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比中国人天真单纯吗？

常听中国人说：美国人比中国人天真，比中国人单纯。中国人之所以认为美国人天真单纯，是因为美国人比中国人相信正义，相信善的力量，而在中国，正义和善良是只有不谙世事的小孩才相信的东西。我要问的是：美国人相信正义相信善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天真，因为他们单纯吗？

在中国，成熟意味着玩世不恭，看透一切，不相信一切，如果你到一定年纪还相信正义，还相信美好，就常常会被人笑为怎么还那么天真。其实依我看，要说天真，中国人最天真。在美国待了十几年后，我再去听中国政府的那些宣传，心想这全是些自相矛盾，逻辑不通，没有依据的东西，稍微有点大脑的人，都可以戳穿它，怎么那么多中国人就相信呢？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就像思想简单的小孩子一样天真初级，非常好骗。共产党只要喊喊口号，不需要以行动证明，不需要实际去做事，中国人民就轻信它，就认它为爹娘。共产党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就忘了自己在政府面前服服帖帖地跪着的现实，真的就自豪地觉得自己无比高大，就像孩子摔了一跤，只要爸妈说好玩，有趣，孩子就忘了痛，跟着一块笑，也觉得好玩有趣一样。共产党爹娘说我代表你们人民，中国人民就立刻像孩子信爹娘一样真的把共产党当成自己的代表，而不想想，共产党怎么就知道我们人民想要什么，它既不让人民公开发表意见，不许人民自由出书出报，也不做民意调查，更不让人民投票，怎么就神不知鬼不觉地知道人民想要什么，就能代表人民？换了美国人就没有中国人那么好骗，共产党那套宣传，随便找个美国的高中生，就可以把它批驳得体无完肤。

中国人思维的成长过程一般都只有两个阶段：从天真到犬儒。先是像孩子一样天真简单，轻信共产党宣传，充满“崇高”理想，把世界想象得无比美好，把未来想象成金光大道；然而，随着生活阅历的增长，他们渐渐意识到现实并不完美，实际世界并不像报纸电视宣传的那么美好，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有不少恶，周围人并不像自己原来想象的那样善良正直，便立刻对正义失去信心，对善丧失信念，看透一切，走向犬儒。中国人的所谓成熟其实不是成熟，而是没有勇气在不完美的世界里坚持正义坚持善，轻易地就在邪恶面前投降，轻易地就与恶同流合污。西方人相信正义，相信善的力量，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真单纯，他们比我们中国人还看得清人性的不完美，大方地承认人性里有着与生俱来的罪恶；他们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喜欢粉饰现实，而是诚实地揭示真实世界的种种缺陷，从来不回避这个世界还有许许多多邪恶的现实，远比中国人敢于正视不完美，有时甚至到了在我看来把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社会描述得黑暗过头的地步。与中国人一意识到世界不完美就犬儒不同的是，他们有勇气，有远见。他们面对不完美，面对邪恶，却仍然有勇气坚持正义，仍然坚信善的力量可以战胜恶，坚信世界虽然不完美，但人类有能力把世界改变得越来越好。他们也比中国人有远见，他们明白，如果你对邪恶妥协，我也对邪恶妥协，大家都不支持善的力量，那么社会就会渐渐被邪恶吞没，最终你我都会成为受害者，而这正是现今中国社会的情形。

奥巴马总统去年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致辞时的结束语中说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道出了美国人为什么坚信正义的真谛：“我们不必相信人性是完美的，却仍然可以相信人类的状况可以不断完善；我们不必生活在理想的世界里，却仍然可以追求理想，把世界改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我们承认压迫将永远伴随我们，但仍然为正义而奋斗；我们承认剥夺难以对付，但依然为尊严而努力；我们理解世界还有战争，但仍旧不放弃为和平做努力。我们能够这样做-因为这是人类进步的故事，这是世界上所有人的希望，这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的任务。”

如何判断人民是不是奴才

有人说新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奴才，有人却反驳说我们中国人民怎么可能是奴才，我们从小唱国际歌长大：“从来就不靠什么救世主，…”，我们从小唱义勇军进行曲长大：“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真人原话，从一博客上读来的），我们不是奴才。那么，唱国际歌，唱义勇军进行曲长大的人民，有可能是奴才吗？

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判断人民是不是奴才。

如果党和政府说，只有我们强大了，人民才有尊严，人民就在那天天盼，夜夜盼，盼到党和政府强大了，虽然自己仍然一点权利也没有，却觉得无比自豪，说自己可以说“不”了，这些人民就是奴才，因为奴才是靠主人来争气的，主人气粗了，奴才气也粗了。当然奴才的气粗是针对别人的，说“不”是向着外人，在主人与奴才之间，主人可以对奴才气粗，奴才对主人就一丝大气都不敢出，只能说“是”了。

如果明明国家的财富是靠人民的辛勤劳动创造的，人民却要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党和政府给了人民好生活，这些人民就是奴才，因为奴才创造的一切不属于奴才，属于主人，虽然是奴才出的力吃的苦，创造了财富，最后得到自己小小的应有的一份，却一定要归功于主人感谢主人。这些人听到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就说批评者是对自己恩重如山的人忘恩负义（真人原话，某个读者对我批评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评论），他们不仅自己心甘情愿做奴才，还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不把自己视为奴才。

如果人民被选为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却说，我不投党和政府的反对票，我不给党和政府找麻烦（倪萍语录），这些人民代表就是奴才，因为奴才的职责是照顾主人，其他人民在她看来是和自己一样的奴才，不是自己服务的对象，奴才只为主人服务，哪有奴才为奴才服务的。

如果一个中学教师讲了一个与执政党定义不一样的历史，人民就对他又是举报又是喊打倒，这些人民就是奴才，因为奴才认为人民都是和自己一样的奴才，而奴才是没有权力评历史的，一切应该主人说了算，主人说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奴才就只能说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主人说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奴才就捧着鲜花去瞻仰僵尸，哪怕饿死它几千万中国人，迫害一代知识分子，搞一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奴才都是不在乎的。在奴才看来，这个国家就是主人的，应该任由主人摆布，最重要的是主人牢牢地掌握政权，当主人心情不好，搞文化大革命时，奴才就咬牙忍痛忍耐着，当主人心情转好，搞经济时，奴才就忘记过去，能享受到主人施舍的一点剩食就满意了，就感激流涕了。

如果党和政府对批评中国的西方人说，我们的人民比西方人民低等，我们的人民比日本韩国台湾人民低等，人权不适用于我们的人民，不能让他们言论自由，不能实行民主，人民就赶紧附和说：中国人素质低，不能实行民主，赶紧帮着喊，打倒西方，不许西方批评我们，这些人民就是奴才，因为奴才是不把自己当人看的，认为自己确实比别人低，自己没有权利是应该，被专制是必需。既然是奴才，自然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奴才的一切都归属于主人，批评主人，就等同于批评奴才。再说给奴才权利干什么，主人有权利，奴才就开心了，就可以跟着一起鸡犬升天了。

如果人民一边在唱“从来就不靠什么救世主”，一边又喊“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那么他们到底是不靠救世主靠自己的人呢, 还是对大救星言听计从的奴才呢？那就要看看他们的实际行为了。事实证明那些高唱“从来就不靠什么救世主”的人民绝对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要赶超英美，把你家里的锅子砸了烧了，炼钢铁，这些人民立刻就从命了；毛主席说：把你的爸爸妈妈，把你的邻居你的同事揪出来批斗，他们是修正主义者，这些人民也立刻从命了。所以，说不靠救世主是假话，视毛主席为自己的大救星为下圣旨的皇帝才是真谛，虽然嘴里高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骨子里却是个奴才。还有人说那些造反的红卫兵不是奴才，那些抗议美国的愤青不是奴才，奴才怎么会造反？奴才怎么会抗议 (也是真人真话) ？关键是红卫兵造反为的是什么？愤青们抗议又为哪一般？如果是为了争取自己做人的权利，就不是奴才，如果是为了捍卫救星毛主席，如果是为了支持连自己做人的基本权利都不给的政府，那就是替主人打架替主人叫喊的奴才了。
奴才和奴隶还不一样，奴隶是要用鞭子抽，锁链绑，才被逼迫做奴隶的；奴才看上去就和正常人一样，脚上没有锁链捆，背后没有鞭子赶，允许自由行动，还允许唱唱国际歌。不过主人不用担心，他们从小被洗脑驯化，已经从心底里变成奴才了，哪怕把他们放到美国去，放到自由世界里面去，他们都会极力捍卫自己的主人的。

民主不是为理想，是为过好日子

近二十年前，当我离开中国来美国读书时，我和我同时代的同学朋友们大多认为民主自由是中国未来的方向，我心里也假设中国会顺着八十年代的开放道路走下去，中国会越来越自由，人民思想会越来越进步，中国政治会一步一步走向开明。近几年通过工作接触了不少新一代中国年轻人，才发现我当年的假设太简单，中国人今天的思想比起八十年代来反而倒退。人民争自由民主不得，加上中国近几年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不少中国年轻人对西方制度充满了反感，认为提倡中国在制度上学西方已经过时了，中国不需要民主。面对这些爱专制反民主的年轻一代，有些中国人认为是因为他们这一代太实用，没有理想。可是民主是为了理想吗？

常常听人说中国人太实用主义，没有理想。可是看看中国的近代史，每次大灾难的降临，都是理想战胜实用。大跃进，人民充满了超越美英的崇高理想，忘却了自己连饭都还没有吃饱的现实，结果导致三年所谓的“自然灾害”，饿死了上千万中国人；文化大革命，人民为革命理想，忘却了人性，丢失了基本良知，把整个社会折腾得连正常生活都不能过，国家和人民经历了一场浩劫。今天，不少中国人成天希望中国（政府）强大，为中国政府敢于藐视普世价值观喝彩，认为那代表中国人敢对西方说不，却不想想这样做不仅没有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任何实际好处，反而因为支持政府不尊重人权而给了政府随心所欲侵害人民利益的自由。2008年拉萨事件，中国政府为保全自己的面子，没有在暴力形成的初始就及时制止藏人暴力侵犯汉人的行为，一直等到把外国人清出拉萨后才采取行动，造成许多汉人丧失生命，海内海外中国人却挥舞红旗坚定地站在中国政府一边。后来的新疆事件，拉萨汉人的命运又再次在新疆重复，汉平民面对维吾尔人的暴力行为没有受到警察的及时保护，结果也没有听到什么中国人抗议自己政府的声音。中国警察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失职于保护人民，是因为对中国警察来讲，保护政权不被颠覆是远远高于保护普通人民的任务。中国人以实用出名，可是那么实用的中国人在共产党统治六十年里却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根本不在意保护人民实际利益的中国政府的一边。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好像只要有理想，就崇高了。要说有理想，那些以自杀引爆来进行恐怖活动的恐怖主义分子是最有理想的人，他们为了理想根本就不在乎现世生活，完全不关心实用，却因此成为危害无辜的危险人物，没有一个正常人会认为他们崇高。我不是在这里宣传人不要有理想，人生要有理想固然正确，但树立一个以正确价值观为基础的理想，才对人类社会有益。再看看实用主义，虽然事实上中国人最在乎实用，实用主义对很多中国人来讲却是贬义词，是不可以大声宣扬的，可是实用真的就低级吗？看看西方制度，不论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还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或社会管理上的法治，其实都是为了实用，为了建设一个人民过好日子的社会。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以赚钱来给人以工作的动力，是发展经济的有效体制，我们中国来的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实用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实用有着最切身的体会，中国经济改革前后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就是最好的例证。政治上，民主也是比专制实用的体制，民主政治制度使政府的权力受约束而不能任意侵犯人民的利益，使政府没有铁饭碗，使政府的更迭不需要通过暴力流血社会动荡来达到。民主政治不仅仅是选举投票，还包括人民的（公开）言论自由，没有公开言论的自由，约束政府就变成徒有形式。不论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还是自由言论的民主政治，都需要法律的制约，以防止某一方的自由侵犯社会其他人的自由。比如你有赚钱的自由，但不可以以损害别人的方式（比如作假，破坏自然环境）来赚钱。所以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民主政治，以及法律制约，形成了一个有自由又有制约的非常实用的体制，使得人民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而社会又和谐，使得错误能够在变成灾难前就得以纠正，使得国家的发展是平衡的符合人性的发展，而不是中国独裁政治加资本主义经济的GDP畸形发展。民主政治比专制政治实用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讲，不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优缺点那样鲜明，因为我们没有亲历过前后对比。日本人就有过民主专制的前后对比。二次大战结束前，日本是专制社会，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二次大战战败后，日本被美国军管，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政治民主化，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跻身于世界先进前列，所以在很多日本人看来，一搞民主，生活就好了。至于为什么世界上并不是所有民主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原因是政治体系并不是决定国家成功的唯一因素，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宗教势力，对国家的成功也有很大影响。就像做科学实验时，当研究两个相反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时，我们要保持其他条件相同以排除别的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一样，在看哪个政治体系优越时，我们也应该通过比较相似文化不同政治体系来判断政治体系的好坏，世界近代史上已经有东西德，南北韩，两个活生生的同种族同文化不同政治体系的例子来证明民主政治体系的优越性。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专制国家这个事实，也证明只有政治民主，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不少中国人总是拿新加坡来做专制也能发达的证明，据我新加坡同事的介绍，新加坡制度完全照搬西方，有选举，有议会，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只不过政治上一个党比较强大，但仍然有其他独立党，充其量是一个有缺陷的民主制度，远不是中国式的从政治到法律甚至到个人的思想，几乎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都由一党绝对独裁控制，更没有共产党式的欺骗式宣传欺骗式教育。

