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故事-连载4

当今世人普遍认为，是毛泽东首先提出了“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的说法，认为走农民路线是毛泽东的首创，而历史真相是，与毛泽东的另一个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之理论-实际最初是由列宁提出的一样，首先提出中国农民问题的也是列宁。共产国际早在1923年5月就曾向中共传达了列宁的指示：“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中国“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等等。

1923年6月，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加入国民党后，毛泽东先是负责在湖南建立国民党支部，之后，在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的提携下，于1925年起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26年5月，蒋介石发令禁止中共党员做国民党部门长官，毛泽东被迫离开宣传部，被汪精卫派往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任职。

当时，国共两党达成共识，在国民军北伐的同时，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要实行减租减息。在1926年12月之前，苏联代表按照共产国际当时的方针，认为中国仍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共需要与国民党合作，尽力配合国民党政策，因此国共双方都严守这个共识，只要求地主减租减息，没有以暴力手段来没收地主的土地权。孙中山的既定方针是：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但不能用暴力从地主手中抢夺土地。后来国民党在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就是按照孙中山的这个思路，实行赎买土地的温和农村改革政策。

1926年11月到12月，苏联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会议达成的《中国问题决议》给中共布置了更激进的斗争任务，要求“在中国全面实行土地革命”。斯大林对国民党温和的土地改革方式开始感到不满，要求中国的土地改革加大阶级斗争的力度，指示不要害怕土地革命会影响与一小撮资产阶级的合作。斯大林说：“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得罪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

中共领导人接到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后，根本不知该如何具体应对，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加大阶级斗争的力度。在中国农村，地主与贫农之间只有贫富之分，不存在欧洲封建时代那种世家血统上不可逾越的身份贵贱之差别，贫农如果能勤俭持家，善于经营，就有可能上升为地主，而地主一旦失去土地也就不再是地主，因此，乡村富裕人家和贫穷人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来没有像共产党挑拨的那样尖锐。农民中穷人数量虽然远多于富人，但大多数人本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理人情，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要他们打破世代的乡村和谐，起来造反，并不容易。对乡下农民来讲，反而是与那些在乡村间游走流窜的无产游民矛盾更为激烈。这些无产游民有些以乞讨为生，有些是盗匪黑帮，有些纯粹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流，他们对乡村没有归属感没有责任感，因此敢抢敢夺，敢打敢杀，被乡下人看成是扰乱平安生活的地痞流氓。当时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给中共出主意，提出了依靠这些敢打敢杀的地痞流氓做“革命前锋”的观点，说：“两湖的农民运动太沉静，农民都不愿意起来，我们应该利用地痞流氓来发动群众”。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铁建在一篇史学研究文章里介绍，鲍罗廷的这段言论“有文字可查，当时湖北的报纸就是这样报道的”，陈铁建文章里还提到，鲍罗廷在一次演讲中说：“地痞流氓最勇敢，最坚定，最果断”。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也谈到，1927年初长沙《大公报》报道说，鲍罗廷明确提出，发动农民，非用地痞流氓做“先锋”不可。

鲍罗廷的言论一出，突然间，湖南农村一片混乱，社会构架彻底崩溃，暴力横行，恐怖泛滥，就像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湖南农民运动进行得最轰轰烈烈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这样一幕：农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描述了湖南农民运动中的暴力一景。由地痞流氓把持的农会，对什么人算土豪劣绅，划线的标准常常定得非常任意随机，有人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标语口号，有的地方把凡是拥有五十亩以上田地者一律归成土豪，把凡是穿长衫马褂者一律当劣绅，还有的地方开大会，只要有一个人指认某人是土豪劣绅，往往就没有人会反对。有时对土豪劣绅连姓名都不问，就带上高帽游街，还有以群众审判当场立即枪决的，有的“土豪劣绅”被人用梭镖刺死，有的在批斗大会上被直接打死，连当时中共要员李立三的父亲，也在那场运动中，以土豪劣绅之罪名被枪决。

正如文化大革命并非真正的群众运动，不是下面自发兴起的，而是皇上-伟大领袖毛泽东自上而下发动的一样，湖南农民运动也不是农民自发的运动，而是当时中共的皇上-苏联代表鲍罗廷鼓动发起的。证明湖南农民运动是境外势力发起的另一个依据是农会给土豪劣绅戴纸扎的高帽子游街，这种纸糊的高帽子是一种西洋货，古代欧洲在宗教审判时常给犯人戴。流窜于闭塞湖南乡间的地痞流氓，怎么会懂得用欧洲方式来侮辱人？这难道不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农会干的事是苏联人出的主意？

湖南农民运动的暴力和恐怖，引来了中共党内外包括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指责，许多人称湖南农民运动“过分”，“乱来”，是“痞子运动”。今天，有人称湖南农民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因为两者的暴力景象非常相似。

在国民党工作的毛泽东，在国共合作的前期，对农村改革的观点并不激进，基本上遵守国民党的温和路线，甚至在1924年还说过“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的话。1926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农民协会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毛泽东的这一番讲话，被当时一同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布力茨，批评为过于温和。

1927年初，毛泽东以农运委员的身份去湖南农村做了三十二天的巡视，三十二天后，毛泽东的调子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27年3月，毛发表了巡视后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称“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在农会称王”，“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站在一切人之上”，“为所欲为，”，“动不动捉一个戴高帽子游乡”，“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看过后“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考察报告的结尾，毛泽东用鲍罗廷的话为自己的报告做最后总结：“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引号内皆为毛《报告》中原话）。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调子在两三个月内从温和到极端的剧烈变化，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作者包括张戎都认为是毛泽东亲眼目睹暴力后，发现自己喜爱暴力。也许他们写书时还没有发现关于鲍罗廷言论的资料，从今天我所知道的来看，那应该只是次要原因，毛泽东发生剧烈变化的更重要因素是，他听明白了莫斯科调子的变化，从鲍罗廷和布力茨的言语中，毛泽东捕捉出莫斯科老板不喜欢中国式的温和。当然，毛泽东内心深处一定存在着对暴力的向往，并不是每一个中共党员都能够在听了苏联上司的言论后突然爆发出对暴力的热情，但在这之前，毛自己在无意识中压抑了那种向往，因为他知道不可能会被社会接受。苏联人对暴力的鼓励，对温和的不屑，让毛觉得可以无所顾忌，心中的向往可以尽情释放出来，同时还迎合了上司的口味。果然，毛泽东对暴力的热情称赞，得到了莫斯科上司的赞许，《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发表在共产国际的专刊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上，也给予毛的考察报告以好评。莫斯科要鼓励的是毛泽东这样的共产党员，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员，只是从理论上相信共产主义，一听到打人杀人的暴民行为就火冒三丈，要坚决制止，不是苏俄式的共产主义者，注定会被苏联抛弃。

暴力的农民运动，以及同时期中共鼓动起来的激烈的工人运动，使国民党右派领袖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之间积蓄已久的矛盾愈演愈烈，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宣告与苏联和共产党断绝关系，同时发布通缉令，通缉共产党首要，通缉名单里名列榜首的，就是苏联代表鲍罗廷。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失败。

1927年7月，鲍罗廷把国共合作失败的罪名加在陈独秀头上，免去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中共总书记职位。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因反对中共“武装保卫苏联”，陈独秀被开除中共党籍。

如今在中国大陆能读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已是几经修改，原文中的“地痞流氓實為農村革命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那段总结，只出现在最早刊登的一稿中，后被陈独秀删除；1948年的版本中还存有毛泽东对无产游民的定义分析：“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有些确是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赤贫阶级“全然无业，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都是赤贫。”，到1951年再版时，以上段落都被删了，以免影响“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今天的版本，“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这段话，早已不见，不知在中共的哪一次再包装中被删除。另外，我读今天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版本，其中有：“贫农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不知道毛的原文是否就是这样，用“贫农”这个词来代替“无产游民”。事实是，无产游民，或者说“赤贫阶级”，根本就不是农民，毛泽东早期的定义还存在一些事实，他们不是以农业为生，不是靠种地糊口的。当然，“解放”后，这些无产游民估计都成为农村户口，被归为农民了。

中共利用流氓黑帮闹“革命”，始于苏联人的教唆。国共合作破裂后，1927年秋，毛泽东直接与当地土匪合作，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吸收土匪流氓建立“工农”红军，灵感即来自鲍罗廷的启发。显然，毛泽东当时那样干，心里有底，知道莫斯科会支持他这种行为。后来在1964年的中央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曾说：“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1927年3月10日毛泽东（二排右三）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前排右五为宋庆龄。

未完待续。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故事-连载3

近年来，每当媒体出现对朝鲜金太阳个人崇拜的报道，不少中国人会说北朝鲜学毛泽东，这其实并不是事实，真相是，毛泽东和金家王朝学的都是斯大林，不是金太阳是小毛泽东，而是毛太阳和金太阳都是小斯大林。过去我以为，三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迅速上升，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善于人斗，在党内政治斗争中冷酷无情敢于不择手段所致。读了《Mao：The Real Story》，我才明白，斯大林相中毛泽东，锁定他做中国革命领袖，为毛泽东提供强大的后盾支持，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迅速上升的决定性因素。

朱德1927年8月参加南昌暴动，创建了第一支中共自己的武装力量-红军后，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立刻积极寻求与朱德的合作。1928年朱毛会合，组成红四方面军，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了中共首个靠武装斗争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同样相信铁拳统治的斯大林，从那时起开始关注毛泽东。除了在对武装力量的信仰上毛泽东与斯大林合拍外，引起斯大林关注毛泽东的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的政治观念也与斯大林相投，比如毛泽东认为不仅地主是阶级敌人，而且那些通过自己勤勉劳动致富的富农也是共产党的敌人。在毛泽东看来，不管财富是如何得来，拥有财富就是成为阶级敌人的标准，对多富的农民算富农，毛泽东的界限也划得非常低。毛泽东的观点和做法，与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把富农当成阶级敌人，进行严厉镇压的做法极为相似。毛泽东在阶级斗争上的极端倾向，使得斯大林认准毛泽东是斯大林模式的坚定信徒，看好他做在中国推广斯大林模式的代理人。从1928年起，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顾问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多次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保护了毛泽东。1929年苏联《真理报》对毛进行了多次报道，称毛为“领袖”，使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获得“有国际声誉的人”之名声，让党内其他人敬畏。1930年夏天，在莫斯科的支持下，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政委；紧接着，1930年10月，莫斯科给中共政治局发电报，点名要求把毛泽东提升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红军走完长征，北上来到陕北后，斯大林对毛泽东更加亲睐，锁定毛泽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斯大林统治时代，不仅在苏联实行个人崇拜，而且通过共产国际，将个人崇拜向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推广，在共产国际运动各卫星支部树立所谓的“标准负责人”。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召开，大会特别推出了几位国际共产主义领袖，其中包括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和中共领袖毛泽东。1935年12月，共产国际专刊发表了一篇长篇颂文-《毛泽东-中国劳动人民的领袖》，拉开了升起毛太阳的序幕。

斯大林1935年底锁定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人选后，开始推动将中共组织斯大林化的进程。所谓斯大林化，就是神化最高领袖，强化最高领袖个人权威，实行领袖个人崇拜，不允许任何党内反对派的存在，最高领导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不择手段摧毁任何挑战者。斯大林的设想是，神化领袖，强化领袖个人权威，可以减少共产党内部的摩擦消耗，可以更严密地控制干部和群众，从而更有效地战胜共产党的敌人。1938年，苏联开始了新一轮吹捧毛泽东的宣传运动，把毛泽东推崇为军事战术战略家，宣称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术为丰富世界军事理论做出了贡献。同年，莫斯科还出版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采访毛泽东录-《红星照耀中国》的摘译本，把其中毛泽东对自己青年时代缺陷的一些自我批评删除。1939年共产国际出版了一本由毛泽东少年时代同学萧三写的宣传毛泽东的小册子，把毛泽东描述为领导中国人民抗日，领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模范领袖。

斯大林推销个人崇拜，树毛泽东为中共之神，对热爱权力的毛泽东来讲，正中下怀，求之不得。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契机，迅速采纳斯大林的策略，在中共党内加紧对自己的宣传，指示中共宣传班子不断重写党史，拔高毛泽东在党的创建和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把中共历史篡改成完全是在他的领导下不断走向胜利。毛泽东被神化的初期，中共党内有一些不服气的人，挑战毛泽东，无奈中共不论是在财力上还是在政策上，都严重依赖苏联，挑战苏联支持的毛泽东，就等于挑战苏联，如螳螂挡车，不是对手，最后都纷纷败下阵来。1938年9月，在中共中央第六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长达三小时的讲话，总结了中共发展的历史，宣称建党以来，他领导中共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路线，战胜了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又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把遵义会议说成是中共历史的转折点，中共从此在他的领导下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为中共今后的宣传奠定了毛泽东的路线永远是正确路线的基调，标志着中共彻底走向斯大林化，毛泽东从此在中共党内迅速上升到至高无上，无人可以挑战的地位，保证了他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无往而不胜。毛泽东发表这篇讲话后，又仿照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东方国家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理论，推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理论，并组织起一个宣传班子对这套理论进行扩展充实，开始为把毛泽东树立成党的思想领袖做准备。

与斯大林一样，毛泽东个人权威的建立，伴随着对异己分子的清洗。毛泽东于1942年发起了历时三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清洗党内异己，巩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大批干部被打成特务，叛徒，和反革命。同时，毛泽东以整风为名，建立起严密控制干部群众的红色恐怖机制，镇压敢言的知识分子，强化干部群众对党的绝对服从。为神化毛泽东，完善个人崇拜体制，毛泽东的宣传班子将经过扩展充实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理论，包装成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吹捧为伟大的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袖，而事实是，毛泽东思想几乎没有什么新意，基本上是列宁思想和斯大林思想的中文翻版，但在毛泽东宣传班子的鼓噪下，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一个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在中国诞生了。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公开否定了斯大林，否定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让自视为斯大林学生的毛泽东无法接受，何况毛泽东也不打算在统治中国的方式上放弃斯大林模式。从赫鲁晓夫时代起，毛泽东开始与苏联分道扬镳，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一直延续到他1976去世。斯大林挑选扶持的另一位东方共产党领袖金日成，跟毛泽东很像似，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互学习，而是因为他们都是斯大林看中扶持的人，有着相似的品格，同时他们两人也都是斯大林的好学生，学斯大林学得极其到家。毛泽东曾对刘少奇说：“我动一下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句话，学的就是斯大林，很多年前，斯大林对不听话的南斯拉夫首脑铁托不满，就曾说过“我动一下小指头，铁托就垮了”的话。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名字都是从斯大林的运动中抄袭而来。据美国普林大学学者程晓农博士介绍，斯大林1928年曾在苏联发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在苏联的大跃进期间，“文化革命”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目标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打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造就一批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过，斯大林的文化革命走得远不如毛泽东远，相比之下，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要恶劣得多，受害人也广得多。

中共党内斗争的很多其他工具，比如给政敌扣上某某分子的大帽子，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这些毛泽东运用自如的党内斗争工具，也都是苏联发明，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党内斗争中普遍使用。

