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车事故能敲响专制的丧钟吗

这次723温州动车事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普遍民愤：人民要求公布死亡人名单，调查公布事故真相，甚至有人要求撤销铁道部。在民愤的压力下，铁道部部长迅速被撤职，电视台记者陆续开始发问了一些大胆的问题，国务院也号称要做透明公开的事故调查。能公布所有死亡人名单，电视台不再躲避报道事故新闻，国务院至少口头表示顺应民意，能做这些，总比连死亡人数都隐瞒，电视台避开不报道，国务院连个态都不表要好。不过，就算公布了死亡者名单，就算造成动车追尾的原因有个官方调查结果了，就算铁道部部长换人了，甚至铁道部真的被取消了，那么又如何能保证这样的事故不再重现呢？有人说铁道部部长换人是走了虎豹又来了豺狼，我说说得太对了，只要制度不变，再换部长也没用。除了铁路，又怎样保证高楼的安全？怎样保证桥梁的安全？怎样保证核电厂的安全，怎样保证食品的安全？等等等等。中国三十年来不惜代价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一旦真的调查起真相来，一般人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听了恐怕会受不了。我有一位小时候的邻居，现在在省级设计院工作，掌管建筑审批，说是活得很胆战心惊，因为头头拿了贿赂，总是让他在审批时做手脚，好让建筑商偷工减料。他说不知道哪一天被揭出来，或出了事故，自己的命就可能难保，他母亲则建议他把领导说的话都记录下来，以防万一。这样的事在中国恐怕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为了钱，为了GDP，根本不把生命安全当回事，事故隐患处处埋伏，灾难的发生是早晚的问题，落到谁头上就全看运气了。中国目前的畸形制度，实际带来的是政府人民双输，多少政府官员也活得战战兢兢，不知哪天那个斧头掉下来，砍的是自己的脑袋。



这次动车事故的发生再一次说明专制下的高速发展并不会真正带来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一个为夺江山保江山而执政的党做事只能从保江山的角度出发，人民利益，人民生命都要为保江山让路。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时期开始，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方针都是以获得权力为目标，建国前是不择手段夺取权力，建国后是不择手段摧毁一切社会力量，把一切权力牢牢地集中在党的手中，使党在中国拥有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必定带来绝对的腐败，中国社会走向腐败堕落是必然。



要保证一个国家的各项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是以人民需求为基础，以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发展，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大跃进，不建立民主政治体系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的政权，需要被监督，被制约，需要每几年就面临被人民颠覆的可能，这个政权才会在做事时以人民利益为重，处理灾难时才能以救人为重，以吸取教训以防再犯为先，而不是能瞒则瞒，以保乌纱帽为要。而只有民主政治体系，才能保证政府的权力真正被制约被监督，才能使政府的颠覆更迭不需要通过暴力流血通过社会动荡来达到。民主政治体系不仅对人民有益，而且是政府人民双赢，政府官员干得好受到人民的真心支持真心敬佩，而不是靠维稳强迫人民唯心说政府好，干不好干不了，当个平民百姓日子也不差，不必为自己干了什么对不起人民的事而胆战心惊。中国政改越早进行，人民付出的代价就越小，政改的阵痛就越短。中国人民还要付出多少代价，中国还要经历多少次灾难，才能让共产党统治者良心发现，让统治者终于承认不政改，国家将走向灾难，人民连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有忍耐力的人民，对政府逆来顺受有着超强的能力。关键是忍耐只会使政府更堕落，放弃基本人权只会使自己最后连动物式生活都保不住，连生命权都难以保障。连死了多少人都不得而知的四川大地震，不了了之的毒牛奶事件，烧死五十多人的高楼大火最后却只惩罚了违章施工的民工，动车事故后匆忙掩埋车头，除了这些，不知还有多少被隐瞒被和谐的事故真相，中国人民要忍受多少灾难后才能达到忍耐的底线？这一次动车事故能为中国专制敲响丧钟吗？

从邓文迪谈亚裔女爱嫁老头之偏见

不少西方人对亚裔女有一种偏见，说亚裔年轻女人爱嫁又老又丑的西方男人。这几天，邓文迪救老公默多克之举把邓文迪推到了西方媒介花边新闻的热点镜头上，同时也把亚裔女嫁老头的具体形象推到了西方媒介的前台。看着又漂亮又能干的邓文迪，一脸幸福地挽着比自己大三十八岁的老丈夫的照片在屏幕上不断闪过，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中国（亚裔）面孔上西方媒介花边热点新闻的机会不多，好不容易有一个，还是个年轻亚裔女嫁西方老头的例子。这一阵热闹过后，那些对亚裔女本来就有偏见的西方人恐怕更是偏见得到证实得到加深了。

其实任何文化中都有年轻女嫁老头的例子，比如最近新闻上就有一个五十几岁的美国电影明星娶了一个十七岁的白人女，但是，确实亚裔年轻女嫁老头现象比西方女普遍得多。而在亚裔女中，中国人还不是最糟的，据说菲律宾女和泰国女嫁老头最甚。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调查节目，说不少西方糟老头，专门去泰国找年轻到可以做孙女的泰国女孩，手牵手在泰国大街上走，也不会招人侧目。

人都说男人喜欢年轻女人，其实正常的女人一般情况下也是不喜欢比自己大很多的老头的。老男人要找比自己小得多的女人，就必须靠身外条件吸引，比如有钱有权或有社会地位，让小女人看到有改善女人地位的大潜力。看电视相亲秀“非诚勿扰”，有时上来一个长相苍老的男嘉宾，主持人问灭灯的女孩们为什么灭灯，不少女孩回答说，像大叔，不喜欢。这些女孩的反应非常正常，体现了她们自尊心强，对爱情中的感情成分要求高，不把爱情看成仅仅是物化的筹码的品格。每每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心里都会禁不住为这些女孩们微笑，对这些女孩多一份尊敬。那么什么样的女孩会愿意嫁大叔大爷级男人呢？一般是贫穷，自尊心低，不贫穷的则是因为懒惰，把色相性作为交换的筹码以改变自己的物质或社会地位的女性。嫁老头的年轻女人大多来自落后贫穷地区，来自女性地位低，女性被物化的社会。比如同是中国女，已经在美国的中国女嫁老头的几率就比在中国的中国女低。我个人在美国认识的嫁西方男人的中国女中，没有一个嫁给超过十岁的老男人的，反而有不止一个嫁了小她好几岁的西方男人。但回国就可以看到不少傍老头的中国年轻女。我去西藏旅行时的租车友-一位西班牙退休外交官，就与一个小他三十岁的中国女结了婚。记得有一年回国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上看到一段“爱情”故事，介绍一位来自硅谷的年近五十的美籍华裔男人与一位来自贵州的漂亮到可以做模特的刚二十岁女孩的曲折“爱情”经历，让我哭笑不得，这哪是什么“爱情”，分明是一方交色相，一方给美国绿卡的交易，居然国家级的中央电视台也能把它当成是“爱情”故事来歌颂，可见国内人观念的落后。著名嫁老头中国大陆女除了邓文迪，还有嫁给祖父级老爷爷杨振宁的翁小姐，嫁给香港大伯的伏明霞，这么多著名的大陆女嫁老头，大陆女的名声可以直追泰国女和菲律宾女。