说到国家的平衡发展，我们中国人过去对世界发达国家的认识停留在富裕有钱这点上。其实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不仅仅是有钱，而且是因为整个社会管理结构合理有效，社会公道，生活环境好，贫富差别小，穷人也有尊严，也能过体面的基本生活。所以考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不能仅仅以GDP值来衡量，而是要以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质量来衡量。美国人出国旅游，一个国家在他们眼里算不算第三世界，常常是看当地贫民多不多，环境和空气是否肮脏污浊，规则是否合理，人身是否安全，服务是否有诚信，社会是否有秩序。他们对那些贫富对比鲜明的国家大多没有好感，对没有诚信的社会充满鄙视，对肮脏的环境更是厌恶，没有人会拿GDP数字或高楼的多少来衡量一个国家。在我看来，美国人拿生活的全面质量来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不发达比中国人只会看数字（GDP）或面子（高楼）实用得多。

也许有人会说，作假多实用，腐败多实用，钱来得那么容易。我说那是鼠目寸光式的实用，是吃了上顿不管下顿式的实用。当社会上你也做假，我也作假，当社会上人人有机会都来腐败，最后就人人都成为受害者，虽然近看钱来得容易，远看却反过来害了自己，不那么实用了。真正聪明的实用是有远见的实用，是能够真正过上有质量的好日子的实用，是能够让好日子持久让好日子代代相传的实用。

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个魔鬼之间的选择

美国人常说，选政府领导人，常常只能在两个魔鬼之间选那个相对来讲更不坏的，英语就是 Choos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选政府领导人，只有更不坏的魔鬼可选，而没有更好的人可挑呢？我说那是因为人自身的缺陷。过去中国那些被捧得如此伟大如此神奇的领袖，其实都是造出来的，不真实的。人都是有缺陷的，做普通民众，这些缺陷对社会的影响有限。随着人的职位的提高，权力的增大，人的缺陷对社会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就几十倍，几百倍地放大了。如果一个小民突发奇想，说我们应该把社会掀个底朝天，搞文化大革命，没有人会响应，而一个受到十亿人崇拜的皇帝说大家来把社会掀个底朝天，人民就会热情澎湃全力以赴地投入进去，给社会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所以职位越高权力越大的人，对他的要求就必须越高，他的缺陷必须用放大镜来照，结果往往是没有几个领导人是好人了。不过，虽然人人都有缺陷，但有些人的缺陷比另一些人小些，更不坏些。下面言归正传，说说蒋介石与毛泽东。

我们大陆长大的人从小被教育，蒋介石统治时期，国民党是如何残酷地迫害共产党人，蒋介石更是人民的敌人。如果你有机会与今天的台湾人谈论蒋介石，台湾人对蒋介石的评价也大多为负面：独裁高压，实行军管戒严，迫害异己。记得读书时一位本省人家出身的台湾同学曾经气愤地告诉我，当年蒋介石统治时，她在小学如何被逼迫讲国语：讲一句当地话，会被罚款几分钱。反观今天的大多数大陆人如何看待毛泽东呢？尽管毛泽东迫害共产党人比蒋介石有过之无不及；尽管第一个高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共产党员刘少奇的命运，比起绑架蒋介石的国民党员张学良的命运，不知要悲惨几十倍；尽管毛泽东时期，在中国小学里，如果你不小心把印有毛主席语录的报纸掉到厕所里，就会被班里同学开批斗会，讲本地话罚几分钱与之相比，实在是小小的小巫；尽管独裁高压，迫害异己，放到毛泽东身上不仅同样适合，而且在程度上比起蒋介石来，不知又高了几十倍几百倍，大陆人到今天还在怀念毛主席，还把他看成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还捧着鲜花去瞻仰花巨资保存的皇帝僵尸，为什么？为什么今天的台湾人看待蒋介石与今天的大陆人看待毛泽东态度那么不同？为什么台湾人与大陆人对领袖的要求差别那么大？

我说是因为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精英领导下的大陆，人民的思维水平仍然停留在封建时期，在中国统治精英的引导下，中国人民思想落后，观念陈腐，仍然认为爱国就是爱朝廷，好日子要靠好皇帝；而蒋介石之后的台湾精英领导下的台湾则早已走出了封建时期，进入了现代社会，人民尊崇普世价值观，痛恨独裁强权，思想与世界先进社会颇为接轨。

为什么蒋之后的人民与毛之后的人民素质差别这么大？或者说，为什么蒋之后的精英与毛之后的精英领导水平相差如此多？因为台湾的先辈总统蒋介石没有大陆的开国皇帝毛泽东那么坏，换句话说就是，台湾的先辈总统是比大陆的开国皇帝更好的统治者。蒋介石统治时期固然有一定程度的独裁，但蒋的独裁比起毛的独裁，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人们说蒋介石统治时期自由是多少的问题，而毛泽东统治时期自由则是有没有的问题。更为可怕的是，毛泽东统治时期，经过历次运动，中国完成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彻底改造，如今中国的绝大多数精英已经堕落成没有独立思想，没有灵魂，对人民没有责任感的太上皇或太上皇的奴才。而台湾在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的引导下顺利地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这一历史结果与蒋介石相对来讲开明的思想是有密切关系的。充满皇帝思想的毛泽东就不可能培养出蒋经国这样坚信民主自由，不以自身利益为重而以民众利益为先的后代。毛之后精英的素质不如蒋之后精英的素质是必然。

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六十多年前在国共内战中输给了共产党，很多人以胜败论英雄，因此而说毛泽东比蒋介石伟大，但是皇帝的胜利不等于人民的胜利。蒋介石统治时期的中国内忧外患，尤其是抗日战争，消耗了国民党的很多力量。而且，比起共产党全心全意不择手段夺取政权，蒋介石的心没有共产党狠。据说国民党军队里的将兵仍然把共产党军队看成是中国人，中国人杀中国人有点于心不忍，因而国共内战时打起仗来三心二意。共产党则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了洗脑战术，洗脑后的解放军打起仗来心狠手辣，根本不把对方看成是中国人，而是看成势不两立的敌人。事实证明，一个不择手段心狠手辣夺取政权的领袖和政党，掌权后对自己的人民对自己的同党也同样心狠手辣，不择手段，以保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毛泽东后的中国比起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光明了很多，毛之后的经济改革使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少西方历史学者说，如今人民忙于提高生活水平的中国更接近于蒋介石设想的中国未来，而几乎完全背道于毛泽东预想的中国。可惜的是毛泽东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中国，毛泽东的遗毒仍然妨碍着中国的进步。不少中国人总是说进步要慢慢来，今天的中国已经进步很大了，过去连私下里讲一句对领袖不尊的话就可以被抓起来，现在私下里什么话都可以讲。我们是应该承认，今天的中国，自由程度比起反右或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进步了很多，但那是与共产党自己比。中国进步了半天，言论自由程度，政治民主程度到今天仍然是连解放前的水平都还不如，中国大陆今天的精英素质连解放前中国的精英素质都比不上。解放前，共产党还可以出报纸，民间还有独立出版社，独立组织，反对派，而中国进步到今天，不要说公开有反对派，独立出报纸，就是写几篇文章，宣扬一下与共产党共同民主，就会被判11年徒刑。而中国之所以有没有自由的问题到今天都还存在，中国之所以如今腐败横流作假泛滥，正是由于毛泽东遗毒的巨大杀伤力。在毛泽东的极端独裁统治下，中国的民间组织，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灵魂，被一扫而光。毛泽东统治以后建立起来的以不讲道理的形式进行的毛泽东思想洗脑教育，更是造成了中国今天统治精英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拿着枪杆子不屑与任何人讲理的土匪阶段，手里有了枪杆子，说你是罪犯你就是罪犯，说我代表人民我就代表人民。中国人从上到下只有对党表忠心，不能有灵魂，不需要对人民对社会有责任感，真有责任感了反而被关进监狱。

据说今天的中国人因为痛恨腐败作假又开始怀念毛主席，这实际上是想以吃毒药的方式来治病，正是毛泽东为中国制度打下的基础，正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统治精英仍然遵从毛泽东统治时期的一党绝对独裁的统治方式，才造成中国从精英到人民素质普遍低下，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能骗则骗，能捞则捞，没有人在乎对错，没有人在乎思想灵魂，中国人民只能在或者是毛泽东时期大多数人连饭都吃不饱，或者是毛之后时期腐败横流作假泛滥之间做选择，中国人民永远是输家，不可能拥有西方人民既生活富有，政府又相对廉洁的双赢选择。而台湾人民则已经过上有钱富足，政府相对廉洁，贫富差别小，社会相对公道的好日子。

迎万圣，讲讲鬼的故事

万圣节又快到了，来讲讲鬼的故事吧。我来美国后看的第一部电影即是“Ghost”，喜欢得不行，惊叹好莱坞能把鬼的故事拍得这么美这么浪漫，从此爱上了鬼的故事。后来好莱坞拍的另一部鬼的电影“Sixth Sense”我也非常喜欢，同样是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下面我要讲的几个鬼的故事远不如这两部电影有趣吸引人，不过前两个是真人真事；第三个在旧金山湾区广为流传，也跟真的似的；第四个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式鬼故事，挺离奇寒心，讲这个故事的台湾同事一定坚持说是真人真事。

故事一来自一位北方来的大学同学。这位北方同学家不象我们南方人家天天烧米饭，她家是天天蒸馒头。有一天馒头发面怎么都发不起来，换了一锅面还是发不起来。她家天天蒸馒头，这样事从来没有过，一家人都觉得好生奇怪。那时她家还没电话，第二天接到电报说在千里之外老家的奶奶昨天去逝了。我这位同学和家人认为一定是奶奶的灵魂昨天曾来拜访，通过馒头发面传信。

故事二是从电视上看来的，来自英国王妃戴安娜公主讲的关于她自己的故事。在查尔斯王子重新与旧情人卡米拉来往后，又气又伤心的戴安娜公主转而从自己一位长相英俊为人正气的保镖那里寻找感情寄托，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暧昧。闲话在王宫传开后，这位保镖被调离王宫。几个月后，这位保镖在骑摩托车时被汽车撞死。戴安娜公主认为这位保镖是被bumped out，就是说是被王宫派人故意撞死的。当时戴安娜公主与查尔斯王子的婚姻问题还没有对世人公开，她的身份使得她在前保镖死后不能做任何公开表示，但她夜夜做梦，梦见生气的保镖。最后她打听到保镖的墓地所在，买了一束鲜花前去墓地拜访悼哀。从那天起，梦即停止了。用戴安娜王妃自己的话说: “As if it is sort of recognition. Isn’t that strange? ”(好象是要求给些承认, 奇怪吧?)