1937年陕甘宁边区儿童读报纸的照片，个人崇拜已显雏形。

未完待续。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故事-连载2

1921年6月，共产国际的新代表马林来到了中国。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中方创始人陈独秀正在广东省教育局任职不能来上海，另一个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在北大教书任务繁重脱不开身，但是马林仍然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于1921年七月在上海召开，上海，北京，武昌，长沙和济南的共产党小组各派两个代表，广州和东京小组各派一个代表参会，毛泽东和何叔衡是长沙组参会的两个代表。苏联为每一个参会代表提供了一百个大洋作为赴会开销，一百个大洋在当时等于毛做教师时一年的工资，这是已知的毛泽东从莫斯科收受的第一笔钱（另一种说法是，毛1920年开长沙书店时领的活动费即来自俄国）。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科尔斯基参加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中国共产党的两个重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缺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键人物不是陈独秀李大钊，而是共产国际的真相。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由共产国际代表帮助起草的大会党纲明确表示：“我党要采纳苏维埃的方式，把工人农民士兵组织起来...”，党纲还特别强调要“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紧密联合”。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财政支出几乎完全依靠苏联。1921年，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了总数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大洋的资助，1922年，莫斯科对中共的资助为一万五千大洋。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每月从苏联收受30大洋的工资，地区党组织也接受类似的资助。毛泽东参加完第一次党代会回到长沙后，一开始每月收到60大洋的长沙党支部活动经费，后来，长沙支部的活动经费涨到每月160大洋。作为长沙党支部领袖，毛泽东与妻子杨开慧（毛泽东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搬进了一幢名义上是长沙党支部总部的宽敞房屋，还雇了保姆，毛泽东从此不再需要靠教书或卖书为生，走上了职业共产党员的道路。

1924年，苏联创始人，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去逝，列宁长期的战友，与列宁共同缔造了苏联的斯大林接班成为苏共第一领袖。与列宁相比，斯大林对权力有着更炽烈的欲望，统治手段更粗暴残忍，对待政敌更冷酷无情。斯大林上台后，大力强化自己的个人权力，在苏联推行对他自己和列宁的领袖神化和个人崇拜政策，一人独揽至高无上，不允许任何挑战的大权。为消灭政敌，斯大林在苏共党内发动“肃反运动”，实行大清洗，清除对他个人权威有任何威胁的异己分子。大清洗最终变成对苏联党、政、军、中央、地方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近70万人遭枪杀。在大清洗中，列宁时代的11个政治局委员，被斯大林枪毙了9个，列宁时代最后一次党代会的代表中，1162个代表，被枪毙了1095个，苏联红军的五个元帅被枪毙了三个。大清洗活动也波及到社会上许多人-知识分子，富农，神职人员，科技人员等，很多人遭逮捕，被送押劳改集中营，其中不少人因饥饿或疾病死于劳改营中。同时，斯大林在其任期内在苏联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镇压抵制集体化的富农和中农，导致了乌克兰，伏尔加地区，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等苏联多个地区出现大饥荒，造成至少六百万以上的人因饥荒而死亡。为了控制饥饿的农民向人满为患的城市转移，苏联政府宣布农民不经许可滞留城镇为非法行为。斯大林时代是苏联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西方人普遍将斯大林看成是与希特勒并驾齐驱的反人类暴君。由苏联孵育培养的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代即落入斯大林手中，使得中共的早期成长环境格外凶险恶劣，给中共未来的品质留下了中共后人无力修复的烙印，是中共成年后畸形邪恶的根源。

进入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依然如列宁时代，资助中共，指引中共的方向，中共发展的道路必然地从列宁路线走上了斯大林路线。在苏联的培养和抚育下，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童年，少年，一天天成长壮大起来。随着中共力量的不断扩大，苏联为中共提供的资金数量也不断增加。1925年，中共每月从苏联领取3300大洋的补助，1926年每月领的活动费用超过了一万大洋。1927年，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用款三万元，湖南农民运动，用了近五万元，秋收起义，用了一万元，这些费用都由莫斯科提供。1930年到1931年期间，苏联给中共的补贴是每月25,000美元；1936年6月，驻扎在陕北的毛泽东曾向斯大林发电要求每月提供两百万墨西哥比索（大约相当于两百万卢布）的资助。下面这张照片选自张戎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是由毛泽东1938年4月签字的写给莫斯科的俄文收条，表明收到来自莫斯科的300,000美元资金。甚至在1941年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后，在苏联自己面临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苏联仍然给中共不断输送资金。有收据资料显示，1941年7月3日，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了一百万美元的资助。

苏联对中共的扶持帮助并不仅仅限于财力物力，中共夺取权力道路上使用的很多策略计谋大多也是由苏联设计提供。列宁最早成立共产国际，向东方国家推销共产主义时，担心工业不发达的东方国家不会愿意接受布尔什维克阶级斗争的理论，因此，他发明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东方国家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策略，提议用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把东方国家吸引到共产国际阵营中来。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斯大林充分发扬列宁精神，教导中共多打民族主义旗帜，多打抗日的旗帜，以迎合中国民众。中共早期在中国从事的运动，主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城市鼓动和发起工人暴动，在农村消灭“土豪劣绅”，破坏当地生产力和社会传统，引起了很多阶层的中国民众的反感，所以总是难成气候，屡屡失败。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举起了民族主义大旗，进行抗日宣传，逐渐开始在中国民众中赢回了一些声誉。

1941年纳粹进攻苏联后，西方与苏联形成了统一战线，共同对付纳粹帝国。斯大林为了加强与西方的合作，减少西方对苏联及其联盟的戒心，萌发了解散共产国际的计划，并指挥各国共产党改变宣传策略。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苏联及其各卫星共产党收起了为社会主义而战的宣传，转而鼓吹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人道社会。共产国际于1943年正式解散，不过，虽然共产国际名义上解散了，但中共及其他苏联卫星党与苏联的关系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仍然在苏联的领导下，只是转入了地下，不再像过去那样公开直接。国共内战爆发后，斯大林明确指示毛泽东不要打共产主义的旗帜，而是打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以收获人心，认为那样对战胜国民党会更有利。这是为什么“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发表了大量鼓吹美式民主自由的文章，不仅欺骗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甚至迷惑了美国的一些政治观察家，认为中共并不是苏联式共产党，是美国在国共内战时没有全力支持国民党原因之一。毛泽东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当他确定中共已经坐稳打败蒋介石之椅时，迫不及待地放弃了鼓吹民主自由，转而鼓吹他真心追求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露出了真容。可以说，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教唆指导，毛泽东在夺权的道路上绝不会有那么高超娴熟的技能来施展骗术。

延安时期毛泽东签字的俄文收据，证明收到莫斯科送来的三十万美元。

未完待续。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故事-连载1

中国共产党一贯以来将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说成是境外反华势力渗透操纵，而历史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到发展壮大，再到最后在中国夺得权力，靠的就是境外反华势力-苏联的帮助。中国人是亚洲最早追求民主自由的人群，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国因此成为亚洲最早实行现代立宪制的国家。不幸的是，中国人民的民主追求被境外反华势力-苏联和该势力扶持的中共阻断，使中国到今天还不能成为一个现代体制的国家。今天我就来讲讲，中国共产党如何成立，毛泽东如何走上职业共产党员道路，以及毛泽东和共产党又如何在中国发展壮大最后夺得权力的故事，看看苏联如何渗透中国，斯大林如何一手扶持了毛泽东和中共在中国夺取江山的“建国”大业。故事分八集，以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尤其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为主线，来透视1949年以前中共的成长和毛泽东的崛起之历程。第一集有前序，中共创立，和毛泽东如何走上共产党员道路；第二集讲中共一大，斯大林时代简介，以及苏联1949年以前为中共提供的金钱和“软件”援助汇总；第三集揭示苏联“软件”援助之一-斯大林启动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历史真相；第四集谈井冈山根据地的来龙去脉，细说井冈山为何成为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之起源；第五集讲长征的真实故事，第六集讲西安事变，第七集是国共内战，第八集对毛泽东斯大林做最后的分析评价，并讲诉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之终局。故事内容的主体，来自美国学者Alexander V.Panstov与Steven I.Levine合著的《Mao：The Real Story》，不少历史细节内容的补充来自张戎与丈夫Jon Hallidy合写的《Mao：The Unknown Story》（中文和英文版），其他内容补充来自Philip Short写的《Mao：A Life》，还有一些辅助资料来自网络，比如维基网等。Panstov博士出身于俄国，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并在俄国获得博士学位。由于精通俄语，又通晓苏联历史，Panstov博士写的毛泽东传记，以大量的第一手苏联档案和历史资料为依据，揭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苏联起源，并首次披露了毛泽东崛起与斯大林直接相关的历史细节，记述了苏联是如何一步步扶持发展中共，从金钱资助，到顾问指导，再到出谋划策，像父母一样，手把手地把中共拉扯成掌控中国的巨魔。要特别点明的是，虽然本文的故事情节细节来自以上资料，但对历史的分析解读以及字里行间的倾向性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故事起源于1919年，那一年，列宁领导的俄国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共产国际”组织，旨在全世界推广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大同。1920年开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目标是组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分部-中国共产党。他先通过一位在北京大学教俄国文学的俄籍教授，认识了当时中国知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北大教授李大钊。维经斯基向李大钊表达了在中国组建共产党支部的设想，李大钊则向他推荐了当时在上海的另一位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原北大教授陈独秀，李认为成立共产党组织，陈是更合适的人选。1920年4月，维经斯基拿着李大钊的推荐信，来到上海，与陈独秀取得联系。当时居住在上海的还有其他几个俄籍布尔什维克成员，维经斯基与他们联手，开始“培养”陈独秀。1920年8月，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陈独秀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自己任书记，这是共产国际承认的中国共产党诞生日；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天津，武昌等地也陆续成立了地区性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宣告成立。这些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教师，学生，和记者，没有一个工人或农民，筹建经费来源完全依靠苏联的资助。

毛泽东于1918年6月毕业于湖南第四师范学院，毕业后，经他的老师杨昌济的鼓动，去北京参加了一个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培训班。在北京学习期间，毛结识了北大左翼教授李大钊和陈独秀，以及任教于北大的另一位中国著名自由思想家-胡适教授。毛泽东最后没有成行赴法留学，因为学习法语对毛来讲实在太困难，他没能通过法语考试，遂决定中途退出。毛于1919年4月回到长沙，经朋友推荐，找到一个做小学教师的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个观点激进关注政治的青年，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向报刊写文投稿，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那是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人民有着充分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那也是一个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的学生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湖南长沙，毛泽东与志同道合的朋友邓中夏，何叔衡等人一起，在原有的长沙学生社团-新人读书会的基础上，组建了湖南学生会，声援五四运动。毛泽东在学生会里的主要职责是编写学生会刊物《湘江评论》，为《湘江评论》写了很多文章，其中一些文章还受到了胡适的赞赏。那时的毛泽东还没有信奉马克思主义，他更热衷的事业是打倒湖南省军阀省长张敬尧，争取湖南独立的运动。1919年12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这次是作为湖南省倒张运动代表之一（见下图照片），向中央政府要求将张敬尧赶出湖南。倒张运动最后不了了之，但毛泽东在北京期间与李大钊和已经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邓中夏交谈甚多，听到不少关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内战的情况，李大钊力促毛泽东多多了解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又见到了他崇敬的教授陈独秀。这时的陈独秀正在与维经斯基一起致力于组建共产党支部，而毛泽东仍然热心于湖南独立的设想，幻想建立一个由湖南人自己管辖的新湖南。他向陈独秀陈诉了自己的湖南独立计划，陈独秀则鼓励他学习马克思主义。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一个月后，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影响下，毛泽东在长沙组建了俄国读书社，学习探讨苏联情况。接着，经陈独秀建议，毛泽东与几个朋友一起合伙在长沙开了一间文化书店，专卖社会政治题材的书报，其中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发表的《新青年》，《劳动界》等宣传共产主义的书报。到1920年深秋，毛泽东热衷的湖南独立运动渐渐失去同情者和支持者，在失望之余，毛泽东决定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毛泽东于1920年底开始在长沙招集人员，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1月，在毛泽东的长沙文化书店里，一个由10人组成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了。

毛泽东之所以在他的政治追求中最终选择了共产党，我分析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和平追求湖南独立运动的失败，让他转而向往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他当时曾给朋友写信说，以和平方式争取政治改革固然从理论上听上去不错，但在现实中不管用，用布尔什维克式的红色恐怖策略才是更现实的方法，这与他后来公开信奉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脉相承；第二，毛泽东从很早就认为，政治运动的成功离不开良好的组织工作，所以他一直非常热衷于参加和组织各种社团，布尔什维克式的严密强大的组织对他非常有吸引力，他从事的湖南独立运动，到了后期人心涣散，人如鸟兽散，让他对中国人痛感失望，参加共产党，有苏联的直接扶持和帮助，有布尔什维克的现行榜样，在他看来是建立有效的政治组织的更可行之路；第三，湖南独立运动的人心涣散，让毛泽东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把组织内的人团结在某个“主义”之下，才能保持组织的长久团结，共产党是最符合他这种标准的组织，毛泽东虽然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他对拿枪打仗毫无兴趣，在他后来的中共红军生涯里，毛泽东自己从来没有拿过枪，一直担任的是军中政委的职责，以“主义”的名义来指挥枪，以“主义”的名义来牢牢掌控枪；第四，他本性中天生有一种反上反高贵的倾向，使得他很容易被抨击资产阶级上层的马克思主义吸引，马克思主义里关心下层劳工利益的那一面，并不是毛泽东在乎的，毛泽东早期的文章从来没有展现过他有对下层同情的一面，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面后来被毛泽东发现是在贫穷的中国笼络民心获得多数人支持的一面很有号召力的旗帜。

1920年1月湖南赴京倒张代表团在北京合影，左四为毛泽东

未完待续。

为什么中国人偏爱拥挤在北京等大城市

北京今年来连续多日空气污染指数爆破监测表，北京城被昏黄的雾霾笼罩，其景象，被某些媒介描述成如“世界末日”。北京空气污染的日益严重，恐怕是中国环境污染问题愈演愈烈的缩影。我每次回中国，一出上海飞机场，就会闻到空气中的臭味，不论是视觉感受还是味觉感受，都立刻提醒我：回到了发展中国家。记得有一年回杭州，与亲友一起去爬杭州宝石山，历时约两三个小时。奇怪的是，明明整个爬山过程都在树林山石之中，但不知为何，爬完山后，只觉得整个肺腔盛满了肮脏的空气，难受之极。结果这次外游留下的印象不是西湖美景，而是污浊的环境。过后余下的日程，只想呆在室内，再也没有兴趣去游玩杭州的景点。而在美国，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户外活动的人。从我的这段经历，可以窥见杭州城市空气污染之厉害，因为宝石山地处杭州比较市中心的位置，哪怕你置身树林里，在室外呆久了，肺也会受不了。听杭州电视台的播音员天天宣告：“杭州空气质量良好”，让我不禁哑然失笑。