在今天的美国，找年轻女人的老头会受到很大的社会压力，我一位中国女友曾拍拖一位大她十三岁的西方男，可是因为西方人长相比亚裔人苍老，据说有一次在party上被美国人当面评论说他们看上去像是父女，很让那位白男下不来台。我还曾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段故事：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美国男人去中国工作时接识了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中国年轻女同事，说是两个人都坠入情网。这位美国大叔回美国后，与自己原配妻子离婚，与那位年轻的中国女子订婚并将她接来美国。这位大叔的两个女儿觉得父亲找了个比自己孩子还小的女人做妻子，给家人丢脸，也有利用发展中国家女性地位低之嫌疑，而那位中国女子不过是想借婚姻机会来美国，否则怎么可能爱上一位可以做父亲的男人。总之，女儿们给了父亲很多的压力，还闹到电视节目上去，最后美国大叔在难以承受的压力下，面对着以揶揄表示不赞同的节目主持人，大声反对的孩子们，和场下观众的犀利目光，不得不表示要与那位中国女子分手。

一个社会里年轻女嫁老头的多少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发达程度以及这个社会里女性的地位，中国城市女性在中国社会里的地位在亚洲国家里恐怕不算是最低的，但在今天一切向钱看的时代也越来越面临被物化的局面；而对那些来自乡村或偏远地区的中国女性来讲，不要说今天，就是在当年所谓“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也没有能够摆脱过被物化的地位。在亚洲国家中，日本，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年轻女嫁老头的例子就少得多，所以女性的地位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不发达的标志。但愿中国社会能早日真正走向发达进步，女性能真正摆脱被物化的地位，但愿像邓文迪这样嫁老头的中国女性会越来越少。

原赵紫阳秘书-鲍彤谈中共（摘要）

《中国新闻日摘（CND）》今天刊登了一篇《动向》杂志2011年7月采访原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的问答录。下面是采访问答的几段摘要：

问：中共正在铺天盖地九十大庆，你曾经在中共决策核心工作过，请你谈谈你对中共的观察。

答：就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开始吧！毛泽东这句话，说明中共是从俄国进口的，…。毛泽东喜欢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其实，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能打动毛的只有一条：“造反有理”。这是毛自己说的，我相信这是真话。但“造反有理”这个东西，说穿了，是中国的土产，《水浒传》里的好汉管它叫“替天行道”。

我看中共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党，它是一个为权力而斗争的党。没有政权时，它最大的欲望是造反，不择手段，夺取权力；有了政权以后，它最大的欲望是维稳，不择手段，保住权力。

问：毛泽东的共产党是靠什么上台的？


答：一靠日本侵略，二靠国民党不争气，三靠不择手段的纵横捭阖——这东西并不神秘，翻开通俗演义《东周列国志》之类，就有许多“超限”的“战略战术”。对毛泽东，勾心斗角比马克思的书实用得多。

毛泽东这个政客，没有道德，食言而肥。白纸黑字的诺言，给中国以民主，给农民以土地，给知识分子以自由，让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好话说尽，一条也没有兑现。最后的结果，中国得到的是独裁，农民分到的耕地得而复失，知识分子得到的是不准开口，民族资本被消灭，…。

问：翻云覆雨的“土地改革”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答：起了欺骗作用，欺骗了农民。对农民是个骗局，农民得到的是零，被共产党耍了。但对共产党，起了天大的作用。第一，骗得了农民的拥护，从而打败了蒋介石，夺到了统治权。第二，通过斗争地主，在全国范围内显示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党的威风。第三，通过农民这个中介，顺顺当当，把全国的土地，第一步转化给农民，第二步转化给政府，从此归各级党委和大大小小干部支配。

问：毛泽东翻云覆雨，把全体农民害苦了。


答：是的。毛泽东不是农民的大救星，而是农民的大灾难。如果毛泽东就此住手，中国人也许还能少受一些苦。问题是毛泽东野心包天，非要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不可。於是，大跃进，於是，饿死了几千万农民！於是，就有杀刘少奇等反对派以灭口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口号自始至终没有变化过：“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中国就是这样被毛泽东沦为人间地狱的。所以，我完全赞成茅以轼先生的文章，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问：您认为对共产党的历史应该怎样概括？


答：我想首先应该打破两个迷信。中共1949年以前的历史，只对共产党掌权不掌权有意义，对老百姓不见得有多大意义。曾经有人说，“建国有功。”这是一种不加分析的迷信。首先必须分析，这个“国”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然后再下结论。所以，不必急於给1949年评功摆好，称它为“解放”。如果她真的给人民带来了“解放”，当然值得我们热烈庆祝；如果她只给统治者带来了权力，老百姓就完全没有必要跟着兴奋。

经常有人条件反射地说，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不符合历史。据我所知，中国人民站起来，是在1945年。当时，联合国成立，中华民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时列强对华的不平等条约几乎全部废除，唯有苏联例外。…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有苏联管理中东路和它在新疆有採矿权的条款，是新的不平等条约。所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是在1945年，而不是1949年，至於1949年和1950年，那是蒋委员长领导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毛主席又领导我们重新跪下去了。

问：好多人在谈“崛起”……


答：你是在讲经济起飞吧？…不要忘记“中国模式”不仅能够集中力量办好事，也非常善於集中力量办坏事。在这里，别的我不再说了。它已经永远糟蹋了三峡，我不知道下一个受难的对象将是哪里。对这种心想事成，轻举妄动，一呼百应，无人负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我非常恐惧，不敢不担忧。

问：您对中共未来的领导人有什么希望？


答：我对他们抱着极大的希望。只要一息尚存，我会竭尽绵力，和全国同胞一起，向未来的领导人施加压力。我认为，向领导人施加压力是公民不可推诿的天职，歌功颂德无异于引诱他们堕落。一切领导人，只有在压力下，才能不懈怠，才能不腐败，才能有动力，才能有进步。

中国制度：一个畸形的四不像

中国现今制度是一个奇怪的组合：统治一切的执政党名叫共产党，可是今天的中国可能只有疯子才真正相信共产主义；国名是人民共和国，实际是共产党专制天朝，人民不过是需要时竖起，不需要时丢到一边的幌子，更没有什么共和；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经济制度如今走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相结合的道路，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成分-国家为人民生活提供社会主义保障则从来没有在中国真正全民实施过，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六十年没有享受过一天社会主义保障，不论是衣食住房，还是医药教育，政府从来一概不管，政府给城里人提供的社会主义保障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中也逐渐减少。这样的一个畸形的四不像制度被中国政府称之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让我们来看看共产主义，专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有什么好处与坏处。

共产主义的好处和坏处很简单，好处是共产主义世界很完美，坏处是那纯粹是人类幻想，是乌托邦，正常人到今天应该大都已经得出共产主义是天方夜谭，不可能实现的结论。如今世界上仍然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恐怕少而又少，中国的几千万所谓共产党员在入党时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其实都在撒谎。共产主义和专制本来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沿用共产主义国家的始祖-苏联的模式，走铁拳统治的道路，在西方人眼里共产主义就等同于专制。而中国共产党与其叫共产党，还不如叫专制党更名副其实，因为中国几千万共产党员，从底层的普通党员，到高层的政府首领，我相信没有几个真正相信共产主义的，但相信中国不适合民主只适合专制的却为数不少。

