，但他的作品缺乏对人性里超越兽性部分的思索和渴求。虽然通过暴露他自己饥饿贫脊的童年，以及中国农村“猪圈般的生活”（来自诺贝尔奖授奖词），他的作品揭穿了中共的“宣传谎言”，但这个揭穿更像是无意而成的，而不是有意识去做的，所以其深度和力度也是非常有限的，更谈不上说给人以启示。莫言思维水平的浅显，还在其他方面有所表现，比如他自愿参加手抄《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过后又替自己行为辩护，写诗赞扬重庆模式，等等，都反映了他不仅仅是个懦夫，而且他确实思维能力有限，看不清中共制度的邪恶本质。他作品里缺乏对超越兽性的渴求，也许正是他自己灵魂里缺乏这种渴求的反映。

不少人把莫言与苏联的肖洛霍夫相比，也许他们与专制政府同流合污的言行有着相似的地方，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苏联文学史上最畅销作品，该作品在德国也很畅销，这些都发生在斯大林时期的四十年代，而肖洛霍夫是1965年才获诺贝尔奖。与之相对照，中国人里又有多少人在莫言作品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喜欢莫言作品？有多少中国人或者西方人是通过莫言的作品认识中共罪恶的？所以，肖洛霍夫作品的的社会性和影响力都是莫言作品望尘莫及的。诺贝尔奖委员选择莫言作品，虽然冠之以社会性原因，但事实上，莫言作品的社会性影响，不管是对中国人，还是对西方人，都比不上很多其他中国作家。

网上还流传莫言反感西方记者提问，宣称被问烦了，越是逼他，就越不说，让我觉得怎么听上去跟没文化不爱讲理的大兵土匪一样，刚被多问两句，就烦了。中国真是土匪辈出，不仅政府官员透着匪气，就连得诺贝尔奖的文学作家也透着股匪气。莫言要是真烦西方了，那就拿出点骨气来，干脆拒绝领取西方人的奖。他既然没有拒绝西方诺贝尔奖的名气和奖金，没有拒绝诺贝尔奖给他带来的好处，那他就不能拒绝西方人对名望的要求，拒绝伴随好处而来的责任。莫言和中共官员一样，好处特权来者不拒，却不肯承担任何特别的责任特别的要求，不亏是中共教育出来的作家，也是言论不自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社会里的必然。

另外，这场莫言诺贝尔奖的风波，也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也许通过这场争议，可以消除一些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过分迷恋和崇拜，消除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中国人眼里过多的明星光环。诺贝尔奖获得者，既可能是伟人，也可能是小人。比如，同获诺贝尔物理奖，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不仅具有高超的物理思维水平，他的人文思维水平也同样很高，他对专制之邪恶本质的认识，对宗教的思考，都让人敬仰。而另一个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则是专制制度的同情者，虽然在物理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作为人，他不值得我们的尊敬。如果中国人减少些对诺贝尔奖的过分迷恋和崇拜，也许就会少上演些二十八岁的年轻女子爱上八十二岁的诺贝尔奖老爷爷的畸形故事了。

