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替莫言辩护解脱的人再说几句

莫言在诺贝尔奖领奖会上说的话引起争议后，网上有很多华人替他辩护解脱，说莫言得的是文学奖，不要把政治牵涉进来，不要对莫言过于苛求。我认为，莫言用五毛逻辑招架对中共新闻检查制度的提问，同时躲避对刘晓波以及其他中共敏感问题的提问，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他如何做人的问题，是做人有没有脊梁骨的问题。莫言早就说过自己是个懦夫，今天他用自己的言行证明他确实是一个懦夫。如果一个小人物是懦夫，民众没有必要多费口舌去苛求指责。但莫言已不再是个小人物，作为第一个被中共官方承认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以诺贝尔奖的名望，尤其以该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他的名字将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很久的印记，他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某些中国人的榜样甚至崇拜对象，指出他人格上的缺陷，让他的诺贝尔奖成为有争议的诺贝尔奖，是有责任的中国人应该做的事。

有人说，在那个体制下存活不易，就放莫言一把吧。关键是，莫言在选择如何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实际上就已经做出了明确的选择：他要的是政府放他一把，而不是人民放他一把，因为他知道人民在中国没有任何力量。如今，莫言得了诺贝尔奖，又有强大的中共政府的支持，人民争议几句，对他的实际眼前利益不会有任何伤害。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希望让中国人（华人）意识到，不管一个人得了多有名望的奖，如果他缺乏人格，那么这个奖所含的意义就多多少少被污染了；希望能够提醒中国的年轻人，不要以一个没有人格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榜样。所以，对围绕莫言的争议，人们不应该解释为对他个人的攻击，而应该理解为对他的言行所代表的反面意义的谴责。莫言既然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在他具有了一个比一般中国人更有利的机会，来反抗中共高压时（哪怕是消极反抗），仍然选择做一个屈服于中共政府的懦夫，那么中国人就有责任在他诺贝尔获得者名牌的旁边同时给他刻上一些反面的烙印。如果中国人对这种言行无动于衷，不加谴责，任由中国人一代接一代地出懦夫，那以后就不要抱怨别人看不起中国人。

还有人说，评价莫言应该以他的文学作品为标准。首先，我认为，很多中国人如今自称喜欢莫言文字，恐怕十有七八是因为莫言得了诺贝尔奖才喜欢的，过去我很少听中国人提莫言。所以诺贝尔奖的光环，对很多中国人评价莫言作品，起了不小的作用。那么得诺贝尔文学奖，真那么说明作者的水平吗？如果你读过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致词，也许你会想，诺贝尔奖委员会在莫言作品里找到的东西，未必是大多数中国人在文学里寻找的东西。当然，如果你本来就喜欢这种作品，那就尽管喜欢；如果本来对那种作品不感兴趣，因得奖而跟风而喜欢，就有点可笑了。至少对我来讲，莫言在展示曲扭，残酷和无情时也许手法高超，但他的作品缺乏对人性里超越兽性部分的思索和渴求。虽然通过暴露他自己饥饿贫脊的童年，以及中国农村“猪圈般的生活”（来自诺贝尔奖授奖词），他的作品揭穿了中共的“宣传谎言”，但这个揭穿更像是无意而成的，而不是有意识去做的，所以其深度和力度也是非常有限的，更谈不上说给人以启示。莫言思维水平的浅显，还在其他方面有所表现，比如他自愿参加手抄《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过后又替自己行为辩护，写诗赞扬重庆模式，等等，都反映了他不仅仅是个懦夫，而且他确实思维能力有限，看不清中共制度的邪恶本质。他作品里缺乏对超越兽性的渴求，也许正是他自己灵魂里缺乏这种渴求的反映。

不少人把莫言与苏联的肖洛霍夫相比，也许他们与专制政府同流合污的言行有着相似的地方，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苏联文学史上最畅销作品，该作品在德国也很畅销，这些都发生在斯大林时期的四十年代，而肖洛霍夫是1965年才获诺贝尔奖。与之相对照，中国人里又有多少人在莫言作品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喜欢莫言作品？有多少中国人或者西方人是通过莫言的作品认识中共罪恶的？所以，肖洛霍夫作品的的社会性和影响力都是莫言作品望尘莫及的。诺贝尔奖委员选择莫言作品，虽然冠之以社会性原因，但事实上，莫言作品的社会性影响，不管是对中国人，还是对西方人，都比不上很多其他中国作家。

网上还流传莫言反感西方记者提问，宣称被问烦了，越是逼他，就越不说，让我觉得怎么听上去跟没文化不爱讲理的大兵土匪一样，刚被多问两句，就烦了。中国真是土匪辈出，不仅政府官员透着匪气，就连得诺贝尔奖的文学作家也透着股匪气。莫言要是真烦西方了，那就拿出点骨气来，干脆拒绝领取西方人的奖。他既然没有拒绝西方诺贝尔奖的名气和奖金，没有拒绝诺贝尔奖给他带来的好处，那他就不能拒绝西方人对名望的要求，拒绝伴随好处而来的责任。莫言和中共官员一样，好处特权来者不拒，却不肯承担任何特别的责任特别的要求，不亏是中共教育出来的作家，也是言论不自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社会里的必然。

另外，这场莫言诺贝尔奖的风波，也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也许通过这场争议，可以消除一些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过分迷恋和崇拜，消除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中国人眼里过多的明星光环。诺贝尔奖获得者，既可能是伟人，也可能是小人。比如，同获诺贝尔物理奖，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不仅具有高超的物理思维水平，他的人文思维水平也同样很高，他对专制之邪恶本质的认识，对宗教的思考，都让人敬仰。而另一个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则是专制制度的同情者，虽然在物理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作为人，他不值得我们的尊敬。如果中国人减少些对诺贝尔奖的过分迷恋和崇拜，也许就会少上演些二十八岁的年轻女子爱上八十二岁的诺贝尔奖老爷爷的畸形故事了。

诺贝尔奖得主莫言何以巧变五毛

“五毛”是中共网络宣传员的代名词，词源来自网络宣传员每发一帖，可以向党组织领取五角奖励这一事实，在网上有网络宣传员发帖后递交的领奖发票照片为证。中共网络宣传员搅浑是非的一大法宝是：把西方社会里的某些特点做无限夸张放大，推向极端，以此为中共无耻行为寻找借口，最后得出美国人干得，为何中共就干不得的结论。比如，如果你写文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就会有五毛在你文章后面跳出来说，美国也没有言论自由，某某中国学生只不过对美国导师说了几句狠话，不就被判威胁罪了吗？总之，“五毛”们共用的典型手法是：要被称为自由，就必须是毫无制约的绝对自由，否则就等同于没有自由；要说一个人是好人，这个人就必须尽善尽美，毫无瑕疵，否则就和坏人没区别，所以嘛，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一点都不比中国好，中国其实和美国一样，等等，以此类推吧。“五毛”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往往对西方制度尤其是软肋颇有知识，对西方的某些激进观点更是了如指掌，擅长把西方制度的特点或软肋转化为替中共制度辩护的依据，把西方批评自己的某些激进观点用来做中共反人类行为的挡箭牌，估计是党国机构集中脑力研究出对付西方的策略，然后在“五毛”培训班上培训普及的结果。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领奖会上答记者问时，就沿用了上述五毛式搅浑是非的手法。在被西方记者问如何看待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时，莫言回答道：“我反感所有的检查，比如我去大使馆办签证，他们也要检查；我坐飞机出海关，他们也要检查；甚至解下腰带，脱了鞋检查。但是我认为这种检查是有必要的。我从来没有赞美过新闻检查这种制度，但我想新闻检查每个国家都存在。但是检查的尺度和标准都一样。如果没有新闻审查，大家都可以任意污蔑和诽谤人家，相信任何国家都不容许。但是我想新闻检查应该遵守的最高准则：只要不违背事实真相的都不应该检查。违背了事实真相的都要检查。”他把安全检查与中共新闻检查混为一谈，好像只要是检查，就都是一丘之貉。事实是，安全检查是为了人民的人身安全，防范的是危害无辜民众的恐怖分子，而中共的新闻检查是为了确保中共江山永不变色，防范的是真相和良心，能把这两者相提并论，是只有没有廉耻心的人才有胆量公开做的事。莫言还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新闻检查的标准和尺度每个国家都一样。如果说西方的新闻法确实有防止污蔑诽谤他人的条款，那么，中共的新闻检查制度则是只允许党污蔑诽谤他人，今天污蔑这个人是右派是反革命，发送劳改，明天又诽谤那个人要颠覆国家，判他十一年徒刑，却不允许人民说出事实真相。