中国大城市空气质量日益恶化，依我看，是中国近三十年来不惜一切代价发展GDP的直接结果。有些人将中国大城市空气质量差，归咎于城市人口过度膨胀，歸咎於太多中國人喜歡居住在大城市。虽然我认为把空气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人口的说法站不住脚，世界人口第一大城市-東京就沒有北京那樣的空氣問題，实际上，东京的空气质量与美国大城市相似，但是，今天我并不打算争论北京空气污染的由头，而是要分析一下中国人偏爱拥挤在大城市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大城市，大多人口数量超载，交通拥挤不堪，空气污染严重，近年来的房价，更是奇贵无比，不是打工階層能夠負擔。尽管如此，很多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在选择发展地点时，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人首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国每年的春运，百万农民工涌向各大城市铁路公路站回家过年，也早已是中国多年来年年上电视的独特的一景。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偏爱拥挤在大城市？为什么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别，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之间的差别，出奇地大？要寻找这些问题的根源，需要从专制制度的特色说起。

专制制度的一大特色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起专项来，往往比民主国家办得快，可以在短期内，就 “多快好省”地办成功一件大事。比如一下决心造卫星，卫星就飞上天了，像北朝鲜那样，国民都快饿死了，卫星照样上天。这样的事，在民主国家就不可能被通过。当然专制虽然常常自称是“多快好省”地办成了大事，事实是，快是快了，但专制国家办大事之所以快，是因为可以不综合考虑办大事对国家其他方面的影响，可以不计成本，可以不顾这个国家的实力和资源，不能上也要上，所以实际花费最后不仅没有“省”，而且从最终结果看往往是得不偿失，国民们最后要为大事的办成付出很多长远的惨重代价。比如中国GDP上升的速度，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办不到的，但中国为此消耗破坏的资源，为此带来的长久的环境问题，所得是否值得所失，以及这种发展是否能够持续，都是中国未来需要回答的问题。

专制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除了卫星上天，高铁飞驰，GDP大跃进，这些明显的大事，另一种“大事”，就是集中力量发展几个重点城市。中国落后的制度，使得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把全国城乡都搞成“像欧洲”，只能集中资源和精力，不惜牺牲乡村和二三线城市人民的利益，砸大钱，先把几个特区几个窗口城市-北京上海以及其他几个重点城市“打造”得“像欧洲”，而任乡村自生自灭“像非洲”。正是专制制度这种集中资源和精力发展重点的特色，造成了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这些窗口大城市不论是在城市建设上还是在经济发展上，都是国家长期重点投资重点发展的对象。国家资源的这种长时期不公平分配，使得中国的大城市从市政建设服务，到工作机会，再到医疗条件教育条件，都比二三线城市，更不要说乡村，高出一大截。这个世界上的人追求的东西其实都很相近，那就是追求幸福生活。大城市人有良好的工作机会，相对好的福利待遇，享受便利的商场服务娱乐服务，享受就近求医，孩子可以上好学校，这些，难道农村人，二三线城市的人就不想要不能要？所以，中国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其罪魁祸首是专制制度的无能。专制制度没有能力把全国都搞好，只有能力发展专项，只有能力重点发展几个窗口城市，造成不少中国人打破头也要挤进这些窗口大城市。

今天的中国人，出国旅游时，常常会对国外城市有一副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们往往拿北京上海的几个重点景区来与国外相比。其实哪怕是北京上海，除了几个重点景区，城市其他各个方面仍然无法与发达国家城市相比，去年北京一场大雨，淹死上千人，就暴露了北京城市发展只顾面子不做里子的实质。如果比乡村，那差别就更巨大了，不说美国欧洲或日本这些老牌发达国家，城乡人民的生活质量没有什么大差别，就说说台湾这个新兴发达国家吧。如果拿北京上海的重点景区，与台北的重点景区比，也许大陆获胜，因为台湾不会牺牲人民的实际福利，去花大钱打造美化几个重要景点和对外窗口。但你去哪怕最偏僻的台湾农村，去看看那里与城市小学没啥差别的小学校舍，看看那些与城市孩子没啥区别的小学生们，个个干净体面，再看看周围的田园村庄，看看村民们的生活条件，你就会知道，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差距，不知有多远。

评评米歇尔奥巴马的服装和发型

前天，奥巴马宣誓就职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在宣誓仪式上的讲话一如既往地出色，让人爱听。不过我今天不谈政治，谈时尚，来评评奥巴马夫人米歇尔的时装风格以及她的发型。

说要谈时尚，还是忍不住先要发几句政治议论，表达一下我对某些中国人对米歇尔奥巴马刻薄评论的不满。中国人当中，其实有相当比例的人，种族主义思想严重。这些人怀有崇白人情结，而对其他民族，尤其是黑人，则非常看低。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夫人米歇尔被推到了媒介的前台。在中文媒介上，每次如果有关于米歇尔的消息，总能在后面读到一些非常刻薄的种族主义评论。这些中国人思想落后，仍然停留在等级主义思想水平，自甘于白人之下，但又却自以为在黑人之上。记得有一次我在某个中文网站上评论说黑人在美国主流娱乐业很成功很受欢迎，亚裔人相比有差距，有位女士有点不相信地问：难道白人会更愿意在电视电影上看黑人，而不愿意看亚裔人？让我觉得不少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人真的与现实很脱节。事实是，美国仍然是白人主导的国家，主流娱乐以白人口味白人喜好为主，所以黑人在娱乐业的超比例成功，说明美国主流爱看黑人表演，而亚裔人在娱乐业的鲜见，也就反应了美国主流对亚裔人表演的态度。当然我不是到这里来说，亚裔人不如黑人，亚裔人也许在娱乐业输给其他民族，但在群体经济地位上，则赢过很多其他民族，亚裔在主流娱乐业的不成功也并非完全是种族主义造成。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各个民族，各有所长，每个民族给世界带来不同方面的价值，而这个世界也因为有各种不同文化不同色彩而更美丽。

现在回过头来谈时尚。我第一次注意到米歇尔奥巴马的衣着风格，是大约两三年前，在一份杂志的封面上看到她服装的颜色搭配。我们过去在中国，如果说一个人打扮俗气乡气，一般用“大红大绿”来描述，就是说，在搭配衣服颜色时，如果颜色对比太强烈，就会显得俗气乡气。可是米歇尔在那份杂志封面上穿的一身，搭配的颜色，对比非常强列，颜色对我来讲选择非常大胆，结果却格外秀丽时尚，又显年轻，改变了我过去对颜色搭配的观念。看来，颜色对比强烈是时尚还是俗气，与颜色选择密切相关，颜色选错了，才会变得俗气乡气，如果选对颜色，结果会非常亮眼好看。可惜我现在找不到那张照片，不能以图来说明。受她启示，我现在在做衣服颜色搭配时，有些组合是我自己过去不敢想象的。

米歇尔的服装风格，比较现代，比较潮，因而大多显年轻，但又不失庄重，符合她的年龄和第一夫人的头衔。她的口味还趋于大众化，很多选择，让我们普通人觉得我们也可以穿。她在颜色，款式，和花色的选择上，往往不落俗套，又很有品位。下面是我喜欢的几款她穿的服装，除了衣装，请各位还要注意一下她对鞋子颜色和款式的选择：

 

奥巴马两个女儿在奥巴马再次当选的获胜仪式上穿的裙装也是色彩浓郁亮丽，很好看：

在这次奥巴马总统第二任宣誓就职仪式上，米歇尔以新发型和一身让人惊叹的新潮优雅的外套，震动美国。她这身外套款式新颖，前所未有，但又一点不夸张，不会让普通人受不了，看上去既时尚美丽，又温暖实用，可以说是这次总统宣誓活动中的亮点，我喜欢！如果商店里有卖她这样的外套，我一定要去买一件。

还是那件外套，这张换了双鞋，加了条腰带：

米歇尔在总统宣誓活动晚会上的一袭红裙，简单又高雅，奥巴马迎她走下白色台阶的这张照片像传说一样美丽：

至于米歇尔这次的齐眉刘海新发型，依我看，还行。她作为一个必须经常抛头露面的公众人物，要被拍无数的照片，过一段时间换一下发型，给人以新鲜感，还是很有必要的。她的这个新发型与她那身好看的外套很相配，行走在大街上，整体结果年轻时髦，有那么点学生般的清新气质。不过，她之前扫边刘海的发型，让眉眼更醒目，其实也很不错。

最后再评论几句米歇尔。单看脸孔，我不敢说她是超级大美女，但她高挑的身材，健康的肤色，以及黑人占优势的臀部曲线，使她拥有一副出色的衣架。与瘦削的专业衣架-时装模特相比，米歇尔不胖不瘦，让普通人更有亲近感相关感。与之前几位第一夫人相比，由于她巧克力色的肤色，使她可以更多地展露皮肤，而不致失去第一夫人的庄重，所以她在选择衣装时，可以更年轻更大胆。虽然我不敢说我喜欢她每一个选择，我也没有米歇尔那样高挑的身材以及健康的肤色，但由于她的时装品位新潮又优雅，年轻又庄重，她的服装给我带来的兴趣和灵感，远远多于其他第一夫人以及不食人间烟火的专业时装模特。

对替莫言辩护解脱的人再说几句

莫言在诺贝尔奖领奖会上说的话引起争议后，网上有很多华人替他辩护解脱，说莫言得的是文学奖，不要把政治牵涉进来，不要对莫言过于苛求。我认为，莫言用五毛逻辑招架对中共新闻检查制度的提问，同时躲避对刘晓波以及其他中共敏感问题的提问，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他如何做人的问题，是做人有没有脊梁骨的问题。莫言早就说过自己是个懦夫，今天他用自己的言行证明他确实是一个懦夫。如果一个小人物是懦夫，民众没有必要多费口舌去苛求指责。但莫言已不再是个小人物，作为第一个被中共官方承认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以诺贝尔奖的名望，尤其以该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他的名字将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很久的印记，他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某些中国人的榜样甚至崇拜对象，指出他人格上的缺陷，让他的诺贝尔奖成为有争议的诺贝尔奖，是有责任的中国人应该做的事。

有人说，在那个体制下存活不易，就放莫言一把吧。关键是，莫言在选择如何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实际上就已经做出了明确的选择：他要的是政府放他一把，而不是人民放他一把，因为他知道人民在中国没有任何力量。如今，莫言得了诺贝尔奖，又有强大的中共政府的支持，人民争议几句，对他的实际眼前利益不会有任何伤害。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希望让中国人（华人）意识到，不管一个人得了多有名望的奖，如果他缺乏人格，那么这个奖所含的意义就多多少少被污染了；希望能够提醒中国的年轻人，不要以一个没有人格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榜样。所以，对围绕莫言的争议，人们不应该解释为对他个人的攻击，而应该理解为对他的言行所代表的反面意义的谴责。莫言既然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在他具有了一个比一般中国人更有利的机会，来反抗中共高压时（哪怕是消极反抗），仍然选择做一个屈服于中共政府的懦夫，那么中国人就有责任在他诺贝尔获得者名牌的旁边同时给他刻上一些反面的烙印。如果中国人对这种言行无动于衷，不加谴责，任由中国人一代接一代地出懦夫，那以后就不要抱怨别人看不起中国人。

还有人说，评价莫言应该以他的文学作品为标准。首先，我认为，很多中国人如今自称喜欢莫言文字，恐怕十有七八是因为莫言得了诺贝尔奖才喜欢的，过去我很少听中国人提莫言。所以诺贝尔奖的光环，对很多中国人评价莫言作品，起了不小的作用。那么得诺贝尔文学奖，真那么说明作者的水平吗？如果你读过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致词，也许你会想，诺贝尔奖委员会在莫言作品里找到的东西，未必是大多数中国人在文学里寻找的东西。当然，如果你本来就喜欢这种作品，那就尽管喜欢；如果本来对那种作品不感兴趣，因得奖而跟风而喜欢，就有点可笑了。至少对我来讲，莫言在展示曲扭，残酷和无情时也许手法高超，但他的作品缺乏对人性里超越兽性部分的思索和渴求。虽然通过暴露他自己饥饿贫脊的童年，以及中国农村“猪圈般的生活”（来自诺贝尔奖授奖词），他的作品揭穿了中共的“宣传谎言”，但这个揭穿更像是无意而成的，而不是有意识去做的，所以其深度和力度也是非常有限的，更谈不上说给人以启示。莫言思维水平的浅显，还在其他方面有所表现，比如他自愿参加手抄《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过后又替自己行为辩护，写诗赞扬重庆模式，等等，都反映了他不仅仅是个懦夫，而且他确实思维能力有限，看不清中共制度的邪恶本质。他作品里缺乏对超越兽性的渴求，也许正是他自己灵魂里缺乏这种渴求的反映。

不少人把莫言与苏联的肖洛霍夫相比，也许他们与专制政府同流合污的言行有着相似的地方，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苏联文学史上最畅销作品，该作品在德国也很畅销，这些都发生在斯大林时期的四十年代，而肖洛霍夫是1965年才获诺贝尔奖。与之相对照，中国人里又有多少人在莫言作品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喜欢莫言作品？有多少中国人或者西方人是通过莫言的作品认识中共罪恶的？所以，肖洛霍夫作品的的社会性和影响力都是莫言作品望尘莫及的。诺贝尔奖委员选择莫言作品，虽然冠之以社会性原因，但事实上，莫言作品的社会性影响，不管是对中国人，还是对西方人，都比不上很多其他中国作家。

网上还流传莫言反感西方记者提问，宣称被问烦了，越是逼他，就越不说，让我觉得怎么听上去跟没文化不爱讲理的大兵土匪一样，刚被多问两句，就烦了。中国真是土匪辈出，不仅政府官员透着匪气，就连得诺贝尔奖的文学作家也透着股匪气。莫言要是真烦西方了，那就拿出点骨气来，干脆拒绝领取西方人的奖。他既然没有拒绝西方诺贝尔奖的名气和奖金，没有拒绝诺贝尔奖给他带来的好处，那他就不能拒绝西方人对名望的要求，拒绝伴随好处而来的责任。莫言和中共官员一样，好处特权来者不拒，却不肯承担任何特别的责任特别的要求，不亏是中共教育出来的作家，也是言论不自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社会里的必然。

另外，这场莫言诺贝尔奖的风波，也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也许通过这场争议，可以消除一些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过分迷恋和崇拜，消除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中国人眼里过多的明星光环。诺贝尔奖获得者，既可能是伟人，也可能是小人。比如，同获诺贝尔物理奖，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不仅具有高超的物理思维水平，他的人文思维水平也同样很高，他对专制之邪恶本质的认识，对宗教的思考，都让人敬仰。而另一个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则是专制制度的同情者，虽然在物理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作为人，他不值得我们的尊敬。如果中国人减少些对诺贝尔奖的过分迷恋和崇拜，也许就会少上演些二十八岁的年轻女子爱上八十二岁的诺贝尔奖老爷爷的畸形故事了。

