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美国人（三）

墨西哥人尼克
没来美国前，以为美国黑人很多，可我在美国住过的两个城市都没有多少黑人，而是墨西哥人成堆。不过虽然周围似乎墨西哥人比比皆是，我很久都一直没有与墨西哥人有过多少个人接触，主要是我学习工作的地方基本上没有墨西哥人的同学同事，生活中也没有墨西哥人邻居。最常遇到的墨西哥人大多是公司里打扫卫生的Janitor，除了点头说“Hello”，没有过什么实际交谈，不了解他们的生活。一直到约四年前，进了一家新公司后，才与墨西哥人有了唯一的真正接触：我们组里有一位墨西哥裔技术员尼克。尼克没有读过大学，移民美国二十多年了，英语还是讲不利索，带有浓重的拉美口音。有时看电视，看那些脱口秀喜剧演员学墨西哥人讲话，觉得这些演员真是有才，讲起话来就与尼克一模一样，好玩得很。尼克英语不好，写Email常常让我困惑，读完了还得去找他，问清到底是什么事。但他其实很聪明，活干得很好，总是按要求完成，学个什么新的测试程序也是一教就会，是多年来一起工作过的技术员中让我最满意的一个。他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二十年，先是干了十年多的收发（shipping），八年多前我们公司成立这个研发中心时，他被转到实验室里。他上的是夜班，从下午四点做到半夜十二点，主要工作是帮工程师们测试数据，总得来说还算轻松，基本上是有活的时候忙几天，没活时就闲几天。这个工作是他的第二份工作，他白天还干一份工，做建筑，帮别人做装修什么的，不过他没有做建筑的执照，是帮别人打工。在美国，墨西哥人上大学的比例很低，记得以前读书时带大学生实验课，班里的学生几乎看不到一个墨西哥人，可城里墨西哥人的比例其实很高。主要是墨西哥文化上有不重视教育的传统，开开心心地满足于干简单的体力活。受父母的影响，墨西哥孩子们普遍对读书不感兴趣，进大学的甚少，父母对孩子上不上大学也无所谓，所以成年后干白领活或做老板的很少。尼克一天干两份工，每份工工资都不高，如果换了中国人，可能早就不开心，他却干得很欢。我名义上是工程师，实际只擅长纸上谈兵，每次实验室里电脑僵死，或是仪器需要换零件，就很沮丧。但只要把问题交给尼克，他总能帮助解决。我对他email写不成句，却能折腾电脑，感到非常惊奇，觉得他很可惜，脑子一点不笨，就是太满足于干活，不求上进。尼克工作如此卖力，挣两份工作的工资，日子却过得非常节俭。他与姐姐合买了一幢房，与姐姐一家住在同一屋檐下；有一年回墨西哥参加祖母的葬礼，舍不得买飞机票，说是开了两天的车回老家，休了一星期的假，四天都在路上。老婆几年前与他离了婚，带着一女一儿两个孩子搬去亚利桑那州，用他的话说“跟别的男人跑了”。两个孩子每年夏天来硅谷，在爸爸家过暑假，有时他会带着孩子来上班。女儿十一二岁，已经像个大孩子，七八岁的儿子看着就像新疆维吾尔族的孩子，非常可爱。前年总统大选时，我在报上读到说拉美裔人与黑人虽同为少数民族，他们之间反而不合，很多拉美裔人不支持奥巴马，便问尼克，选总统打算投谁的票，尼克毫不犹豫的回答说：“奥巴马”。