莫言也许擅长讲故事（其实我个人并不喜欢听他的故事），但在心底里，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共党员，没有人格，借用蒋介石对中共的评价，就是不讲廉耻的禽兽。当然，也不排除莫言出国领奖前，被上过党国的五毛培训课，因此能在对付西方记者时，如此机灵，巧变五毛。

毛泽东为何自愿上斯大林的钩：与读者对话

朝鲜战争由斯大林和金日成密谋策划发动，中国抗美援朝是在斯大林的诱导和指令下促成，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历史事实，有俄国档案馆近年来公开的斯大林与金日成和毛泽东之间的电报，白纸黑字为证。但对于毛泽东为何自愿上斯大林的钩，听从斯大林的摆布，奉献百万中国志愿军的鲜血和生命，为斯大林和金日成发动的战争收拾残局，仍然是众说纷纭，各有各的理论。我在上篇《毛泽东如何被斯大林诱入朝鲜战争》一文里做了我的推论，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自愿上斯大林的钩，是为了要对亚洲革命负责，要做斯大林封给他的亚洲革命领袖。万维博主阿妞不牛，西木子，特有理，saxon1981和兰冠云（代毛粉）等在我上文后面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万维博主博闻则质疑了我文中关于美国没有攻打中国意图的陈述，我这里将他们在上文留下的评论整理了一下，与我的答复一起做个发表。我这篇里的答复有些与原答有所不同，原答因过于匆忙，有些回应回答得不清楚，特在这里做改进。另外，心田和JinShanDuXiu关于中国洗脑教育后果的评论，以及识字而已对朝鲜战争的精彩总结，也一并在这里收入。阿妞的评论很长，我做了大尺度删节，希望仍然保持了她的主要观点，希望阿妞不会因我不赞同她部分观点而生气。

西木子：不知有没有史料爆料毛泽东想借用此机会掌控北韩，以免金日成彻底倒向苏联？

伊萍：毛泽东力主参战的意图众说纷纭，就算掌控北韩是毛的意图之一，那也是得不偿失。首先花那么大代价是否值得，从后果看有什么事实证明金日成被毛泽东掌控了？北朝鲜从那时到今天帮过中国什么忙？毛花出去那么多钱和生命，付出那么沉重的代价，又换回来了什么？事实是，北韩不是被毛争取过来的朋友，而是被苏联扔掉的朋友，走投无路才投到毛的怀抱里的。中国现在背负着这个早就被苏联（俄国）扔掉的包袱，还在不断用中国的资源填补着无底洞。这种只会要东西，从来没有能力给予任何帮助的朋友，不要也罢了，更不要说牺牲几十万甚至可能上百万人的生命去拉这么个朋友，只有傻瓜才会花这么大代价去争取这种朋友。

阿妞不牛：共产党阵营绝对不是铁板一块，里面尔虞我诈各自怀有鬼胎是不争的事实。…毛之“杰出伟大”，就是体现在哪怕斯大林金日成把他蒙在鼓里，不但搞砸了他马上拿下台湾的计划，而且金日成穷途末路向他求救，他压下一腔怒火，立马抓住这个时机，用中国民众的血肉弯弓射大雕，一箭数雕：第一，公开武力抗美，不说世界第一，也是在共产阵营冒头，…（让）几乎所有亚洲共产党实际上拜他（为）帅；第二，利用韩战，把中苏条约实质化，苏联的军援以及其他工业技术援助，马上兑现；第三，公开“抗美援朝”，强化党内与国内控制，迅速建立毛本人的个人绝对权威与极权统治。第四，利用韩战，消化处理掉大批的国民党叛将降兵。第五…。毛泽东当时最大的难处，是不能把上面如此精算在党内和盘托出：连对周恩来刘少奇都不能这样明说，可是要他们信服臣服。这就是真正的高招了。至于忽悠国民甚至世界，甚至忽悠斯大林，都不在话下。

伊萍：我同意你说的共产党阵营内部也是勾心斗角，毛泽东内心肯定是不甘于斯大林之下的。关键是，毛没本事，斗不过斯大林，在苏中朝之间的勾心斗角中，毛是被利用，最后也是最吃亏，当然实际吃亏的是中国人民。朝鲜战争发展的每一个过程，不是毛在掌控局势，而是斯大林在掌控着每一步，每一个主意都是斯大林的主意，是斯大林在主动利用毛，而不是毛在利用斯大林。说毛想以参战来巩固自己与苏联的实质关系，或者像西木子说的，以防止金日成彻底倒向苏联，都是可能的因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我认为你说的第一点，做亚洲领袖，才是毛力主参战的主要原因。至于说毛忽悠斯大林，我不知道他怎么忽悠斯大林了？斯大林要他出兵，他就出兵了，斯大林的目标达到了。苏联幕后发动战争，自己却不死一个人，这到底谁忽悠谁，还不是明摆的吗？

你的第三第四第五点，有点牵强附会，毛没有必要通过韩战来达到这些目的，在国内搞运动，效果要好得多。我想要说的是，我认为你把毛泽东想像得太计谋周全了，你说毛的这些想法连对刘周都不能说，就说明这些大都是没有依据的后人的猜测。

阿妞不牛：毛的“忽悠斯大林”，就是借用朝鲜战争，得到苏联的工业技术援助；…

伊萍：用真血真生命换来援助，那就不叫忽悠了。我不是说毛不想忽悠斯大林，问题是他有没有那个本事去忽悠斯大林。不要把毛想得太聪明，他那点本事也就只能忽悠忽悠中国人，到国际上就只有吃亏的本事了，跟斯大林打交道吃亏，跟金日成也吃亏。而最亏的是中国人民，因为他亏给外人的是中国人民的生命和利益。

特有理：一个重大决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决定性的因素往往却是大家容易忽略的，与本性内核中最原始的部分直接相关的部分。比如某种层次的饥渴、嫉妒、恐惧等。据本人对毛泽东本性的梳理，他有极度的权利（力）饥渴并在掌权后对失去权利（力）有极度的恐惧。他决定出兵朝鲜，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恐惧！

伊萍：恐惧也许是毛下意识中的一个因素，但我不认为是主要因素。他如果需要靠打仗来稳固自己的权力，首选应该是打台湾。

兰冠云：你不要低估了毛泽东的睿智：他老人家深谋远虑，以抗美援朝为投名状，获得共产主义阵营的接纳，换取了苏联的技术援助，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基础，祖国发展由此一日千里。这可不是我的私货，而是一些毛左的论证。我在旧作里批判过，后来收起来了。先看看你怎么批吧。