诺贝尔奖得主莫言何以巧变五毛

“五毛”是中共网络宣传员的代名词，词源来自网络宣传员每发一帖，可以向党组织领取五角奖励这一事实，在网上有网络宣传员发帖后递交的领奖发票照片为证。中共网络宣传员搅浑是非的一大法宝是：把西方社会里的某些特点做无限夸张放大，推向极端，以此为中共无耻行为寻找借口，最后得出美国人干得，为何中共就干不得的结论。比如，如果你写文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就会有五毛在你文章后面跳出来说，美国也没有言论自由，某某中国学生只不过对美国导师说了几句狠话，不就被判威胁罪了吗？总之，“五毛”们共用的典型手法是：要被称为自由，就必须是毫无制约的绝对自由，否则就等同于没有自由；要说一个人是好人，这个人就必须尽善尽美，毫无瑕疵，否则就和坏人没区别，所以嘛，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一点都不比中国好，中国其实和美国一样，等等，以此类推吧。“五毛”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往往对西方制度尤其是软肋颇有知识，对西方的某些激进观点更是了如指掌，擅长把西方制度的特点或软肋转化为替中共制度辩护的依据，把西方批评自己的某些激进观点用来做中共反人类行为的挡箭牌，估计是党国机构集中脑力研究出对付西方的策略，然后在“五毛”培训班上培训普及的结果。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领奖会上答记者问时，就沿用了上述五毛式搅浑是非的手法。在被西方记者问如何看待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时，莫言回答道：“我反感所有的检查，比如我去大使馆办签证，他们也要检查；我坐飞机出海关，他们也要检查；甚至解下腰带，脱了鞋检查。但是我认为这种检查是有必要的。我从来没有赞美过新闻检查这种制度，但我想新闻检查每个国家都存在。但是检查的尺度和标准都一样。如果没有新闻审查，大家都可以任意污蔑和诽谤人家，相信任何国家都不容许。但是我想新闻检查应该遵守的最高准则：只要不违背事实真相的都不应该检查。违背了事实真相的都要检查。”他把安全检查与中共新闻检查混为一谈，好像只要是检查，就都是一丘之貉。事实是，安全检查是为了人民的人身安全，防范的是危害无辜民众的恐怖分子，而中共的新闻检查是为了确保中共江山永不变色，防范的是真相和良心，能把这两者相提并论，是只有没有廉耻心的人才有胆量公开做的事。莫言还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新闻检查的标准和尺度每个国家都一样。如果说西方的新闻法确实有防止污蔑诽谤他人的条款，那么，中共的新闻检查制度则是只允许党污蔑诽谤他人，今天污蔑这个人是右派是反革命，发送劳改，明天又诽谤那个人要颠覆国家，判他十一年徒刑，却不允许人民说出事实真相。

莫言也许擅长讲故事（其实我个人并不喜欢听他的故事），但在心底里，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共党员，没有人格，借用蒋介石对中共的评价，就是不讲廉耻的禽兽。当然，也不排除莫言出国领奖前，被上过党国的五毛培训课，因此能在对付西方记者时，如此机灵，巧变五毛。

毛泽东为何自愿上斯大林的钩：与读者对话

朝鲜战争由斯大林和金日成密谋策划发动，中国抗美援朝是在斯大林的诱导和指令下促成，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历史事实，有俄国档案馆近年来公开的斯大林与金日成和毛泽东之间的电报，白纸黑字为证。但对于毛泽东为何自愿上斯大林的钩，听从斯大林的摆布，奉献百万中国志愿军的鲜血和生命，为斯大林和金日成发动的战争收拾残局，仍然是众说纷纭，各有各的理论。我在上篇《毛泽东如何被斯大林诱入朝鲜战争》一文里做了我的推论，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自愿上斯大林的钩，是为了要对亚洲革命负责，要做斯大林封给他的亚洲革命领袖。万维博主阿妞不牛，西木子，特有理，saxon1981和兰冠云（代毛粉）等在我上文后面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万维博主博闻则质疑了我文中关于美国没有攻打中国意图的陈述，我这里将他们在上文留下的评论整理了一下，与我的答复一起做个发表。我这篇里的答复有些与原答有所不同，原答因过于匆忙，有些回应回答得不清楚，特在这里做改进。另外，心田和JinShanDuXiu关于中国洗脑教育后果的评论，以及识字而已对朝鲜战争的精彩总结，也一并在这里收入。阿妞的评论很长，我做了大尺度删节，希望仍然保持了她的主要观点，希望阿妞不会因我不赞同她部分观点而生气。

西木子：不知有没有史料爆料毛泽东想借用此机会掌控北韩，以免金日成彻底倒向苏联？

伊萍：毛泽东力主参战的意图众说纷纭，就算掌控北韩是毛的意图之一，那也是得不偿失。首先花那么大代价是否值得，从后果看有什么事实证明金日成被毛泽东掌控了？北朝鲜从那时到今天帮过中国什么忙？毛花出去那么多钱和生命，付出那么沉重的代价，又换回来了什么？事实是，北韩不是被毛争取过来的朋友，而是被苏联扔掉的朋友，走投无路才投到毛的怀抱里的。中国现在背负着这个早就被苏联（俄国）扔掉的包袱，还在不断用中国的资源填补着无底洞。这种只会要东西，从来没有能力给予任何帮助的朋友，不要也罢了，更不要说牺牲几十万甚至可能上百万人的生命去拉这么个朋友，只有傻瓜才会花这么大代价去争取这种朋友。

阿妞不牛：共产党阵营绝对不是铁板一块，里面尔虞我诈各自怀有鬼胎是不争的事实。…毛之“杰出伟大”，就是体现在哪怕斯大林金日成把他蒙在鼓里，不但搞砸了他马上拿下台湾的计划，而且金日成穷途末路向他求救，他压下一腔怒火，立马抓住这个时机，用中国民众的血肉弯弓射大雕，一箭数雕：第一，公开武力抗美，不说世界第一，也是在共产阵营冒头，…（让）几乎所有亚洲共产党实际上拜他（为）帅；第二，利用韩战，把中苏条约实质化，苏联的军援以及其他工业技术援助，马上兑现；第三，公开“抗美援朝”，强化党内与国内控制，迅速建立毛本人的个人绝对权威与极权统治。第四，利用韩战，消化处理掉大批的国民党叛将降兵。第五…。毛泽东当时最大的难处，是不能把上面如此精算在党内和盘托出：连对周恩来刘少奇都不能这样明说，可是要他们信服臣服。这就是真正的高招了。至于忽悠国民甚至世界，甚至忽悠斯大林，都不在话下。

伊萍：我同意你说的共产党阵营内部也是勾心斗角，毛泽东内心肯定是不甘于斯大林之下的。关键是，毛没本事，斗不过斯大林，在苏中朝之间的勾心斗角中，毛是被利用，最后也是最吃亏，当然实际吃亏的是中国人民。朝鲜战争发展的每一个过程，不是毛在掌控局势，而是斯大林在掌控着每一步，每一个主意都是斯大林的主意，是斯大林在主动利用毛，而不是毛在利用斯大林。说毛想以参战来巩固自己与苏联的实质关系，或者像西木子说的，以防止金日成彻底倒向苏联，都是可能的因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我认为你说的第一点，做亚洲领袖，才是毛力主参战的主要原因。至于说毛忽悠斯大林，我不知道他怎么忽悠斯大林了？斯大林要他出兵，他就出兵了，斯大林的目标达到了。苏联幕后发动战争，自己却不死一个人，这到底谁忽悠谁，还不是明摆的吗？

你的第三第四第五点，有点牵强附会，毛没有必要通过韩战来达到这些目的，在国内搞运动，效果要好得多。我想要说的是，我认为你把毛泽东想像得太计谋周全了，你说毛的这些想法连对刘周都不能说，就说明这些大都是没有依据的后人的猜测。

阿妞不牛：毛的“忽悠斯大林”，就是借用朝鲜战争，得到苏联的工业技术援助；…

伊萍：用真血真生命换来援助，那就不叫忽悠了。我不是说毛不想忽悠斯大林，问题是他有没有那个本事去忽悠斯大林。不要把毛想得太聪明，他那点本事也就只能忽悠忽悠中国人，到国际上就只有吃亏的本事了，跟斯大林打交道吃亏，跟金日成也吃亏。而最亏的是中国人民，因为他亏给外人的是中国人民的生命和利益。

特有理：一个重大决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决定性的因素往往却是大家容易忽略的，与本性内核中最原始的部分直接相关的部分。比如某种层次的饥渴、嫉妒、恐惧等。据本人对毛泽东本性的梳理，他有极度的权利（力）饥渴并在掌权后对失去权利（力）有极度的恐惧。他决定出兵朝鲜，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恐惧！

伊萍：恐惧也许是毛下意识中的一个因素，但我不认为是主要因素。他如果需要靠打仗来稳固自己的权力，首选应该是打台湾。

兰冠云：你不要低估了毛泽东的睿智：他老人家深谋远虑，以抗美援朝为投名状，获得共产主义阵营的接纳，换取了苏联的技术援助，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基础，祖国发展由此一日千里。这可不是我的私货，而是一些毛左的论证。我在旧作里批判过，后来收起来了。先看看你怎么批吧。

伊萍：那是毛粉的理论？如果一国之主要靠让自己的人民大量去送死才能换来别国的接纳和帮助，才能以此发展经济，这样的人还是他们心中的红太阳？这可不是一般的脑残。

saxon1981：真实的历史是毛泽东雄才大略，或者讲野心勃勃，在基本统治全中国后，其野心是亚洲，甚至世界。你是否注意到了毛泽东在斯大林面前俯首称臣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一肚子牢骚。斯大林阅历无数，早也知道毛泽东的野心。为了共产主义的大局，斯大林把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小共产党交给了毛泽东管理。在五十年代初期苏中的来往电报中有相关的透露。

伊萍：被斯大林封为亚洲革命领袖，正是毛泽东自愿上钩的主要原因。这也是斯大林狡诈的地方，利用毛的野心，说两句好听的话，封个不费钱的称号，就能让毛泽东心甘情愿为他的计划出血出力。至于说毛雄才大略，如果真那么雄才大略，怎么干了件这么吃亏还没有在收益国家落下名声的蠢事？

博闻：我对毛一直是批判的.但是从现实看,说当年美国没有侵略中国的意图,也太天真了。当年如果让麦克阿瑟把战线放在鸭绿江边,那么统一的朝鲜就会比现在日本对中国危害还大.当然了,除非毛彻底倒向美国一直制衡苏联,但是那在当时已经不可能了。一个战败国日本,一个小小钓鱼岛,美国尚且能做出这么多文章.何况上千公里的边境线.

伊萍：进攻中国和牵制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美国不会进攻中国，不等于美国不想要牵制中国。牵制中国是绝对必要的，任何邪恶势力你不牵制它，它就会扩张，给世界和平带来巨大威胁。当年北朝鲜侵略南朝鲜，正是因为美国疏忽了在亚洲对共产势力的牵制。美国是在朝鲜战争之后，才加强了在亚洲的牵制力量，开始给南韩和台湾以军事保护。

毛泽东当然不乐意看到鸭绿江边驻上美军，就像毛不乐意看到台湾在敌对势力控制之下一样。可为什么毛不去攻打台湾，却去保护北韩呢？原因就在于，斯大林下令要保卫北韩，而没有下令去攻打台湾。上千公里的边境线又怎么了，敌对国家相邻的例子多去了，古巴就坐落在美国的鼻子眼底下，人家不是照样生存？毛泽东有能力打进所有相邻敌对国家吗？他单挑北韩不是偶然的，没有斯大林的命令，抗美援朝不可能发生。

识字而已：想想要不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介入，今天的南韩日子就过的象北朝一样；想想要不是中国介入，今天北朝日子就过的象南韩一样。如果金日成1950年6月25日不越过三八线，南韩和北朝还是南韩和北朝，38线还是那个38线，忙啥了？

伊萍：我再同意不过了，朝鲜战争其实就是起因于一个无赖的权力欲，造成了几百万人的无辜死亡。

JinShanDuXiu：几年前回国正赶上“抗美援朝”纪念日，中共控制的新闻当然绝口不提谁先侵略谁的事实。一次我对聚会的人们说是北朝鲜最先发动战争的，周围人那个愤怒劲，感觉他们就要冲上来把我撕了。从此也可看出中共长期宣传洗脑严控新闻的功效。

心田：在我的《韩战真相》里说了韩战真相不是美国侵略中国，而是联合国会议决定派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去抗击北朝鲜侵略南朝鲜，却遭到许多人的围攻。

伊萍：反洗脑不是一件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任务，而是要反复讲，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讲，慢慢才能起作用。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与自己相信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的话，第一个本能往往就是反抗，认为不可能。但第二次第三次再听到，慢慢地，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听进去，能够开始思考。所以不要因为有些话题有人写过了，其他人就不再去触碰那个话题。每个人写，视角，文风都会有所不同，会吸引不同的读者，会让一些过去不接受的人慢慢接受。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来为中国人的反洗脑做贡献吧。

从唱红打黑看中国之落后

本文写于2012年3月。忘了在这里发，现在补发。

据说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得到了重庆人民的支持，且不说这个说法有没有事实依据，因为共产党什么时候不说它的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它给过人民什么手段来对它的政策进行审核探讨，给过人民什么渠道来表达支持还是反对？是重庆人民投过票肯定了重庆模式？还是重庆人民办过报赞赏了重庆模式？这个所谓人民支持的依据到底从何而来，实在令人怀疑。以共产党的一贯作风，不排除人民支持的依据是：政府掌控的电视台采访了一些居委会大妈，大妈们对着镜头为唱红打黑说了一番激情的赞扬肯定的话，这就是重庆人民支持唱红打黑的依据了。退一万步说，就算有那么一些重庆街头的大叔大妈大哥大嫂们支持唱红打黑，也不等于就代表了真正的民意。当年毛先帝搞大跃进，搞文化大革命，中国街头的大叔大妈大哥大嫂们不也都热烈拥护积极支持吗？在一个言论不自由思想遭封锁的社会里，人民大多蒙昧无知，民意更经常是曲扭变态。要知道人民是否真心支持政府的政策，首先你要给人民以公开自由评说讨论的渠道，要让反方能够公开质疑政府的政策，公开与政府辩论，探讨这项政策的好处与坏处，探讨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然后再让人民决定他们支持哪一方。一个媒介完全被政府控制，只允许一方讲话，人民只能听到一面之词的国度，民意多是假民意，支持常常是伪支持，否则你可以说北朝鲜人民还支持金家王朝的残酷统治呢。

还有人说，重庆模式是党内竞争，是给人民多一种选择，最后人民得益。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党内竞争只许后退，不许进步，不允许向前迈进尝试民主自由，只允许在停留在邓先帝思想或倒退到毛先帝思想之间选择，人民怎么得益？如果政府只给人民两种极端选择：面对腐败，要么政府什么都不管，要么用高压滥打的手法治理问题，你说让人民支持什么？如果人民真的支持严刑打黑，问题的根源也在于政府，因为政府没有能力为人民提供一个聪明合理的选择，一个可以依法防范依法治理的法律体系。政府只给人民坏的和更坏的两种选择，人民不管支持哪一种，到头来总是输家。

