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美国人”（二）

帅小伙克莱格
克莱格可以说是我来美国后认识的第一个美国人，是我读书时的办公室室友。那年我们系来了两个中国女生，被分到同一个办公室。办公室里原先有两个美国人，另一位极少来办公室，一学期几乎见不了几次面，克莱格则几乎从早到晚除了上课或带实验课天天在办公室里坐着。他爱喝Dr.Pepper，办公桌旁沿墙搭着一墙的Dr.Pepper空罐头。
克莱格长了一副用英语说是boyish的外表，就是有那么点年轻男孩样，一双明亮湛蓝的眼睛总是充满了微笑，一头浅褐色的头发也很好看。我们第一天到办公室，他就热情相迎，但是又预防性地说了句：在美国，人们找你说话不等于喜欢你，听了让我觉得有点不受用，回了句，在中国也同样。那时我们的英语还磕磕巴巴，克莱格却喜欢侃侃而谈，说要告诉我们三件事：第一，美国靠的不是政府，而是民间，比如教会，和其他民间团体，他们才是推动美国的真正力量；第二，真正的美国与好莱坞电影里的美国不是一回事；第三，虽然好莱坞在加利福尼亚，但美国最好看的女孩在德州。克莱格是一个典型的德州西部人：虔诚的基督徒，每个星期天必去教堂，乐于助人，不相信政府，努力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每次到该回家离开办公室的时间，克莱格总是很注意关掉办公室里的灯，并关照我们说，要帮助学校节约用电。我以前在中国从来没有为公共财物着想的习惯，他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国与美国的差异并不仅仅是以前在中国报刊上读到过很多的物质上的差异。我到加州来后有时跟别人提起我以前在德州待过，加州人会说：哦，德克萨斯，那里是不是有很多红脖子（种族主义者的意思）？对德州人充满了偏见（反过来德州人对加州人也没什么好感）。以我的切身经历，德州人远比加州人友善，也更乐于帮助陌生人。
那年正是大选年，克林顿与老布什大战，还加上个第三党派的Ross Perot。德州是共和党的天下，克莱格家世世代代都是选的共和党，他说对他祖母来讲，要选民主党人，那是不可思议永远不可能的。不过那一年克莱格也好像对布什有了怀疑，拿不定主意要选谁，说没准就选Ross Perot。我每天上学的路上，见不少人家的草坪上插着支持克林顿的牌子，却基本上没怎么看到支持老布什的牌子，便发表评论说，看来德州这次支持克林顿的人不少，克莱格听了不以为然，说有些人叫得响，不等于这些人就是大多数，谁胜谁负要到数完选票才能看清楚。这对那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开眼界的观点。
克莱格对科学充满了热爱，但读起书来比不过中国学生。每次老师布置作业，中国学生们都非常勤奋，聚在一起热烈讨论作业，我恐怕是中国学生中最不勤奋的一个，爱谈与功课无关的话题。克莱格常跑来问我作业做得怎样，指着那些中国同学的背后悄悄说：They make me feel sick。我们学校在州里不是什么拔尖的学校，美国学生大多平平，可中国学生却多来自国内拔尖的好学校，不是公平竞争，加上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努力，系里考试成绩最好的当然都是中国学生(我有时也是其中一个)，但其实美国学生对科学远比中国学生有热情，他们选择这个专业看得出是出于真正的喜欢。像我这样既不像其他中国学生那么勤奋，也不像美国学生那样对科学有热情，学科学学工程完全是先被父母被当时的环境后被功利目的所迫，混迹于其中，说来不免惭愧。