伊萍：那是毛粉的理论？如果一国之主要靠让自己的人民大量去送死才能换来别国的接纳和帮助，才能以此发展经济，这样的人还是他们心中的红太阳？这可不是一般的脑残。

saxon1981：真实的历史是毛泽东雄才大略，或者讲野心勃勃，在基本统治全中国后，其野心是亚洲，甚至世界。你是否注意到了毛泽东在斯大林面前俯首称臣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一肚子牢骚。斯大林阅历无数，早也知道毛泽东的野心。为了共产主义的大局，斯大林把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小共产党交给了毛泽东管理。在五十年代初期苏中的来往电报中有相关的透露。

伊萍：被斯大林封为亚洲革命领袖，正是毛泽东自愿上钩的主要原因。这也是斯大林狡诈的地方，利用毛的野心，说两句好听的话，封个不费钱的称号，就能让毛泽东心甘情愿为他的计划出血出力。至于说毛雄才大略，如果真那么雄才大略，怎么干了件这么吃亏还没有在收益国家落下名声的蠢事？

博闻：我对毛一直是批判的.但是从现实看,说当年美国没有侵略中国的意图,也太天真了。当年如果让麦克阿瑟把战线放在鸭绿江边,那么统一的朝鲜就会比现在日本对中国危害还大.当然了,除非毛彻底倒向美国一直制衡苏联,但是那在当时已经不可能了。一个战败国日本,一个小小钓鱼岛,美国尚且能做出这么多文章.何况上千公里的边境线.

伊萍：进攻中国和牵制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美国不会进攻中国，不等于美国不想要牵制中国。牵制中国是绝对必要的，任何邪恶势力你不牵制它，它就会扩张，给世界和平带来巨大威胁。当年北朝鲜侵略南朝鲜，正是因为美国疏忽了在亚洲对共产势力的牵制。美国是在朝鲜战争之后，才加强了在亚洲的牵制力量，开始给南韩和台湾以军事保护。

毛泽东当然不乐意看到鸭绿江边驻上美军，就像毛不乐意看到台湾在敌对势力控制之下一样。可为什么毛不去攻打台湾，却去保护北韩呢？原因就在于，斯大林下令要保卫北韩，而没有下令去攻打台湾。上千公里的边境线又怎么了，敌对国家相邻的例子多去了，古巴就坐落在美国的鼻子眼底下，人家不是照样生存？毛泽东有能力打进所有相邻敌对国家吗？他单挑北韩不是偶然的，没有斯大林的命令，抗美援朝不可能发生。

识字而已：想想要不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介入，今天的南韩日子就过的象北朝一样；想想要不是中国介入，今天北朝日子就过的象南韩一样。如果金日成1950年6月25日不越过三八线，南韩和北朝还是南韩和北朝，38线还是那个38线，忙啥了？

伊萍：我再同意不过了，朝鲜战争其实就是起因于一个无赖的权力欲，造成了几百万人的无辜死亡。

JinShanDuXiu：几年前回国正赶上“抗美援朝”纪念日，中共控制的新闻当然绝口不提谁先侵略谁的事实。一次我对聚会的人们说是北朝鲜最先发动战争的，周围人那个愤怒劲，感觉他们就要冲上来把我撕了。从此也可看出中共长期宣传洗脑严控新闻的功效。

心田：在我的《韩战真相》里说了韩战真相不是美国侵略中国，而是联合国会议决定派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去抗击北朝鲜侵略南朝鲜，却遭到许多人的围攻。

伊萍：反洗脑不是一件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任务，而是要反复讲，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讲，慢慢才能起作用。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与自己相信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的话，第一个本能往往就是反抗，认为不可能。但第二次第三次再听到，慢慢地，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听进去，能够开始思考。所以不要因为有些话题有人写过了，其他人就不再去触碰那个话题。每个人写，视角，文风都会有所不同，会吸引不同的读者，会让一些过去不接受的人慢慢接受。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来为中国人的反洗脑做贡献吧。

从唱红打黑看中国之落后

本文写于2012年3月。忘了在这里发，现在补发。

据说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得到了重庆人民的支持，且不说这个说法有没有事实依据，因为共产党什么时候不说它的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它给过人民什么手段来对它的政策进行审核探讨，给过人民什么渠道来表达支持还是反对？是重庆人民投过票肯定了重庆模式？还是重庆人民办过报赞赏了重庆模式？这个所谓人民支持的依据到底从何而来，实在令人怀疑。以共产党的一贯作风，不排除人民支持的依据是：政府掌控的电视台采访了一些居委会大妈，大妈们对着镜头为唱红打黑说了一番激情的赞扬肯定的话，这就是重庆人民支持唱红打黑的依据了。退一万步说，就算有那么一些重庆街头的大叔大妈大哥大嫂们支持唱红打黑，也不等于就代表了真正的民意。当年毛先帝搞大跃进，搞文化大革命，中国街头的大叔大妈大哥大嫂们不也都热烈拥护积极支持吗？在一个言论不自由思想遭封锁的社会里，人民大多蒙昧无知，民意更经常是曲扭变态。要知道人民是否真心支持政府的政策，首先你要给人民以公开自由评说讨论的渠道，要让反方能够公开质疑政府的政策，公开与政府辩论，探讨这项政策的好处与坏处，探讨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然后再让人民决定他们支持哪一方。一个媒介完全被政府控制，只允许一方讲话，人民只能听到一面之词的国度，民意多是假民意，支持常常是伪支持，否则你可以说北朝鲜人民还支持金家王朝的残酷统治呢。

还有人说，重庆模式是党内竞争，是给人民多一种选择，最后人民得益。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党内竞争只许后退，不许进步，不允许向前迈进尝试民主自由，只允许在停留在邓先帝思想或倒退到毛先帝思想之间选择，人民怎么得益？如果政府只给人民两种极端选择：面对腐败，要么政府什么都不管，要么用高压滥打的手法治理问题，你说让人民支持什么？如果人民真的支持严刑打黑，问题的根源也在于政府，因为政府没有能力为人民提供一个聪明合理的选择，一个可以依法防范依法治理的法律体系。政府只给人民坏的和更坏的两种选择，人民不管支持哪一种，到头来总是输家。

以严刑酷法来打黑，这种治理社会问题的方式说到底就是秦始皇式的治国方式，在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之后，中国政府治理问题的理念和手段与两千多年前相比仍然没有什么进步，可见中国有多落后。事实上，当今中国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整个国家的管理体系实在是太落后了，治国精英们的思维水平和管理方式基本上还没有超越秦始皇时代，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不过是在走当代秦始皇-毛泽东的老路，除了大讲大唱大搞严打，一点也没有现代管理理念，一点也不懂现代管理方式。结果只能是，唱红打黑看似轰轰烈烈，但一阵风过去后，其实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一切最终又重回原态，社会仍然原地踏步，没有任何进步。都说中国人缺少创新精神，而中国人里最没有创新精神的，就属掌控中国的中共高官们了，捧着毛先帝邓先帝的尚方宝剑，思想僵化，不敢有任何超越；一遇到问题，不去学习周围成功的范例，比如日本台湾美国的经验，不与时俱进，尝试用现代管理方法来解决问题，只会翻老祖宗的箱柜，淘出那些已经被历史证明彻底失败了的陈旧的毛式法宝，撞了六十多年的南墙（或者说两千多年的南墙）也不懂得转向，不知为何，以为过去那些失败的法宝只要一遍又一遍地试就会有一天产生奇迹，这种不合理的思维方式实在令人费解。