诺贝尔奖得主莫言何以巧变五毛

“五毛”是中共网络宣传员的代名词，词源来自网络宣传员每发一帖，可以向党组织领取五角奖励这一事实，在网上有网络宣传员发帖后递交的领奖发票照片为证。中共网络宣传员搅浑是非的一大法宝是：把西方社会里的某些特点做无限夸张放大，推向极端，以此为中共无耻行为寻找借口，最后得出美国人干得，为何中共就干不得的结论。比如，如果你写文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就会有五毛在你文章后面跳出来说，美国也没有言论自由，某某中国学生只不过对美国导师说了几句狠话，不就被判威胁罪了吗？总之，“五毛”们共用的典型手法是：要被称为自由，就必须是毫无制约的绝对自由，否则就等同于没有自由；要说一个人是好人，这个人就必须尽善尽美，毫无瑕疵，否则就和坏人没区别，所以嘛，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一点都不比中国好，中国其实和美国一样，等等，以此类推吧。“五毛”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往往对西方制度尤其是软肋颇有知识，对西方的某些激进观点更是了如指掌，擅长把西方制度的特点或软肋转化为替中共制度辩护的依据，把西方批评自己的某些激进观点用来做中共反人类行为的挡箭牌，估计是党国机构集中脑力研究出对付西方的策略，然后在“五毛”培训班上培训普及的结果。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领奖会上答记者问时，就沿用了上述五毛式搅浑是非的手法。在被西方记者问如何看待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时，莫言回答道：“我反感所有的检查，比如我去大使馆办签证，他们也要检查；我坐飞机出海关，他们也要检查；甚至解下腰带，脱了鞋检查。但是我认为这种检查是有必要的。我从来没有赞美过新闻检查这种制度，但我想新闻检查每个国家都存在。但是检查的尺度和标准都一样。如果没有新闻审查，大家都可以任意污蔑和诽谤人家，相信任何国家都不容许。但是我想新闻检查应该遵守的最高准则：只要不违背事实真相的都不应该检查。违背了事实真相的都要检查。”他把安全检查与中共新闻检查混为一谈，好像只要是检查，就都是一丘之貉。事实是，安全检查是为了人民的人身安全，防范的是危害无辜民众的恐怖分子，而中共的新闻检查是为了确保中共江山永不变色，防范的是真相和良心，能把这两者相提并论，是只有没有廉耻心的人才有胆量公开做的事。莫言还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新闻检查的标准和尺度每个国家都一样。如果说西方的新闻法确实有防止污蔑诽谤他人的条款，那么，中共的新闻检查制度则是只允许党污蔑诽谤他人，今天污蔑这个人是右派是反革命，发送劳改，明天又诽谤那个人要颠覆国家，判他十一年徒刑，却不允许人民说出事实真相。

莫言也许擅长讲故事（其实我个人并不喜欢听他的故事），但在心底里，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共党员，没有人格，借用蒋介石对中共的评价，就是不讲廉耻的禽兽。当然，也不排除莫言出国领奖前，被上过党国的五毛培训课，因此能在对付西方记者时，如此机灵，巧变五毛。

毛泽东为何自愿上斯大林的钩：与读者对话

朝鲜战争由斯大林和金日成密谋策划发动，中国抗美援朝是在斯大林的诱导和指令下促成，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历史事实，有俄国档案馆近年来公开的斯大林与金日成和毛泽东之间的电报，白纸黑字为证。但对于毛泽东为何自愿上斯大林的钩，听从斯大林的摆布，奉献百万中国志愿军的鲜血和生命，为斯大林和金日成发动的战争收拾残局，仍然是众说纷纭，各有各的理论。我在上篇《毛泽东如何被斯大林诱入朝鲜战争》一文里做了我的推论，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自愿上斯大林的钩，是为了要对亚洲革命负责，要做斯大林封给他的亚洲革命领袖。万维博主阿妞不牛，西木子，特有理，saxon1981和兰冠云（代毛粉）等在我上文后面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万维博主博闻则质疑了我文中关于美国没有攻打中国意图的陈述，我这里将他们在上文留下的评论整理了一下，与我的答复一起做个发表。我这篇里的答复有些与原答有所不同，原答因过于匆忙，有些回应回答得不清楚，特在这里做改进。另外，心田和JinShanDuXiu关于中国洗脑教育后果的评论，以及识字而已对朝鲜战争的精彩总结，也一并在这里收入。阿妞的评论很长，我做了大尺度删节，希望仍然保持了她的主要观点，希望阿妞不会因我不赞同她部分观点而生气。

西木子：不知有没有史料爆料毛泽东想借用此机会掌控北韩，以免金日成彻底倒向苏联？

伊萍：毛泽东力主参战的意图众说纷纭，就算掌控北韩是毛的意图之一，那也是得不偿失。首先花那么大代价是否值得，从后果看有什么事实证明金日成被毛泽东掌控了？北朝鲜从那时到今天帮过中国什么忙？毛花出去那么多钱和生命，付出那么沉重的代价，又换回来了什么？事实是，北韩不是被毛争取过来的朋友，而是被苏联扔掉的朋友，走投无路才投到毛的怀抱里的。中国现在背负着这个早就被苏联（俄国）扔掉的包袱，还在不断用中国的资源填补着无底洞。这种只会要东西，从来没有能力给予任何帮助的朋友，不要也罢了，更不要说牺牲几十万甚至可能上百万人的生命去拉这么个朋友，只有傻瓜才会花这么大代价去争取这种朋友。