华裔美国人莉莉
莉莉出生于纽约，父母是来自广东台山（音译）的中国人。母亲在她读初中时就去世了，父亲后来又回广东找了一个妻子。莉莉在情感上一直没有接受这个继母，平时交谈中很少提她。莉莉有三个哥哥，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其中二哥一家在硅谷。莉莉原先在德州奥斯汀工作，因为觉得孤独，便辞离奥斯汀，来到硅谷，加入了我们公司，以便常去二哥家。我们俩是当时公司里仅有的两个女工程师，就自然而然成了朋友。她在美国出生长大，有着美国女孩比较普遍的自信坚定的气度，但当你深入了解她后，又会发现不知是父母的影响，还是亚裔血缘决定，她的个性她的很多思想其实与我们中国人很接近。她看不懂中文，也不会讲普通话，只会说些广东台山话。我们去旧金山唐人街吃饭，饭店里面的服务生大多讲广东话，她就成了我的翻译，在硅谷去中国饭店，服务生大多讲普通话，我则是她的翻译。她在我们公司干了不到两年就又换了一家公司，新公司是一家韩国人的公司，她去了以后非常不开心，觉得有很多粗鲁的同事，不久又跳槽，短短几年内换了四五家公司。她从没去过中国，亚洲国家中只去过韩国的汉城，公司派去出差才去的，回来后说不喜欢汉城。我问她觉得自己和中国这个国家有关系吗？比如中国在奥运会得金牌，会高兴吗？她诚实地回答说不觉得自己与中国这个国家有什么关系，中国奥运得不得金牌，对她来讲无所谓。她作为华裔美国人也有她的烦恼，在我眼里，她的外表言谈已经很美国化，她却说常有人问她从哪里来，如果她回答说纽约，问的人会接着问我的意思是你的Nationality是什么，她的回答自然是美国。对她来讲，美国是她唯一知道的祖国，不管问的人是有意还是无意，因为不是白人，就假设她是外国人，她心里自然不是滋味。有时她称美国白人为“那些美国人”，让我吃惊，问她难道你自己不是美国人吗？谈起各自心目中理想的丈夫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有一次很坚定地说一定要英俊，长得难看的不行，她听了后，沉思着说道，她很少侧重男人的外表。后来她在学跳交谊舞的俱乐部里结交了一位男朋友，是一位在美国长大的英俊聪慧的越南裔小伙，年纪比她小两岁。他们认识不久，莉莉就执意要我见见她的新男友，帮她看够不够英俊。我心想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管喜欢英俊的男人是好是坏，在我的影响下（我当时是半认真，半开玩笑），莉莉也开始重视男人的外表了。
结识了这位男友后，莉莉有了很大的变化，男友常常抱怨她不够女性化，她自己也觉得与越南女孩相比，她穿着打扮不够性感，对男人的奉献心不够足，有时觉得与越南女孩竞争累得慌。不过她非常喜欢这位男孩，努力改变自己，开始染头发变换头发颜色，嘴上口红的颜色也越来越鲜艳。可是交友近两年后，这位男友最后还是与她分了手。我安慰她，他不欣赏你，说明他不配你，一定要找一个喜欢真正的你的人。随后几年，她情场一直不顺，在她几乎放弃，说要去人工授精，自己养孩子时，她遇到了一位大她五岁的美国白人，两人的关系经历了不少上下起伏，这任男友在莉莉看来个性过于沉闷，两人之间的感情不够温馨热烈，使莉莉犹豫不决。但与上任男友不同的是，这位男友从不抱怨她的个性，批评她的装扮。当他们最后决定要结婚时，莉莉是又期盼，又担忧，担心的是白人容易变心，说将来他cheat怎么办。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他们到今天已经结婚六七年，莉莉已经成了有两个女儿的在家妈妈。