今天的中国，尽管GDP世界第二了，尽管高楼林立，越来越多的人开上了汽车，甚至用上了iPhone，但由于整个国家管理体系的落后，中国本质上还是个思想愚昧社会落后的国家。而中国只要不从落后天朝专制制度下走出来，不建立现代民主自由制度，就必定只能原地循环，永远走不出愚昧落后，永远是个畸形的另类，永远也成不了现代发达国家中的一员。平心地讲，除了唱红打黑，薄熙来讲的某些其他话，倒也不无道理，比如不能只追求GDP，中国人不能只会赚钱，没有精神追求，政府要关心民生等等。但说得好听，不等于就做得到，口号目标吸引人是一回事，手段合理不合理，能不能实现这些口号和目标是另一回事。共产党的口号什么时候不好听？共产主义理想那可是最完美的，但最后共产主义国家都沦落为邪恶国家，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创始人事先就想要创造一个邪恶的世界，而是因为他们信奉的理念他们实施的管理制度落后，不符合人性，才最终滑向邪恶。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与毛泽东式的治国模式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借鉴“新中国”前三十年发展的结果，人们可以预料重庆模式从长远来看不会成功。要实现薄熙来的那些目标，只有迈向民主自由才有可能。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落后的夜空中，最近也曾划过一道现代文明的闪光，那就是广东省高官汪洋在处理乌坎事件时，迈出了超越前人的可喜一步，让人们看到：政府用现代理念来处理社会问题，是有可能在中国出现的。但愿落后的重庆模式能够尽快在中国寿终就寝，进步的乌坎模式能够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星星之火。

毛泽东如何被斯大林诱入朝鲜战争（下）

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在面临苏联拒绝出兵援助，北朝鲜即将被美国收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给毛泽东发出了恳请中国出兵的求救信；斯大林也在同日给毛泽东发电报，下令中国派部队过江援助朝鲜。10月2日，中共召开了一个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当时，刘少奇，周恩来等绝大多数中共高官都反对中国出兵朝鲜，只有毛泽东一意孤行，力主派中国志愿军参战。10月5日，毛泽东终于将中共大将军彭德怀争取到自己的一边，由彭德怀出面说服政治局，使得中共政治局当天通过了派兵朝鲜的决议。在中国做出出兵的决定到中国军队正式跨过鸭绿江期间，斯大林又多次发电报催促中国军队尽早进入朝鲜。苏联在最早提议由中国出兵援朝时，曾有苏联代表提出过中国出陆军苏联出空军的设想。10月8日，周恩来向斯大林询问这个中国出陆军苏联出空军的援朝计划时，斯大林回电说，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建议中国陆军先帮北朝鲜打，苏联空军等两个半月后准备好了再加入。过了几天，斯大林又对周恩来说，苏联空军准备好了也不能过鸭绿江，实际上就等于明确表示苏联不能参加援朝战争。尽管苏联明确表示了不参战，毛泽东还是下令中国出兵“照原计划进行”。[1]

1950年10月19日，百万中国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面对拥有装备绝对优势的美军，展开了一场以人海战术取胜的厮杀。从1950年10月参战，到朝鲜战争结束，中国总共派出了300多万中方人员进入朝鲜[4]。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南北朝鲜以三八线分割，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一切回复到原态，仍然是三八线分割南北，但这三年期间，几百万人丧失了生命，其中中国和南北朝鲜的死亡人数都非常惨重。据中国1992年公布的官方数字[2]，中国士兵在朝鲜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为14万8千[2]，受伤人数为34万[2]。以中共政府一贯隐瞒压低死亡数字的做法来判断，这个中国官方数字的可信度不大。中国到目前为止仍然不敢公开与朝鲜战争相关的大量文件档案，说明中共仍然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需要隐藏。西方大多数来源估计，朝鲜战争中，中国志愿军死亡人数在40万左右[2]，有些来源甚至估计，中方死亡人数高达150万[2]；据说邓小平自己就曾经承认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死了四十万[3]；而苏联官方文件认为中国死亡人数为100多万[3]。另外，西方大多数来源还估计，北朝鲜人民军的死亡人数为50万[2]，南朝鲜军队和平民死亡人总数为40万左右[2]，援韩美军的死亡人数则为近3.7万[2]。

朝鲜战争是一场由苏联幕后支持发起的战争，金日成入侵南韩的作战计划，连细节都完全由斯大林策划提供。这场战争给中朝美参战各方的军队以及人民，带来了惨重的伤亡损失，战争始作俑者之一-苏联却没有死一个士兵。斯大林其实从一开始就担心美国有干预的可能，这是为什么他自始至终那么坚决地咬定，苏联人员不能介入朝鲜战争。金日成从1949年3月起，首次向斯大林兜售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斯大林最初并不同意用武力来统一，认为风险太大，有可能会引来美国的干预。他劝金日成用政治手段，用宣传社会主义制度好，以及用游击队和间谍在南朝鲜鼓动捣乱的方法，来统一朝鲜[1]。但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使斯大林改变了想法。1949年6月，美国从南朝鲜撤了军；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吉逊宣称，南朝鲜不在美国的亚洲防御圈之内[2]。美国的一系列言行使得斯大林对金日成计划的冒险性做了重新估价，产生了美国也许不会干预的侥幸心理，尤其是美国国务卿1月12日的讲话让斯大林放心很多。几个星期后，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终于给金日成发电，批准他的提议，开放了朝鲜战争的绿灯。但斯大林仍然留了一手，从头到尾一口回绝为北朝鲜提供任何人员帮助，以防止苏联与美国的直接对抗。斯大林既想要避免与美国直接冲突，避免苏联因此可能遭受的残重损失以及在国际上落下坏名声，又希望扩大共产世界的地盘，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所以他在冒险同意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计划的同时，一直竭力鼓动用中国军队来做后顿，以寻求一个对苏联来讲两全其美的选择。

毛泽东为什那么心甘情愿地要上斯大林的钩？为什么他对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的金日成那么倾力相助？为什么他要一意孤行不惜代价地介入朝鲜战争？原因也许要从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过的一段话里去找。斯大林曾经对毛泽东说，共产国际解放世界的任务，欧洲这一片由我来负责，亚洲革命就由你来负责[1]。毛泽东听了这段话，心里非常受用。毛泽东做事从来都是放眼世界的，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一贯不惜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比如大跃进后，中国人民已经普遍面临大饥荒了，中共政府还在出口粮食支援亚非拉。毛泽东之所以执意要送中国志愿军去朝鲜，正是为了对亚洲革命负责，为了自己能够挣得亚洲革命领袖的称号。在通往亚洲革命领袖圣坛的道路上，洒些中国人民的鲜血，铺垫上中国人民的生命，在毛泽东看来，根本是微不足道，在所不惜的。而斯大林的狡诈之处就在于，说几句好听的话，封给毛泽东一个不值钱的称号，就能让毛泽东自愿上钩，为斯大林计划出血出力。据说中国当今的毛粉喜欢抓“汉奸”，要说谁是汉奸，毛粉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史上最大的汉奸。从砸破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拜西洋糟粕-马列邪教为国教，到为世界共产革命的胜利，为自己做亚洲革命领袖进而做世界革命领袖的个人野心，牺牲几十万甚至可能上百万中国人民的生命，毛泽东所出卖的中国人民的利益，其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害人之多，绝非中国史上任何一个汉奸所能望尘。与毛泽东相比，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汉奸们出卖的，不过是蝇头小利。