以严刑酷法来打黑，这种治理社会问题的方式说到底就是秦始皇式的治国方式，在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之后，中国政府治理问题的理念和手段与两千多年前相比仍然没有什么进步，可见中国有多落后。事实上，当今中国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整个国家的管理体系实在是太落后了，治国精英们的思维水平和管理方式基本上还没有超越秦始皇时代，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不过是在走当代秦始皇-毛泽东的老路，除了大讲大唱大搞严打，一点也没有现代管理理念，一点也不懂现代管理方式。结果只能是，唱红打黑看似轰轰烈烈，但一阵风过去后，其实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一切最终又重回原态，社会仍然原地踏步，没有任何进步。都说中国人缺少创新精神，而中国人里最没有创新精神的，就属掌控中国的中共高官们了，捧着毛先帝邓先帝的尚方宝剑，思想僵化，不敢有任何超越；一遇到问题，不去学习周围成功的范例，比如日本台湾美国的经验，不与时俱进，尝试用现代管理方法来解决问题，只会翻老祖宗的箱柜，淘出那些已经被历史证明彻底失败了的陈旧的毛式法宝，撞了六十多年的南墙（或者说两千多年的南墙）也不懂得转向，不知为何，以为过去那些失败的法宝只要一遍又一遍地试就会有一天产生奇迹，这种不合理的思维方式实在令人费解。

今天的中国，尽管GDP世界第二了，尽管高楼林立，越来越多的人开上了汽车，甚至用上了iPhone，但由于整个国家管理体系的落后，中国本质上还是个思想愚昧社会落后的国家。而中国只要不从落后天朝专制制度下走出来，不建立现代民主自由制度，就必定只能原地循环，永远走不出愚昧落后，永远是个畸形的另类，永远也成不了现代发达国家中的一员。平心地讲，除了唱红打黑，薄熙来讲的某些其他话，倒也不无道理，比如不能只追求GDP，中国人不能只会赚钱，没有精神追求，政府要关心民生等等。但说得好听，不等于就做得到，口号目标吸引人是一回事，手段合理不合理，能不能实现这些口号和目标是另一回事。共产党的口号什么时候不好听？共产主义理想那可是最完美的，但最后共产主义国家都沦落为邪恶国家，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创始人事先就想要创造一个邪恶的世界，而是因为他们信奉的理念他们实施的管理制度落后，不符合人性，才最终滑向邪恶。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与毛泽东式的治国模式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借鉴“新中国”前三十年发展的结果，人们可以预料重庆模式从长远来看不会成功。要实现薄熙来的那些目标，只有迈向民主自由才有可能。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落后的夜空中，最近也曾划过一道现代文明的闪光，那就是广东省高官汪洋在处理乌坎事件时，迈出了超越前人的可喜一步，让人们看到：政府用现代理念来处理社会问题，是有可能在中国出现的。但愿落后的重庆模式能够尽快在中国寿终就寝，进步的乌坎模式能够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星星之火。

毛泽东如何被斯大林诱入朝鲜战争（下）

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在面临苏联拒绝出兵援助，北朝鲜即将被美国收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给毛泽东发出了恳请中国出兵的求救信；斯大林也在同日给毛泽东发电报，下令中国派部队过江援助朝鲜。10月2日，中共召开了一个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当时，刘少奇，周恩来等绝大多数中共高官都反对中国出兵朝鲜，只有毛泽东一意孤行，力主派中国志愿军参战。10月5日，毛泽东终于将中共大将军彭德怀争取到自己的一边，由彭德怀出面说服政治局，使得中共政治局当天通过了派兵朝鲜的决议。在中国做出出兵的决定到中国军队正式跨过鸭绿江期间，斯大林又多次发电报催促中国军队尽早进入朝鲜。苏联在最早提议由中国出兵援朝时，曾有苏联代表提出过中国出陆军苏联出空军的设想。10月8日，周恩来向斯大林询问这个中国出陆军苏联出空军的援朝计划时，斯大林回电说，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建议中国陆军先帮北朝鲜打，苏联空军等两个半月后准备好了再加入。过了几天，斯大林又对周恩来说，苏联空军准备好了也不能过鸭绿江，实际上就等于明确表示苏联不能参加援朝战争。尽管苏联明确表示了不参战，毛泽东还是下令中国出兵“照原计划进行”。[1]

1950年10月19日，百万中国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面对拥有装备绝对优势的美军，展开了一场以人海战术取胜的厮杀。从1950年10月参战，到朝鲜战争结束，中国总共派出了300多万中方人员进入朝鲜[4]。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南北朝鲜以三八线分割，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一切回复到原态，仍然是三八线分割南北，但这三年期间，几百万人丧失了生命，其中中国和南北朝鲜的死亡人数都非常惨重。据中国1992年公布的官方数字[2]，中国士兵在朝鲜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为14万8千[2]，受伤人数为34万[2]。以中共政府一贯隐瞒压低死亡数字的做法来判断，这个中国官方数字的可信度不大。中国到目前为止仍然不敢公开与朝鲜战争相关的大量文件档案，说明中共仍然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需要隐藏。西方大多数来源估计，朝鲜战争中，中国志愿军死亡人数在40万左右[2]，有些来源甚至估计，中方死亡人数高达150万[2]；据说邓小平自己就曾经承认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死了四十万[3]；而苏联官方文件认为中国死亡人数为100多万[3]。另外，西方大多数来源还估计，北朝鲜人民军的死亡人数为50万[2]，南朝鲜军队和平民死亡人总数为40万左右[2]，援韩美军的死亡人数则为近3.7万[2]。

朝鲜战争是一场由苏联幕后支持发起的战争，金日成入侵南韩的作战计划，连细节都完全由斯大林策划提供。这场战争给中朝美参战各方的军队以及人民，带来了惨重的伤亡损失，战争始作俑者之一-苏联却没有死一个士兵。斯大林其实从一开始就担心美国有干预的可能，这是为什么他自始至终那么坚决地咬定，苏联人员不能介入朝鲜战争。金日成从1949年3月起，首次向斯大林兜售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斯大林最初并不同意用武力来统一，认为风险太大，有可能会引来美国的干预。他劝金日成用政治手段，用宣传社会主义制度好，以及用游击队和间谍在南朝鲜鼓动捣乱的方法，来统一朝鲜[1]。但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使斯大林改变了想法。1949年6月，美国从南朝鲜撤了军；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吉逊宣称，南朝鲜不在美国的亚洲防御圈之内[2]。美国的一系列言行使得斯大林对金日成计划的冒险性做了重新估价，产生了美国也许不会干预的侥幸心理，尤其是美国国务卿1月12日的讲话让斯大林放心很多。几个星期后，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终于给金日成发电，批准他的提议，开放了朝鲜战争的绿灯。但斯大林仍然留了一手，从头到尾一口回绝为北朝鲜提供任何人员帮助，以防止苏联与美国的直接对抗。斯大林既想要避免与美国直接冲突，避免苏联因此可能遭受的残重损失以及在国际上落下坏名声，又希望扩大共产世界的地盘，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所以他在冒险同意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计划的同时，一直竭力鼓动用中国军队来做后顿，以寻求一个对苏联来讲两全其美的选择。

毛泽东为什那么心甘情愿地要上斯大林的钩？为什么他对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的金日成那么倾力相助？为什么他要一意孤行不惜代价地介入朝鲜战争？原因也许要从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过的一段话里去找。斯大林曾经对毛泽东说，共产国际解放世界的任务，欧洲这一片由我来负责，亚洲革命就由你来负责[1]。毛泽东听了这段话，心里非常受用。毛泽东做事从来都是放眼世界的，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一贯不惜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比如大跃进后，中国人民已经普遍面临大饥荒了，中共政府还在出口粮食支援亚非拉。毛泽东之所以执意要送中国志愿军去朝鲜，正是为了对亚洲革命负责，为了自己能够挣得亚洲革命领袖的称号。在通往亚洲革命领袖圣坛的道路上，洒些中国人民的鲜血，铺垫上中国人民的生命，在毛泽东看来，根本是微不足道，在所不惜的。而斯大林的狡诈之处就在于，说几句好听的话，封给毛泽东一个不值钱的称号，就能让毛泽东自愿上钩，为斯大林计划出血出力。据说中国当今的毛粉喜欢抓“汉奸”，要说谁是汉奸，毛粉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史上最大的汉奸。从砸破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拜西洋糟粕-马列邪教为国教，到为世界共产革命的胜利，为自己做亚洲革命领袖进而做世界革命领袖的个人野心，牺牲几十万甚至可能上百万中国人民的生命，毛泽东所出卖的中国人民的利益，其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害人之多，绝非中国史上任何一个汉奸所能望尘。与毛泽东相比，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汉奸们出卖的，不过是蝇头小利。

可悲的是，今天的朝鲜人民根本不知道中国人民曾经为北朝鲜做过巨大牺牲，因为在北朝鲜的历史书上，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历史早已完全被抹掉了。在北朝鲜人民的眼里，当年战胜美帝国主义，保住北朝鲜，完全靠的是金将军的英明领导。想一想，也可以理解，金家王朝在北朝鲜牢牢掌握政权的根基是建立在北朝鲜人民对金家三代的绝对崇拜上的，如果北朝鲜人民知道了金日成曾经向中国求助，才打败了美帝国主义，金太阳的光辉岂不是要暗淡很多？金家王朝的根基岂不要松动？金家王朝怎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毛泽东被斯大林利用，在一个蛮干的冒险计划最后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不惜代价，用无数中国士兵的鲜血和生命，去为那个蛮干的无赖收拾残局，挽救天下，最后其功德还得不到无赖的承认，实在是做了一件天底下蠢得不能再蠢的大傻事。话说回来，毛泽东与金日成是一丘之貉，也是靠谎言起家靠暴政掌权的，中共的历史书本上所充斥的谎言，恐怕一点也不会比北朝鲜历史书上的少。

注：本文介绍的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历史细节，主要依据来自沈志华教授在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座上做的演讲【1】（http://www.youtube.com/watchv=YSFudfIGIuc&list=FLyGNvSf9eKP68SlwqaqYYRg&index=1&feature=plpp_video），其余史料，日期和数字来自维基百科词典【2】（http://en.wikipedia.org/wiki/Korean_War），中文网站-美国主机论坛【3】（http://www.usidcbbs.com/simple/?t1430.html）和百度知道【4】（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92573505）。

后记：沈志华现为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他查阅了俄国档案管近几年来解密的大量苏联档案和文件，尤其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和金日成之间的来往电报，以及中国档案管可以公开查阅的文件，他讲解的朝鲜战争历史可信度比较高。注【1】是沈教授演讲全段录像的链接，讲得非常好听，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听。

毛泽东如何被斯大林诱入朝鲜战争（上）

1950年10月，中共在刚刚打完国共内战，新政府成立仅一周年，国家仍然百业待举之时，就派出百万中国志愿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对参战的原因，中共的官方说法是为了保家卫国，防止美军跨过鸭绿江入侵中国。对中共的这个解释，网上已经有很多人做了批驳，认为美国压根没有攻打中共大陆的计划，否则美国完全可以在国共内战时全力以赴，支援国民党，那样来打败共产党要容易得多。美国为什么要放任蒋介石被中共逼到小小的台湾岛，然后再通过朝鲜来攻打中共？那岂不是容易的路绕着不走，反而要挑险路难路走？我认同这个解释，美国显然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放弃了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放弃了中国，完全没有意图和计划去阻止中国落入苏联势力的手中，它为什么要在仅一年之后，回过头来再抢中国这个地盘呢？说实话，中国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如此重的一个包袱，没有哪个国家会吃得消，会愿意背上这么个大包袱。我相信，美国不仅当年没有攻打中国的意图，现在也不会有攻打中国的打算，今后也不会有攻打中国的计划，因为美国根本不想，也吃不消背中国这个大包袱。如果毛泽东当年力主参加朝鲜战争真是为了防止美军跨过鸭绿江，那至少说明毛泽东作为一国之主判断严重失误，让百万中国志愿军白白地流血牺牲，结果不过是让无数中国人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金家王朝做了炮灰。

那么，毛泽东当年决定派兵出战朝鲜，真是出于保家卫国的考虑吗？让我们来重读这段历史，看看朝鲜战争是怎样爆发的，以及中国是如何被卷入的吧。

朝鲜半岛从1910年起被日本占领，到二次大战结束前，受日本统治三十多年。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后，苏军乘势攻击日本驻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和朝鲜北方。二次大战结束前，由美方提出，以北纬三十八度线划分朝鲜南北方，北方归苏联管辖，南方由美国接收。该提议被斯大林欣然接受，从此朝鲜一分为二。斯大林在北方扶持建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共产党政权，而美国管辖下的南朝鲜则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2]

当时，南朝鲜政府是西方民主议会制度，各种力量共存共强，各方各派对如何管理建设国家众说纷纭，吵得不可开交，建设速度缓慢，战后百废仍然待兴。而北方是金日成铁拳领导，一个人说了算，加上苏联的援助，战后没多少时间，就多快好省地恢复了秩序，发展起了工业，社会主义建设捷报频传。同时，金日成还大力扩军，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帮助下，从无到有建立了强大的朝鲜人民军。斯大林为金日成提供了大量的苏联现代化军事装备，为人民军每个排级以上的军官配备了一个苏联军事顾问，毛泽东则送给金日成两个由朝鲜族人组成的人民解放军师，加盟强化朝鲜人民军。[1]

金日成当时非常年轻， 被苏联立为北朝鲜领袖时只有32岁，但他却野心勃勃，一心想要将朝鲜统一在他自己的领导之下。他看到南方议会吵成一片，国力仍然非常薄弱，觉得有机可乘，便多次游说斯大林，要以武力统一朝鲜。经过近一年不懈的游说努力，金日成终于在1950年1月30日获得斯大林的首肯，可以武力入侵南韩，将朝鲜统一在共产党政权之下。虽然金日成入侵南方的计划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但斯大林明确告诉金日成，北韩解放南韩之战，苏联只提供装备和军火，苏联人员绝不介入战争，苏联顾问不过三八线，如需人员帮助，可向中国求救。金日成正当年轻气盛，不在乎斯大林的苏联人员不介入战争的禁令，自信靠北朝鲜自己的力量，加上苏联提供的装备和军火，就能拿下南韩。金日成不仅没有向毛泽东求救，开战前还对中国封锁开战计划，连向盟国中国通报开战之日的事都没做，中共高官是通过法国报纸的报道才知道金日成的朝鲜人民军已经打入了南朝鲜。[1]

金日成气盛不是毫无道理的，朝鲜人民军1950年6月25日越过三八线，攻打南朝鲜，仅四天的功夫，南韩军队就被人民军打得落花流水，丢掉了首都汉城，最后被赶到朝鲜半岛最南部小小的釜山沿海防御区。没有多少经验的金日成没有料想到的是，美国会决定出兵干涉。1950年6月27日，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联合国通过了由美国提交的谴责北朝鲜发动入侵战争和联合国出兵干涉朝鲜的决议；同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国空军和海军前往援助南朝鲜。几天后，美国就开始从驻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将一些美国陆军调运到朝鲜半岛，与南朝鲜部队共同作战，对抗北朝鲜人民军；美国空军则很快就掌控了朝鲜半岛的绝对制空权，美国舰队也从太平洋火速赶往朝鲜。1950年9月1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仁川港冒险登陆成功，从后方阻断包围了将战线拉得很长的北朝鲜人民军[2]，朝鲜战况急转直下，金日成面临全军即将覆灭的厄运。身临灭顶之灾的金日成这时向斯大林发出了求救电报，恳求斯大林派苏联部队或共产国际纵队前来帮助救援北朝鲜。斯大林回电称赞金日成精神可嘉，鼓励他继续努力，但再次陈诉了苏联不能派兵的决定。不过，他在电文的最后安慰金日成；不要着急，苏联人去不了，中国人应该可以去朝鲜。[1]