故事三是旧金山一带非常有名的故事。旧金山101号高速公路过金门大桥往北不远有一个遂道，多年前一位警察在骑摩托车巡逻过遂道时被一位酒后驾车者撞死。后来有一位在过遂道时吃了罚单的驾车者拿着罚单去警察局，却被告知开罚单的警察多年前就殉职了。驾车者觉得奇怪，因为罚单是几天前才被一位骑摩托的警察开的。这样的事陆陆续续发生了不只一次，驾车者们对开罚单的警察的描述非常类似那位多年前在遂道殉职的警察，使人们相信这位警察的鬼魂仍然在遂道里巡逻。

故事四是我一位台湾同事讲的，听了让人心寒，但她说是发生在一位中学同学家里的真事。同学的妹妹只身在台南读书，遭绑匪绑架，虽然最后被警察解救出来，但妹妹受重伤，被急送到台北医院抢救。同学的妈妈去庙里向一位知名和尚讨教求救，和尚指示说，如果听见有人敲门，一定要说：进来进来，门没锁。妈妈非常相信这位和尚的话，将和尚的指示通告给了所有家人。妹妹住在医院重病房里，家人日夜轮流守护在病床边。她虽然重伤，但人还清醒，还能说话。第一夜，是妈妈值夜班，夜里果然听见敲门声，忙说：进来，进来，门没锁，结果并没有人推门进来，妈妈也搞不清是不是自己打瞌睡，做的梦。第二天白天，妹妹也没说什么。第二夜，是年纪尚轻的同学值夜班，陪着陪着睡着了，没有听见敲门声。第三天早上，妹妹醒来后说，昨天晚上做梦，使劲敲家门，可就是没人应声。第三夜起，家人再也没有听到敲门声，妹妹则随即伤情恶化，几天后便与世长辞了。我说这个故事寒心，是因为觉得这个故事里的鬼魂太残酷，如果是真的，那姐姐岂不是一生都背着对妹妹的去世负责的包袱？而她不过是打了个瞌睡，让她内疚也太不公平了些。我更喜欢西方式的鬼魂观，大多是与自己生前爱的人联系，或帮助世人，而不是无故折磨世人。

刘晓波被监视生活的黑色“喜剧”故事

最近在youtube上看到两段刘晓波2008年12月被中国政府逮捕前接受独立中文笔会的录像采访，讲述自己十几年被警察监视跟踪的生活，许多情节颇具“喜剧”色彩，有些故事听了让我笑翻。据称这段采访录像曾被用来为刘晓波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游说，向评委会播放。刘晓波十几年来几进几出监狱，却仍然保持着乐观幽默的心态，他操着一口京腔，还有点结巴，讲故事时，在我听来颇有点说相声的味道。下面是我根据刘晓波的录像采访记下的几个刘晓波被警察跟踪监视生活的黑色“喜剧”故事。

刘晓波自从1989年参与指挥六四以来，被中国政府四次判刑，至今已经是四进三出监狱。1996年，刘晓波第三次被捕入狱。那次警察来刘晓波家逮捕刘晓波时，他正在电话上与朋友谈话，见警察进家门，便放下电话，但没有挂断电话。朋友在电话另一端听见有人在那用纯正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地宣读逮捕证书，跟电影里似的，还以为是电视里放电视剧的声音。后来这位朋友再给刘晓波拨电话，却发现怎么也拨不通，才想到刚才听到的也许不是电影，而是真实生活，刘晓波被捕的消息就以这样一个颇具戏剧色彩的方式传了出去。从1996年到1999年，刘晓波被加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送进劳改营劳动改造了三年。在这期间，他妻子刘霞也被警察跟踪监视。警察专门在刘霞居住的宿舍楼下建了一个岗亭小屋，以便日夜监视，刘晓波出狱后，这个小屋自然同时成为监视刘晓波的岗哨。在刘晓波99年出狱后十年的“自由”日子里，他们夫妻俩时时刻刻都在警察的注视之下，来访的朋友和记者也不时会被警察干扰甚至阻挡回去，为此刘晓波说是与这些警察吵过好几次。

警察对刘晓波的限制时紧时松。严重时是软禁，2004年警察从电话上窃听到刘晓波在写中国人权报告后，切断刘晓波家的电话和网络通讯，家门外坐着两个警察，不许刘晓波出门，实行软禁；大多日子是可以出门，但有时必须让警车送，有时则宽松到可以自己打车，但警察总是派两辆轿车，加一辆摩托车紧紧跟着。之所以要有摩托车，是怕刘晓波中途拐进轿车开不进的小胡同。有一次，刘晓波与妻子刘霞去朋友家吃饭，出门想打个的士，那天不知为什么，等了半天，也见不着一辆的士，夫妻俩便决定改坐公共汽车。上了公共汽车，只见公共汽车前面一辆桑塔纳，后面一辆奥迪，还有辆摩托车时前时后。公共汽车司机不知里面的蹊跷，开了两站，发现这两辆车总一前一后夹着，觉得奇怪，嘴里叨叨着：这么宽的大马路他不开，偏在我后面跟着。下一站到站，公共汽车司机便下车去敲那辆奥迪的车窗。警察不便说什么，不吭声，只是继续跟着。公车司机看了心烦，每到一站就下去敲车窗，每到一站就下去敲车窗。公车上还有两个便衣警察跟着，坐在那，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也忍不住要笑。

刘晓波与朋友去饭店吃饭，自然也总是有警察“护送”跟踪，他和朋友在这边进餐，警察就在那边找张桌子坐着。有一次朋友请他去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这家餐馆是老外开的，不让不吃饭不点菜的人随便坐，警察们便坐在门前的吧位上。管吧台的小姐问两位要不要来点酒，警察说不要，吧台小姐便说不点酒不能占座位，把他们赶出了饭店。刘晓波的朋友后来向吧台小姐说，知道你赶走的那些人是什么人吗？是公安局警察，你是我们当中最勇敢的人。

我非常赞赏刘晓波写的“我没有敌人”。如果说共产党统治早期时的问题还有毛泽东个人的邪恶因素在起作用的话，共产党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哪个个人能够有超级的控制力量了，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制度绑着，做着在这个制度下被迫要做的事。这些监视刘晓波的警察们，也不过是在做他们的工作，以养家糊口过日子。把他们放到一个合理的制度下，他们就会是保护人民为人民办事的好警察，放到一个邪恶愚蠢的制度下，就变成了扼杀自由扼杀正直的帮凶。中国今天的邪恶已经完全是制度的邪恶，连总理都不能做他说他想要做的事。这个邪恶的制度将正直的有良知的人送进监狱，将大多数本来可以廉洁的人变成腐败者，将众多本来可以诚实做人的人变成了撒谎作假者，将好警察变成了坏人。制度是人建立的，要改变治理它也需要靠人。刘晓波几十年来不屈不饶倡导的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正是给人以治理这个邪恶的力量。因为一个政府不能被批评不受监督的制度，一个以枪杆子论对错的制度，必定走向邪恶。只有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人民才有可能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只有政治民主，国家才有可能变成以对人对社会是否真正有益来论对错。

勇气与良知的胜利：评刘晓波获诺贝尔奖

虽然几个月前就听到了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消息，虽然我内心非常希望他能获奖，但我一直以为刘晓波获奖的希望不大。一是因为过去有过维权人士胡佳获提名，但最终落榜的先例，二是因为在我看来西方媒介对刘晓波似乎没有足够的兴趣。昨天，诺贝尔和平奖公布前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有关诺贝尔奖有奖竞猜活动的报道，说是参加竞猜的民众下赌刘晓波获和平奖的比例异乎寻常地高，有奖竞猜主持人宣称从来没有一个提名候选人获得过如此多的赌注，因此非常看好刘晓波得和平奖，这段消息激起了我对刘晓波获奖的希望。这则报道在结尾时说，虽然民众看好刘晓波，但专家们认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今年会选一个低调的候选人，刘晓波太高调，如果他得奖，会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今天早晨，当我打开电脑，看到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头条消息时，又惊又喜，惊的是挪威和平奖委员会有勇气对抗具有强大经济力量的中国政府的威胁，喜的是刘晓波为争取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所做的牺牲终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奖赏，更为中国人权问题能因此引起更多的人关注而高兴，为因此会激励更多的中国人敢于坚持良知坚持正义而充满了新的希望。

像中国许多被关押的政治犯一样，刘晓波本来可以安安心心过自己的日子，他可以像大多数当今中国教授们一样，写些党爱听的文章，有能捞大钱的机会就捞些大钱，捞不了大钱，作为今天的大学教授，物质上也差不到哪去。可是刘晓波是个有灵魂有责任心的公民，没有在利益面前丢弃自己的灵魂，丢弃自己的的责任，他明知党不爱听，明知有被关监狱的危险，却仍然为争取中国人的基本权利而呼喊，几进几出监狱。2008年由他牵头的“零八宪章”触到了中国政府的痛楚，再次被中国政府逮捕，2009年圣诞日，他被中国政府以发表文章为主要罪证，被判11年的重刑。过去我对刘晓波了解甚少，但以发表文章为罪证可以判一个人11年徒刑，这样的政府实在太黑暗太残暴了，从此变得关注对刘晓波的报道。刘晓波入狱后不久，网上出现了他在法庭上做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他说到：

“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刘晓波既有为中国人民争取言论自由，民主政治的基本权利的勇气，又有坚信非暴力斗争的良知，在中国争取民主的人士中非常难得。中国人大多在阶级斗争教育下长大，很多争取人权争取民主的人往往在用共产党的方式在那里抗争，难以从中国几千年以暴抗暴的模式中走出来。当我们在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中国民主运动的胜利庆贺时，还需要记住的是，这是“和平”奖，中国为民主呐喊为自由斗争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对民众有号召力的精英们，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对民众的责任感探索和平演变中国的方式，以良知为指导寻找对社会最少损害的方法，使中国尽早和平地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

中国人盼望中国能获得诺贝尔奖盼了这么多年，今天中国得到的却是一个中国政府要屏蔽要抗议的和平奖，我觉得这是给中国的最好的诺贝尔奖，是中国最需要的诺贝尔奖。中国只有走上符合人性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才会成为人类的福音，中国的崛起才会给人类带来好处，而诺贝尔奖的宗旨正是“奖励那些为人类带来最大益处的人（Prizes for those who confer the "greatest benefit on mankind"）”

在今天这个许许多多崇尚普世价值观的中国人欢庆的日子，我向为人民的自由牺牲了自己的自由的刘晓波祝贺致敬，希望他早日获得释放；我向所有相信民主自由的中国人祝贺致敬，希望中国早日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走上民主自由道路。