可悲的是，今天的朝鲜人民根本不知道中国人民曾经为北朝鲜做过巨大牺牲，因为在北朝鲜的历史书上，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历史早已完全被抹掉了。在北朝鲜人民的眼里，当年战胜美帝国主义，保住北朝鲜，完全靠的是金将军的英明领导。想一想，也可以理解，金家王朝在北朝鲜牢牢掌握政权的根基是建立在北朝鲜人民对金家三代的绝对崇拜上的，如果北朝鲜人民知道了金日成曾经向中国求助，才打败了美帝国主义，金太阳的光辉岂不是要暗淡很多？金家王朝的根基岂不要松动？金家王朝怎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毛泽东被斯大林利用，在一个蛮干的冒险计划最后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不惜代价，用无数中国士兵的鲜血和生命，去为那个蛮干的无赖收拾残局，挽救天下，最后其功德还得不到无赖的承认，实在是做了一件天底下蠢得不能再蠢的大傻事。话说回来，毛泽东与金日成是一丘之貉，也是靠谎言起家靠暴政掌权的，中共的历史书本上所充斥的谎言，恐怕一点也不会比北朝鲜历史书上的少。

注：本文介绍的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历史细节，主要依据来自沈志华教授在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座上做的演讲【1】（http://www.youtube.com/watchv=YSFudfIGIuc&list=FLyGNvSf9eKP68SlwqaqYYRg&index=1&feature=plpp_video），其余史料，日期和数字来自维基百科词典【2】（http://en.wikipedia.org/wiki/Korean_War），中文网站-美国主机论坛【3】（http://www.usidcbbs.com/simple/?t1430.html）和百度知道【4】（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92573505）。

后记：沈志华现为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他查阅了俄国档案管近几年来解密的大量苏联档案和文件，尤其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和金日成之间的来往电报，以及中国档案管可以公开查阅的文件，他讲解的朝鲜战争历史可信度比较高。注【1】是沈教授演讲全段录像的链接，讲得非常好听，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听。

毛泽东如何被斯大林诱入朝鲜战争（上）

1950年10月，中共在刚刚打完国共内战，新政府成立仅一周年，国家仍然百业待举之时，就派出百万中国志愿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对参战的原因，中共的官方说法是为了保家卫国，防止美军跨过鸭绿江入侵中国。对中共的这个解释，网上已经有很多人做了批驳，认为美国压根没有攻打中共大陆的计划，否则美国完全可以在国共内战时全力以赴，支援国民党，那样来打败共产党要容易得多。美国为什么要放任蒋介石被中共逼到小小的台湾岛，然后再通过朝鲜来攻打中共？那岂不是容易的路绕着不走，反而要挑险路难路走？我认同这个解释，美国显然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放弃了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放弃了中国，完全没有意图和计划去阻止中国落入苏联势力的手中，它为什么要在仅一年之后，回过头来再抢中国这个地盘呢？说实话，中国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如此重的一个包袱，没有哪个国家会吃得消，会愿意背上这么个大包袱。我相信，美国不仅当年没有攻打中国的意图，现在也不会有攻打中国的打算，今后也不会有攻打中国的计划，因为美国根本不想，也吃不消背中国这个大包袱。如果毛泽东当年力主参加朝鲜战争真是为了防止美军跨过鸭绿江，那至少说明毛泽东作为一国之主判断严重失误，让百万中国志愿军白白地流血牺牲，结果不过是让无数中国人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金家王朝做了炮灰。

那么，毛泽东当年决定派兵出战朝鲜，真是出于保家卫国的考虑吗？让我们来重读这段历史，看看朝鲜战争是怎样爆发的，以及中国是如何被卷入的吧。

朝鲜半岛从1910年起被日本占领，到二次大战结束前，受日本统治三十多年。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后，苏军乘势攻击日本驻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和朝鲜北方。二次大战结束前，由美方提出，以北纬三十八度线划分朝鲜南北方，北方归苏联管辖，南方由美国接收。该提议被斯大林欣然接受，从此朝鲜一分为二。斯大林在北方扶持建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共产党政权，而美国管辖下的南朝鲜则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2]

当时，南朝鲜政府是西方民主议会制度，各种力量共存共强，各方各派对如何管理建设国家众说纷纭，吵得不可开交，建设速度缓慢，战后百废仍然待兴。而北方是金日成铁拳领导，一个人说了算，加上苏联的援助，战后没多少时间，就多快好省地恢复了秩序，发展起了工业，社会主义建设捷报频传。同时，金日成还大力扩军，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帮助下，从无到有建立了强大的朝鲜人民军。斯大林为金日成提供了大量的苏联现代化军事装备，为人民军每个排级以上的军官配备了一个苏联军事顾问，毛泽东则送给金日成两个由朝鲜族人组成的人民解放军师，加盟强化朝鲜人民军。[1]

金日成当时非常年轻， 被苏联立为北朝鲜领袖时只有32岁，但他却野心勃勃，一心想要将朝鲜统一在他自己的领导之下。他看到南方议会吵成一片，国力仍然非常薄弱，觉得有机可乘，便多次游说斯大林，要以武力统一朝鲜。经过近一年不懈的游说努力，金日成终于在1950年1月30日获得斯大林的首肯，可以武力入侵南韩，将朝鲜统一在共产党政权之下。虽然金日成入侵南方的计划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但斯大林明确告诉金日成，北韩解放南韩之战，苏联只提供装备和军火，苏联人员绝不介入战争，苏联顾问不过三八线，如需人员帮助，可向中国求救。金日成正当年轻气盛，不在乎斯大林的苏联人员不介入战争的禁令，自信靠北朝鲜自己的力量，加上苏联提供的装备和军火，就能拿下南韩。金日成不仅没有向毛泽东求救，开战前还对中国封锁开战计划，连向盟国中国通报开战之日的事都没做，中共高官是通过法国报纸的报道才知道金日成的朝鲜人民军已经打入了南朝鲜。[1]

金日成气盛不是毫无道理的，朝鲜人民军1950年6月25日越过三八线，攻打南朝鲜，仅四天的功夫，南韩军队就被人民军打得落花流水，丢掉了首都汉城，最后被赶到朝鲜半岛最南部小小的釜山沿海防御区。没有多少经验的金日成没有料想到的是，美国会决定出兵干涉。1950年6月27日，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联合国通过了由美国提交的谴责北朝鲜发动入侵战争和联合国出兵干涉朝鲜的决议；同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国空军和海军前往援助南朝鲜。几天后，美国就开始从驻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将一些美国陆军调运到朝鲜半岛，与南朝鲜部队共同作战，对抗北朝鲜人民军；美国空军则很快就掌控了朝鲜半岛的绝对制空权，美国舰队也从太平洋火速赶往朝鲜。1950年9月1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仁川港冒险登陆成功，从后方阻断包围了将战线拉得很长的北朝鲜人民军[2]，朝鲜战况急转直下，金日成面临全军即将覆灭的厄运。身临灭顶之灾的金日成这时向斯大林发出了求救电报，恳求斯大林派苏联部队或共产国际纵队前来帮助救援北朝鲜。斯大林回电称赞金日成精神可嘉，鼓励他继续努力，但再次陈诉了苏联不能派兵的决定。不过，他在电文的最后安慰金日成；不要着急，苏联人去不了，中国人应该可以去朝鲜。[1]