其实，斯大林批准金日成的提议，为发动朝鲜战争开放绿灯时，并没有和毛泽东商量。斯大林同意金日成的作战建议后，苏方也一直没有通告中国，而中苏当时是签有《中苏同盟条约》的，盟友之间做这么大的决定照理应该至少通告一下。斯大林事后敦促由金日成来将此事转告毛泽东，而金日成自认为他只需要斯大林的首肯，有苏联的帮助就足够了，不需要通告中国，一直拖着没去见毛泽东。后来在苏联的一再敦促下，金日成才于1950年5月去北京见了毛泽东，将此事做了通告。毛泽东从金日成那里首次听到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对斯大林做如此重大的决定不与自己商量感到生气。周恩来当晚即向苏联使馆提出询问，莫斯科这时才回电确告中国，斯大林已经同意武力统一朝鲜的决定，但电报最后又加了一句，说是否执行还要看中国的意见。毛泽东收到苏联的回电后，态度大转弯，第二天立刻向金日成表示支持他解放南朝鲜的计划，并向他询问需要中国提供什么帮助。那时，金日成没有向毛泽东提出任何要求。6月底金日成向南朝鲜开战后，毛泽东早在7月就开始将大批解放军部队布置在鸭绿江边，做好随时进入北韩的准备。毛泽东的设想是，由中国军队替金日成守住北方，让金日成全力以赴攻下南方，速战速决。但金日成执意不考虑毛泽东的建议，不让中国军队进入朝鲜，还对中共政府封锁战事消息。金日成这么不情愿向中国求援，既出于他的刚愎自用，也出于朝鲜人对中国人有着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和反抗心理，使得金日成情愿找苏联帮忙，也不愿找中国相助。[1]

可是到了9月底，眼看北朝鲜人民军很快就要被美军消灭，苏联又已经再次表明不能出兵，金日成这时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只有向中国求救。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终于向毛泽东发出了求救信，恳请中国出兵帮忙。同一天，斯大林也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说你不是准备好部队了吗，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请立即派部队过江援助朝鲜。[1]

未完待续。

注：本文介绍的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历史细节，主要依据来自沈志华教授在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座上做的演讲【1】（http://www.youtube.com/watchv=YSFudfIGIuc&list=FLyGNvSf9eKP68SlwqaqYYRg&index=1&feature=plpp_video），其余史料，日期和数字来自维基百科词典【2】（http://en.wikipedia.org/wiki/Korean_War），中文网站-美国主机论坛【3】（http://www.usidcbbs.com/simple/?t1430.html）和百度知道【4】（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92573505）。

中国反日游行中的暴力很诡异

据报道，前几天，在中国的几十个城市，爆发了人民群众抗议日本占领钓鱼岛的反日示威游行。示威群众还大搞打砸抢，掀翻损毁中国人私人拥有的日本车辆，砸破围墙，打碎玻璃窗，围攻美国驻华大使的座车，等等，行为颇为暴力。网上不少人对中国人的暴民素质再一次地失望，感叹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愚昧如同几百年前的义和团拳民，没有理性，只会诉诸野蛮暴力。

我不知道几百年前的义和团拳民到底素质如何，但有人在网上展示了解放前中国学生反日游行时的照片。那时的中国人可是真游行，他们秩序井然地和平抗议，完全看不到暴力行为，说中国人从义和团到今天向来是暴民是没有依据的。确实，经过土共六十几年的暴政和洗脑教育，中国人群今天普遍气质暴戾，暴民思想比较盛，不讲理，语言暴力的人比比皆是。但纵观中共统治中国六十几年的历史，中国人真正公开群起打砸抢的行为只发生在文革初期几年，那还是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才做的。中国汉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暴力的人群，现在回国去，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大街上打架吵架的情形。偶尔出了什么事，聚集起一群人，大部分人也就是被动地围观。以中国人的典型特征，我仍然认为，中国人并不是动不动就诉诸于行为暴力的人群，这次反日游行中的打砸抢行为实在太诡异！解放前的游行是真游行，都没有暴力，这次中国反日游行明明是假游行，却为什么那么暴力？

说中国今天的反日游行是假游行，我想大陆来的人都能心领意会。这次游行同时在中国几十个城市爆发，如果中国真有哪个民间组织，有能力在几十个城市组织起游行抗议，那岂不是要让中共先吓破胆？要知道中共政府可是连一个盲人做点维权活动都害怕的政府，天安门广场上有几个可疑人聚集，都会迅速被便衣警察驱散。它怎么能容忍这么有号召力的民间力量？我倒是希望有亲历游行的人能介绍一下，游行是谁通知的，怎么发起的，游行当中是什么人在打头阵？

在西安反日游行中，发生了冲砸中国人私有日本车辆的暴力行为。有网友揭举说，冲砸日本车的七八个人，着装统一，显然是有组织的，而不是我们按常理想象的乘势泄愤的街上混混。

我看了一段深圳游行暴力录像（http://www.youtube.com/watch?v=4QOgIcasbE8），也非常奇怪。这些又冲击防暴警察，又砸墙的年轻人，表情个个笑眯眯，好像跟玩一样，并没有什么怒气，行为却异常暴力，有一位还去拍防暴警的头盔，大胆得离奇。那位喊打倒解放军口号的青年喊得很空，怒气不是来自心底，倒像是演话剧。当年六四学生运动，学生们的怒气是逐渐聚集生长起来的，因为学生游行绝食进行了很久，政府却毫不让步，学生们的怒气越集越盛，到了后期个个讲话怒气冲天，很真实。深圳游行明明是政府发起的，这些人却当天就突然愤怒到要施暴行，让人觉得空穴来风。而在这整场闹剧中，真正流血的是一位来自香港的记者。香港记者令中共头痛由来已久，乘乱给香港记者一点苦头吃吃，符合中共利益。总之，这些示威者“愤怒”“勇敢”得太不正常，整个闹事在我看来更像警民冲突演习，大家都在做秀。正像军事演习红方蓝方其实是一军一样，这场警民冲突演习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都是政府的人。也许有人会说，看上去民的数量挺大，难道都是警察便衣？我认为不用所有人都用警察便衣，人很容易有从众心理，尤其是中国人，只要安插几个便衣领头起哄闹事，群众就会身不由己卷入进去。

再比如美国驻华大使座车在北京抗日游行中被袭，发生在9月18日，星期二。谁有空星期二去游行示威？还是说游行是上班的一部分？谁最痛恨解救了陈光诚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普通人民为什么会去替中共报这个仇？你不觉得这很诡异吗？

把这一系列反日游行暴力事件加起来，我们可以发现，结果都是帮助中共政府，吃亏的则是中国百姓。打香港记者，冲击美国使馆座车，这是让给中共政府找麻烦的人吃点小苦头，既替中共政府报仇，同时又向自由世界送信号：不要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不要帮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因为他们是暴徒，给他们自由，他们会反过来伤害你们。自发的行为怎么可能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总是有利于中共？还是后面有一只红手在操纵这一切？

中共为永保江山，向来不择手段。这次中共通过假游行，假暴力，以向世人展示中国人民是暴徒，充分说明，中共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也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的普通人民。

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

传扬孔孟之道的《三字经》在开篇时说道：人之初，性本善，…。孔孟之道认为，人天生下来，都是纯洁善良的；社会上之所以有恶人坏人，是因为后天教育不当或后天环境影响所致。中国还有句古语，叫做出污泥而不染，这句话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中国人认为，人性变坏是后天污染的结果。西方基督教对人性的看法则截然相反，西方的圣经教诲说，人天生下来就有原罪，人必须一生不断努力，以赎清自己与生俱来的罪恶。也就是说，西方基督教认为，人之初，性本恶。那么，到底是东方的三字经对，还是西方的圣经对呢？

我的回答是，都对，又都不对。人应该是天生具有两重性，人性生来就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人天生向往善：绝大多数人愿意说自己是个好人，没有什么人会说自己是坏人；人做了好事，一般会有自我满足感；人如果大多遇到好人，或者看到好人好报，就会比较幸福开心；向往善是人的天性。但人性中又有贪婪懦弱的一面，人本质是自私的，利己重于利他。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更善良些，另一些人则可能更贪婪自私些，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人既不可能做一个完美无缺的善人，也很少会是一个十恶不赦毫无善心的恶人，而更经常的是一个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缺陷的不完美的人。认识到人同时有善恶的两重性，对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建立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管理制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既不应该天真地期望能够找到或建立一个人人纯洁善良，人人大公无私的理想之国，也不必因为看到人有自私邪恶的一面，就从此疾世愤俗，走向犬儒，不再相信善的力量，不再对善良正义怀有期望。

有意思的是，虽然东方孔孟之道相信人性本善，而西方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但今天的孔孟后裔中国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看人，与基督教后代西方人如何看人，却刚好恰恰相反。中国人对陌生人，一般总是先持怀疑态度，先假设对方是坏人，要等到认识了解对方后，才会逐渐相信对方。所以中国人一般对老朋友老相识比对新朋友新相识要热情。而西方人则相反，对素不相识的人，一般先假设是好人，直到事实证明相反。西方法律也判定，在一个人没有被证明有罪之前就是无罪。

既然人性里既有善也有恶，一个符合人性的制度，就应该是一个能够既充分发扬人性之善，又有效抑制人性之恶的制度。现代民主社会的自由法治制度，就是人类找到的这样一个迄今为止最符合人性的制度。现代民主制度给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是因为相信人性向往善，相信人天生要求上进，给人民以自由，人民会选择善，选择上进，从而使人能够更充分地追求善和上进，使社会得到良性发展。一个极度不自由的社会，善的力量会受到极大压制，邪恶势力会乘势扩张。看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移民的好国家都是民主自由国家，这个事实就说明，只有民主自由，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善的力量，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好国家。当然，现代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以法律为界限的。自由之所以要有法律来约束，是因为人还有本性恶的一面，人总是自私的，一个人的自由走过了头，就有可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当个人自由妨碍或伤害到他人时，个人自由就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这种自由与法治的相辅相成，使得现代民主制度既能够充分发挥人性中的善之力量，又可以有效地制约人性中的恶之势力。另外，政府官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政府操作必须接受人民监督，一届政府只有几年的任期，这些民主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都是针对人性里既有善也有恶而设计的。以多数票选官员，是因为相信大多数人向往善，在言论充分自由，信息充分公开，民智开启的条件下，人民会挑选品德与能力出色的好人来掌管政府，而不会拥戴坏人蠢人，从而达到国家由能干的好人来掌管的目的。但是，光选好人能人还不够，第一，人民有时可能会看错人，第二，没有完美的好人，再好的人，赋予重大权力之后，也有可能犯错，甚至好人也可能因为权力增加造成自我膨胀而变成坏人，所以政府要受监督，要每过几年让人民再认可或换人。

与符合人性的民主制度相对照，专制制度则是一个不符合人性的制度。专制制度假设统治者完美无缺，不需要受监督，不需要接受人民的检查和认可，统治者永远不会犯错误，所以可以永远掌权。比如中国有个共产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实在是个非人间的仙物。专制制度一方面假设统治者是完美无缺的好人能人，另一方面则又假设人民是无知无能，不能给自由，只配被管制的坏人蠢人。比如对中共制度的卫道士来讲，一说到民主自由，他们就说不能在中国实行，因为中国人民素质太低，可同样是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却又总是那么伟大正确，素质高得不行，这中国人到底是素质高还是素质低？怎么一入党一当官，素质就高得如同神仙了，不需要受监督制约了，一做人民，素质就低到连基本人权都不值，基本自由都不配了？真相是，统治者与人民一样，都是人，都有善恶两重性，都既有需要受约束受限制的恶的一面，又有可以让他人受益最后自己也受益的善的一面。当今世界，只有民主自由法治制度，符合人性，能够扬统治者与人民之善，抑统治者与人民之恶，使国家走向良性发展。说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等于说中国人不是人。如果中国人真的比其他民族的人素质低，那中国就更需要民主制度，来监督制约掌权的低素质中国人。

土共爱用美女和居委会大妈作挡箭牌

首先澄清一下为什么把中共称为土共。我不是一个轻易用贬义词的人，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写博客都尽量理性，不用侮辱的方式来对付邪恶。原因有二，第一，我在现实生活中就不是一个会撒泼骂街的人；第二，我觉得用侮辱的方式贬低对方，不如用理性公平的方式战胜对方来得有效。用侮辱的手法，有时也许可以得胜一时，但从长远看未必能够取胜，能让人信服。

记得我写“乌合之众与土匪谁更坏”那篇博文时，有中国读者受不了我把中共称为“土匪”，也许觉得我用词过于侮辱性。说实话，来美国前，我自己对台湾将中共称为共匪，都有点受不了。但随着我对中共了解得越来越深入，就越来越觉得中共的本质就是土匪。中国共产党与中共他爹-苏联共产党不同，苏联搞共产主义，那是真信念，苏联搞的社会主义，也是真社会主义，国家既统管生产，也统管全民的衣食住行，虽然苏联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和体制今天看来是邪恶失败的，但当初苏联人是真心相信那一套。所以苏联人一旦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一旦看到社会主义失败了，就自己主动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但中共不一样，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些概念，对中共高官来讲，不是他们真正的信仰，只是帮助他们打江山坐江山的工具，哪怕早没人相信共产主义了，还死抱着共产主义不放。中共天朝创始人毛泽东根本就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骨子里是一个没有信念，不讲规则，想要做皇帝的土匪，只不过他的野心需要通过利用苏联，通过共产主义这个工具来实现。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面要加一个“中国特色”这个定语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前三十年一小部分人（城里人）享受特权社会主义，绝大多数人（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享受农奴主义的杂货主义，少数人的社会主义保障靠牺牲占人口大多数的农奴来提供；后三十年则是更杂的畸形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些名词到底意味着什么，绝大多数没什么文化的中共高官根本就不懂，也不打算去搞懂，但这不妨碍他们天天高喊社会主义，反正舆论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就是社会主义。被毛泽东尊为“中国人民的慈父”的斯大林，当年看不起毛泽东，称他为peasant（农民），可以说是看透了毛泽东的本质。毛泽东这个皇帝比起中国历史上历代其他皇帝来，要土气得多，完完全全是农民，彻彻底底是土匪，因为中国过去的历代皇帝至少还拥戴一个道德体系，还维系着一定的文化，毛泽东则把中国的道德体系和文化底蕴全都给砸了。毛泽东什么理论都不真正相信，痛恨道德文化，只相信阴谋诡计和枪杆子，受他欣赏而被提拔的中共高官也多是些没什么文化素质思想愚昧落后的土包子，建立新中国的一群中共高官说到底就是一群打赢了仗的没文化的土匪。土包子掌控下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后代，可以说是代代土气，受再高的教育，仍然没有文化，这也是为什么大陆很多人接受再高的教育，再有钱，穿的再光鲜，背的包再Gucci再LV，总是有一股说不出的土气，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不同。用“土”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没有灵魂，没有文化底蕴，虽然有钱了，却依然愚昧落后的中国，在我看来非常贴切，称中共为土共，土匪，是还原其真实面目，与侮辱无关。