日本人美奈子和巴基斯坦人阿明
美奈子来自日本东京。在东京读完大学后，工作结婚，原本并没有计划来美国。可是，丈夫年纪轻轻就患癌症，年仅二十八岁就去世了。年轻丧夫的美奈子辞去在东京的工作，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州攻读研究生，在学校里遇到了她现任丈夫：巴基斯坦人阿明。阿明在巴基斯坦人中属于肤色较浅的人，出生于巴基斯坦一家名门望族，十六岁就被送来美国读书，到今天，言谈举止已完全美国化，自己也称与美国人的认同远远多于与巴基斯坦人的认同。他从小在家里过着有众多佣人服侍的富裕生活，但他说他更喜欢现在这种自食其力，没有佣人的中产阶级生活。美奈子大阿明五岁，而且结过婚，但在阿明的眼里，她刚来美国时像虫子一样的无辜（Innocent as a bug，是阿明原话）。阿明的母亲不同意他们俩的婚事，因为美奈子因疾病做过子宫切除手术，不能生孩子。不过美国化的阿明并不在意，两人毕业结婚后来到硅谷工作。美奈子结婚后，随丈夫归依了穆斯林教，每年与丈夫一起守斋月：整整一个月从太阳升起到太阳降落除了喝水，不进食物，对丈夫颇有奉献精神。她来美国十几年了，一直保持着美国永久居民的身份，不准备放弃自己的日本护照。她的化妆品，食用补品都是姐姐从日本给她寄，或者网上从日本订购，厨房里好多用具也一定要日本产，但家里的两辆车却都不是日本车，而是欧洲名牌。阿明喜欢看日本电影电视，电视上如果出现相扑运动员的镜头，美奈子每次都立即要把眼睛遮住，不能忍受。阿明去过日本无数次，对日本非常赞赏，尤其对日本人从不插队赞不绝口。硅谷不同民族间的通婚非常普遍，但我注意到，很少有东亚女与南亚（印度或巴基斯坦）男之间的结合，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非常罗曼蒂克，从美奈子的眼里和她的身体语言中我可以看出她对阿明的喜爱。
美奈子和阿明在硅谷第一轮房价大涨价之前就在硅谷买下了一幢房子，本来处于经济上绰绰有余的地位。但在后来的第二轮全美房价大涨价的潮流中，他们被潮流卷入，在房价的几乎最高峰时在加州中部和圣地亚哥连续各买下了一幢新房子做投资。不久以后，房价暴跌，在加州中部的那幢房子价钱掉到买时的一半。火上浇油的是，美奈子前年在公司裁员时被裁，两年了，仍然没有工作，靠阿明一个人的收入月月入不敷出。好在阿明的兄弟有钱，不时地救济他们度难关。他们家的经济大权一直以来由阿明全权掌握，美奈子从不操心，现在美奈子为家里的经济情况忧心冲冲，有时责怪阿明做了错误的判断。

自由像蒸汽，没有约束就没有用处

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Woodrow T. Wilson说过这样一句话：自由像蒸汽，如果不加约束，就毫无用处（Freedom is like steam, useless unless confined）。就是说绝对的自由未必是好事。

西方社会崇尚自由，自由是人民必须不断努力不停争取的宝贵权利。若为自由故，爱情生命皆可抛，这句小时候学过的诗句我是到西方才真正理解的。而西方社会之所以成功，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自由程度大，尤其是思想自由政治自由程度大。我们中国人也以第一手经验看到过自由的巨大力量。中国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人民公社，结果大多数中国人民（农民）勤劳了一辈子连吃饱穿暖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少部分中国人（国家供养的城里人）则是除了吃饱穿暖没有任何生活的奢侈。改革开放后，中国从城市到乡村引进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结果是广大农民终于能够吃饱穿暖，还有不少人中国人在物质上过上了小康生活。

西方常常称自己为自由世界，与专制国家对阵，但西方的自由是绝对的吗？当然不是。西方不仅仅是一个自由世界，还是一个法律制度健全的世界，是一个自由与法律制约共存的世界。当社会个人自由程度高时，你的自由就有可能妨碍我的自由，解决这个矛盾的良方就是法律制约。在不妨碍别人时，你可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想做什么做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是当你的所作所为妨碍到别人甚至有可能伤害到别人时，你就要约束自己的自由，否则就必须受到法律制约。比如西方以言论自由为自豪，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西方言论绝对自由。美国人最常用的一个言论不绝对自由的例子是，不能在拥挤的人群中随便大喊“fire”（着火了），因为这样会造成人群恐慌，互相践踏。西方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还有很多其他例子，比如对种族歧视言论的限制，对宣扬纳粹思想言论的限制等等。西方的先进就在于建立了一套聪明的体制来达到自由与约束之间的平衡，该给自由的时候给自由，该有法律制约的地方有法律制约，使社会中个人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又防止了个人自由损害别人的利益，整个社会自由又和谐。