其实，斯大林批准金日成的提议，为发动朝鲜战争开放绿灯时，并没有和毛泽东商量。斯大林同意金日成的作战建议后，苏方也一直没有通告中国，而中苏当时是签有《中苏同盟条约》的，盟友之间做这么大的决定照理应该至少通告一下。斯大林事后敦促由金日成来将此事转告毛泽东，而金日成自认为他只需要斯大林的首肯，有苏联的帮助就足够了，不需要通告中国，一直拖着没去见毛泽东。后来在苏联的一再敦促下，金日成才于1950年5月去北京见了毛泽东，将此事做了通告。毛泽东从金日成那里首次听到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对斯大林做如此重大的决定不与自己商量感到生气。周恩来当晚即向苏联使馆提出询问，莫斯科这时才回电确告中国，斯大林已经同意武力统一朝鲜的决定，但电报最后又加了一句，说是否执行还要看中国的意见。毛泽东收到苏联的回电后，态度大转弯，第二天立刻向金日成表示支持他解放南朝鲜的计划，并向他询问需要中国提供什么帮助。那时，金日成没有向毛泽东提出任何要求。6月底金日成向南朝鲜开战后，毛泽东早在7月就开始将大批解放军部队布置在鸭绿江边，做好随时进入北韩的准备。毛泽东的设想是，由中国军队替金日成守住北方，让金日成全力以赴攻下南方，速战速决。但金日成执意不考虑毛泽东的建议，不让中国军队进入朝鲜，还对中共政府封锁战事消息。金日成这么不情愿向中国求援，既出于他的刚愎自用，也出于朝鲜人对中国人有着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和反抗心理，使得金日成情愿找苏联帮忙，也不愿找中国相助。[1]

可是到了9月底，眼看北朝鲜人民军很快就要被美军消灭，苏联又已经再次表明不能出兵，金日成这时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只有向中国求救。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终于向毛泽东发出了求救信，恳请中国出兵帮忙。同一天，斯大林也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说你不是准备好部队了吗，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请立即派部队过江援助朝鲜。[1]

未完待续。

注：本文介绍的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历史细节，主要依据来自沈志华教授在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座上做的演讲【1】（http://www.youtube.com/watchv=YSFudfIGIuc&list=FLyGNvSf9eKP68SlwqaqYYRg&index=1&feature=plpp_video），其余史料，日期和数字来自维基百科词典【2】（http://en.wikipedia.org/wiki/Korean_War），中文网站-美国主机论坛【3】（http://www.usidcbbs.com/simple/?t1430.html）和百度知道【4】（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92573505）。

中国反日游行中的暴力很诡异

据报道，前几天，在中国的几十个城市，爆发了人民群众抗议日本占领钓鱼岛的反日示威游行。示威群众还大搞打砸抢，掀翻损毁中国人私人拥有的日本车辆，砸破围墙，打碎玻璃窗，围攻美国驻华大使的座车，等等，行为颇为暴力。网上不少人对中国人的暴民素质再一次地失望，感叹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愚昧如同几百年前的义和团拳民，没有理性，只会诉诸野蛮暴力。

我不知道几百年前的义和团拳民到底素质如何，但有人在网上展示了解放前中国学生反日游行时的照片。那时的中国人可是真游行，他们秩序井然地和平抗议，完全看不到暴力行为，说中国人从义和团到今天向来是暴民是没有依据的。确实，经过土共六十几年的暴政和洗脑教育，中国人群今天普遍气质暴戾，暴民思想比较盛，不讲理，语言暴力的人比比皆是。但纵观中共统治中国六十几年的历史，中国人真正公开群起打砸抢的行为只发生在文革初期几年，那还是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才做的。中国汉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暴力的人群，现在回国去，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大街上打架吵架的情形。偶尔出了什么事，聚集起一群人，大部分人也就是被动地围观。以中国人的典型特征，我仍然认为，中国人并不是动不动就诉诸于行为暴力的人群，这次反日游行中的打砸抢行为实在太诡异！解放前的游行是真游行，都没有暴力，这次中国反日游行明明是假游行，却为什么那么暴力？

说中国今天的反日游行是假游行，我想大陆来的人都能心领意会。这次游行同时在中国几十个城市爆发，如果中国真有哪个民间组织，有能力在几十个城市组织起游行抗议，那岂不是要让中共先吓破胆？要知道中共政府可是连一个盲人做点维权活动都害怕的政府，天安门广场上有几个可疑人聚集，都会迅速被便衣警察驱散。它怎么能容忍这么有号召力的民间力量？我倒是希望有亲历游行的人能介绍一下，游行是谁通知的，怎么发起的，游行当中是什么人在打头阵？

在西安反日游行中，发生了冲砸中国人私有日本车辆的暴力行为。有网友揭举说，冲砸日本车的七八个人，着装统一，显然是有组织的，而不是我们按常理想象的乘势泄愤的街上混混。

我看了一段深圳游行暴力录像（http://www.youtube.com/watch?v=4QOgIcasbE8），也非常奇怪。这些又冲击防暴警察，又砸墙的年轻人，表情个个笑眯眯，好像跟玩一样，并没有什么怒气，行为却异常暴力，有一位还去拍防暴警的头盔，大胆得离奇。那位喊打倒解放军口号的青年喊得很空，怒气不是来自心底，倒像是演话剧。当年六四学生运动，学生们的怒气是逐渐聚集生长起来的，因为学生游行绝食进行了很久，政府却毫不让步，学生们的怒气越集越盛，到了后期个个讲话怒气冲天，很真实。深圳游行明明是政府发起的，这些人却当天就突然愤怒到要施暴行，让人觉得空穴来风。而在这整场闹剧中，真正流血的是一位来自香港的记者。香港记者令中共头痛由来已久，乘乱给香港记者一点苦头吃吃，符合中共利益。总之，这些示威者“愤怒”“勇敢”得太不正常，整个闹事在我看来更像警民冲突演习，大家都在做秀。正像军事演习红方蓝方其实是一军一样，这场警民冲突演习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都是政府的人。也许有人会说，看上去民的数量挺大，难道都是警察便衣？我认为不用所有人都用警察便衣，人很容易有从众心理，尤其是中国人，只要安插几个便衣领头起哄闹事，群众就会身不由己卷入进去。

再比如美国驻华大使座车在北京抗日游行中被袭，发生在9月18日，星期二。谁有空星期二去游行示威？还是说游行是上班的一部分？谁最痛恨解救了陈光诚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普通人民为什么会去替中共报这个仇？你不觉得这很诡异吗？

把这一系列反日游行暴力事件加起来，我们可以发现，结果都是帮助中共政府，吃亏的则是中国百姓。打香港记者，冲击美国使馆座车，这是让给中共政府找麻烦的人吃点小苦头，既替中共政府报仇，同时又向自由世界送信号：不要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不要帮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因为他们是暴徒，给他们自由，他们会反过来伤害你们。自发的行为怎么可能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总是有利于中共？还是后面有一只红手在操纵这一切？

中共为永保江山，向来不择手段。这次中共通过假游行，假暴力，以向世人展示中国人民是暴徒，充分说明，中共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也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的普通人民。

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

传扬孔孟之道的《三字经》在开篇时说道：人之初，性本善，…。孔孟之道认为，人天生下来，都是纯洁善良的；社会上之所以有恶人坏人，是因为后天教育不当或后天环境影响所致。中国还有句古语，叫做出污泥而不染，这句话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中国人认为，人性变坏是后天污染的结果。西方基督教对人性的看法则截然相反，西方的圣经教诲说，人天生下来就有原罪，人必须一生不断努力，以赎清自己与生俱来的罪恶。也就是说，西方基督教认为，人之初，性本恶。那么，到底是东方的三字经对，还是西方的圣经对呢？