经过土共六十多年的改造，诺大的中国已经拿不出几个像样的男人，因此，土共常常需要利用女人的相貌来掩饰其内在的匮乏和猥琐。土共还擅长利用一些没头脑对党言听计从的中国女人，把那些很容易被人利用的中国女人推到前台来做挡箭牌。当然我不是说中国完全没有像样的男人，只不过那些野火也烧不尽的像样男人不是被扔进监狱，就是被轰出国门。最近又一个正直的中国男人-陈光诚被送出了国门。

土共采用各种包装来掩饰其内在的土气猥琐，包装之一就是用美女来做挡箭牌。前中共外交部女发言人姜瑜，有一句臭名昭著的名言：不要拿法律来做挡箭牌。而她自己，其实就是被土共利用的一个挡箭牌。姜瑜单论外形算美女，估计土共知道自己在国际上形象太差，期望推出一个美女发言人，来改善自己的形象。不过姜瑜的美女形象要靠不开口来维持，她一开口，土共惯有的强词夺理的匪气就展露无遗，美女变丑女。土共奥运会更是将美女术用到了极点。用美女来充形象，来做挡箭牌，只能对没灵魂没头脑的土包子国人奏效，对来自自由世界眼睛雪亮的西方人来讲根本不起作用，在他们面前，女人的金玉之外，无法遮盖中共的败絮其中。

土共爱用的另一个挡箭牌是利用没有头脑的居委会大妈们，来为自己鼓与呼，来展示自己得到人民的拥护。我自己是中国女，不过说句平心的不客气的实话，中国女里面有不少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什么头脑。我周围的女生朋友或同事有很多中国女，我与她们谈天，一般只谈鸡毛蒜皮的女人事家常事，不谈政治，否则有些人的观点会让我哭笑不得，有时甚至会让人生气，我们和平相处保持友谊的方式就是不谈政治。好在我周围的女生朋友大多有自知自明，知道自己不擅长分析判断，没有谈政治的爱好。有些中国女，没什么头脑，看政治只有土共居委会大妈的水平，问题是她们还有着土共居委会大妈的政治野心，想要从政，喜欢公开晾晒自己的一脑袋浆糊。这些中国女很听党的话，没有思考能力，一旦小时候被灌输进一种脑残思想，一辈子都醒不过来，很容易被忽悠，很容易被土共猥琐男利用，让唱红歌就积极唱红歌，让说拥护党的政策就赶紧说党的政策好。而且由于从小受红色教育洗脑，有些中国女连女人天生多的同情心都被党给去掉了，无视正直残疾人陈光诚及其家人长年遭受土共迫害的经历，不在乎土共政府为自己牢牢坐江山而不惜摧残人民的卑劣行为，反而助纣为虐，挟洋自重，借用什么普通美国人的口，对陈光诚来美历程进行污蔑攻击。同为中国女，我为这些大陆女没灵魂没头脑的言行感到羞耻，真希望这类大陆女哪天能对自己的无脑有点自知自明，希望她们哪天能长些廉耻心，长些人心。记得2008年华人蜂拥旧金山奥运会长跑活动期间，硅谷当地一家主流电视台采访了其中一位大陆中国女，那位大陆女开口说到：“We are so nice to Tibetans(我们对西藏人那么好)。。。”，当时就有美国人看了电视后说：I want to slap her-恨不得给她一耳光。

美国人从陈光诚故事看到落后的中国

中国和朝鲜一样，很看重对外形象，喜欢通过造高楼，选美女的方式，向外国人打造国家美好的印象。不过用高楼美女来充形象，其实只能骗骗一些中国土鳖或朝鲜土鳖，西方人没那么傻，他们不会被高楼美女迷住眼，而看不见现实社会中比比皆是的问题。记得多年前碰到过一个来美国探亲的中国同事的老妈，对美国一脸的不屑，说美国现在已经不如中国，看，全是矮矮的房子。我听了哭笑不得，敢情对有些人来讲，楼的高低是决定国家好坏的最重要因素。当然，对真正的好国家来讲，没人在乎对外形象，西方人说不定还巴不得外国人对自己国家印象不好，免得外国人来了不走，蜂拥到自己的国家来。看西方国家的电视，成天都是唱衰自己，我心里有时想，这说不定是西方的策略，好东西要自己偷偷享受，对外人展示的是自己差的一面，省得吊起外人移民的念头。

西方人把世界分成developed countries和developing countries，用中文讲就是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记得我还在中国时，CCTV天天宣告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口气还挺自豪的，好像那是件什么光荣的事，大概是毛泽东时代越穷越光荣思想的延续吧。但对西方人来讲，发展中国家就是落后国家的同义词，绝对是贬义。我曾经在报纸上读到有些外地美国游客到硅谷来转一圈之后，看到硅谷高速公路两旁垃圾多多，就说硅谷像发展中国家一样，脏得不行。估计这些游客从来没有去过真正的发展中国家，否则他们就会知道，硅谷之脏与落后国家之脏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在西方人眼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别不以高楼多少来区分，不以几个重要景点有多光鲜来判断，而是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质量，看这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合理健全，看弱势群体是否有体面有尊严，等等这些细节。陈光诚事件的爆发，把中国问题再次推到了西方新闻的前台。而且，这次陈光诚事件向世界展露的中国问题，并不仅仅是自由人权这个著名的中国老问题，还同时揭示了中国残疾人基本权利的问题。最近美国公共电台NPR发了一篇从陈光诚的经历，看中国残疾人在中国地位低下的报道。报道说，中国有一千六百万盲人，但全国只有19所盲人高中，这19所高中去年招生人数总量是1009人，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几的盲人在中国得不到高中教育。由于受教育机会的限制，绝大多数盲人的前途被限制在“盲人职业” 上- 做盲人按摩师或是盲人针灸师。陈光诚在中国盲人里属于既幸运又不幸，他一方面有幸是中国不到盲人总数百分之零点一的高中毕业生，但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机会读大学，他在自学成才做律师前，从事的是典型的盲人职业：盲人按摩师。陈光诚白天做着按摩师的工作，晚上则自学法律，立志要做一个律师，反应了他坚强的人格品质。他自学成才做律师后，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挑战当地政府违反中国现有法律向残疾人征税，成功地为残疾人争得了利益。NPR的报道还指出，中共官方媒介在描述陈光诚时常常带有轻蔑语气，比如，中共喉舌《环球日报》特意指出陈光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另一家中共媒体则一遍又一遍地称陈光诚是“盲人农民按摩师”。NPR这篇报道评论说，连官方媒体对残疾人都公开使用蔑视性言辞，由此可以窥见，在中国，残疾人受歧视有多普遍。

中国成天想要“在世界人民面前站起来”，成天要打造对外形象，政府甚至花大钱在西方为提高中国形象做广告，我的建议是，少造些高楼，以减少环境污染，这样外国人来中国不会觉得空气污浊得要呛死人，整个国家像个大工地；少奉献些美女，否则外国人只会更看不起中国人，觉得中国女人掉价，中国男人躲在女人背后没出息；多为人民做些事，一个陈光诚事件向世界揭露出来的中国问题，给中国在西方形象带来的污点，用全国的高楼美女都弥补不了，花再多的钱在纽约时代广场做广告也洗不清。当然，说到底，中国落后，最后最吃亏的是中国人自己，今天的中国，虽然有钱了，却仍然落后，哪怕很多人腰里塞满了鼓鼓的钞票，过的还是劣质的生活。

新挖出来的薄瓜瓜杰出华人奖底细

首先，很对不起，在大家都在关注陈光诚事件时侯，我却老在这谈薄瓜瓜。我也很关注陈光诚事件的发展，但除了希望陈光诚事件加上薄熙来事件，会是中共倒台的前奏外，暂时我还没有多少话要讲。我们应该可以既关注陈光诚，也不耽误打“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的假。我主要是实在看不惯北京大学和中国主流媒体把一个假货捧得这么高，忍不住要乘势揭露一下。我在写薄瓜瓜声明评论时，没有读到过有关揭露这个“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作假的文章，虽然我早就估计是中国把一个没有影响力的奖吹气泡夸大了，但过去以为至少是当地华人的活动，没想到有CCTV插一杆子。国内媒体崇洋媚外，夸大其词，与国内媒体根本就直接参与骗局，性质还是不一样的。很高兴通过博客能得到万维读者提供的不少线索，让我逐渐看清这个所谓英国华人杰出奖的实质。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过去不知道这个奖的底细，我有义务利用这个博客平台，和大家分享我发现的一些材料。再说，薄瓜瓜不是发表声明要澄清事实吗，我也算是帮他澄清一些事实吧。


万维博主东方百合提供了一个凯迪转贴的线索，我通过这个线索，找到了一篇贴在阿波罗网上的，题名为《英國十大華人傑出青年薄瓜瓜自編自演的假貨》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比我能挖，除了和我一样，发现CCTV是该奖的主要合作媒体以及该奖其实只是一个无名大陆人的个人作品外，还提供了很多详细的证据，揭露该奖作假的底细。比如我上篇列的大本钟奖网站，主页列有中文和English两个选项，但实际上只有中文有链接，English点击根本就打不开；还有网站的“联系我们”打开后完全是空白，既没有电话，也没有地址或Email，这些细节经这位作者的指点，我去大本钟奖网站试了一下，果真如此。


这篇文章还揭露，大本钟奖网站介绍薄瓜瓜的题头为“牛津大学学生会主席薄瓜瓜”。薄瓜瓜在他最近发表的英文声明中，自称曾经在牛津联合会（Oxford Union）参加过辩论，并做过政治哲学经济系分会的主席。所以薄瓜瓜既不是学生会主席，更不是牛津大学学生会主席，而只是联合会分会主席（我这里就假设薄瓜瓜说的话属实了）。关于这个牛津联合会，这篇阿波罗网站的文章引用了一段“正在牛津大學學習同樣專業的學生的留言”：“Just about every Oxford student will be breathing out a collective LOL at that. The Oxford Union is NOT a student governing body, and he did not serve the student community. It is a debating society which invites interesting (and sometimes celebrity) speakers.”就是说，牛津联合会并不是学生会，并不管理学生事务或为学生社区服务，而是一个辩论社团，经常邀请一些报告人（有时是名人）来做演讲。


下面是“大本钟奖”网站介绍“牛津大学学生会主席”薄瓜瓜的链接：

http://www.gbvcchina.co.uk/index.php?route=award/award&parent_id=1&award_id=81）


这篇文章的作者还发现，颁发大本钟奖的英國華人青年聯會注册于2009年，当年就颁奖给薄瓜瓜。当查看该青年联会的网站时，该文作者发现“此網站的贊助商居然有共匪的中央電視台，香港中國通訊社等共匪機構”。2009年颁奖后不久，这个所谓英国华人青年联会的网站就关闭了。第二届（2010年）大本钟奖的评选活动搬到了腾讯网，由腾讯网提供门户网络支持，用这篇阿波罗网站文章作者的话讲，就是“直接轉移到了被共匪控制的騰訊網站，…100% 由共匪直接資助，控制和操作。”


下面是“大本钟奖”的腾讯网址链接，里面还有CCTV女播音员气宇轩昂地报道2009年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的新闻片段，好像那是多大的一件事：

http://news.qq.com/zt/2009/bigbenaward/


文章还列举了该文作者发现或注意到的其他一些证据，比如大本钟奖主办机构纯粹是个空壳皮包公司，注册地址是牙医诊所，薄瓜瓜在他的英文声明中只字不敢提这个杰出华人奖，等等，我这里就不再一一摘录了。各位可以自己去看原文，下面是原文链接：

http://tw.aboluowang.com/news/2012/0504/-150765.html?c=%E8%8B%B1%E5%9C%8B%E5%8D%81%E5%A4%A7%E8%8F%AF%E4%BA%BA%E5%82%91%E5%87%BA%E9%9D%92%E5%B9%B4%E8%96%84%E7%93%9C%E7%93%9C%E8%87%AA%E7%B7%A8%E8%87%AA%E6%BC%94%E7%9A%84%E5%81%87%E8%B2%A8

总之，这个在中国大陆轰动一时的所谓“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实际上是一个大陆搞出来的，却冠以“英国”旗号的假货，用“英国”的标签来给该奖贴金，典型的挟洋自重，而且还是个假洋。评奖网站对薄瓜瓜在牛津大学的头衔也明显撒了谎，既然可以夸大纂改头衔，谁知道评奖网站介绍的其他关于薄瓜瓜业绩的部分有多少是真实的。当年大陆借此奖隆重推出薄瓜瓜，很有一副要推出一个中共王子的架势，实在是恶心人。

挖挖薄瓜瓜得的杰出华人奖是个什么奖

薄瓜瓜2009年获得所谓“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后，在中国名声鹊起，以21岁的青葱年龄，受邀去北京大学给大学生们做演讲，演讲期间据说校方还布置了不小的保安阵势。之后，薄瓜瓜又因此受邀上了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节目，接受主持人陈鲁豫的电视采访。可以说，薄瓜瓜凭借此奖，在中国风光了一阵，打响了名气。那么，这个颇受中国重视的“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过去的估计是，这可能是某个英国华人媒体或报纸搞的活动。华人媒体在西方国家的地位基本上处于主流媒体之外，对西方社会除了第一代中国移民外可以说没有多少影响力。华人媒体的倾向大多由主办人的个人倾向来决定，有些亲共，有些亲法轮功，有些比较中庸。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金钱在海外华人界的渗透，越来越多的华人媒体走向亲共。由于华人媒体的对象大多数是与西方主流思想有一定距离的第一代移民，在西方一般没有什么信誉可言，但贩运回崇洋媚外的中国，打上英国美国这样的大旗号，就能糊弄中国人。我之前的猜测是，薄瓜瓜得的这个奖大概属于这一类。

居住在英国的万维博主七星，在我几天前发表了评论薄瓜瓜声明的博客后，发了一篇题为《从薄瓜瓜获得所谓“英国十大杰出华人奖”看中国人的忽悠》的博文，其中说到：“这个所谓的大奖叫做‘大本钟奖’，其实是英国一个三流大学的（大陆留英）学生会前主席连同一家报社搞的一个商业行为。在２００９年第一期举办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信誉和影响，靠的就是忽悠，到处去唐人街餐馆，报社，商户拉赞助，谁得奖也是内定的，赞助多了，就能拿奖。”据七星介绍，这位落魄的某大学前大陆留学生学会主席，09年前还租住位于伦敦贫民窟的政府公屋，但“此君（借此奖）一炮打响了在国内媒体的知名度，各处混吃混喝，现在也混的人模人样的，国内同胞们也不知道这个奖是大机构发的还是政府发的，听上去挺有权威就认了。于是国内媒体蜂拥而至，薄瓜瓜也利用这次曝光机会，大大增强了在国内的知名度，估计私底下想要为以后从政打好基础（自称要做中国的肯尼迪家族），…”