一部有趣的电影：邮购妻子

“邮购妻子”（Mail Order Wife）是一部以纪录片形式拍摄的电影。纪录片制片人安德鲁征得在纽约市做保安的埃德约的同意，跟踪拍摄埃德约从亚洲邮购妻子的生活经历。埃德约既不富有，长得也抱歉，厌烦了美国式约会，求婚的复杂过程，决定尝试花钱通过中介公司从亚洲邮购新娘。年轻女孩丽芝来自一个贫穷的村庄，埃德约有房有车，在她眼里又算英俊，在与埃德约交换了一些照片通了几封信后，只身飞来美国纽约，与埃德约结了婚。埃德约生性简单，觉得自己在外出力，妻子就该在家出力，丽芝住进他的小家后，埃德约首先教会了她清洁房间，做西式饭菜的技能。纪录片制片人安德鲁是一个年轻有思想的文化人，觉得埃德约把妻子当成佣人一样使唤，在旁边有点看不下去，拍片时有时会出言干涉，弄得埃德约几乎要拒绝他跟踪拍摄。事实是，埃德约并不仅仅是生性简单，他还有很多性幻想，希望妻子能予以满足。丽芝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亚洲女性，埃德约的很多要求超越了她能接受的范围，变成了违反她意愿的逼迫，最后到了丽芝不得不向常为她做翻译的华裔美国女士戴贝拉求助的地步。戴贝拉认为埃德约所做所为已经到了可以起诉他的地步，但最后她和安德鲁商量的结果是让丽芝在安德鲁住所的客厅里暂时逗留一阵，帮她度过难关。安德鲁对丽芝的经历充满了同情，希望她能早日自立，为她找了一个烹饪大师教她学习烹饪技艺，以便能找到工作。后面故事的发展复杂而令人意外，如果你打算看这部片子，建议你读到这里为止，不要接着读下去，最好连广告都不看，看完片子后，有兴趣再接着读，否则影响片子的效果。这部片子意外，有趣，与主流电影相比，独树一帜，很值得一看。

下面这段是“邮购妻子”的电影广告。



忍不住的，不在意的，或已经看完片子的，请继续。

安德鲁也是一个有人性弱点的人，丽芝呢，貌似简单，但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无辜的受害者。丽芝与已经有女朋友的安德鲁之间的关系，在丽芝逗留安德鲁住所期间出现了一些令人意外的转折。之后丽芝又回到了埃德约那里，但与安德鲁仍然藕断丝连。不久她与埃德约离婚，嫁给了安德鲁，过了一段幸福日子，终因文化差异两人关系恶化又离婚，丽芝又接着去寻找下一个能帮助自己的男人。这部片子拍得现实逼真，故事发展虽然充满了戏剧性转折，但还算合理，对我来说只是有一个情节让我觉得有点可疑，演员演得更是几乎无懈可击，有些美国观众看完了，还当是真的纪录片，把美国男人大骂一通，说女人变坏都是男人逼的，让人忍俊不禁。我一开始看，也以为是真的纪录片，但看到丽芝从安德鲁住所返回埃德约家后，安德鲁又开始与她来往时，觉得太戏剧化了些，开始怀疑这是部故事片，而不是纪录片，因为我相信真实的故事常常很平淡，太戏剧化了，大多不是真的。这部片子一直到终结，影片制片人才揭示这是部故事片。有些评论者称这部片子是mokumentary，就是说是mock documentary（假冒纪录片），应该说形容得非常贴切。这个假冒纪录片可以说是假冒得非常真实，人物也非常有趣吸引人，除了故事某些情节太戏剧化了些，几乎没有太大的漏洞，片中描写的人物有很多现实依据，让人总是在那里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我来说，虽然还没看到一半就开始怀疑，但也不敢百分之百肯定，心想看完了要去网上查证核实。当然最后没有那个必要，片子结尾时有镜头表明这些人只不过是演员。

虽说是故事片，但这部故事片里反映的人的特性却非常真实。有些美国男人将亚洲女人简单地看成是性对象这一点，可以说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中不乏例子。埃德约式的男人，和安德鲁式的男人在美国现实社会里都有活生生的例子。埃德约固然是美国人中的loser，是正当的美国女人不会要的失败男人，但自认为高埃德约一等的安德鲁其实也没有比埃德约值得更多的尊敬。在影片接近尾声时，见了丽芝就亲脸的那个老头，更是那些自以为可以随手摘年轻亚洲女孩的美国老头的典型代表。丽芝也不是一个完全无辜的受害者，将婚姻将性视为改善自己物质地位的手段，有时不惜与可以做自己爸爸甚至爷爷的人结婚，在亚洲女性中也不难找例子。我要申明的是，我并不认为所有的美国男人都像影片里描述的那几个美国男人，也不是所有亚洲女人都像丽芝，如果你只将这部电影当成故事片来看，那这部片子就是一部颇具喜剧色彩的有趣的好片子。

西方不是用来崇拜的

不少中国人看世界爱走极端，看西方或一味崇拜，一旦发现西方实际并不完美，又走另一个极端，变成反对西方的一切。世间的事对他们来讲似乎只有完美与邪恶两种状态，不是完美如上帝，就等同于邪恶如撒旦。如果有人批评中国制度，提倡学习西方式制度思维，这些人立刻可以列出西方的很多不完美之处，说西方也有问题，西方制度也邪恶，好像西方必须像上帝一样完美无缺才值得学习，不完美就不值得学习。

西方社会是不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社会？当然是，连许多“热爱”共产党的中国人来了都恋恋不舍不肯离开；但西方有没有好到值得崇拜？绝对没有；西方社会有没有问题？当然有，而且不少；西方媒介报道新闻百分之百真实？当然不是，美国一个民间调查显示美国人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相信媒介报道。西方不是上帝，西方人也是人，也会犯错误，民主自由更不是完美无缺的乌托邦，西方的制度只能说是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西方不是用来崇拜的，但可以用来学习。正因为西方不完美，所以学习时要仔细研究，寻找什么是使西方社会变好使西方社会进步的东西，值得学，我们自己什么好该保留，而不是邯郸学步，照样画虎，人家造高楼开汽车，我们也要造高楼，也要开汽车，人家GDP高，我们也要GDP高，人家说英语，我们也要说英语，最后把自己的文化都丢光了，把自己的山河都污染了，还没学到人家的好东西。西方人远不是十全十美，中国人也不可能是十恶十丑，为什么别人可以过自由又和谐，有钱也有好空气，吃饱饭，食品也安全的生活，中国人却要过既没有自由也不和谐，如今有钱了，空气却更污染了，如今吃饱饭了，食品安全却没有了保障的生活？

在这些为什么的背后，是有没有一个有效合理的制度，有没有一个有利于纠正错误，一个鼓励好行为惩治坏行为的体系，有没有一个平衡的顺着人性的发展。西方社会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西方制度里的民主，自由，公开，法治，等等特性，使得西方社会里的问题不会愈演愈烈，使得西方社会是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社会，使得西方的发展是一个平衡的符合人性的发展。西方社会前进的道路也是曲曲折折，难免有不少坑坑洼洼，但却总是一点一点地向着更好的社会迈进。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韩国，台湾那样，不把西方制度看成是洪水猛兽而拒之门外？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韩国，台湾那样，把西方的好经验拿来使用？这样人民得益，可以尽早过上不比西方人差多少的生活。南韩北韩的例子明明摆在那里，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制度所造成的天地之差，为什么我们要向北韩看齐，一意孤行走专制道路，而不像南韩那样，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呢？

把西方与中国相比，并不等于说西方是上帝，一切都好，中国是撒旦，一切都坏，而是相对来讲，西方社会比中国社会公平，西方人生活得比中国人更有尊严，更体面，西方人工作比中国人轻松，物质享受却比中国人充裕，西方社会有很多自由，又相对和谐，中国社会既没有多少自由，又不如西方社会和谐。西方不是上帝，不是用来给世界其他人崇拜的，西方人也是人，不完美无缺没啥好奇怪。但西方人是人，中国人也是人，为什么中国人不能过与西方人同样的生活？为什么西方人可以批评自己的政府，中国人就不可以，写几篇文章就可能被扔进监狱？中国人比西方人干活勤劳多了，为什么却过着远不如西方人优越舒适的生活？是中国人天生笨吗？天生素质不好吗？那为什么香港可以早早地就跨入世界先进地区的行列？为什么台湾如今也跨入了世界发达地区的行列，而中国却难以从第三世界中走出来？我们大陆人一点也不比香港台湾人差，为什么我们就该落后？为什么我们上网都要被政府管得紧紧的，不能像世界其他大多数人那样有限度大得多的自由？为什么我们的环境要被破坏得如此严重，而同样是人多资源少的日本，台湾，和韩国的环境就能保护得比我们好多了呢？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该喝毒牛奶？打个比喻，如果我是北韩人，我一定很生气，为什么我在南韩的表姐表弟能过奢侈的好日子，我却连饭都吃不饱？南韩的表姐表弟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我却要天天歌颂崇拜金主席，我一点也不比他们差，一点也不比他们蠢啊。

为什么人年纪越大感觉时间过得越快

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小时候一年过得很慢，总是盼望暑假的到来，可暑假却总是姗姗来迟，总是盼望自己快快长大，可似乎过很久了，好不容易才长一岁；近两个月的暑假漫长得不行，等回到学校时，觉得上学期的事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到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希望日子过得慢些，老得慢些，日子却似乎刷刷地就过去了，一眨眼，一年就过去了，再接着，觉得五年十年也就不知不觉飞一样地过去了。记得我小时候总是盼望自己快快长到十八岁，做大人，可十八岁总是那么遥远不可及。等到了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岁，似乎什么事都没来得及做，一下子就过去了，反而想要时间过得慢些。小时候总是盼望二零零零年早点到来，因为那时候中国就实现四个现代化了，二零零零年到了，中国有没有实现四个现代化不知道，但我却早已明白二零零零年不过是普通的一年，而如今一眨眼二零零零年也已经过去十一年了。

年纪越大时间过得越快是普世感觉，不管你属于什么种族，生长于什么文化，这种当你一年年老去时，时间似乎一年年越过越快的感觉是同样的。那么为什么，为什么人年纪越大时间就过得越快？有什么科学的解释吗？让我惊奇的是：到今天还没有人对这个现象有确定的答案，不过科学家们有三种理论。

第一种理论是从人的生理变化上来解释。随着人年纪的增长，人的大脑时钟渐渐放慢了。科学家们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在大街上挑选两个年龄组的行人，一个是二十几岁的年轻组，另一个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组，让他们闭上眼睛，等他们觉得一分钟到了时，再睁开眼睛。年轻组的人大多等五十几秒到六十几秒后睁开眼睛，说：“一分钟到了”，对时间的感觉与时间实际的长度很接近。老年组的人却常常等八十到九十秒钟才睁开眼睛，对时间的感觉比实际时间长度慢。科学家们认为当人们大脑时钟放慢，对时间估计变慢时，就觉得实际时间过得飞快，一年一年似乎飞一样地就过去了。

第二种理论是从时间在人的一生中所占的比例上来解释为什么年纪越大时间过得越快。对年轻人来讲，一年在他们的一生中占的比例非常高，对一个六岁的孩童，一年就是她（他）一生的六分之一，但当你逐渐长大时，一年在你一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一年对你来讲就变得越来越短，等你到了六十岁时，一年不过是你人生的六十分之一，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了。