中国人思想容易片面走极端，常常用理科式黑白分明的单向思维来解读多维复杂的社会问题。要自由就意味着绝对自由，讲制约就是什么都不许想不许讲，把个人自由与社会和谐看成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不懂得掌握对立面之间的适度平衡。结果是，中国人既没有多少个人自由，整个社会又杂乱无章，低效益。想想我们中国人从小到大，在追求个人自由上可以说空间很小，从小被父母老师逼着读好书，上大学选专业大多是父母做的主，很多真话不能公开讲，很多事想做不能做，思想必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本书不许发表，那篇博客要删，一大群网站需要屏蔽，总之，人们的言行受到无数来自政府或周围人的约束压制；可是另一方面中国人又非常缺少公共道德意识，对自己的言行对他人对社会对环境产生的冲击缺少责任感，缺少自我约束。国家也没有合理的法律或者合理的执法机构来达到既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又约束个人自由对社会秩序的伤害，可以说是该有自由的时候没有自由，该有法律制约的地方又大多没有法律制约，整个社会管理体制落后不合理，人民在失去很多自由权利后，还没有换来一个和谐的社会。

Woodrow T. Wilson用蒸汽来形容自由非常形象。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蒸汽是由无数活跃跳动的热气分子组成的，这些活跃跳动的分子是蒸汽的活力所在，当人们把蒸汽约束在一面有活杆的气缸内时，不同分子间的活力就不再完全相互抵消，无所事事，而是成为推动活杆推动马达的有效力量。自由也是同样，首先，社会中的个人要有自由，这样才有活力，当社会中没有个人自由时，社会中的人就像冷却的空气分子一样没有推动社会马达的力量。但个人自由要受法律约束，这样才使得个人自由不会相互伤害相互抵消，才会将个人的活力转变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建设性力量。

职场漫谈：学会礼貌有效地说不

在美国工作生活，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几乎是必须的生活技能。有人说在美国，You talk your way out，有说服人的能力非常重要。西方文化比较崇赏直接了当，同意时要旗帜鲜明的说同意，不同意时，除了某些情况下要说善意的谎言（比如评论对方外表），很多情况下则需要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既是为了使工作更有效，少走弯路，也是向别人显示自己的才能个性的机会，有时则是保护自己利益的必须。在工作中，如果心里不同意也说同意，或者有不同意见时，总是模棱两可，不表态，会被看成轻者是没有主见，重者是没有脊梁骨的表现。工作环境轻松的地方，这样处世影响提升机会，但至少能明哲保身；到了环境不好或竞争激烈的公司，就有可能被搞得心情不愉快，甚至生存都困难。当然会说要有底气，要有思想有判断能力做后盾；在表达不同意见时，要注意方式，做到礼貌平和，给人以讲道理的印象。我发现以前共过事的有些中国同事平时不敢说不同意，一说不同意又不注意方式，给人以对抗的感觉，影响了公司的工作环境, 也影响了他(她)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发展，而且他(她)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还有可能得不到纠正。

那么怎样礼貌地说不同意，既不影响与老板同事的关系，又能达到有效的结果呢？下面三点是关键：

第一．把不同意的焦点集中在对方的观点上，而不要让对方觉得是对他（她）个人的否定，就是说要避免将表达不同意见变成人身攻击；
第二．尽量保持礼貌友好的态度，怎样来表达你的观点与你实际的观点是同样的重要；
第三．不要轻易对别人的动机下结论，把讨论的焦点放在判断的对与错或结论的对与错上，而不要轻易指责对方有不良动机。