专制有没有好处？四川大地震后有人说专制救灾比民主制度快，这其实是只看一时炫耀表像，而不看最后实际结果。民主制度要被人民监督要被人民检查，救灾的目的是解救善后受灾的人民，工作必须做的彻底，从救灾到善后，从吸取教训到今后如何防范，一切都是透明的，要能够对人民有交代，不能偷懒欺骗，否则下次人民就不选你了。专制制度一切为统治者服务，救灾的目的是为统治者添光彩，统治者一声令下，大批军队就去了，看着轰轰烈烈，但救灾和善后成果到底如何，除了统治者自我吹嘘，人民根本无法知道真相。事情过去，想要吸取教训，就有可能影响到统治者的地位，结果什么追究豆腐渣工程，什么讨论今后如何防范，说不让做就不能做，下一次大灾难来，还是几千几万的死人。专制制度的目的是保证统治者永远掌权，好处是统治者日子好过，不管干好干坏，只要手拿枪杆子，就稳坐皇位，永葆江山，坏处是人民拿统治者没辙，统治者再腐败再无能治理国家，人民也只能忍受，没办法推翻它，大多数人民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少数几个统治者手里。在专制制度下，社会问题都是用强迫的方式压制下去，从来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解决，结果是这边问题压下去，那边问题又冒出来，社会积重成疾，一天比一天腐烂。专制虽然有时有利于专项发展，比如一下决心造高铁，高铁就通车了，一下决心筑大坝，大坝就起来了，一下决心让GDP大跃进，GDP就超日赶美了，因为专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但专制做不到的是，把人民的生活真正搞好。而且由于不惜一切代价，专项虽然进步，结果却往往是得不偿失。

再来看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统管经济统管分配，国家既管工厂里生产什么，田里种什么，也管人民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所以社会主义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国家经营经济和国家提供社会保障。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国家提供社会保障，使得人民生活不受市场经济起伏的影响，有一定的稳定性；坏处是国家经营经济，人民收益是铁饭碗，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利于经济发展。从新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发展的结果可以看到，经济上全盘国营是一条饿死人的道路。中国过去称西方国家为资本主义国家，把世界分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这其实是很不准确的。西方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国家，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民主国家，因为其本质是民主政治体制，资本主义只是其经济体制中的一部分。事实上，今天西方所有国家的经济体制中都同时含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有些西方国家比如北欧国家，经济体制中社会主义保障的比重相当大。哪怕是最相信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也有不少社会主义的成分，美国邮局就是国营的，自然环境保护也是国营，政府发放失业保险社会救济养老保险则是社会主义保障。医疗保障是另一个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化的领域，美国据说是没有国家全民医疗保障的唯一西方国家。一个经济体系中同时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现代发达国家公认的合理经济体系，至于资本主义占多大成分社会主义占多大成分，哪怕同属西方阵营，各个国家也很不相同。

资本主义又有什么好处与坏处呢？资本主义的好处是以自由市场调节经济，以物质利益为动力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优胜劣汰，可以说是赚钱，发展经济的最好模式。但资本主义无情冷酷，一切以能否赚钱来衡量，所以需要有法律制度来制约，以防止资本主义为赚钱而不惜伤害人和社会或环境；社会上则需要建立一套社会保障系统（社会主义）来维持在资本主义竞争中暂时出局的人们（失业者）有最低生活水平，给无法在资本主义竞争中生存的人（老弱病残）以体面的基本生活，用国营方式来解救在资本主义竞争中不能取胜但又是社会必需的机构（邮局，医院，自然环境保护区等等）。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式制度：共产主义口号喊了六十年，专制统治六十年，前三十年全盘国营经济，后三十年资本主义经济与国营经济混合，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六十年从来没有享受过政府提供的社会主义保障，改革开放前充其量也只能算一小部分人社会主义，大部分人是受国家剥削的世袭农奴，中国的城市居民前三十年曾经有过社会主义保障，后三十年逐渐失去社会主义保障，不管是中国的农民还是城市居民后三十年物质生活都有大幅度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共产党统治六十年来中国的唯一亮点，来自向西方学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后三十年经济上的成功是资本主义的成功。中国政府总是用这个经济成功来标榜自己，其实这个成功是政府给人民赚钱自由带来的。中国人民是最能忍耐最肯干活的民族，向来对政府不敢有任何要求，只要不压制他们挣钱的权利，他们可以为挣一份生计，付出十倍百倍的血汗，中国这样一个畸形的模式放到任何其他文化中都不会取得这么大的经济成功。中国目前经济制度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是以国营经济为主，以专制占有不平等资源为主，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以提供社会保障为主。专制政府手里拿着枪杆子，霸占着土地，电力，石油等等国家所有主要资源，通过国营，使少数人占有更大的国家资源，其余大多数人得不到公平的一份。而在中国这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生活中的社会主义保障成分比被中国称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还要少得多。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保留了太多的社会主义的坏处（国营），而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充分享受过的社会主义的好处（社会保障）却越来越少。这样不公平的制度在中国能够得以生存，甚至近年来还越来越壮大，是因为有专制制度的保驾。

另一方面，虽然资本主义给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成功，但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和社会代价，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甜头和苦头中国人民都尝到了。中国引进了资本主义，却没有引进相应的法律制约体系，人们为赚钱损害人损害社会，却不会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毒牛奶毒食品，环境被污染破坏，官员腐败，社会道德普遍低下等等都是资本主义不受制约的后果。对广大在资本主义经济下竞争的人民，中国政府也几乎没有提供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说这种向西方断章取义的学习使得中国人民为资本主义付出的代价比西方人民要大得多，使得中国人民在物质进步后不仅享受不到社会的进步，反而面对社会的日益腐败。

中国政府天天强调要走中国式的道路，说到底就是什么都可以西化，唯独共产党专制这一点不能改。中国的这个共产党专制制度一半是向苏联学来的，另一半是从中国皇帝那里继承下来的。苏联没有成功，苏联（俄国）自己都已经摒弃了苏联式道路，中国皇帝的统治方式更是老朽的笑话，连中国政府都不敢承认学习皇帝而需要躲藏在共产主义的面具后面。问题是，只要坚持共产党专制，中国社会今天的所有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可以说一切都卡在专制这个瓶颈上：只要是专制统治，就不可能有真正独立公平的司法体系，因为独立的司法公平的法律就有可能动摇共产党的绝对控制，而没有独立公平的司法体制就没有办法制约资本主义的缺陷；同时，人民完全没有说话权没有决定权的专制制度可以明目张胆地助长社会主义缺陷，为少数人不公平地占有资源做保驾，可以大言不惭地自称社会主义，却又几乎不给大多数人民提供社会主义保障。要解决中国今天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只有政治民主化，使权力被人民监督，被人民约束，对人民负责。一个政权需要被约束被监督，需要每过几年就面临被人民推翻的可能，才有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才有可能允许司法独立，才有可能在选择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时以大多数人民利益为重。而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真正保证政府权力被监督被约束，才能使推翻政府不需要通过暴力流血和社会动荡来达到。政治民主化的另一个优点是给人民权利，也就给了人民责任，使社会进步变成了大多数人民的义务。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是因为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解放了人民的积极性，经济发展不再是由中央少数几个人来计划；中国要有一个好的进步合理的社会管理体系，就必须让人民参与进来，让人民自觉自愿地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用中央红头文件来命令，由中央少数几个人来强制。就像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比中央计划经济有效一样，用民主政治来管理社会也比中央集权统治起作用。不管中国的统治者是否要把民主的道路称为西方式道路，这才是中国人民需要走的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