第三种理论是当你第一次体验事物时，你的大脑需要记忆处理很多细节，时间就显得长，而当事物对你来讲不再新鲜时，时间就过得很快。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新去一个地方时，去的路总是显得很长，回来时路却似乎要短得多。原因是，去时走这段路对你来讲是崭新的经历，景象路标都是你第一次体验，你的大脑需要对这些新事物进行处理记忆，时间就显得过得很慢，路似乎挺长。回来时，景象路标不再是第一次体验，一切变得熟悉，大脑需要处理的事物少了，时间过得就快了，路就似乎短了很多。人生也一样，当我们是孩童时，几乎每天都要学习体验新东西，时间过得就很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生活经历的增加，我们生活里的新东西新事物越来越少，时间也就过得越来越快。

本文科学信息来自NPR.ORG的一段报道：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22322542

从中国人缺乏常识到中国作假泛滥

记得我上小学时有一门课叫“常识”，不过那门课讲的大都是关于科学常识，比如地球是圆的，人呼吸氧气等等，这些基本科学知识我都是从那门课里学来的。我这里说中国人缺乏的不是科学常识，而是做人的常识，是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复杂推理，不需要引经据典就能够判断对错，就可以做合理的符合人性的决定的能力。

我写博客大多从我的个人生活体验来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有害的，很少引经据典，更没有深奥的哲学理论，因此常常被某些中国读者斥为“肤浅”， “简单”。在这些人看来，常识是“肤浅”的东西，太简单，不值得一顾，一定要有复杂深奥的理论才有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事实是中国不乏缺乏做人常识的精英，他们有些以通晓古今中外历史为荣，以能引经据典为傲，有些则以能掌大权发大财视自己为人上人，却连做人的基本常识都没有，连基本的对错都没有能力做判断。经过这些精英的推理，最后能得出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是伟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好处，骗了亿万人就是英雄等等许多不合人性的结论。

不少中国人喜爱瞻高望远，却常常对自身周围的事麻木不仁视而不见。连饭都还没吃饱，就要赶超英美，大跃进；连在自己的国家里都还没有站起来，就天天想要在世界面前站起来；连食品的安全都没有保障，连呼吸的空气都混浊不堪，连河流山川都污染流失，却想着要得诺贝尔奖，要赶超美国做世界第一；自己明明是个连基本公民权利都没有的小民，任由共产党皇帝摆布，却总是从皇帝的角度高谈阔论评说什么对中国有利；明明连对自身周围的坏人坏现象都不敢啃一声，对自身周围的腐败不公平都不敢制止不敢说不，却自豪地宣称中国可以对美国说不。中国人爱吸精神鸦片，只要救星毛主席大手一挥“中国人民从此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就立刻喜笑颜开，只要共产党高喊“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代表人民”，中国人民立刻就将共产党视为自己的亲爹娘，批评共产党就好象是批评自己，至于毛泽东连刘少奇彭德怀都不让站起来，心安理得地接受全中国人民的崇拜下跪，共产党一边高喊为人民服务，一边公开宣称共产党掌握政权是政府的第一任务，而所谓共产党代表人民其实是人民被迫被共产党代表，人民根本没有拒绝被代表的自由，人民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吸足了精神鸦片，有了自豪的幻觉，现实如何，具体生活如何似乎就不重要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在中国发生，就是宏伟口号战胜常识，人民连基本良知都丢失了的例证。至于中国人为什么看不到口号与现实的分裂，常常连常识都没有，我已经在过去的博客里说过多遍：思想封锁和洗脑教育的恶果。在中国现行教育制度下，中国的孩子们也许有不少小小年纪就能解数学奥林匹克难题，但却连起码的分辨好坏的能力，起码的做人常识都没有人教。

下面让我从常识的角度来分析如今泛滥中国的一个问题：作假。

中国社会如今作假泛滥，从牛奶掺聚氯氰胺，地沟油洗衣粉炸油条，到学术作假，名人假报学历，作假的例子不计其数，下到以几分钱讨生计的小摊贩，上到著名大学里的学者，社会名人，作假泛滥于中国的各个阶层。为什么？为什么中国人作假愈演愈烈？为什么中国人作假不觉得羞耻？为什么同是中华文化，台湾人作假没有大陆人那么泛滥？

答案依我看来自中国的一句俗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大陆的执政党就是以假话起家的：共产党“解放”前向国民党要求“民主”，当权后却比国民党独裁上百倍；高喊“为人民服务”，事实却是一切为共产党牢牢掌握政权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就是一个最大的假话，“共和国”实际是共产党独裁国；宣称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实际却逼迫人民在自己国家里向政府屈膝做奴才；说自己代表人民，根本没有依据：一个不是由人民自由意志选举出来的政府怎么可能代表人民，一个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府，只相信谁有枪杆子谁就代表人民，人民只能是附属于政府主人的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说话权利的奴才。在今天几乎没有什么正常人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的中国，当数千万中国人为了升官发财，加入共产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时，他们潜意识下就是认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撒谎作假，撒谎作假是必须的，是没有错的；当中国的父母们任由学校给孩子洗脑，任由学校教导孩子在红旗下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时刻准备着”，他们就在无形中让孩子从小学会撒谎作假，无形中向孩子默认撒谎作假是允许的，是正常的。在美国，如果你去法庭作证，对方律师只要证明你撒过一次谎，你的证词就难以被陪审团看重，而在中国，政府鼓励你撒谎，逼迫你撒谎，孩子从小就被学校教育撒谎，作假是生存的必须，是升官的必须。在这样一个鼓励撒谎，鼓励作假，作假是必须的体制下，中国社会人人撒谎，人人作假，作假已经作到了明明在讲假话，自己却毫无知觉的地步，人民对撒谎作假失去了羞辱感。作假是耻辱的，这一做人的起码常识已经在中国被人渐渐丢失。

成功的七个习惯续篇：中国全都反着做

我上一篇介绍了成功的七个习惯：一，主动进取；二，做事时有远见，始终将最终的目标牢记在心；三，做事有轻重缓急之分，先做最重要的事；四，建立双赢式思维方式；第五，先设法理解别人，然后再要求别人理解你；六，团队精神，使一加一大于二（Synergize）；七，更新自我。许多西方读者认为Stephen Covey书中讲的其实都是些常识，不过这些西方社会的常识对不少中国人来讲也许就是崭新的观念，有些习惯比如主动进取，我们嘴上也讲，但没有深入理解，行动上常常反着做，有些习惯比如双赢，和Synergize，我则很少在中文世界里听到过介绍，可以说不存在于中国式思维中。记得当时我一边读这本书一边想，对照这七个成功的习惯，中国教育中国思维几乎全都反着做，共产党宣传式教育使很多中国人常常变得连常识都没有，连良知都丢失了，难怪中国发展到今天仍然没有找到成功。下面我以中国式思维为每一个成功习惯的反例来说明为什么中国全都做错了。

第一，主动进取

主动进取者遇到困难时，将注意力放在他们能做的事上，他们保持积极的态度，主动进取，把精力用在扩大自己对事物的影响力上，从而克服困难，取得成功。与主动进取者相对照的是被动反应者，被动反应者总是将眼光盯在那些自己无法掌握的事情上，习惯于责备别人，责备环境，将自己的失败自己的不幸怪罪于别人，怪罪于环境。

中国例子：中国人常常把注意力放在别人如何亏待自己上，放在不能改变的事实上。日本侵略中国，鸦片战争是世世代代不能忘记的雪恨，别人的错永远要牢记在心，自己的错却很快就忘记，很少有人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做错了什么，自己该做什么，中国人该做什么上，思维停留在依赖者阶段：你要善待我，你要对我们的贫穷落后负责，而不是我们对我们的落后腐败负责。另一个例子是持“中国人素质低”论的人们，他们总是把眼睛盯在中国人素质低这一既成事实上，一味埋怨，却没有任何建设性建议，不深入思考是什么造成了素质低，怎样做可以改变素质低这个现状。这两个中国例子显示了失败者的典型思维特征。

第二个习惯：做事时有远见，始终将最终的目标牢记在心（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在设计最终目标时，树立有远见的正确的目标非常重要，我们要以智慧，要以良知，要以充足的判断能力，辨别能力和理解能力来审视生活，找到一个正确的生活重心。当我们将生活重心从以具体的事为重心转向以正确的基本原则为重心（principal centered）时，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平衡，更成功，我们就更有可能找到一个平衡家庭，工作，财富，朋友，和快乐的生活目标。

中国例子：中国共产党统治六十年可以说是一直设立错目标，总是以没有人性的具体数字为重点目标，以战胜别人（帝国主义）为重点目标，建国原则就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国家统治者没有远见，没有良知，没有判断能力，看不到正确的方向，找不到平衡的目标。比如国家建设，最终目标是什么？钢铁数目赶超英美（大跃进时的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我从小听到的目标），GDP增长，又是为了什么？不能为赶超英美而赶超英美，不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实现四个现代化，GDP增长更不能成为终极目标。如果一个国家的终极目标是以使人民过上体面有尊严的好日子为原则，一切发展的计划决策都以这个目标为指南，那么就不会为了炼钢铁而饿死几百万人，不会为了GDP增长而牺牲自然环境，不会为了GDP增长而牺牲社会道德，不会以国家利益为理由来牺牲个人利益，国家的发展就会更平衡，更成功，人民才能过上真正的好日子。

第三个习惯：做事有轻重缓急之分，先做最重要的事(Put First Things First)

创造成功的很重要一点，是具体如何来有效地做事。我们在安排做事的秩序时要以事情的重要与否来决定缓急，而不能让缓急秩序来决定事情的轻重。要学会做预防性思考，这样才不致于每次都以救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才能避免低效益的工作方式。

中国例子：中国在建立和谐社会时，没有预防性思考，不从本质上解决社会的重要问题，最后总是以救火的方式（血腥镇压）来解决社会问题，民族问题，非常低效益，从来没有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第四个习惯：建立双赢式思维方式（Think Win/Win）

我赢，你也赢，是最佳的合作方式，是达到持久成功的基础。只有有双赢品质的人才会去追求双赢，才有能力去追求双赢。双赢品质（character）来自三种品德（trait）：正直，成熟，和认为有足够的成功给每一个人。

中国例子：在这一点上，中国反例不计其数。中国人在处理个人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中国与别国的关系时，都是以我赢你输，或我输你赢的方式来思考的。个人要得利就一定要损害社会，社会要和谐就一定要牺牲个人；政府要成功就一定要压制人民，中国人民对政府则是以典型的我输你赢的方式来求得苟且偷生；中国要崛起就一定要打败别国，西方则是出于嫉妒才批评中国。中国人没有双赢思想，看不到有个人与社会双赢，政府与人民双赢，中国与世界双赢的选择。而中国不建立健全国民的品质，不在大多数国民身上树立正直，成熟，有良知的品质，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因为只有有品质的人，才有欲望有能力去追求双赢，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第五个习惯：先设法理解别人，然后再要求别人理解你

很多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西方总是爱批评中国，抱怨西方人不了解中国。问题是大多数中国人到今天都不真正理解西方，不理解西方人做人的原则，很多中国人在西方生活十几二十年也不理解西方和西方人。比如很多中国人将西方人支持西藏看成是支持藏族反对汉族，而不明白西方人反对的是强权统治。打个纯粹的比喻，如果广东人，浙江人要从共产党强权统治下独立出来，西方人也会支持。

中国一方面不理解西方的实质，反对西方的实质，另一方面却又总是跟在西方后面学西方的表，学西方的果，崇拜西方的表和果，把西方对中国的评价看得重于一切。中国政府不惜花大钱在西方国家建立孔子学院，扩大人民日报英文版，希望能以此赢得西方公共关系。问题是中国政府只要坚持在中国践踏人权，西方就永远会批评中国，中国政府不理解西方原则，在海外花钱做公关，期望求得西方赞同，是把钱往水里扔。