我们在表达不同意见时要有正确的出发点，表达不同意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表达不同意见是为了使对方摒弃自己的观点，接受我们的观点，从而使错的东西得到纠正，使不公平现象得以减除，而不是为了证明对方不咋样。一个人的人品，能力，与观点的对错，并不总是完全等同的。一个人在某些问题上持有在你看来不对的观点，并不意味着这个人人品就一定不好，或者没有能力。你可以针对他的观点来表达你的不同或反对意见，尽量避免升级到贬低对方的人品或能力。有些人在表达不同意见时，习惯把矛头指向对方个人，用指责对方无能或无耻来反对对方的意见，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对方产生对抗情绪，变得反而更加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你的观点了。攻击对方人格还会失去那些本来赞同你的观点的旁观者的支持，因为你走得过了头。有时也许你心里真的认为对方不咋样，但向对方公开你的想法，对你想要达到的结果没有任何好处，而且还伤害了对方，损人还不利己。

在表达不同意见时保持友好礼貌的态度非常重要，有时是能否达到有效结果的关键。表达不同意见时要尽量避免使用极端，或者贬义性词汇，口气要尽量保持平稳，声量正常，表情中性，有时甚至友好，不要显得或听上去怒气冲冲，要给人以坚定但又心平气和讲道理的感觉，而不能给人以乱吵乱闹的印象，使对方觉得作为个人你是尊重他（她）的，只是在观点上意见不同，你愿意以理服人。

一个人有好的动机，不等于就一定懂得如何用正确的方式来达到好的结果。一个人判断出错，结论出错，不等于用心一定不良。我们在表达不同意见时要尽量避免攻击对方的动机，在不知道对方动机的情况下，尽量假设对方没有恶意的企图，甚至在讨论中向对方申明不怀疑他（她）的动机，只是觉得判断结论错了，这样对方更容易接受你的观点。如果因为对方没有用你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做事，就武断地断定他(她)的动机一定也不良，是片面的思维，哪怕你确实怀疑对方有恶意，也要尽量避开这个话题，否则讨论就很可能会转化成毁坏性的攻击对抗，不能取得有效的结果。

注意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不等于模棱两可，和稀泥，态度友好不等于立场不坚定，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必非要盛气凌人，在不放弃自己的观点的同时，以礼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会使沟通更有效，结果更和谐。注意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也不等于虚伪，人们不应该因为观点不同就互相不尊重，对方不完美不等于就不值得尊重。当人们本着尊重人的态度去表达不同意见，把对对方人品，能力，和动机的攻击从讨论中去掉，维持友好礼貌的态度，讨论就会更有效，更有可能产生建设性的效果。

我这里叙述的几个礼貌有效地表达不同意见的原则方式不仅适用于职场，也适用于许多其他场合，比如教育批评孩子，解决家人之间的问题，以及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辩论等等。

智利地震联想：国家发达程度与地震死亡人数

有人说，用国家发达程度来衡量地震所带来的损失比用里氏地震级度来衡量要更为准确。房屋建筑质量，建筑标准的制定和实施系统是否健全，以及灾难发生后的急救能力，是影响地震所带来的人员伤亡数大小的重要因素。下面是从1970年起，在世界范围内，部分大地震发生所在地，地震级数，和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统计数字：

年代 地震发生所在地 地震里氏级数 死亡人数
1970年4月 中国通海 7.5级 10,000人
1970年5月 秘鲁 7.9级 70,000人
1974年5月 中国 6.8级 20,000人
1976年2月 危地马拉 7.5级 23,000人
1976年7月 中国唐山 7.5级 255,000人（官方数字）
1978年8月 伊朗 7.8级 15,000人
1985年9月 墨西哥 8.0级 9,500人
1988年10月 阿美尼亚 6.8级 25,000人
1989年10月 美国旧金山 6.9级 63人
1990年6月 伊朗 7.4级 40,000 – 50,000人
1993年9月 印度 6.2级 9,748人
1999年8月 土耳其 7.6级 17,118人
1999年9月 台湾 7.6级 2,400人
2001年1月 印度 7.6级 20,085人
2002年3月 台湾 7.1级 5人
2003年3月 伊朗 6.6级 31,000人
2005年10月 巴基斯坦 7.6级 86,000人
2006年12月 台湾 7.1级 2人
2008年5月 中国四川 7.9级 87,000人（官方数字）
2010年1月 海地 7.0级 233,000人
2010年2月 智利 8.8级 711人（最新统计）