俄国人鲍维尔
我还在德州读书期间得到了一个来硅谷面试的机会。面试进行了一整天，前后有近十个人面试了我，其中一个就是鲍维尔。印象是很友好，自我介绍是俄国人，看上去三十出头，还算年轻英俊。几个月后，当我从学校毕业，来公司报道时，鲍维尔是除老板外，面试见过面的人中唯一一个主动来欢迎我加盟的。我们在同一个组给同一个老板干活，经常在实验室里一起工作。他对我友好有加，不论是我找住房还是买车，他都出了主意献了策。对他的友好，我注意到了，但没当成什么值得认真的事，可旁边的同事却看不下去了。有一天他正在给我热情地解说什么，旁边的一位同事直截了当地说：鲍维尔，你不是有妻子吗？鲍维尔听了一副泄气的样子，不吭声。后来我了解到，鲍维尔有个妻子，还有个十四岁的女儿，他那年三十五岁，就是说二十一岁就做了父亲。以后的交往中我注意到他从不提他妻子，也不提女儿，有时我故意提他妻子，他就一脸不快，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关系不太好。他的办公室里既没有妻子的相片也没有女儿的快照。饭桌上大家聊起家庭夫妻等等，他会到时插一句离婚困难之类泛泛的话，但从没详谈过他家里具体到底有什么问题。讲起他怎么来的美国，说是政治避难来的，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也不愿深谈。
鲍维尔来自列宁格勒，现在叫彼得堡，从苏联瓦解前就已经在一家国家研究机构工作。就是在这家机构里，不知怎么（他不愿细谈）与上司有了矛盾，最后以政治避难来美国而解决。对苏联没有什么好话可讲，但也从没深谈到底痛恨什么。不过我们同来自共产国家，有时候讲起读书时候的经历很有同感。有一天，他突然说，啊，今天是列宁的生日，读书时最恨这个节日了，因为这一天要参加义务劳动。谈起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俄国的现状，鲍维尔认为中国人远远比俄国人能够接受资本主义。俄国人在苏联瓦解近十年后，思想还停留在指望国家管吃管喝养老送终（其实他不知道中国资本主义的主力军-农民工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国家管吃管喝养老送终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对他们来讲是在被国家剥削的农奴与当资本家或被资本家剥削的工人之间选择，那当然是选择后者了）。有一年圣诞，鲍维尔回了趟俄国。回来后把俄国说得一无是处，说是大街上就有人售卖美国绿卡，人人都想要离开那个国家。问他有可能有一天回到俄国去吗，他一口回绝：永远不可能。不过这都是九十年代时候的事了。俄国在苏联瓦解二十年后的今天是个什么现状我就完全不了解了。
我知道鲍维尔不愿提妻子，那时我生活阅历还很浅，思想不免肤浅，以为在男人眼里，女人最重要的就是外表。鲍维尔虽然三十五岁，但看着还挺年轻。白人女士老得快，有些人三十多岁就见老了，如果生个孩子，发发胖，那就更不行了。我想没准鲍维尔的妻子发胖显老，所以鲍维尔不愿提她。年底公司开圣诞晚会，人人都携着配偶来，鲍维尔也带着妻子来了。出乎我的意料，鲍维尔的妻子像电影演员一样年轻漂亮。上班后我对鲍维尔说：你妻子好漂亮啊，他说了句：就是显示显示罢了，回答得让我摸不着头脑。后来我们分别离开了这家公司，基本上只通过EMAIL偶尔联系一下，期间知道他去新加坡工作了几年，对新加坡赞不绝口，说环境清洁，生活方便，公司文化与硅谷相似，他适应起来一点没问题。去年搬回到硅谷。等到今年再次重逢时，他的手臂里挽的是一个在新加坡遇到的新妻子：一位来自中国湖北的女士。

斯洛维尼亚人布亚娜
斯洛维尼亚原来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南斯拉夫分裂后，斯洛维尼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布亚娜是母亲唯一的孩子。她父亲和母亲在她很小时就离婚，母亲从此再没有结婚，到现在还单身一人住在斯洛维尼亚。父亲离婚后移居到瑞士，再婚并又生有一女，所以布亚娜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布亚娜在斯洛维尼亚高中毕业后也去了瑞士，在一家酒店里做bartender，就是柜台前給顾客调酒上酒的服务生。就是在这家酒店里，她遇到了她的丈夫。她丈夫是个美国人，当时出差到瑞士。那时布亚娜才十九岁，丈夫大她十岁。结婚后布亚娜随丈夫移民到美国，来到硅谷。她先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学习，毕业后在公司里做市场（Marketing），事业上做得比丈夫还好。丈夫在2000年那次因特网气泡破灭期间失去工作，变得消沉，婚姻产生了危机。布亚娜极力想挽救这场婚姻，提出共同去婚姻治疗专家那里寻求指导帮助，却被丈夫一口回绝。布亚娜在丈夫明显不愿做任何努力的情形下还对这场婚姻报有一线希望，不愿离婚，可她丈夫却愈演愈烈，最后与布亚娜的一位女生朋友发生婚外恋，每次提到这一点，布亚娜都会忍不住哭出来。布亚娜到这时忍无可忍，提出了离婚，结婚十年后两人终于分道扬镳。
布亚娜为人热情，颇受欢迎，离婚后手上抓了一大把男朋友。最多时同时有四个男士来找她，而她则是周旋自如，来者不拒，除了有一位她坚持说只是朋友关系，其他三位她似乎都是有喜欢的地方，又各有各的不满之处，那四位则都觉得自己有机会，但又都看得出来也有点三心二意。我是她离婚后才认识她的，有时我想不知她结婚时是怎样的。她的婚姻故事我听到的是她一面之词，总之婚姻破灭全是她丈夫的错，事实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布亚娜开着一辆高级敞篷跑车，坐她的车对我来讲是一场惊险的经历。在高速公路上超速不稀奇，几乎人人都做，问题是她不仅超速，而且在超速的同时不是换衣服，就是喝咖啡，或是打手机，或是转头与人说笑，总之什么都干，就是不怎么看路。她很后悔买了这辆高级跑车，维修费用高，而且据她说这辆车是警察的眼中钉，总是被警察盯梢，吃了无数的罚单，我心里却想：哈哈，也许问题不出在这辆车上。
布亚娜曾去过亚洲的新加坡，香港，北京和泰国的曼谷。说是最喜欢曼谷，喜欢那种东方宗教与西方现代化相邻并存的强烈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