第六个习惯：团队精神，使一加一大于二

团队精神不是简单地将人员加在一起，几个人做的事只是每一个人做的事之总和，而是几个人一起做成的事大与每个人分别能做的事之和，使一加一大于二。要达到一加一大于二，关键是要珍惜保留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同时在团队中建立有效的沟通交流方式，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共事方法，发挥团队中每个人不同的长处，成员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扩展视角，迸发创造力，取得比简单相加更高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宽容不同的团队或社会（民主自由）比一个一切大同的团队或社会（专制统一）要成功的原因。我上一篇在说这些话时，虽然没有点中国的名，但实际上已经用专制统一的中国社会做了反例。中国人在建立团队时，常常不在意建立有效沟通相互信任的合作方式，不致力于发挥不同人的不同长处，而是以压制不同来达到和谐，以强权来征服对方，结果是一加一小于二，一个中国人可以是条龙，三个中国人却不如一条虫。

第七个习惯：更新自我

人要不断取得成功，必须不断更新自我。更新自我可以分成四个方面：精神更新，体能更新，智力更新，以及感情更新。

中国人常常是不停地劳作赚钱，很少注意更新补充自己，谈到更新往往也只看到知识技能的更新，而忽略其他方面的更新，尤其容易忽略精神状态精神能量的提高更新。

读书笔记：成功的七个习惯

“成功的七个习惯”（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一书出版于一九八九年，是一本在西方非常畅销的书，到今天已经卖出一千五百多万本拷贝。西方市场上自我成长教育的书籍不计其数，但很多作者大多把注意力放在技巧的提高上，教人如何抄近路，如何急成。这本书的作者Stephen Covey却认为人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个人品质（character）上，应该从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principal）上来提高自己；应对人的技巧可以常变，做人的原则却永远不变，普世通用。只有当你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基础建立起个人品质，你才有可能取得长远持久的成功。

Covey认为，人生走向成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从第一阶段的依赖者到第二阶段的独立自主者再到第三阶段的与自然与社会相互依存者。每一个人生命的第一个阶段都是依赖者（dependent），孩童时期我们依赖父母，依赖社会（学校）；当我们从孩童长大为成人时，我们变得越来越独立（independent），我们可以依靠自己来做很多事，我们开始承担责任；不过人生的成熟并不停留在自我独立上，人是自然与社会中的一员，当我们学会与自然相互依存，与社会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t），我们就进入了成熟的第三阶段。依赖者关注的是你，你要照顾我，出了错要怪你；独立者关注的是我，我选择，我负责；相互依存者关注的是我们，我们相互合作，我们将我们的个人才华个人能力结合起来，做个人不可能做的事。人生的最终成功就是要从依赖走向独立，再走向与自然与社会的融洽相处，相互合作，使自然与社会反过来做于人有利的事。

书中列的成功的七个习惯是：第一，主动进取；第二，做事时有远见，始终将最终的目标牢记在心；第三，做事有轻重缓急之分，先做最重要的事；第四，建立双赢式思维方式；第五，先设法理解别人，然后再要求别人理解你；第六，团队精神，使一加一大与二；第七，更新自我。第一至第三个习惯致力于塑造自我，第四至第六个习惯致力于赢得公众关系，第七个习惯则即为塑造自我也为赢得公众关系。

第一个习惯：主动进取（Be Proactive）

主动进取者认为是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行动决定了自己的一生，自己成功与否应该由自己来负责。主动进取者遇到困难时，将注意力放在他们能做的事上，他们保持积极的态度，主动进取，把精力用在扩大自己对事物的影响力上，从而克服困难，取得成功。与主动进取者相对照的是被动反应者，被动反应者总是将眼光盯在那些自己无法掌握无法控制的事情上，习惯于责备别人，责备环境，将自己的失败自己的不幸怪罪于别人，怪罪于环境。

第二个习惯：做事时有远见，始终将最终的目标牢记在心（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第一个习惯建立了我是成功的创造者的积极态度，第二个习惯就是迈出创造成功的第一步：用想象和良知来树立目标。人类之所以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之所以是高级动物，在于人类有想象力（imagination），有自我意识力（self awareness），有良知力（conscience），人类可以想象一个尚不存在却是人类能力有可能达到的潜在世界，为自己设计一个奋斗目标，并以这个目标为指针，迈出创造成功的下一步。

在设计最终目标时，树立有远见的正确的目标非常重要，我们要以智慧的力量，要以良知的力量，以充足的判断能力，辨别能力和理解能力来审视生活，找到一个正确的生活重心。在树立目标时，我们还要有精神源泉来引导我们生活的方向，要对自己的长处和潜能有足够的认识。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的生活重心可以非常不同，有些人以家庭为生活重心，有些人以工作为重心，另一些人则以钱为重心，还有一些人以朋友为重心，或以寻求快乐为重心。关键是什么使你觉得人生有意义，使你觉得精神感情有依靠，什么给你力量去奋斗。该书作者认为，当我们将生活重心从以具体的事具体的物为重心转向以基本原则为重心（principal centered）时，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平衡，更成功，我们就更有可能找到一个平衡家庭，工作，财富，朋友，和快乐的生活目标。

第三个习惯：做事有轻重缓急之分，先做最重要的事(Put First Things First)

当我们树立了目标，迈出了创造成功的第一步，第三个习惯是创造成功的第二步，是具体如何来有效地做事。我们在安排做事的秩序时要以事情的重要与否来决定缓急，而不能让缓急秩序来决定事情的轻重。要学会做预防性思考，这样才不致于每次都以救火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才能避免低效益的工作方式。

第四个习惯：建立双赢式思维方式（Think Win/Win）

人们在与人交往时有五种思维方式（注）：双赢，我赢你输，我输你赢，双输，和赢。双赢不难理解，就是我赢，你也赢，是最佳的合作方式；我赢你输也不难理解，就是以你输为代价来达到我赢，很典型的中国式输赢观；我输你赢对有些人来讲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人愿意自己输？但在现实社会中确实有人以我输你赢的方式来与人交往，以讨好对方，以让对方接受自己；双输也不罕见，就是情愿我输也不让你赢，战争常常就是双输的选择；赢式思维很简单，我只在乎我赢，你可以赢，也可以输，我不在乎我不管。双赢式思维是比我赢你输，我输你赢，双输，或赢更成熟的思维方式，是能够保证长远持久成功的基础。作者认为，只有有双赢品质的人才会去追求双赢，才有能力去追求双赢。什么是双赢品质？作者说双赢品质（character）来自三种品德（traits）：正直（integrity），成熟（maturity），和认为有足够的成功给每一个人（abundant mentality）。

正直的人是有正确价值观的人，只有正直的人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赢，才会被人们给以信任去追求双赢的结果。

成熟的人懂得如何掌握勇气与体谅之间的平衡，就是说即敢于表达自己的感觉和信念，又体谅别人的感觉与思想。很多人思维是单向性的，他们认为一旦善良了，就一定不能坚定，一旦要坚定，就不能善良。有双赢品质的人是即善良又坚定，追求双赢，你不但要善良，体谅对方，更要坚定有勇气，你不但要理解别人，更要自信。能达到善良与坚定的平衡，能体谅别人又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就达到了真正的成熟。一个有勇气但不懂得体谅别人的人，可以是一个坚定的人，但只能追求我赢你输；一个过于体谅别人的人，就可能以我输你赢来达到与人共处。当你即有勇气，即敢于表达自己的信念，追求自己的目标，又懂得体谅别人，理解别人，我可以聆听，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empathize），但我也敢于表达不同意见，只有掌握了这一平衡，你才会有能力去追求双赢。

认为世界上有足够的成功给每一个人也是有双赢品质的重要一面。有些人认为成功的机会是有限的（scarcity mentality），别人成功了就意味着自己的失败，这些人不愿看到别人赢，难以为别人的成功高兴。有双赢品质的人相信人人都可以成功，你成功并不夺去我成功的机会，世界上有足够成功的机会，不需要以别人的输来换取自己的赢。

只有有品质的人才能追求双赢，才能获得持久的真正的成功，这是为什么作者认为单靠技巧并不能得到真正的成功，只有提高个人品质才是达到最终成功的关键。赢得公共关系并不等于战胜其他人，而是在公共关系中与人做更有效的合作，从而使双方都受益。

第五个习惯：先设法理解别人，然后再要求别人理解你（Seek first to understand, then to be understood）

首先要学会理解别人，理解对方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empathize），然后才能找到正确有效的沟通方式，反过来让对方理解你。

第六个习惯：团队精神，使一加一大于二（Synergize）

我将Synergize翻译成团队精神，但这个团队不是简单地将人员加在一起，几个人做的事只是每一个人做的事之总和，而是几个人一起做成的事大于每个人分别能做的事之和，我将其解释成使一加一大与二。要达到Synergize，关键是要珍惜保留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同时在团队中建立有效的沟通交流方式，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共事方法，发挥团队中每个人不同的长处，成员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扩展视角，迸发创造力，取得比简单相加更高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宽容不同的团队或社会（民主自由）比一个一切大同的团队或社会（专制统一）要成功的原因。

第七个习惯：更新自我（Sharpen the saw）

要让刀一直好使，必须在每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保养磨练，人也一样，必须不断更新才能不断取得成功。更新自我可以分成四个方面：精神更新，体能更新，智力更新，以及感情更新。更新智力，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对我们中国人很直观，但除了更新知识和技能，更新自己的精神状态，体力状态，和感情状态也非常重要，所以寻找补充精神源泉，发展业余爱好，与家人消磨时光，体育锻炼，享受大自然，旅游等等，都可以是更新自我的一部分。