阿妞不牛：共产党阵营绝对不是铁板一块，里面尔虞我诈各自怀有鬼胎是不争的事实。…毛之“杰出伟大”，就是体现在哪怕斯大林金日成把他蒙在鼓里，不但搞砸了他马上拿下台湾的计划，而且金日成穷途末路向他求救，他压下一腔怒火，立马抓住这个时机，用中国民众的血肉弯弓射大雕，一箭数雕：第一，公开武力抗美，不说世界第一，也是在共产阵营冒头，…（让）几乎所有亚洲共产党实际上拜他（为）帅；第二，利用韩战，把中苏条约实质化，苏联的军援以及其他工业技术援助，马上兑现；第三，公开“抗美援朝”，强化党内与国内控制，迅速建立毛本人的个人绝对权威与极权统治。第四，利用韩战，消化处理掉大批的国民党叛将降兵。第五…。毛泽东当时最大的难处，是不能把上面如此精算在党内和盘托出：连对周恩来刘少奇都不能这样明说，可是要他们信服臣服。这就是真正的高招了。至于忽悠国民甚至世界，甚至忽悠斯大林，都不在话下。

伊萍：我同意你说的共产党阵营内部也是勾心斗角，毛泽东内心肯定是不甘于斯大林之下的。关键是，毛没本事，斗不过斯大林，在苏中朝之间的勾心斗角中，毛是被利用，最后也是最吃亏，当然实际吃亏的是中国人民。朝鲜战争发展的每一个过程，不是毛在掌控局势，而是斯大林在掌控着每一步，每一个主意都是斯大林的主意，是斯大林在主动利用毛，而不是毛在利用斯大林。说毛想以参战来巩固自己与苏联的实质关系，或者像西木子说的，以防止金日成彻底倒向苏联，都是可能的因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我认为你说的第一点，做亚洲领袖，才是毛力主参战的主要原因。至于说毛忽悠斯大林，我不知道他怎么忽悠斯大林了？斯大林要他出兵，他就出兵了，斯大林的目标达到了。苏联幕后发动战争，自己却不死一个人，这到底谁忽悠谁，还不是明摆的吗？

你的第三第四第五点，有点牵强附会，毛没有必要通过韩战来达到这些目的，在国内搞运动，效果要好得多。我想要说的是，我认为你把毛泽东想像得太计谋周全了，你说毛的这些想法连对刘周都不能说，就说明这些大都是没有依据的后人的猜测。

阿妞不牛：毛的“忽悠斯大林”，就是借用朝鲜战争，得到苏联的工业技术援助；…

伊萍：用真血真生命换来援助，那就不叫忽悠了。我不是说毛不想忽悠斯大林，问题是他有没有那个本事去忽悠斯大林。不要把毛想得太聪明，他那点本事也就只能忽悠忽悠中国人，到国际上就只有吃亏的本事了，跟斯大林打交道吃亏，跟金日成也吃亏。而最亏的是中国人民，因为他亏给外人的是中国人民的生命和利益。

特有理：一个重大决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决定性的因素往往却是大家容易忽略的，与本性内核中最原始的部分直接相关的部分。比如某种层次的饥渴、嫉妒、恐惧等。据本人对毛泽东本性的梳理，他有极度的权利（力）饥渴并在掌权后对失去权利（力）有极度的恐惧。他决定出兵朝鲜，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恐惧！

伊萍：恐惧也许是毛下意识中的一个因素，但我不认为是主要因素。他如果需要靠打仗来稳固自己的权力，首选应该是打台湾。

兰冠云：你不要低估了毛泽东的睿智：他老人家深谋远虑，以抗美援朝为投名状，获得共产主义阵营的接纳，换取了苏联的技术援助，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基础，祖国发展由此一日千里。这可不是我的私货，而是一些毛左的论证。我在旧作里批判过，后来收起来了。先看看你怎么批吧。

伊萍：那是毛粉的理论？如果一国之主要靠让自己的人民大量去送死才能换来别国的接纳和帮助，才能以此发展经济，这样的人还是他们心中的红太阳？这可不是一般的脑残。

saxon1981：真实的历史是毛泽东雄才大略，或者讲野心勃勃，在基本统治全中国后，其野心是亚洲，甚至世界。你是否注意到了毛泽东在斯大林面前俯首称臣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一肚子牢骚。斯大林阅历无数，早也知道毛泽东的野心。为了共产主义的大局，斯大林把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小共产党交给了毛泽东管理。在五十年代初期苏中的来往电报中有相关的透露。