在美国穿衣的轶事与心得

近二十年前我刚来美国时，中国的着装风格和西方差别还很大，一进美国校园，就明显觉得自己与美国女孩打扮不同。不过在国内时，我是个不在意赶时髦盲从潮流的人，穿着风格上刻意追求自己的特色，来美国后常常被人评论说不像大陆人。记得第一学期的国际学生party上碰到几位埃及同学，说我打扮像新加坡人，不知是褒是贬，更有不止一位台湾人说我像他们台湾人，不过在美国人的眼里，我则是打扮不够性感。记得有一次我做饭，腰里扎了个围裙，邻居老美看到了，说了句：Now you are sexy。那时刚来美国，还不习惯性感这个词，听了觉得怪不舒服的，不过也从此意识到自己的衣服大多宽松，不显曲线，与美国女风格颇为不同。

来美国前，听中国人传言说，美国人穿衣很随便，不讲究，去美国天天穿T桖，牛仔裤就行了。到美国以后，才发现其实并不如此，校园里外表看上去最随便不讲究的都是中国留学生。美国人穿衣服规矩多得很，运动时穿运动装，周末上街便装，工作时必须看上去职业，参加晚餐聚会舞会则要显得性感，去正式晚会又必须着正式晚装，总之不同场合穿不同的衣服最关键。美国大街上固然可以看到很多穿T桖，牛仔裤的男士，但随意中又有讲究，衣服质地要好，搭配式样色彩也有讲究，头发则都是干干净净，刻意收拾过的，女士们的着衣风格则人与人之间差别很大，既有穿着随便，T桖加牛仔裤的，更多的是穿着时髦，性感甚至华丽讲究，风格多姿多彩，并不是一律随意，当然一般没有人穿正装上街。等到了工作场合，穿着就要职业，不能太随便，也不能太性感，而去晚会，则一定要既正式又性感。另外男人穿衣要有男人气，要阳刚，女人则要显女性美，显婀娜，界限分明，不可以太中性，除非是gay。

如果说二十年前中国人着装风格与美国差别还很大，今天不少中国年轻人的着装则已经和美国年轻人没有太大差别了。我这几年面试了不少中国年轻一代留美毕业生，不管男女，几乎人人都穿着一套质地不错的正式套装（suit）来面试，与早期中国留学生的面貌大不相同。回想我自己当年做学生时，得到一个面试机会，根本没有套装，也舍不得为面试买上百美元的套装，穿着一件丝绸衬衫，一条及膝西服短裙，就去面试了。不过那身衣服虽然不贵，并没有妨碍我得到工作，现在想来，那时虽然没经验，但那身打扮也算合适。工作以后陆陆续续买了几套好几百美元一套的正式套装，却没什么机会穿。做工程师平时上班不需穿着太讲究，换工作面试，如果从上班地方直接去，不敢穿正装，怕同事猜疑。哪怕不是同一天上班又面试，有时也想，我既不是新毕业，又是工程师位置，犯得着那么正式吗？所以也是看情绪，有时穿正装，有时收拾整齐些就去了。以我面试别人和被面试的经验，穿不穿正装，对我这行工作机会似乎没有太大影响，穿正装去面试，对我来讲更多的是为自己找一个穿正装的借口和机会，因为平时实在没有机会穿。在公司饭桌上，讲起这点，几个年轻的美国工程师男同事居然也有同感，说觉得遗憾平时没有穿正装的机会。我那几身好几百美元的套装没有不甘愿，有了多年下来也没穿几次，最早买的一套裙装，还很新，裙子的拉链却早已拉不上，几年前捐献给了Good Will Store。正式套装对我来讲最派上用场的，就是去开会，尤其如果要上台演讲，穿着一身正式套装，自己都觉得精神，让人平添自信。现在开会，中国公司派来的人渐渐开始出现。记得两年多前参加一个会议，献讲者中有一位上海来的年轻女士，烫着卷曲的长发，穿着薄薄的一身花连衣裙，看得出精心打扮过，打扮得也不算难看，却让人觉得不符合场合。

现在我在美国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穿着打扮早已融入美国风格，再没有人说我像新加坡人，或台湾人，而是更经常被误认为是加州当地人，还曾在一个夏日party上被一个美国人坚持说像夏威夷人，非常有趣。不过我仍然刻意追求自己的风格，我认为一个人的打扮风格就是向世界说明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衣服的挑拣，搭配的选择，展示了你的品位，你的追求，和你的个性。比如，一个人是追求名牌高档，还是讲求实用美观，或者是有时高档有时实用，是严肃正规，还是轻松随意，或者是大胆娇艳，都是一个人内心审美要求的反映，不必人人相同。美国大街上，不管什么肤色什么体型，不管打扮的风格如何，人人都那么神态自如，觉得自己再正常不过，正是我最喜欢美国的地方之一。

注意穿着打扮既是为自己，给自己添自信，使别人对自己有好印象，也是为别人，说明你尊重别人，在乎给周围人一个怡目的环境。记得曾参加过一个颁奖晚宴，邀请信上写着要穿正装，去到晚宴，男士大多西装革履，女士则性感多彩，很是赏心悦目，但却有那么几个东方男士，穿着邹邹巴巴的卡其布夹克衫就来了，颇为煞风景，给本来一个很美好高雅的环境添了一份不协调。其实不需要你长得如何英俊，如何美丽，穿上正装就是一种气氛。天天穿正装，固然没必要，过分，但偶尔麻烦一次，给平凡重复的生活带来一些变化，在随意方便的日子外享受片刻高贵，也是生活的一大乐趣，可有些人就是不愿给自己一丝麻烦，不屑于给环境一丝贡献。

当年来美国读书时，随身带的两个旅行箱大多是衣物，因为听别人忠告美国衣服很贵(现在和中国比是倒过来了)，一定要从中国把衣服带足。读书期间，除了到美国后买了一些牛仔裤和冬天的厚外套，大多穿的就是这些从国内背来的衣服。不过做学生期间我也曾血拼过一次衣服，听人说一家服装店关门，所有衣物十块钱一件大甩卖，听到消息后第一个周末没去，第二个周末去，价格掉到所有衣物每件三美元，结果买了一大堆长袖短袖T桖回来。毕业后到硅谷工作的第一天，公司人事处女科长带我去租车的路上，路过Valley Mall，科长介绍说那个mall是这一带最大的mall。上班后的第一个周末便去那里逛，正好新年后清仓大减价，硅谷商店里适合我们亚裔女的小尺寸衣服又多，又有钱了，抢购了不少喜爱的衣服鞋子，从此结束了节俭的学生生活，开始了漫长的shopping之路。记得那时每次买到一件满意的衣服，都可以高兴好几天，现在则早已shopping到麻木的地步了，再也不会有当年那种买衣服后的喜悦之情。