注：作者书中列有六种交往思维方式：双赢，我赢你输，我输你赢，双输，赢，和双赢否则不成交，我这里将双赢和双赢否则不成交合并成一类。

职场漫谈：没用的交谈常常很有用

我这里所谓的没用的交谈指的是英语里说的small talk。有人说：There is nothing small about small talk，另外一个说法是：Small talk can lead to big things；就是说别看small talk谈的都是些没有直接用处的事，却常常能带来很多有用的结果。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曾追踪一批MBA毕业生，看他们十年后成功的大小与成绩和其他能力间的关系，发现成功与否与成绩几乎无关，但与他们是否有与人交谈的能力则直接相关。与人交谈包括谈有用的话题，比如与生意直接相关的话题，或者是公司的行情，工作中遇到的技术专业问题等话题。但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谈有用的话题，很多人受不了，尤其是美国人，一般受不了在经济或技术话题上停留太久，钻得太深。西方人喜欢谈话，不过很多时候谈的是表面上看似无用的话题，而我们中国人的弱点常常就是兴趣比较狭窄，缺乏谈没用话题的能力。比如在公司里，午餐期间，或者公司开party时，我发现不少中国人的话题总是局限在与工作直接相关的话题上，或者是股票，经济等等实用的话题上，在中国人成堆的公司里，也许问题不大，但如果是美国人（或非中国人）占主流的公司里，这样做就会影响融入团队，影响与同事关系的强度。让自己的谈话变得立体，展示自己技术能力以外的兴趣爱好和能力，常常会对工作有意想不到的帮助。
无用交谈的话题包罗万象，最简单最安全的就是谈天气，天气晴朗，下雨下雪，热了冷了，都可以由此发感慨。时事新闻也是交谈的好题目，尤其是当地时事，大多数人都会关心，不过在公司里要注意讨论的尺度，尽量避免做深入或激烈的争论。谈体育是一个做无用谈话的好借口，如果是自己的爱好最好，爱看也行；电影，电视，名人趣事也都可以是话题。另外孩子恐怕是很安全的话题之一，但要避免成天只谈孩子，引起一些人受不了。有宠物的话，谈论自己的宠物做的可爱的事，或烦人的事，那是一定受欢迎的。出门旅行，回来谈所见所闻，是很自然的话题。中国人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哪怕是轻松的话题，也要有变换，要避免总是谈某一个话题。我生活中注意到有些中国同事上次与某个美国人讲某个话题，进行得不错，以后就每次都谈那个话题，问题是再有趣的话题，日复一日地谈，就不再有趣。另外谈话时间长时（比如午餐期间），某个话题谈到一定程度，就要见好就收，转换话题，这样不会让人觉得交谈过于冗长单调。
公司里可以做没用谈话的场合很多，午餐恐怕是最重要的做无用交谈的场合，要尽量避免午餐期间也把谈话局限在工作上，或者局限在几个很实用的话题上；开会前等待的空隙是一个可以做些没用交谈的好机会，既使大家得到放松，又让与会者有个相互了解的机会；灌咖啡打水时碰到，也可做些简短的无用交谈；公司开party就更是做没用交谈的好机会了；还有，去同事cubicle谈工作时，穿插些与工作无关的轻松话题，会使同事更乐意与你合作。
如果你过去不习惯做没用的谈话，现在想做但又不知该从哪做起，我认为可以从很简短很安全的话题做起，比如说说天气，关键是要多主动去尝试。没有人一开始就是pro，开始讲得不太有趣，讲得结结巴巴，不要气馁，多练习，讲多了，就习惯成自然，就会变得自信自如。扩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也非常重要，要从中国人的房子，票子，孩子这种只关注实用题目的模式中跳出来，当你的兴趣爱好范围比较广时，你的谈话就会变得更有趣更吸引人。要读一些英文书籍报刊，关注当地电台电视节目，不要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局限在华文华语的圈子里，这样可谈的话题就会变得越来越多。

下面是一些从网上拷贝来的一些如何开始无用谈话（small talk）的例子：
Beautiful day, isn't it?
Can you believe all of this rain we've been having?
It looks like it's going to snow.
Did you catch the news today?
Did you hear about that fire on Fourth St?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transit strike?
I read in the paper today that the Sears Mall is closing.
I heard on the radio today that they are finally going to start building the new bridge.

How about those Reds? Do you think they're going to win tonight?

Looking forward to the weekend?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new computers?

乌合之众与土匪，谁更坏

有不少中国人说，当年六四那些学生领袖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让他们掌权比共产党更糟。当年六四学生领袖确实很幼稚，行为上与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有着相似之处，用乌合之众来形容六四学生领袖，我没意见。不过，如果学生领袖是素质不高的乌合之众，那么共产党就是手里拿着枪杆子，不屑与任何人讲理的土匪。乌合之众与土匪相比，谁更坏？换句话说，是土匪当政好，还是乌合之众当政好？

土匪建立的体制，为的是保证世世代代土匪当政，竭力培养的是一代又一代新土匪。共产党当年靠枪杆子上台，经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有思想，有品德，有素质的人整死的整死，没整死的赶走，剩下的则绝大多数都已经被改造成乌合之众。这些学生领袖之所以是乌合之众，因为中国的教育体系是被一帮土匪控制着，他们把中国学校变成为土匪培养奴才的基地，他们要的是对土匪忠心耿耿，会背土匪语录而不会思想的脑残。那些再怎么培养也不想当奴才的，虽然心里不想当奴才，但早已不知不觉成为半脑残。

这些半脑残的乌合之众当政，与土匪当政相比，对中国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就回到民主是不是灵丹妙药，能不能一夜之间将中国变好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民主不可能一夜之间使中国变好，这些乌合之众一上台，中国不可能立刻就进步。但吃民主这丸药，比坚持服用专制这丸毒药强。民主这丸药，是慢药，而且要想光靠吃药就治好病，自己不努力锻炼以变成有思想有责任感的公民，仍然不行。但民主至少允许你锻炼，允许你思想，允许你向成为成熟的公民的方向努力，而专制则只允许土匪独家思想，不许你有任何独立思想，你如果像胡佳刘晓波那样有公民素质了反而要进监狱，它要的是人民世世代代甘心做土匪的奴才。六四乌合之众虽然素质不高，但他们比土匪强的是，他们想要学好的而不是学坏的，他们至少看到民主在西方和亚洲的成功例子，决定不像土匪那样学坏榜样：苏联的榜样，而是要学好榜样：西方的榜样。当然，他们是吃毒药长大的，从小在土匪窝里滚打跌爬，身上难免粘些匪气。但当中国不再吃专制这丸毒药时，当中国开始以民主来排毒时，渐渐地，乌合之众就有可能成长为成熟的领袖，那些拒绝成长，或不能成长的，就会被其他愿意成长，有能力成长的人替换，因为民主制度不是干好干坏永远掌权的制度，而是一个政府不好就试下一个政府。中国当年经济铁饭碗，干好干坏一个样，结果人民连饭都吃不饱，当中国砸掉经济的铁饭碗，经济就开始进步。中国政治要进步，也必须砸掉政治的铁饭碗，凭什么工人农民公司经理被砸掉铁饭碗，党中央却仍然捧着铁饭碗？

很多人说中国的乌合之众先要成长为成熟的公民，中国才能民主。可是在一个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容易统治的乌合之众的制度下，在一个天天被共产党的宣传狂轰滥炸的社会里，在一个没有公民权利，写几篇文章就会被送进监狱的社会里，那又怎么可能呢？就像要学会游泳，必须先下水一样，要学会成公民，首先要有公民社会。说人民要先有民主素质，然后才能民主，等于是对人说，你得先学会游泳，然后才能下水，怎么可能？要人民在要求民主前自己先成长，要人民先安心做土匪的奴才，然后一边白天做奴才，接受脑残式宣传教育，一边悄悄自学成才成公民，而且自学时还得克服网络封锁，书本被禁，不能与人公开讨论等无数困难，最后绝大多数人民是一群乌合之众有什么好惊奇的？中国有没有自学成才的公民？有，被中国政府关监狱的胡佳和刘晓波就是两个例子。但在重重困难下仍然能自学成才的毕竟是极少数，而当公民是极少数时，土匪就可以轻易地消灭掉这些公民。

所以，乌合之众虽然有缺点，但如果这些乌合之众将中国制度转变成民主制度，允许言论自由，允许政府公开选举，那他们就比土匪强，因为乌合之众掌权，人民至少有机会渐渐从乌合之众中走出来，摆脱土匪文化，成长为公民；土匪掌权，那文化就世世代代匪气，人民就世世代代是乌合之众，世世代代只有做土匪的奴才的命了。

我看六四与中国民主

六四在中国，对有些人是洗不去的伤痛，对另一些人是幼稚的青春，而对中国政府则是千方百计要忘掉要隐瞒要避免的敏感日子。那么中国人到底应该如何来面对六四呢？

我是一个民主的坚信者，但对六四却有着复杂的感受。我对六四既不像美国人那样将其捧成是中国人民对民主对反专制的一次英雄式的追求，也不像网上许多中国人那样莫名其妙地比痛恨共产党还强烈地痛恨着民运，将六四贬低成几个阴谋家对广大学生的利用。六四在我看来是中国学生对民主的一次幼稚的追求，当然，哪怕行动上是幼稚的，方向仍然是对的。如果当年六四真的成功，导致中国走向民主，很可能最终对中国是好事，但中国会经历一些阵痛，因为民主不是将国家一夜之间变好的灵丹妙药，而是一个学习渐进，慢慢健全，慢慢将国家引向正道的过程。民主在中国的最后成功不是仅仅建立民主制度就万事大吉的，而是要从共产党式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思维中走出来，从共产党式的极端单向思维中走出来，民主的领袖也还有许多学习成长的工作要做，中国人民更需要从各个方面的细节上摸索学习，从而走向制度的合理成熟，走向人民思维和行为的合理成熟。中国的民主基础确实非常薄弱，中国很多人的思维水平那时候（今天同样也是）基本停留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的水平，那些六四中高呼民主自由万岁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中国洗脑教育的受害者，思想简单，相信革命可以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相信只要打倒共产党，只要民主了，中国就立刻变好了，而自由则是没有任何约束，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记得当时在电视上看学生会见李鹏，学生不懂得礼貌平和地讲理，对总理（虽然是个不称职的总理，但至少是长辈）用红卫兵小将式的愤怒语气质问指责，李鹏也是傲慢地愤怒地以口号反驳，双方都很幼稚很愚蠢，一方不懂得如何有效地抗议，另一方不懂得如何有效地对付幼稚的学生。

这就回到一个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是鸡生蛋蛋孵鸡的循环问题：中国的问题到底是体制问题还是人民素质问题或者说文化问题？显然中国体制有问题，中国人民的素质也有问题，很多哪怕坚信民主的中国人，很多学生民主领袖也很极端幼稚，不管是对民主的认识，还是对如何来达到民主的认识都很不成熟。问题是如何来改变这个状态，如何能让中国文化走向平衡成熟？当一个体制不允许任何与执政党意见相左的思维时，当一个体制下的教育只允许洗脑式教育时，当一个体制对过去的失败错误采取的是竭力否认忘却隐瞒的态度，而不是公开分析反思，吃一堑长一智时，这个体制下的文化就必然永远停留在幼稚的水平，永远不能从落后原始中走出来。在如今中国这种专制资本主义体制下，文化不仅仅是幼稚落后，还正在走向腐烂。所以文化要改变必须先有体制的改变，而体制的改变不过是为文化改变提供了一个可能，起了个头，前面还有长长的路要走。

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不仅人民文化不成熟，政府也很不成熟。一个不能被批评不受监督的政府，一个不管干好干坏永远当政的政府，必定是低能的政府。中国政府根本不思考如何既让人民有机会说话，又有效地防止抗议走向暴乱，对待反对派对付抗议的办法仍然停留在秦始皇统治时代，唯一的良方就是强权禁止暴力镇压。我拿西方制度的合理来对比中国制度的愚蠢可能是老生常谈了，不过这里我还要这样做，因为我确实是从两个世界的比较中看到什么可以是中国的出路。西方人民有抗议的自由，但这个抗议的自由也受法律的限制，抗议必须是和平的，必须不严重妨碍到别人的正常生活，否则警察就会将犯规的抗议者逮捕。所以在西方抗议必须事先申请，抗议时警察也大多到现场维持，以防止暴力事件的出现，只要抗议者遵守规则，警察就不会干涉，任他们的声音得以传达。但抗议行为一旦超出规则，西方警察常常是在抗议还没有走向暴力时就开始制止，从而有效地防止抗议引向暴力，人民也久而久之养成了和平抗议的习惯。反观中国，要么政府根本不允许抗议，用暴力镇压任何抗议，使人民没有任何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反过来，如果政府稍有放纵，又常常变成抗议者不达目的不罢休，最后走向暴力。六四时我远离漩涡，很多事我不甚了解，所以这里以2008年拉萨事件来做例证。拉萨事件第一天，藏僧人和平静坐抗议，据说有警察来劝，后来藏人中流传警察打了僧人（是否是事实我不得而知），引起第二天藏平民参加到抗议中，藏平民进而将抗议变成了动乱，藏人砸汉人商店，殴打汉人路人，而警察站在远处，没有做任何事制止，一直到第三天将所有外国人清场出拉萨后，警察才开始全面镇压，问题是已经有很多汉人死于动乱。拉萨事件后，汉人大多站在中国政府一边，责怪藏人，抗议CNN的报道，唯独不责怪无能的中国警察，无能的中国政府，让我觉得中国人的可悲。为什么中国警察没有能力将抗议限制在和平的限度内？因为中国政府根本就没有动力没有压力来思考来建立一个使人民既能抗议又防止动乱的有效系统，不管它如何处理一个事件，没有人能够批评它，它也不允许别人了解真相，分析反思。拉萨事件第二天为什么警察没有出动制止藏人动乱？我认为一是中国政府怕失面子，拉萨外国游人，外国记者很多，中国政府怕西方做负面报道，要等到将外国人撤出拉萨后才行动，二是当地警察无能，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对付动乱，需要中央指示才能行动。那些死于拉萨动乱的汉人其实就是为中国政府的面子尝了命，为中国政府的无能献了身，就这样一个政府，中国人还海内海外的舞红旗支持，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中国人对CNN用缅甸警察棒打抗议者的照片来报道拉萨事件那么义愤填膺，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抗议者走向暴乱，政府干涉制止是政府该做的事。旧金山人是爱抗议的人，一年四季有无数的理由上街抗议，当地报纸对这些抗议的报道常常就是以警察逮捕抗议者的照片为题图，没有人因此丢面子，政府不过是做了它该做的事：这些抗议者抗议时犯了规（在旧金山常常是过了申请抗议的时间还不走人，或挑衅警察），警察就依法逮捕他们，从而维持了秩序。如果政府不管，任由抗议者没完没了的闹，市长警察局长倒有可能要下台，这才是一个聪明成熟的体制。