由于从1970年到2010年大地震发生次数太多，我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主要列举了从1970年以来所有死亡人数接近或超过万人的地震，我们可以发现死亡人数最高的地震发生在中国，海地，伊朗，巴基斯坦，印度，阿美尼亚，和土耳其。这四十年地震史上，死亡人数列前四名的地震，中国占了两次，其中一次就发生刚刚过去的2008年。我在这里还特意列举了一些台湾和美国旧金山的数字以用来做比较。台湾是人口密集，地震频繁的地区，可台湾由于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地震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相比要低很多。我所居住的旧金山湾区也是地震多发地带，人口密度相对美国其他地区要高些，但地震造成的人口死亡数则非常低。

中国人总是强调要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常常将眼睛盯在GDP，奥运金牌这些“挣面子”的大事上，而不想想做为一个人，自己想要什么？什么更重要？不懂得把重点放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上。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不是仅仅用GDP可以衡量的，一个国家建筑标准的高低，建筑标准的执行体系，建成房屋的质量，灾难发生后的急救能力，灾难善后安排，以及能否吸取这一次灾难教训改善下一次防灾能力，都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的标准。海地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如此之高，房屋质量差和没有急救能力是重要原因。反观中国，中国的房屋建筑质量之差对中国人来讲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美国的房子几十年还很完好，十年内的算是新房子，看着也新。中国的房子常常是第二年就开始显旧，没有发生地震是大家的运气，发生地震，死了还有可能连统计数字都进不了。在中国，且不说建筑标准的高低，哪怕现有标准，恐怕只对大城市大项目才有意义，到了县城乡村，就基本上没有执行监督体系。另外，据地震专家说，地震发生后，当地有自救能力，能够在地震发生的当时当天就开始解救任务，是除了提高房屋抗震质量外，减少地震死亡人数的另一个重要关键。中国发生个什么灾害，每次都要等党中央派遣没有救灾特长没有救灾设备的解放军，地方几乎没有自救能力，救起急来迟钝低效。四川大地震时，记得我看过一段录像，一群小学生被困在倒塌校舍里的二楼上，下不来，当地消防队员们在外面赤手空拳干着急，连麻绳梯子这些基本器械都没有，无法将孩子们救下来。最后人们从各家收集来数张床单，搓绑成长绳，才使消防队员能够攀入二楼解救孩子们。中国的GDP再高，如果没有被有效地转化成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没有被有效地用来为人民提供各个方面的服务，又有什么意义呢？

智利这次地震级数如此高，伤亡人数却这么低，一个原因是1960年智利发生过一场9.0级以上的大地震，造成约6000人死亡，显然智利在地震过后总结经验，学会了如何对付地震，有效地减低了地震死亡人数。中国大灾难发生后，总是不立足于了解真相，从灾难中学习，而是能隐瞒真相则瞒，人死了白死，连教训都买不来，下一次大地震来，还是几万几万的死人。中国今天的GDP也许已经排入世界前列，但纵观社会方方面面的质量和管理方式，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不发达的国家。

后记：我这篇博客同时发在三个网站，收到很多攻击的评论（不是简单的不同意，而是攻击），让我不禁想这些人是不是中国政府花钱雇佣的“网络评论员”？这些人为什么对有意帮助中国人民的观点那么仇恨？为什么有些中国人的思想总是和西方人思想那么不同，好像来自不同星球？房子质量和救急能力是很多西方专家公认的减低地震死亡人数的因素，也是人唯一可以做的事，中国这两方面确实存在大问题。地震的震中位置是很关键，但不是人可以控制的，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把精力放在人可以做的事上，这样下次大地震来不再几万几万的死人呢？四川大地震时，我这里一个当地的chat forum 上有一条四川大地震讨论线，有一位美国人说：Hope Chinese learned from this that crappy houses do kill。恐怖的是我们中国人可能根本就没有从灾难中学习，中国政府在四川大地震后严格控制对真相的调查，最后一切不了了之，这种对待灾难的态度将使中国永远难以从名列前茅的地震死亡名单上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