美国社会有没有潜规则

有人说：回中国工作，首先忍受不了东方潜规则，还是在美国工作简单，不需要潜规则，一切只要按纸上的规章制度办就行了。事实真是这样吗？

依我看，哪个社会都有潜规则，西方社会当然有潜规则，只不过中国人在这里，工作上大多只顾给人埋头干活，生活中也很少能与西方人成为真正的朋友，不管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公司里多为局外人，大多数人对西方社会潜规则茫然无知。西方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又不是机器人，在西方，要成功人脉也很重要，不是一切都冷酷无情地按纸上规定办就行的。如果你想要在西方做一个与人打交道的工作，想要脱离只给人打工的地位，获得更大的成功，知道和利用潜规则就变成必须的了。比如，如果工作上想要升职做管理，懂得潜规则，会与人打交道，就变得至关重要，否则你工作再勤奋，技术再大拿，也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似乎不如自己的人一个个升上去，而你只能在下面默默干活。真当上了主管，更需要会理顺人脉，否则也会跌得很惨。讲一个真实故事，我认识一位女士，在中国读完大学后来美国留学，毕业后到美国公司工作，很典型的中国知识移民，但她的语言能力很强，说一口流利标准的美式英语，刚认识时，我还以为她是ABC。她原来是一个实验室的研究员，但内心不甘只做研究，一心想要做管理，学了些MBA的课，跳到一家公司做program manager。干了没多久，从顶头上司，到参加项目的其他组的成员，几乎人人都跟她做对，处处刁难她。她不明白，为什么她做的决定指挥都符合程序课本，纸上看来都再合理不过，那些人却总是挑刺，说她这有问题，那也有问题，拒绝合作。以我旁观者的观察，其实原因是她做事太没有人情味，不懂得理顺人脉，以为一切照章办事就可以指挥别人。她的这段管理经历，最后以被公司解雇而告终。事实上，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有潜规则，不可能一切都机械地按纸上规定办，除非人都变成了机器人，潜规则的存在并不是社会有问题的标志。社会有没有问题，关键是看这些潜规则有没有到了极度不公平，甚至邪恶的地步。我觉得中国社会里的潜规则就是到了邪恶的地步，连中国人自己都痛恨。另外，我觉得需要澄清的是，请不要将中国潜规则说成是东方潜规则，如今中国社会早已没有多少传统东方文化的特色，中国早已没有资格代表东方文化。中国这六十年四不像的畸形制度，使得今天中国社会里的潜规则，比起保留了更多东方文化的日本社会台湾社会里的潜规则，要腐败得多邪恶得多。

我自己刚来美国时，也以为在美国处理人事关系比在中国简单轻松，不管是在学校里做助教做课题，还是在公司里工作，似乎只要好好干活就行了，不必过多地考虑怎样与人交往。但随着在美国生活的年头的增加，遇到的人和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形形色色，对美国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我开始慢慢地悟出美国社会其实远没有我一开始看的那么简单，在美国生活工作也有很多人们没有大声说出来的没有在纸上规定的潜规则。比如，处理与老板之间的关系，有时就不那么简单。有人说在美国可以骂总统，但不能得罪老板，这是千真万确的。但在美国不得罪老板，与在中国不得罪老板，做法常常相当不同。在中国，不得罪老板，就意味着总是听老板的话，在美国，则不那么简单。有时你到底怎么得罪了老板，给老板留下了坏印象，自己都不知道，到了layoff的时候，才明白自己在组里的地位。而且这种困惑并不是只有来自不同文化的外国人才有，我不止一次听到美国人抱怨说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得罪了人，美国人之间的争斗也常常是明枪暗箭，一步不慎就可能结下了不可调和的怨恨。我工作的第一家公司，有两个directors，都是美国白人，不知为什么总是冤家对头，几乎只要在同一会议就必争论，每次争论两个人的眼里都透着愤怒的目光，但言词都文明，对当时初入职场的我来讲，就像一场好戏一样好看。这场争战的结果是，在公司一轮layoff中，其中一个director被裁。而这两位directors在我看来似乎都是不错的人，那位被裁的曾经面试我，据说给了我很好的评价，我进公司后对他的印象是一个技术上能干，为人也正直善良的人，而那位胜利的director后来做了我们部门的VP，对下属百般照顾，是一个好上司，他们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让我这个外人琢磨不透。

如果你在美国公司里只是做一名最最普通的小组成员，大多数情况下，不懂潜规则，不会与人打交道，只埋头干活，也能生存，美国毕竟是一个让弱者也有生存空间的国家。但做最普通的员工，能发展一些与人交往，加强团队精神的能力，有时对工作也会有很大帮助。下面讲两个亲身经历，来说明学会与同事合作的重要性。

我曾经在一家美国人占大多数的公司工作，公司以工作轻松出名，进度总是放得很宽松，基本上每天八小时到点就回家，上班一天如果能干上四五个小时的活，就可以在会上宣称很忙了。当时有一个中国同事，属于技术上很大拿的，成天忙得不行，说是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个小时，而组里的其他美国同事都很轻松。这位同事在我来之前曾在我们组干过，我来了以后，老板和同事向我介绍小组历史时，从来不提他，不给他一分credit。后来我了解到他其实当时为组里干了很多的事，很多东西都是他打下的基础。但这位同事是个只埋头干活，不与世相争的人，有问题都是自己不声不响把它解决了，从来不麻烦老板，别人对他不公了，也大多以面不改色的态度当没听见没看见。后来我在组里呆久了，就发现，这位美国老板其实很愿意组员常与他交流，让他觉得自己是对大家有用的人，也很欣赏敢讲话的人，有了问题，就去他那里抱怨，如果他没有及时帮助解决，就再去抱怨，结果，从此以后，他不仅努力帮助你，还大会小会地表扬你。依我的经历，这位老板是一位很典型的美国人，喜欢别人与他多交流，喜欢tough，敢坚持自己意见，敢为自己利益讲话的人。

另一位中国同事是她们组里的技术领头，照理组里还有另外两个美国人，老板让她带他们，以分担任务。但她说那两个人根本就不行，结果三个人的任务，她一个人在做，天天忙得团团转，老板也不帮她，弄得她在背后成天怨气冲天。我发现中国人常常喜欢抱怨同事不会干活，而不懂得带动同事干活。我在另一家公司曾经带过一个技术员，工作有时干得不错，有时会出错，尤其是每当学一个新程序的时候。当时组里还有其他中国工程师，看他出一次错，下次就不敢用他，都是自己上阵。我每次如果他出错，就再教一次，结果一开会，我总是有最多的数据做展示，日子还过得最轻松，老板也看在眼里，赞扬我有领导能力。后来公司大裁员，那几位每天在实验室里比我呆得久得多的中国同事被砍，我却幸存下来。

我并不是来这里炫耀自己如何如何，在我来美国近二十年的经历中，也有过大大小小的失败，有时哪怕你没做错事，也难免碰到一个蛮不讲理的人，有时在一个公司起作用的方法到另一个公司则可能行不通。我分享这些亲身经历只想说明哪怕在西方，哪怕只是做小组普通的一员，会与人交往合作有时也至关重要。能够带动周围人（包括老板）一起干活，而不是只顾自己埋头苦干，可以既让自己的工作负担轻松，还增加你在公司里小组里的价值。如果想要做管理，那就更是必须学会与人合作，必须懂得如何理顺人脉，做很多没有在纸上规定的事，做潜规则下有意义的事，否则中国人头上那块玻璃天花板就永远难以顶破。

再谈海归海不归

在海归还是海不归这个问题上，海外中国人里有两种主要倾向，一种说出国吃亏了，看国内同学混得多滋润，多威武，我们远不如他们，只不过在美国给人干活，文化生活枯燥，事业单调停顿，仅仅是过一个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基本生活。另一种倾向是说我在国外有新鲜空气可呼吸，不必看党的脸色，可以自由上网自由说话，我很淡定，不在乎当官当长，不想干什么大事业，就爱过平淡的生活。我觉得这两种倾向都有让人理解的一面，又都有无奈的一面。我下面对这两种观点的评论可能让两边的人听了都不爽，不过我说的是实话，有时，truth hurts。再说，不说这些实话，就得不到最后一段的结论。