我的回答是，都对，又都不对。人应该是天生具有两重性，人性生来就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人天生向往善：绝大多数人愿意说自己是个好人，没有什么人会说自己是坏人；人做了好事，一般会有自我满足感；人如果大多遇到好人，或者看到好人好报，就会比较幸福开心；向往善是人的天性。但人性中又有贪婪懦弱的一面，人本质是自私的，利己重于利他。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更善良些，另一些人则可能更贪婪自私些，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人既不可能做一个完美无缺的善人，也很少会是一个十恶不赦毫无善心的恶人，而更经常的是一个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缺陷的不完美的人。认识到人同时有善恶的两重性，对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建立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管理制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既不应该天真地期望能够找到或建立一个人人纯洁善良，人人大公无私的理想之国，也不必因为看到人有自私邪恶的一面，就从此疾世愤俗，走向犬儒，不再相信善的力量，不再对善良正义怀有期望。

有意思的是，虽然东方孔孟之道相信人性本善，而西方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但今天的孔孟后裔中国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看人，与基督教后代西方人如何看人，却刚好恰恰相反。中国人对陌生人，一般总是先持怀疑态度，先假设对方是坏人，要等到认识了解对方后，才会逐渐相信对方。所以中国人一般对老朋友老相识比对新朋友新相识要热情。而西方人则相反，对素不相识的人，一般先假设是好人，直到事实证明相反。西方法律也判定，在一个人没有被证明有罪之前就是无罪。

既然人性里既有善也有恶，一个符合人性的制度，就应该是一个能够既充分发扬人性之善，又有效抑制人性之恶的制度。现代民主社会的自由法治制度，就是人类找到的这样一个迄今为止最符合人性的制度。现代民主制度给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是因为相信人性向往善，相信人天生要求上进，给人民以自由，人民会选择善，选择上进，从而使人能够更充分地追求善和上进，使社会得到良性发展。一个极度不自由的社会，善的力量会受到极大压制，邪恶势力会乘势扩张。看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移民的好国家都是民主自由国家，这个事实就说明，只有民主自由，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善的力量，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好国家。当然，现代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以法律为界限的。自由之所以要有法律来约束，是因为人还有本性恶的一面，人总是自私的，一个人的自由走过了头，就有可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当个人自由妨碍或伤害到他人时，个人自由就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这种自由与法治的相辅相成，使得现代民主制度既能够充分发挥人性中的善之力量，又可以有效地制约人性中的恶之势力。另外，政府官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政府操作必须接受人民监督，一届政府只有几年的任期，这些民主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都是针对人性里既有善也有恶而设计的。以多数票选官员，是因为相信大多数人向往善，在言论充分自由，信息充分公开，民智开启的条件下，人民会挑选品德与能力出色的好人来掌管政府，而不会拥戴坏人蠢人，从而达到国家由能干的好人来掌管的目的。但是，光选好人能人还不够，第一，人民有时可能会看错人，第二，没有完美的好人，再好的人，赋予重大权力之后，也有可能犯错，甚至好人也可能因为权力增加造成自我膨胀而变成坏人，所以政府要受监督，要每过几年让人民再认可或换人。

与符合人性的民主制度相对照，专制制度则是一个不符合人性的制度。专制制度假设统治者完美无缺，不需要受监督，不需要接受人民的检查和认可，统治者永远不会犯错误，所以可以永远掌权。比如中国有个共产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实在是个非人间的仙物。专制制度一方面假设统治者是完美无缺的好人能人，另一方面则又假设人民是无知无能，不能给自由，只配被管制的坏人蠢人。比如对中共制度的卫道士来讲，一说到民主自由，他们就说不能在中国实行，因为中国人民素质太低，可同样是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却又总是那么伟大正确，素质高得不行，这中国人到底是素质高还是素质低？怎么一入党一当官，素质就高得如同神仙了，不需要受监督制约了，一做人民，素质就低到连基本人权都不值，基本自由都不配了？真相是，统治者与人民一样，都是人，都有善恶两重性，都既有需要受约束受限制的恶的一面，又有可以让他人受益最后自己也受益的善的一面。当今世界，只有民主自由法治制度，符合人性，能够扬统治者与人民之善，抑统治者与人民之恶，使国家走向良性发展。说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等于说中国人不是人。如果中国人真的比其他民族的人素质低，那中国就更需要民主制度，来监督制约掌权的低素质中国人。

土共爱用美女和居委会大妈作挡箭牌

首先澄清一下为什么把中共称为土共。我不是一个轻易用贬义词的人，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写博客都尽量理性，不用侮辱的方式来对付邪恶。原因有二，第一，我在现实生活中就不是一个会撒泼骂街的人；第二，我觉得用侮辱的方式贬低对方，不如用理性公平的方式战胜对方来得有效。用侮辱的手法，有时也许可以得胜一时，但从长远看未必能够取胜，能让人信服。

记得我写“乌合之众与土匪谁更坏”那篇博文时，有中国读者受不了我把中共称为“土匪”，也许觉得我用词过于侮辱性。说实话，来美国前，我自己对台湾将中共称为共匪，都有点受不了。但随着我对中共了解得越来越深入，就越来越觉得中共的本质就是土匪。中国共产党与中共他爹-苏联共产党不同，苏联搞共产主义，那是真信念，苏联搞的社会主义，也是真社会主义，国家既统管生产，也统管全民的衣食住行，虽然苏联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和体制今天看来是邪恶失败的，但当初苏联人是真心相信那一套。所以苏联人一旦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一旦看到社会主义失败了，就自己主动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但中共不一样，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些概念，对中共高官来讲，不是他们真正的信仰，只是帮助他们打江山坐江山的工具，哪怕早没人相信共产主义了，还死抱着共产主义不放。中共天朝创始人毛泽东根本就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骨子里是一个没有信念，不讲规则，想要做皇帝的土匪，只不过他的野心需要通过利用苏联，通过共产主义这个工具来实现。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面要加一个“中国特色”这个定语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前三十年一小部分人（城里人）享受特权社会主义，绝大多数人（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享受农奴主义的杂货主义，少数人的社会主义保障靠牺牲占人口大多数的农奴来提供；后三十年则是更杂的畸形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些名词到底意味着什么，绝大多数没什么文化的中共高官根本就不懂，也不打算去搞懂，但这不妨碍他们天天高喊社会主义，反正舆论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就是社会主义。被毛泽东尊为“中国人民的慈父”的斯大林，当年看不起毛泽东，称他为peasant（农民），可以说是看透了毛泽东的本质。毛泽东这个皇帝比起中国历史上历代其他皇帝来，要土气得多，完完全全是农民，彻彻底底是土匪，因为中国过去的历代皇帝至少还拥戴一个道德体系，还维系着一定的文化，毛泽东则把中国的道德体系和文化底蕴全都给砸了。毛泽东什么理论都不真正相信，痛恨道德文化，只相信阴谋诡计和枪杆子，受他欣赏而被提拔的中共高官也多是些没什么文化素质思想愚昧落后的土包子，建立新中国的一群中共高官说到底就是一群打赢了仗的没文化的土匪。土包子掌控下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后代，可以说是代代土气，受再高的教育，仍然没有文化，这也是为什么大陆很多人接受再高的教育，再有钱，穿的再光鲜，背的包再Gucci再LV，总是有一股说不出的土气，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不同。用“土”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没有灵魂，没有文化底蕴，虽然有钱了，却依然愚昧落后的中国，在我看来非常贴切，称中共为土共，土匪，是还原其真实面目，与侮辱无关。