一位在七星博客后面留言的瓜瓜粉丝提供了一个“大本钟奖”网站的link，以证明此奖货真价实。我去网站查看了一下，发现该奖比我预先想象的还要糟。正如七星的介绍，该奖显然是某个大陆移民的个人作品，从他的履历和行头看，应该是个对金钱和大陆市场很有兴趣的人。大奖的全名非常宏伟，叫做“欧金•皇家康奈尔大本钟奖”，第一合作媒体是CCTV，温总理的语录写在头版头条（2009年温薄应该还是一家），后面还有人民日报的link。查遍网站，我怎么也搞不懂，一个无名大陆移民搞的网站大奖，怎么就和皇家挂上了钩，实在是很有中国大陆什么都假大空的风范。“大本钟奖”的宗旨宣言和题头口号充斥着典型的CCTV式的党八股词语和假大空腔调，又是“中国-全球华人的祖国”，又是“世界因你而精彩”的。看来该奖是善于作假的大陆人，作假作到了英国，用“英国”，“皇家”，“大本钟”这些令中国人崇拜景仰的词藻，搞的一个欺骗糊弄中国人的假货。这样一个毫无信誉的大奖，能让中国媒体蜂拥而至，薄瓜瓜能借此走上著名大学的演讲台，走进主流电视的采访室，这种事，也只有在中国这种不讲信誉假货泛滥的国度里才有可能发生。

另外，CCTV并不是简单的一家媒体，而是中共掌控的政府喉舌。既然CCTV是主要合作媒体，那么这个“大本钟奖”应该是拿了中共的钱的。吃了人家的东西嘴就短，拿了人家的钱就要替人做事。我上篇猜薄瓜瓜受邀北大与老爸的权力有关系，现在看来，薄瓜瓜得奖本身也与老爸的权力密切相关。也不排除该奖与中共政府有直接的关系，接受中共政府直接的金钱赞助。落魄的海外华人需要生计，中共需要用金钱来渗透操控海外华人，落魄华人与中共相互结合以相互利用，这种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很多时候，中国人以海外华人的名义在海外做的事，其实背后是有中共的红手在操作的。比如中国领导人到外国访问时的海外华人欢迎阵营，都是中国使馆花钱操办的，吸引一些爱贪小便宜的海外华人组成欢迎队伍。再比如，2008年旧金山奥运会长跑期间，海外华人浩浩荡荡聚会在旧金山，一片红旗的海洋。不知道的人以为完全是华人自发的，但事实是，中国领事馆向湾区各地派遣免费大巴，很多本来没有打算去的中国人，见有免费大巴接送，就去了，估计人手一面的小红旗，和时不时飞扬的大红旗也是领事馆提供的。这些中国人不明白的是，他们是贪小失大，做的事损害自己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利益，因为他们这种拥护一个连自己人民都不尊重的专制政府的行为，只会给西方人留下中国人很贱很奴性的印象，破坏华人在海外的名声和地位。

从薄瓜瓜的声明看中国红色后代

薄熙来与谷开来同时案发，使薄瓜瓜一夜之间如同失去父母，作为人，我能理解在这样的情形下，薄瓜瓜的日子会是怎样地难过。虽然我更同情中国无数因言论罪维权罪而被中共送进大牢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良心犯的子女和家属，比如盲人陈光诚的孩子和妻子，胡佳的孩子和妻子，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家属，等等，他们在人权毫无保障的中国的境遇，比起身处人权有保障的美国的薄瓜瓜更是不幸得多，但我仍然想在讲下面这些话前先对薄瓜瓜突然之间面临父母双双入狱表示一份同情。

读了薄瓜瓜上星期发表的声明，我有这样一个印象：作为来自中共高层特权家庭的红色后代薄瓜瓜，有意要撇清自己曾享受任何特权，他从小能上西方贵族学校，完全是靠自身和父母个人的能力，与老爸的权力无关。记得李鹏的女儿李小琳也曾声称，自己超常的成功（任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与她老爸的权力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我在这里由此引开，来谈谈我对中国红色后代的评价和议论。

高干子弟在中国享有特权，有着常人没有的特别机遇特别待遇，这在中国是人人皆晓的事实。记得我还在中国时，如果邻家某女找对象找了个高干子弟，那可是要受到很多人羡慕的；她们结婚后，生活的发展前景也往往不是大多数平常人家能赶上的。今天的中国，有那么多红色后代成为中国商界巨头，其中权钱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作为中共高官的红色后裔，想要不承认自己有超于常人的待遇机遇，不要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完全不受监督不受限制的国家不可能不可信，就是在民主西方，政府高官的子女也不敢讲完全没有特殊机遇，只不过由于西方言论自由，政治透明度高，法律限制多，程度因此会低很多。英国人海伍德会如此热心帮助薄家，与薄家是中国权势一定相关。就算薄瓜瓜在西方的学费真的来自奖学金，他之所以能得到奖学金，也是因为老爸在中国的权力对某些人有吸引力，他们期望通过与中国权力交友来达到增加自己的影响力为自己谋利益的目的。一些中共高干子弟不承认自己享有特权，只说明这些高干子弟或者是嘴硬，认为只要自己不承认事实就不存在，或者是被特权宠惯，把因父辈的权力而受到的超于常人的待遇机遇看成是自己能力所得，对特权习以为常到了没感觉的地步。

我第一次听到薄瓜瓜的名字，是2009年薄瓜瓜被邀请去北大演讲。当时他被评上英国首届“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这个奖到底有多好的信誉多大的影响，在多广的程度上反映了英国华人的意愿，我无从知晓。但薄瓜瓜能因此被邀请去北大演讲，我认为与他红色后代的身份有着重要的关系。薄瓜瓜去北大演讲期间，据说保安戒备森严，让学生觉得此人来头不小，更从一个侧面说明薄瓜瓜之所以被邀，与他是薄一波和薄熙来这样的中共高官的后代有关。在北大演讲会上，薄瓜瓜被问是否是共产党员，他回答说自己是无党派人士，但又说自己“完全赞同共产主义理念”；在回答主持人问中国应该借鉴西方什么时，他回答道：“中国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被问到大学生为人民服务最需要什么时，他的回答是：“这个由团中央来决定吧”。一个从11岁开始就在西方接受教育的孩子，一个曾经在牛津大学竞选学生联合会常务理事的大学生，却能把中共官话说得这么溜，可见父母的言传身教远远重要于学校的教育。

薄瓜瓜从小到西方贵族学校接受教育，生活风格趋向西化，他自己也显然有意识地对成为公众人物有所追求，因此而特别引起人们的非议。网上有些人把这些非议看成是对瓜瓜的不公平，我觉得薄瓜瓜之所以受到非议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来自红色家庭。如果蒋介石的后代去西方贵族学校，过西方化生活，人们就会觉得比较正常，因为蒋介石是美国和西方的公开的坚定盟友，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很一致。一个成天树西方为敌，成天否认西方制度和西方价值观的红色家庭，却把孩子送进西方贵族学校，和西方人打得火热，让人觉得特别的虚伪，特别的精神分裂，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完全相反，揭示了中共高官糊弄欺骗人民的真实面目，因此招来非议在我看来很正常。薄瓜瓜招到非议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来自特权家庭。这个世界上的事都是有所得就要有所失，不能好事都让你享受了，责任却一点都不负。既然享受特权，享受特殊待遇，那就要负特别的责任，受特别的监督。一个人不能说特权我要享受，但你们不能对我有特别的要求。薄瓜瓜既然没有拒绝享受特权，没有拒绝老爸的权力给他带来的超于常人的待遇，那他就没有理由拒绝来自民众的特别的要求。

另外，光是薄家接受外国奖学金这一点，尤其是来自意识形态上和军事上敌对的外国，放到政治透明的西方国家，就会被质疑为以权交易，对国家利益有潜在的危害。事实上，中国有这么多在职高官的子女亲属在国外学习生活，放到美国，被揭露出来，他们是否仍然有资格做国家高级官员都是问题。奥巴马由于肤色由于有一个外国父亲而被长期怀疑是否在美国出生，虽然其中不乏种族主义原因，但外国出生的人在美国不能竞选总统这个规定，其初衷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防止有出卖美国利益的可能。如果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有直系亲属生活在外国，有很多家产放置在外国，那他们制定政策时，又如何保证他们是以本国利益为重呢？

薄家在中国的起，得益于邪恶的中共，薄家在中国的落，也起因于中共的邪恶。与毛泽东一起打江山建立了共产党天朝的薄一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薄熙来的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薄熙来今天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也是中共制度下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牺牲品。红色家庭薄家的大起大落是中共制度邪恶病态的缩影和见证。

不过，薄瓜瓜出生于红色家庭并不是他自己可以选择的，我也不同意爷爷父辈的罪由孙子儿子来偿还，薄瓜瓜还年轻，还可以一切从头开始。我对薄瓜瓜的劝告是，请化悲痛为力量，通过自己爷爷和爸爸两代红色家族的命运，看清中共制度的曲扭和变态，加入到为中国争取民主自由的队伍中来。把自己曾经享有的特殊待遇，把自己在西方感受到的人性价值，转化为对中国特殊的贡献，与所有热爱民主自由的中国人一起，共同努力，让自己这一代人能够有机会从此避免爷爷爸爸那两代人悲剧式的命运。要学会讲真话，不要再学老爸讲假话，否则让人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同情你，心里还有一份不爽。

我看薄熙来之沉浮起落

从王立军逃往美国使馆，到薄熙来下台，这一场起伏跌宕的中国政治风波，给中文网站的写手和读者们提供了不少娱乐的题材。在一个正常的现代文明国家里，政治本来就应该是一半是严肃的正事，一半是轻松的娱乐，而不应该像中国那样是你死我活的见血斗争。如果什么时候中国政治能够变得公开透明，能让人民大众参加进去，人民不仅仅是旁观者评说者，而且是参与者共演者，官员的沉浮起落也变得再正常不过，不会危及他们的人身自由，当不了官，还可以有其他追求，而人民在娱乐的同时，又办好了正事，那其实才是政治的更佳形态。

我不擅长娱乐，只擅长谈正事，期望以谈正事来娱乐大家，在上网消遣的同时，没准也触发些严肃的思考。

看到网上有不少人说，薄熙来唱红打黑不是为人民着想，而是有政治野心。我不赞同中国人评价唱红打黑时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薄熙来的动机上，人们应该更多地探讨理念的对错。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机会直接接触薄熙来，无法判断他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如果让我来猜，从常识眼光看，应该是既有政治野心，想要干一番大事业，也有对中国现状不满，想要做些事来改变，两者都无可非议。有野心，在中国文化里是缺陷，但放到西方文化里，却是优点。有多少美国孩子从小就说，长大了要当美国总统，而美国人对这样的野心绝大多数是持自豪赞赏的态度的。关键是，光有野心不行，在美国，真要当总统，你得要说服人民，让人民同意你的理念，让人民相信你行。我很难想象，一个背毛主席语录背得很溜的人，在美国能被选上总统。

如果说薄熙来看到了中国存在的众多问题，想要做些什么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固然是中国当前急需的，但只有好意图，而不懂得如何用合理人性的手段来改变现状，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薄熙来的关键问题在于他治国理念的错误，他的几个主要治理手法，可以说个个都落后不合理，甚至荒唐可笑。比如用唱红歌来提高人民的精神道德，那就如同让人民用吸鸦片来提精神一样，唱的时候精神高昂，唱完了，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中国人如今道德沦丧精神空虚，原因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用非人性的红色思想去除了人民的良知，唱红歌只会越唱人民脑子越空。再说打黑，中国其他地方没听说有多大的民间黑社会势力，重庆怎么就有那么多的黑社会？中国之黑不是黑在民间，而是黑在制度，要真正从根本上治黑，不从制度上改革，光杀几个人是没有用的。王立军被逼成精神病，是薄熙来打黑失败的另一个证明，这种愚蠢的严打治黑，既可能创造了不少冤假错案，还把警察们逼得要发疯，可以说是事倍功半，输家多多，不可能维持。还有共富，要达到长远的共富，不能把富人与穷人对立起来，而是要通过聪明的制度达到财富的合理再分配，让富人与穷人共赢，既让大众受益，也不让富人吃大亏，否则像毛泽东那样，把富人都杀光了，穷人最后也只有喝西北风。薄熙来一方面否定本地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以优惠政策鼓励外国资本家，吸引来很多外国企业在重庆建厂，从短期看，这种政策给当地人提供了一些工作机会，但从长远看，这种只扶持外国资本家，不帮助本地民企的做法，只会让中国永远做别人的加工厂，让中国人永远停留在给人打血汗工的地位上，是一种很短见的发展模式。

不少西方媒体对薄熙来下台似乎抱着遗憾的态度，更有一些外媒称薄熙来有个人魅力。西方媒体的这些反应，给中国人敲了一个很好的警钟，那就是提醒中国人不能盲从西方人，不能以为西方人说好就是好，什么样的领导好，要以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来定。把怀有薄熙来那样理念的人放到西方来，根本不可能有政治前途，对那些欣赏薄熙来的西方人来讲，薄熙来政策是好是坏不影响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当然懒得仔细去了解审视重庆模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只看表层style（风格），而不在乎里面的substances（实质），何况薄熙来为外商提供了出色的赚钱机会，外国人自然喜欢。中国要学习借鉴符合人性的西方民主自由法治制度，但中国要的是民主，是中国人民做主，让中国人民得益，而不是西主，不是让西方人来替中国人做主，让西方人得益。民主不是为美帝，不是为了让西方人喜欢，而是为中国人自己，是为自己能过上好日子。

拨开迷惑了某些西方人的表层风格，薄熙来的个人魅力如果放到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其实根本经不住敲打。薄熙来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大讲西方制度如何黑暗，一方面却把自己的孩子从小就送到西方去受教育，可见他不是说假话高手，就是思想分裂症患者；他年轻时，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对自己的父亲粗过手，一个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的人，你怎么能放心让他来做爱人民的事？他对记者姜维平的迫害，将记者因言判刑入狱，也证明他人格之渺小。在公开透明，言论自由的民主制度下，他的这些个人品德问题一旦被揭穿，其政治前途不会光明。薄熙来能够升为高官，只有在中国那种畸形的制度下才有可能。

从王立军事件起，到薄下台，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一场政治风波时，一如既往，一直是黑箱操作，没有任何透明性，这到底是一场权力之争，还是一场理念之争，众说纷纭，各种小道消息更是疯传。我希望这是一场理念之争，希望薄熙来下台意味着中国高层对毛泽东模式做了再次否定。不过，中国人民也不值得为此兴高采烈，重庆模式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中国问题重重，用错误的手法去治理这些问题固然不是出路，不治理也不是出路。而对毛泽东模式的否定则应该早在三十年前就做完了，中国转了一大圈，今天只不过把这事又重做了一遍。已经被历史证明彻底失败的毛泽东模式到今天还能有在中国复辟的机会，今天的中国还有那么多的毛粉，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在肃清毛泽东的余毒上，一直含含糊糊，扭扭捏捏，不愿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思想，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得以继续，中国一直没有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近年来甚至出现言论自由程度严重退化的局面。面对积重成疾的社会，中国人之所以一遍又一遍地求救于毒药，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良药做广告，却对毒药广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纵容毒药充斥市场。乌有之乡的代言人可以做北大教授，可以在大学里电视上做演讲，宣扬民主自由的人却被关进监狱，被恐吓被禁声，政府如此倾斜地对待不同理念，人民会被引向哪个方向还用猜吗？薄熙来下台了，中国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三十年前，下一步该怎么走，中国政府敢于向前迈进吗？还是仍然继续原地打转？解除一个人的职务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理念的改变和进步才能真正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