先说第一种倾向。说在国外生活单调，不过是打工干活，确实如此。虽然大多数中国人在美国过上了小康的中产阶级生活，又有多少人可以在基本生活以外有更大的成就感？有多少人可以有自己能参加进去或者是与自己密切相关，自己真正在乎的当地文化活动？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觉得自己是这里的主导者这里的主人翁，而不是旁观者，边缘人？国内的同学就不会有文化方面的苦恼，看奥运会时替哪方喝彩不会有困惑，也没有玻璃天花板来挡住前程，当领导做老板的机会比海外中国人多得多，主流电视屏幕上不会只看到长得和自己不一样的人。虽然国内人没有多少人权，但他们不会有这里是不是自己的家的疑问。不过话说回来，这些怀念中国羡慕国内机会的海外中国人，其实也很无奈，羡慕归羡慕，不管他们口头上说什么，等到具体一衡量，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绝大多数人还是情愿在国外过枯燥平凡的边缘生活，也不愿意回中国，其中包括不少海归了又回游的人，否则就不会在这里听到他们的声音，而是早就消失在高墙的那一面了。我上一篇海归征文“为什么大陆人不像台湾人那样大批海归”发表后，万维博客主“草庐隐士”在我那篇博客后面留言说：“我曾经回故乡北京作过五六年的海归， 起因主要是遇到了职场的玻璃天花板，正好国内一家外企给我一个offer，连跳几级，便毅然海归了。但回去后不久立刻发现很不对劲，也就是博主讲的， 生活得不仅是‘更不开心’，简值就是气得‘七窍生烟了’！”。回国去固然有更多的机会，对中国人来讲更是回家了，做理所当然的主流主导了，但中国社会里连中国人自己都难以忍受的“中国”特色，却常常让人最后觉得情愿在国外过平凡生活也不值得去追求那些机会。

再说第二种以做海外中国人为自豪的，我觉得豪言壮语归豪言壮语，其实也是出于无奈。在海外只有淡定的选择，真想不淡定，又有什么机会什么别的选择呢？如果一个民族的人都不当官当长，国家的名人名流政要里几乎没有这个民族的脸孔，那在别的民族人的眼里，这个民族是不是会被看成是一个没有雄心没有作为的民族呢？会不会被看成是一个没有对社会负多少责任，没有为社会做多大贡献的民族呢？在西方民主社会，当官当长并不只是为个人成就感，更是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做贡献，对社会负更大责任，尤其是公共职位。有人说，在国外的阳光和国内的权力两者之间，我情愿选择阳光。我也一样，情愿选择阳光，可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只能在阳光和权力之间选一项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像美国白人那样，像日本人，台湾人那样，两样都有呢？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可以去追求他们想做的任何梦想，并且有成功的机会，我们的下一代却很有可能被剥夺走进娱乐圈或其他亚裔人在美国难以进入的领域的梦想呢？我是一个海不归族，我不以海不归为耻，因为选择一个最不坏的生活是人之常情，但我也说不出豪言壮语来。西方好还是不好与我们的贡献与我们的作为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充其量是在这里享受别人建设的好社会而已。

最近还发现有一个新倾向，就是有不少人嘲笑海归们，说他们大多是在海外找不到工作的人，或英语不咋样的人。其实那些找不到工作无奈海归的中国人中，大多数不是因为能力差，更不是因为自己不努力，而纯粹是时机运气。如果你正好在九十年代或二十一世纪初毕业找工作，赶上了美国经济蒸蒸日上的好时期，你就撞上了留在美国的大好时机。时过境迁，这几年毕业的人恐怕就不再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我们留在西方的海不归与他们相比，并不见得就怎样出色了，怎么高等了，只不过是运气好些生对了年头罢了，又凭什么去嘲笑他们呢？还有一个影响找工作的重大因素就是学什么专业，有些专业在美国好找工作，有些就很少有机会。作为外国人，一般来讲搞技术的相对比较好找工作，因为美国人大多数人不爱钻研技术，正好有让外国人填的缺口。学其他行业的人可能本身很出色，只不过美国没有他们可以填的工作缺口，所以也仅仅是机遇不同而已。西方经济今后很难再回到九十年代后期那样的兴旺水平，中国新一代留学生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越来越多的人必将面临海归的选择。这些回归的海归，不管是心甘情愿还是出于无奈，都是中国的福音，因为他们的回归可以减少中国人才的大量流失，改变中国出色的精英流落给别人打工干活的局面，对中国的未来是一件大好事。而且西方萧条的工作市场，让新回归的海归们不再像上一代海归那样，可以脚踏两只船，抱怨在中国没有归属感，随时准备退却。新海归们大多没有后路可退，必须在中国扎根，必须把中国搞好，必须寻找中国社会进步的道路。也许等这些受过自由世界熏陶的海归一代成为中国领导的中坚力量，民主的曙光就可以在中国升起，也许将来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民主道路的人就会是这些主动或无奈海归的中国人。让我们停止去嘲笑这些海归的中国人吧，相反，让我们给他们最好的祝愿和鼓励吧，因为不管是不是他们心甘情愿的选择，这些海归们对社会的贡献都将比我们这些海不归大得多。

为什么说文化决定论是荒谬的

文化决定论在中国人中相当有市场。据说文化决定论还有不同的流派，有酱缸文化决定论派，还有高于酱缸论的“高尚”文化决定论派。酱缸论很简单，就是说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中国今天的制度就是这种酱缸文化的产物。这一流派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叫做：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估计是哪个名家的名言，反正我听到无数次了，而且引用的人语气里都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信气概。“高尚”文化决定论里的这个“高尚”是我加的，因为这一流派自称高于酱缸流派，甚至高于制度决定论派。“高尚”文化决定论者认为，先要产生高尚的文化，有了高尚的文化，一切问题就都好解决了，而且比有缺陷的民主制度还灵，能保证问题的最终解决。如何产生高尚的文化呢？那就是人民自己反思，自己对自己高要求，自觉地对社会负起责任来。不过，不管是“酱缸”流派，还是“高尚”流派，文化决定论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是由这个国家人民的文化决定的，是从这个文化中孕育出来的，要改变制度，就一定先要改变文化。

文化决定论不能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存在同一文化不同制度，比如东西德，再比如南北韩。就以南北韩为例吧，为什么同一文化，南边孕育出了一个民主政府，北面却孕育出了个独裁疯子政府？答案是因为历史原因加外力干涉，北韩南韩分裂自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北韩最终是在苏联中国的帮助下站住脚的，而南韩则是在美国的支持下生存下来。中国其实也一样，也许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成立，不像北韩一样有一场中国抗美援朝战争那样明显的外力干涉，但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壮大，是中日战争的直接结果，而中国的北邻-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略。事实上，依我看，任何一个靠战争靠枪杆子上台的政府，都不能说是人民的选择，都不是由人民或文化决定的。

文化决定论的最大荒谬之处在于将文化与环境割裂开来，将文化看成是可以完全靠个人内心控制的东西。文化是什么？百度百科对文化的定义我觉得非常恰当，它说：“文化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就是说，文化是在一个过程中形成的，是人对社会环境的回应，是受社会环境控制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是历史，制度，和宗教等等一切控制人行为和思想的机制的反映，文化是结果，而历史，制度，或宗教才是原因。要改变结果，要使文化走向健康，就必须改变影响文化的机制，改变控制人行为思想的东西。事实证明，不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恰恰相反，是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里再拿南北韩做例子，六七十年前，人民原来是同样的人民，但在不同政府不同制度的引导下，今天的南韩人民却与今天的北韩人民大不相同。南韩是民主制度，人民有普世权利，南韩人民的思想行为大多合情合理，撇开风俗习惯的不同，他们的思想，理念，以及行为和西方人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北韩呢？六十年封锁，六十年洗脑，人民的思想行为就愚蠢可笑，听到金主席的名字也要热泪盈眶，更不要说像南韩人那样爱抗议爱集会了。