经过土共六十多年的改造，诺大的中国已经拿不出几个像样的男人，因此，土共常常需要利用女人的相貌来掩饰其内在的匮乏和猥琐。土共还擅长利用一些没头脑对党言听计从的中国女人，把那些很容易被人利用的中国女人推到前台来做挡箭牌。当然我不是说中国完全没有像样的男人，只不过那些野火也烧不尽的像样男人不是被扔进监狱，就是被轰出国门。最近又一个正直的中国男人-陈光诚被送出了国门。

土共采用各种包装来掩饰其内在的土气猥琐，包装之一就是用美女来做挡箭牌。前中共外交部女发言人姜瑜，有一句臭名昭著的名言：不要拿法律来做挡箭牌。而她自己，其实就是被土共利用的一个挡箭牌。姜瑜单论外形算美女，估计土共知道自己在国际上形象太差，期望推出一个美女发言人，来改善自己的形象。不过姜瑜的美女形象要靠不开口来维持，她一开口，土共惯有的强词夺理的匪气就展露无遗，美女变丑女。土共奥运会更是将美女术用到了极点。用美女来充形象，来做挡箭牌，只能对没灵魂没头脑的土包子国人奏效，对来自自由世界眼睛雪亮的西方人来讲根本不起作用，在他们面前，女人的金玉之外，无法遮盖中共的败絮其中。

土共爱用的另一个挡箭牌是利用没有头脑的居委会大妈们，来为自己鼓与呼，来展示自己得到人民的拥护。我自己是中国女，不过说句平心的不客气的实话，中国女里面有不少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什么头脑。我周围的女生朋友或同事有很多中国女，我与她们谈天，一般只谈鸡毛蒜皮的女人事家常事，不谈政治，否则有些人的观点会让我哭笑不得，有时甚至会让人生气，我们和平相处保持友谊的方式就是不谈政治。好在我周围的女生朋友大多有自知自明，知道自己不擅长分析判断，没有谈政治的爱好。有些中国女，没什么头脑，看政治只有土共居委会大妈的水平，问题是她们还有着土共居委会大妈的政治野心，想要从政，喜欢公开晾晒自己的一脑袋浆糊。这些中国女很听党的话，没有思考能力，一旦小时候被灌输进一种脑残思想，一辈子都醒不过来，很容易被忽悠，很容易被土共猥琐男利用，让唱红歌就积极唱红歌，让说拥护党的政策就赶紧说党的政策好。而且由于从小受红色教育洗脑，有些中国女连女人天生多的同情心都被党给去掉了，无视正直残疾人陈光诚及其家人长年遭受土共迫害的经历，不在乎土共政府为自己牢牢坐江山而不惜摧残人民的卑劣行为，反而助纣为虐，挟洋自重，借用什么普通美国人的口，对陈光诚来美历程进行污蔑攻击。同为中国女，我为这些大陆女没灵魂没头脑的言行感到羞耻，真希望这类大陆女哪天能对自己的无脑有点自知自明，希望她们哪天能长些廉耻心，长些人心。记得2008年华人蜂拥旧金山奥运会长跑活动期间，硅谷当地一家主流电视台采访了其中一位大陆中国女，那位大陆女开口说到：“We are so nice to Tibetans(我们对西藏人那么好)。。。”，当时就有美国人看了电视后说：I want to slap her-恨不得给她一耳光。

美国人从陈光诚故事看到落后的中国

中国和朝鲜一样，很看重对外形象，喜欢通过造高楼，选美女的方式，向外国人打造国家美好的印象。不过用高楼美女来充形象，其实只能骗骗一些中国土鳖或朝鲜土鳖，西方人没那么傻，他们不会被高楼美女迷住眼，而看不见现实社会中比比皆是的问题。记得多年前碰到过一个来美国探亲的中国同事的老妈，对美国一脸的不屑，说美国现在已经不如中国，看，全是矮矮的房子。我听了哭笑不得，敢情对有些人来讲，楼的高低是决定国家好坏的最重要因素。当然，对真正的好国家来讲，没人在乎对外形象，西方人说不定还巴不得外国人对自己国家印象不好，免得外国人来了不走，蜂拥到自己的国家来。看西方国家的电视，成天都是唱衰自己，我心里有时想，这说不定是西方的策略，好东西要自己偷偷享受，对外人展示的是自己差的一面，省得吊起外人移民的念头。

西方人把世界分成developed countries和developing countries，用中文讲就是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记得我还在中国时，CCTV天天宣告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口气还挺自豪的，好像那是件什么光荣的事，大概是毛泽东时代越穷越光荣思想的延续吧。但对西方人来讲，发展中国家就是落后国家的同义词，绝对是贬义。我曾经在报纸上读到有些外地美国游客到硅谷来转一圈之后，看到硅谷高速公路两旁垃圾多多，就说硅谷像发展中国家一样，脏得不行。估计这些游客从来没有去过真正的发展中国家，否则他们就会知道，硅谷之脏与落后国家之脏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在西方人眼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别不以高楼多少来区分，不以几个重要景点有多光鲜来判断，而是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质量，看这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合理健全，看弱势群体是否有体面有尊严，等等这些细节。陈光诚事件的爆发，把中国问题再次推到了西方新闻的前台。而且，这次陈光诚事件向世界展露的中国问题，并不仅仅是自由人权这个著名的中国老问题，还同时揭示了中国残疾人基本权利的问题。最近美国公共电台NPR发了一篇从陈光诚的经历，看中国残疾人在中国地位低下的报道。报道说，中国有一千六百万盲人，但全国只有19所盲人高中，这19所高中去年招生人数总量是1009人，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几的盲人在中国得不到高中教育。由于受教育机会的限制，绝大多数盲人的前途被限制在“盲人职业” 上- 做盲人按摩师或是盲人针灸师。陈光诚在中国盲人里属于既幸运又不幸，他一方面有幸是中国不到盲人总数百分之零点一的高中毕业生，但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机会读大学，他在自学成才做律师前，从事的是典型的盲人职业：盲人按摩师。陈光诚白天做着按摩师的工作，晚上则自学法律，立志要做一个律师，反应了他坚强的人格品质。他自学成才做律师后，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挑战当地政府违反中国现有法律向残疾人征税，成功地为残疾人争得了利益。NPR的报道还指出，中共官方媒介在描述陈光诚时常常带有轻蔑语气，比如，中共喉舌《环球日报》特意指出陈光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另一家中共媒体则一遍又一遍地称陈光诚是“盲人农民按摩师”。NPR这篇报道评论说，连官方媒体对残疾人都公开使用蔑视性言辞，由此可以窥见，在中国，残疾人受歧视有多普遍。

中国成天想要“在世界人民面前站起来”，成天要打造对外形象，政府甚至花大钱在西方为提高中国形象做广告，我的建议是，少造些高楼，以减少环境污染，这样外国人来中国不会觉得空气污浊得要呛死人，整个国家像个大工地；少奉献些美女，否则外国人只会更看不起中国人，觉得中国女人掉价，中国男人躲在女人背后没出息；多为人民做些事，一个陈光诚事件向世界揭露出来的中国问题，给中国在西方形象带来的污点，用全国的高楼美女都弥补不了，花再多的钱在纽约时代广场做广告也洗不清。当然，说到底，中国落后，最后最吃亏的是中国人自己，今天的中国，虽然有钱了，却仍然落后，哪怕很多人腰里塞满了鼓鼓的钞票，过的还是劣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