伊萍：被斯大林封为亚洲革命领袖，正是毛泽东自愿上钩的主要原因。这也是斯大林狡诈的地方，利用毛的野心，说两句好听的话，封个不费钱的称号，就能让毛泽东心甘情愿为他的计划出血出力。至于说毛雄才大略，如果真那么雄才大略，怎么干了件这么吃亏还没有在收益国家落下名声的蠢事？

博闻：我对毛一直是批判的.但是从现实看,说当年美国没有侵略中国的意图,也太天真了。当年如果让麦克阿瑟把战线放在鸭绿江边,那么统一的朝鲜就会比现在日本对中国危害还大.当然了,除非毛彻底倒向美国一直制衡苏联,但是那在当时已经不可能了。一个战败国日本,一个小小钓鱼岛,美国尚且能做出这么多文章.何况上千公里的边境线.

伊萍：进攻中国和牵制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美国不会进攻中国，不等于美国不想要牵制中国。牵制中国是绝对必要的，任何邪恶势力你不牵制它，它就会扩张，给世界和平带来巨大威胁。当年北朝鲜侵略南朝鲜，正是因为美国疏忽了在亚洲对共产势力的牵制。美国是在朝鲜战争之后，才加强了在亚洲的牵制力量，开始给南韩和台湾以军事保护。

毛泽东当然不乐意看到鸭绿江边驻上美军，就像毛不乐意看到台湾在敌对势力控制之下一样。可为什么毛不去攻打台湾，却去保护北韩呢？原因就在于，斯大林下令要保卫北韩，而没有下令去攻打台湾。上千公里的边境线又怎么了，敌对国家相邻的例子多去了，古巴就坐落在美国的鼻子眼底下，人家不是照样生存？毛泽东有能力打进所有相邻敌对国家吗？他单挑北韩不是偶然的，没有斯大林的命令，抗美援朝不可能发生。

识字而已：想想要不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介入，今天的南韩日子就过的象北朝一样；想想要不是中国介入，今天北朝日子就过的象南韩一样。如果金日成1950年6月25日不越过三八线，南韩和北朝还是南韩和北朝，38线还是那个38线，忙啥了？

伊萍：我再同意不过了，朝鲜战争其实就是起因于一个无赖的权力欲，造成了几百万人的无辜死亡。

JinShanDuXiu：几年前回国正赶上“抗美援朝”纪念日，中共控制的新闻当然绝口不提谁先侵略谁的事实。一次我对聚会的人们说是北朝鲜最先发动战争的，周围人那个愤怒劲，感觉他们就要冲上来把我撕了。从此也可看出中共长期宣传洗脑严控新闻的功效。

心田：在我的《韩战真相》里说了韩战真相不是美国侵略中国，而是联合国会议决定派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去抗击北朝鲜侵略南朝鲜，却遭到许多人的围攻。

伊萍：反洗脑不是一件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任务，而是要反复讲，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讲，慢慢才能起作用。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与自己相信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的话，第一个本能往往就是反抗，认为不可能。但第二次第三次再听到，慢慢地，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听进去，能够开始思考。所以不要因为有些话题有人写过了，其他人就不再去触碰那个话题。每个人写，视角，文风都会有所不同，会吸引不同的读者，会让一些过去不接受的人慢慢接受。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来为中国人的反洗脑做贡献吧。

从唱红打黑看中国之落后

本文写于2012年3月。忘了在这里发，现在补发。

据说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得到了重庆人民的支持，且不说这个说法有没有事实依据，因为共产党什么时候不说它的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它给过人民什么手段来对它的政策进行审核探讨，给过人民什么渠道来表达支持还是反对？是重庆人民投过票肯定了重庆模式？还是重庆人民办过报赞赏了重庆模式？这个所谓人民支持的依据到底从何而来，实在令人怀疑。以共产党的一贯作风，不排除人民支持的依据是：政府掌控的电视台采访了一些居委会大妈，大妈们对着镜头为唱红打黑说了一番激情的赞扬肯定的话，这就是重庆人民支持唱红打黑的依据了。退一万步说，就算有那么一些重庆街头的大叔大妈大哥大嫂们支持唱红打黑，也不等于就代表了真正的民意。当年毛先帝搞大跃进，搞文化大革命，中国街头的大叔大妈大哥大嫂们不也都热烈拥护积极支持吗？在一个言论不自由思想遭封锁的社会里，人民大多蒙昧无知，民意更经常是曲扭变态。要知道人民是否真心支持政府的政策，首先你要给人民以公开自由评说讨论的渠道，要让反方能够公开质疑政府的政策，公开与政府辩论，探讨这项政策的好处与坏处，探讨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然后再让人民决定他们支持哪一方。一个媒介完全被政府控制，只允许一方讲话，人民只能听到一面之词的国度，民意多是假民意，支持常常是伪支持，否则你可以说北朝鲜人民还支持金家王朝的残酷统治呢。