另外，文化决定论的实质说到底就是否定普世价值论。文化决定论者认为，人或文化一定要好到一定程度，人民才能有普世权利。而且文化决定论要求人民在没有任何权利的条件下，先负起社会的责任来。一个人要先有权利，才会有真正的责任感。文化决定论者对人民提出了一个超人的要求，要求专制制度下的人民在没有任何权利的情况下，要像民主国家里有权利的人那样，对社会负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谁有权，谁掌控，谁就对那个社会那个国家的的好坏负责。中国当今社会的问题应该由谁来负责，就要看中国当今是由谁掌控的。中国显然不是人民掌控的，而是权力无边的共产党皇帝掌控一切，中国的问题就该由共产党皇帝来负责。

如果说酱缸文化决定论是一种消极命运论，认为中国人只配独裁统治，只配腐烂社会，那么自认为高级的“高尚”文化决定论则有它独特的幻想成分，这种撇开社会环境，要求人民自己拔高自己的理论，其实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论。如果人能够不受环境制度的约束，能够自我净化文化，还要制度改革干什么？民主制度不是目的，而仅仅是手段。这个世界上的人，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绝大多数人最终要的东西其实都差不多，那就是过一个有质量的幸福的好日子。民主制度被证明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能够让社会成为一个于大多数人有利的社会，让大多数人有机会过上好日子，因为它让权力受监督，让权力平衡，让权力没有铁饭碗。如果人能够自我净化，自我拔高，那还要什么监督，什么法律，什么选举？人只要自觉净化就可以了，没干好就自我批评，自觉下台，社会上充满自觉的好人好事，大家乐融融过幸福生活，省去一切法律政治，多简单，多美好？

当然我不是说中国文化不需要改变，如今的中国社会腐败猖獗，作假泛滥，人民普遍没有灵魂没有精神追求，被人称为“猪社会”，因为人民只能有动物式的物质追求，不能有高于动物的人的追求。中国文化里的问题固然有很多历史原因，但大陆人从小学鲁迅，从小批判中国文化，远比台湾人痛恨中国文化，远比台湾人重视改变自己的文化，但到头来，大陆社会却远比台湾社会腐烂，显然，中国人的思维出了错。中国社会今天的腐烂已经不是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而是来源于今天的制度，因为台湾保留了比大陆多得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台湾社会却比中国社会健康得多。

我相信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文化能从烂泥坛中走出来，“高尚”文化决定论者的愿望并不脱离实际，关键是怎样才能改变文化。既然影响文化的机制是历史，制度，和宗教，那就要设法改变这些影响文化形成的因素。历史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鉴借其他国家的经验，宗教也并不保证国家的进步，而制度是唯一可以人为改变，又被历史证明对社会进步有重大作用的机制。当然我们不能幼稚地以为，一实现民主，制度一改变，文化就立刻变好了。制度只是一个工具，人民的成功，最后还是需要靠人民自己不懈的努力。但在民主制度下，人民至少被允许有健康的追求，被允许去负起责任来，文化形成可以开始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我近二十年前来美国时碰到的台湾人，他们的很多思想，与我们大陆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他们成长于台湾言论自由仍然有很大限制（比大陆还是好一个数量级），政治还不民主的时代。但如果你有机会与今天的台湾人交流思想，你就会发现，今天的台湾年轻人，思想已经与西方人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台湾的民主历史让我看到民主也要有一个从幼稚走向成熟，渐入佳境的过程。

有人问，那你说说看，怎样来改变中国的制度，说实话，我也没有解决方案。要改变制度，在中国，是一个在今天看来似乎无法逾越的高山。看看周围那些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似乎都是运气好，出现了一个明君，东欧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戈尔巴乔夫，台湾有一个蒋经国。中国的明君在哪里？也许中国要等到红卫兵一代退出中国的领导岗位？另一个可能就是有什么重大灾难性事件的出现，让中国人意识到这样拖下去，连动物式生活都不能保证。当然中国人不能消极地等待，今天的刘晓波，冉云飞，艾未未，以及其他所有为中国人民争取权利，为改变中国人思想做努力的人，他们为中国民主所做的努力和牺牲，虽然似乎难以换来今天的改变，但却很有可能在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心中埋下变革的种子。

丢掉鲁迅这个没用的武器吧，中国人全民学鲁迅，全民批判自己的文化，已经批判了六十年了，为什么到今天中国人还是和鲁迅笔下的人差不多呢？为什么中国的社会甚至变得更腐烂呢？因为鲁迅批评的是果，不是因，要改变文化，就要改变控制人思想行为的东西，改变制度，如果不改变因，你又怎么能期望果会改变呢？

漫话中国式谦虚与美国式谦虚

谦虚是东方式美德，一般中国人都认为西方人是不讲谦虚的。但我在美国生活十几年后，渐渐发觉其实美国人也讲谦虚，也讨厌自大的人，美国人常说be humble，称赞一个人时可能说他是一个modest person，讨厌一个人时则可能说因为那个人很arrogant。不过同样是谦虚，美国式谦虚与中国式谦虚无论是应用场合还是应用对象都非常不同。

中国式谦虚的主要形式是贬低自己，在东方文化里讲自己好是万万不得的。明明自认为有能力，但嘴上一定要说自己不行，明明觉得自己有十分能力，却要说成只有五分。另外要特别强调自己还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总之要把“我”尽量缩小，降低。中国式谦虚到了美国就不适用了，反而会被看成是没有自信，有时甚至是没有自尊的表现。不论是在美国申请学校，还是找工作，一定要把自己的优点大方大胆地说出来，缺点则能不提就不提，在不撒谎不制造事实的前提下，尽量拔高自己。比如公司面试时，如果问你过去的成功经历时，要把自己过去哪怕小小的成功自豪自信地说出来，如果只有五分成功，夸大成七分八分的成功也不为过。尽量拔高自己，不仅不会让美国人讨厌，反而会被看成是自尊，自信，有热情的表现。

那么什么是美国式谦虚呢？美国人最经常说“Be humble”的时候是当他们面对上帝或面对大自然的时候，在上帝或大自然面前觉得人之渺小，觉得人不能控制一切。我自己从彻底的无神论者到相信有超自然的神明存在而走过的心灵路程（见我“上帝存在吗”一文），就是一段走向谦虚的路程，承认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命运里的一切，承认自己不能控制自己遭遇的一切，能够更心平气和地面对挑战，更心平气和地承认失败。如今我回过头去看共产主义无神论教育出来的人，觉得他们当中有不少人非常自大，自以为有枪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掌握别人的命运。当然，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无神论者都是自大的，但无神论者里自大的人比例比较高。

美国人除了在上帝和大自然面前谦虚，在日常生活中也提倡谦虚，那就是当自己是强者时，不忘记关怀弱者的谦虚；当自己春风得意时，同情境遇不顺的人的谦虚；当自己做错事时，承认自己错别人对的谦虚；当别人通过才华和努力取得成功，对别人的才华对别人的成功赞赏庆贺的谦虚；当自己成功的道路上得到别人帮助时，不忘记感谢别人的谦虚。美国的富人一般不敢飞扬跋扈，名人不敢对崇拜他们的民众粗鲁无礼，都是美国式谦虚的要求所致。对普通人来讲，对周围人尽量多给好听的言词，不在境遇不如自己的人面前炫耀吹嘘自己的好运，不对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无礼地指手画脚，当别人提出合理正当的建议时，能被说服，能甘心服从，在事业完成时适当归功于帮助过你的人，等等，都是美国人认为应该谦虚的地方。美国式谦虚与中国式谦虚的差别是，美国式谦虚大多不是通过贬低自己来达到（虽然有时也有），而是主要通过尊重别人赞赏别人来展示，大方大胆地说自己好，也毫不吝啬地说别人好，拔高自己，也不忘抬高别人，自己有主见，但也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与之相对照的是，中国文化一方面不能说自己好，另一方面对别人的称赞也给得吝啬，对有理的对方常常为面子而拒不认错。另外，中国式谦虚还与地位高低有关，一般是下级对上级或同级之间必须谦虚，地位高的则常常不屑于向地位低的展示谦虚。

说美国人谦虚大多不是通过贬低自己来达到，是指当你找工作的时候，或地位比较低比较弱势的时候。但当你比较风顺，比较好运时，适当地调侃一下自己，分享一下自己的弱点，分享一下自己也曾有过的不顺，尤其在别人面临不顺心时，这样做就会变成美国人欣赏的谦虚了。

要做到美国式谦虚，首先要在内心建立起真正的自信。一个真正自信的人才能够关心弱者，同情不幸的人，才有勇气在别人成功的时候承认别人好，在自己做错的时候承认自己错，所以要能谦虚首先必须有自信。有些表面自大的人常常是因为内心非常不自信，用自大来掩盖自己。这些人自然也不会谦虚，因为如果承认别人好，或承认自己错，就会更使自己的自信心受打击，而当别人受灾受难，则幸灾乐祸，因为可以让自己不自信的内在得到某种平衡满足。

要既自信又谦虚，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握好自信与谦虚的平衡，谦虚过分了就有可能会被看成是不够自尊，不够自信，但自信过了头又可能会被看成是自大。自信与谦虚之间的平衡如何才能把握好，我认为最重要的几点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掌握判断是非的能力，真正从心底里建立起人与人平等的观念，摆正自己与社会宇宙的关系，因为我相信内在主宰外在，要建立坚固的外在技巧首先需要端正内在思想。我们要看到，每一个人都是有优点有缺点的凡人，你某方面能力再强，总有另一些方面别人比你强，你今天的运气再好，也难保明天不遭遇不顺；反过来，你有再多的弱点，也一定有上帝给你的独特的地方，有你独特的优点长处，你今天再不顺，只要不放弃努力，明天就可能会变好。自信就是看到自己的优点长处，看到自己的独特之处，哪怕我有缺点有弱点，但我并不因此比任何其他人低一等；而谦虚就是承认别人也有他们独特的优点长处，自己则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我有对的时候，也会有犯错误的时候。

说到既自信又谦虚，我举一个中国式既不自信又不谦虚的例子。不少中国人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常犯的错误是，摆不正与西方人的关系，不把西方人看成是与自己平等的，与自己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的常人，而是把他们当成高于自己的人来仰视，也当成高于自己的人来要求。这些人在西方人面前先是过于自卑，然后发现西方人其实像中国人一样也会犯错误，心中偶像轰然倒塌，又把西方说得一钱不值，变得很自大。在他们的心里，对西方的要求总是远远高于对中国的要求，比如西方媒介有点问题，这些人就又舞红旗，又抗议的，中国媒介再谎话连篇也听而不闻，没意见，不生气，好像西方媒介必须像神一样不能犯错误，中国媒介做低级事则是应该。还有一种中国式不谦虚就是在正义公道面前，在成功的好榜样面前，死不认错，坚持错误的思维和行为，这点中国政府是自大不谦虚的中国人的榜样。

大难面前令人起敬的日本人

这两天，电视新闻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日本大地震大海啸的灾情，youtube上最受欢迎的前一百个录像几乎全是日本大地震大海啸实拍，前所未有。恐怕全世界的人都被这一场空前的特大灾难惊呆了，不少人甚至惊呼这场灾难是在预告2012年人类灭亡日的到来。

日本人面临的这场天灾确实空前未有，8.9级地震，再加上规模令人难以置信的大海啸，据说上一次同样程度的大地震与大海啸并发，是在公元前800年，就是说两千八百多年前。从无数不管是路人手拍的，还是专业记者实照的录像中，我们看到海啸横扫一切的威力，看到大地剧烈的震撼。可是，在看过这许许多多的图像画面后，最让我印象深刻最让我起敬的却是日本普通人在这场空前大难面前的气度和表现。在这样一场可怕的天祸面前，他们依然从容镇静，依然保持尊严，没有人群的乱拥乱挤，没有惊慌的大喊大叫，商店里，地铁站上，人们秩序井然，不给困难的情形添加更多的困难。服务人员更是在地震刚过去，就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全力工作，为大家服务。

一位正在日本东京留学的美国大学生在与日本人一起经历这场大地震后，感叹道：日本是这个地球上对灾难准备得最充份的国家，这是8.8级8.9级的大地震，是一场超常的大灾难，日本人以这样有尊严的（dignified）气度，以绝对文明的（civilized）表现来对待灾难后的结果，面对令人震惊的灾难，没有人抛弃秩序，没有人丢失文明，实在是让人赞叹，日本人自己应该永远为此骄傲。美国CNN台的主持人也说，我们这两天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人们在说，日本人在灾难中是这样的有尊严，这样的文明，这样的有秩序，日本人虽然平时就是这样，但在困难的时刻，能保持这样的品质尤为可贵。

再看看日本政府方面，面对总是要做最坏打算的西方新闻人惊呼日本福岛核电站面临毁灭性崩溃，质疑日本政府是否在隐瞒真相时，日本驻美国大使不急不恼，从容应答，平和地解释为什么根据日本政府所了解的情况，可以判断核电站目前没有毁灭性崩溃的危险。这位大使虽然来自一个小国，却有着大国一样的自信心。当然这样的自信不是来自大使个人的技巧，而是来自日本政府是称职的政府，是要被监督，要被检查，要对人民负责的民主政府，有底气，有能力经受拷问质疑这一坚实后盾。

一个民族要获得别人的尊敬，靠的不是枪杆子，不是GDP值，不是手里鼓鼓的票子，不是花大钱做公关宣传，而是靠这个民族内在的素质内在的力量，靠国家和政府能够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底气。在如今这个任何大灾难都会变成世界范围实况转播的时代里，世界人民被人类面临的祸难震惊的同时，也窥见了那个国家人民的精神面貌，感受到那个国家政府的能力。这次世界各地人民在同情日本人遭遇的同时，也为日本国民的素质赞叹，对日本政府的质量留下深刻印象。记得有一位中国朋友曾经这样说：西方人过去根本看不起东方人，看不起东方文化，是日本奇迹才让西方人重视东方文化。我不知道他这一说法是否属实，但我自己就是多年前去日本东京旅游后，才从此重审东方文化。日本人这次面临了他们自二次大战后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但我相信，以日本民族的内在素质，以日本民族的内在力量，日本人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特大灾难，在废墟上重建起令世人羡慕的幸福社会，像日本首相所说的那样， “我们能够战胜这场危机吗？我们日本人过去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建立了一个和谐富裕的社会（a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society），我有信心我们日本人这次也一定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战胜困难。”我这里把“peaceful”翻译成如今在中国流行的词-和谐，因为我认为日本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而不是只存在于口号中的假“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