还有人说，重庆模式是党内竞争，是给人民多一种选择，最后人民得益。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党内竞争只许后退，不许进步，不允许向前迈进尝试民主自由，只允许在停留在邓先帝思想或倒退到毛先帝思想之间选择，人民怎么得益？如果政府只给人民两种极端选择：面对腐败，要么政府什么都不管，要么用高压滥打的手法治理问题，你说让人民支持什么？如果人民真的支持严刑打黑，问题的根源也在于政府，因为政府没有能力为人民提供一个聪明合理的选择，一个可以依法防范依法治理的法律体系。政府只给人民坏的和更坏的两种选择，人民不管支持哪一种，到头来总是输家。

以严刑酷法来打黑，这种治理社会问题的方式说到底就是秦始皇式的治国方式，在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之后，中国政府治理问题的理念和手段与两千多年前相比仍然没有什么进步，可见中国有多落后。事实上，当今中国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整个国家的管理体系实在是太落后了，治国精英们的思维水平和管理方式基本上还没有超越秦始皇时代，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不过是在走当代秦始皇-毛泽东的老路，除了大讲大唱大搞严打，一点也没有现代管理理念，一点也不懂现代管理方式。结果只能是，唱红打黑看似轰轰烈烈，但一阵风过去后，其实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一切最终又重回原态，社会仍然原地踏步，没有任何进步。都说中国人缺少创新精神，而中国人里最没有创新精神的，就属掌控中国的中共高官们了，捧着毛先帝邓先帝的尚方宝剑，思想僵化，不敢有任何超越；一遇到问题，不去学习周围成功的范例，比如日本台湾美国的经验，不与时俱进，尝试用现代管理方法来解决问题，只会翻老祖宗的箱柜，淘出那些已经被历史证明彻底失败了的陈旧的毛式法宝，撞了六十多年的南墙（或者说两千多年的南墙）也不懂得转向，不知为何，以为过去那些失败的法宝只要一遍又一遍地试就会有一天产生奇迹，这种不合理的思维方式实在令人费解。

今天的中国，尽管GDP世界第二了，尽管高楼林立，越来越多的人开上了汽车，甚至用上了iPhone，但由于整个国家管理体系的落后，中国本质上还是个思想愚昧社会落后的国家。而中国只要不从落后天朝专制制度下走出来，不建立现代民主自由制度，就必定只能原地循环，永远走不出愚昧落后，永远是个畸形的另类，永远也成不了现代发达国家中的一员。平心地讲，除了唱红打黑，薄熙来讲的某些其他话，倒也不无道理，比如不能只追求GDP，中国人不能只会赚钱，没有精神追求，政府要关心民生等等。但说得好听，不等于就做得到，口号目标吸引人是一回事，手段合理不合理，能不能实现这些口号和目标是另一回事。共产党的口号什么时候不好听？共产主义理想那可是最完美的，但最后共产主义国家都沦落为邪恶国家，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创始人事先就想要创造一个邪恶的世界，而是因为他们信奉的理念他们实施的管理制度落后，不符合人性，才最终滑向邪恶。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与毛泽东式的治国模式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借鉴“新中国”前三十年发展的结果，人们可以预料重庆模式从长远来看不会成功。要实现薄熙来的那些目标，只有迈向民主自由才有可能。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落后的夜空中，最近也曾划过一道现代文明的闪光，那就是广东省高官汪洋在处理乌坎事件时，迈出了超越前人的可喜一步，让人们看到：政府用现代理念来处理社会问题，是有可能在中国出现的。但愿落后的重庆模式能够尽快在中国寿终就寝，进步的乌坎模式能够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星星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