中国人思考喜欢两极化，黑白化，政府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好人，就是为自身利益不惜压迫人民的坏人，人民要么是创造历史的英雄，要么是被利用的傻子暴徒，事实是，政府常常既有做好事的时候也有做坏事的时候，一个聪明合理的制度，能使政府大多数时候做有利于人民的事，而一个愚蠢落后的制度则使政府大多数时候做损坏人民利益的事。人民也一样，人民可以是好人，人民要求民主，要求宗教自由，是很正当很有尊严的事，但当人民失去控制时，也可以变成暴徒，给其他无辜的人带来生命财产的损失。政府对抗议有能力干涉，政府有能力制止抗议走向妨碍其他人正常生活，是政府该做的事，中国政府做错的地方是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对付抗议的体制，常常到不可收拾时再采取过分残酷的镇压来对付抗议。六四已经是血染的事实，那些在六四中失去生命失去肢体失去自由的人是最大的牺牲者，其他人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反思，政府和学生，什么做对了，什么做错了，支持六四运动的人，该想想，怎么抗议更有效，提什么样要求更现实，达到怎样的效果就可以收场？要中国政府昨天还专制那一套，今天就弃权变民主不现实，那些担心中国会天下大乱的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抗议了把声音传出去了，没达到什么具体的目的就收场也是第一步的胜利，人民的思想是一点点改变的，政府里的官员也是人，要他们接受一个全新的概念，也是要一步一步地来的。政府方面，该思考怎样对付抗议，反思怎样用更聪明有效的方法改变这种一次一次总是把抗议转化成流血才能收场的状况，报纸上登几张警察制止抗议者的照片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永远学不会对付抗议才让西方人看不起中国政府。总之，把六四的悲剧，六四的失败变成一个学习的机会，那么六四的血就没有白流。

西藏神山圣湖阿里行（四）

冈仁波次被印度教，佛教，本教，耆那教，以及南印度Ayyavazhi教五个宗教奉为神山，是四条亚洲大河的发源地，它在印度被称为凯拉斯山，西方也沿用凯拉斯山名。西藏的原始宗教-本教相传就发源于冈仁波次，本教认为有三百六十位神灵住在这座神山上，所以，从在前佛教时代起，西藏人就已经将冈仁波次奉为圣地。佛教在西藏兴起后也跟着本教信奉冈仁波次，藏佛教认为此山是胜乐金刚的住所，代表着无量幸福。印度教则视冈仁波次为世界中心，认为它是法力无边的毁灭之神湿婆的宫殿所在，又是信仰之河恒河的发源地，来冈仁波次朝圣是许多印度教徒一生的愿望。冈仁波次峰形状呈金字塔状，坡面陡峭，是世界上许多喜爱挑战的登山爱好者们觑欲的对象，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登上过冈仁波次峰。据说一支西班牙登山队曾获得过登山通行证，结果引起国际范围的抗议，最后不得不取消登山计划。这座山太神圣了，容不得人类将其踏在脚下。各方教徒来此转山，目的是为了洗清罪孽，按藏佛教说法，转冈仁波次一圈可以洗清这一轮回所有的罪孽，转十圈可免去轮回，转百圈的话，今生就可以成佛了。据说如果在释加牟尼诞生的马年转神山，转一圈等于转十三圈。

转山是藏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谓转山是指围绕着神物转一圈，这个神物可以是佛像，寺庙，神山，或者圣湖。转山路线可长可短，短的不到一小时，比如在拉萨沿八角街绕大昭寺转一圈，长的可持续数月甚至一年两年。开车转或骑马转是不能算数的，必须徒步行或作等身拜。藏教徒转山必定沿顺时针方向，我们游玩时也跟着沿顺时针方向转，本教徒则沿相反方向-反时针方向转。藏佛教万字符号“卐”象一个顺时针的风轮，到本教中变成了反时针风轮“卍”。在佛教传入西藏前，本教曾经是西藏的主导宗教。佛教传入西藏后，信本教的人数逐渐减少，藏佛教逐渐成为西藏的主导宗教，现今西藏的本教信徒人数比起藏佛教信徒人数来说要少得多，尤其在拉萨地区附近，几乎没有本教徒。老白是个本教徒，在拉萨一转山就显得非常与众不同，次仁说他：别人都这样转，他却那样转，不够意思。

每年的藏历四月十五日，是冈仁波次神山的树经幡节，届时神山道上来自各地的藏教徒成百上千。如果赶上树经幡节，出拉萨前就必需在塔钦订好旅馆。我们到的那天离树经幡节还有段时间，旅馆房间空得很，不过塔钦旅馆的房价比我们路上住过的其它同样条件旅馆的房价要高出近一倍，显示出靠近神山的优势。

塔钦镇位于冈仁波次南侧山脚下，海拔4675米，是转神山的起点和终点，整个转神山路线长度52公里，其间要翻过一个海拔5210米的高坡和海拔5630米的卓玛拉山口。次仁说他第一次转，只用一天时间就转完了，我们听了惊讶得不行。后来我们得知大部分藏人都是用一天时间转完一圈的，藏人习惯于在高海拔地区行走，对他们来讲，在这个高度走52公里的山路几乎是小菜一碟。一般人要走完这一圈则需要两天或三天的时间，尤其是对不常在高海拔登山的人，三天是比较现实的选择。我们回程的路上搭我们车的一位德国中年游客，就是用三天时间走完这52公里的路，还抱怨说太辛苦太折磨人。我们因为只有一天的时间，转山是不可能了，早上我们去塔钦镇背后的山坡上爬山，朝着冈仁波次峰的方向走了约两小时，一直到看见下一个山头的陡峭山坡上站着一只硕大无比的野牦牛，才没有再往前走。野牦牛是如今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比起驯化的家牦牛，野牦牛体型要大得多，毛发也长得多，动作异常缓慢，但据说一旦袭击起人来可以致命。我们在半个多小时前就看见它，觉得奇怪，怎么一动不动，走近了才看清其实在动，只是极其缓慢。我们调转头，回到镇上，在一家兰州人开的拉面馆吃午饭休息后，下午又去转山道走了约五公里，到达冈仁波次峰西南侧的一片谷地，捡了些石头作纪念。再往前走不远就是树经幡的场地，可惜时间已晚，是必须往回走的时候了。这时大约是六七点，在这儿仍是下午，太阳还高高地挂着，清早出门的本教徒已接近他们的终点。只见他们不论男女老少一个个快速地超过我们，连一个拄着拐杖，弯着背，牙齿都快脱光的老头也走得飞快，毫不犹豫地大步超过我们。几个快乐的年轻藏人超过我们时笑着与我们打招呼，我们问他们早上几点出的门，回答说七点从塔钦出发的，十二三个小时在如此高的海拔走52公里的山路，实在是令我觉得不可思议。

塔钦是我们此行最西的一站，从这里我们调转头，沿着来的路回到了拉萨，我心里却那么地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向前走，去扎达，去班公错，去藏北无人区，也许将来有一天。

后记：完成我的西藏之梦并没有减低我对西藏的迷恋，相反，我对西藏罗曼蒂克般的情怀有增无减。从西藏回来后，我读阅了许多从书店和图书馆寻找到的与西藏有关的通俗读物。我读了很多西方旅游者在西藏旅游的亲身经历记录与感想，找到一本那位在拉萨建盲人学校的德国女盲人写的关于建学校故事的书：“My Path Leads to Tibet”，书中描述的许多事与我们在拉孜农民旅社碰到的盲人导游丹增告诉我们的情况相符。我还找到一部跟踪拍摄藏北运盐人的纪录片：“The Saltmen of Tibet”，是一部非常美的纪录片，藏北风景像诗一样的美丽，藏北运盐人的生活独特又艰辛，但传统在逐渐消失，越来越少的藏族年青人愿意过运盐人游牧式的简陋艰苦生活。我在中国书店找到一本藏族作家平措扎西用汉文写的“世俗西藏”，是一本非常好的介绍西藏民间文化习俗的书。我还重读了马丽华的“藏北游历”以及她后来写的其他关于西藏的书，发现自己不再同意她的很多看西藏的观点，但我理解国内人在思想上的局限性，仍然认为她对西藏的爱是真诚的，也感谢她为我们介绍了一个其他汉人作家没有看到过没有写过的西藏。

--- 完 ---

图片说明：上左：到达塔钦前我们的车已是风尘仆仆；上右：近看冈仁波次峰；中左：冈仁波次峰特写；中右：祭奠神山的牦牛角；下左：神山转山道上的藏牛仔；下右：从转山道侧面看冈仁波次峰

西藏神山圣湖阿里行（三）

第三天早上出门，次仁说今天要经过藏野驴出没的地段，有可能看见藏野驴。果然，出帕羊不远，次仁指着远处山脚让我们看。山脚下金黄色的草场上分布着一些褐色的点点，次仁说那些就是藏野驴。可惜实在太远，我们谁都没带望远镜，除了看见许多移动的褐色点子，根本看不清藏野驴到底是什么样。还好，再开了没多远，又遇到一群藏野驴，在草场上悠闲地觅食徜徉，这次离公路近很多，总算让我们大致看清了他们的模样。藏野驴身体形状在我看来与马很类似，背部，头部的上半面和腿的上半部呈褐色，肚子底下，脖子的下半面和小腿是白色，长长的尾巴，尾巴上的长毛和脖子上的鬃毛随风飘动，很是英俊。

我们的车接着一路奔跑，穿过宽阔的马泉河大桥，翻过5216米的马木攸拉山口，又驶过美丽的公珠错，接近中午时分时，路边的旷野渐渐变得宽阔平坦。次仁离开公路，在旷野上自由行驶，载着我们向着远处的纳木那尼峰直奔。积雪复盖的纳木那尼峰山脚下渐渐浮现出一片尉蓝的湖水，这就是圣湖玛旁雍错。

玛旁雍错海拔4587米，面积412平方公里，水深最深处达77米，被称为世界上最高的淡水湖。尽管已是五月，湖边仍然积着冰块，湖水浩瀚，在周围白色雪山的衬托下，颜色蓝得耀眼，美得让人失语。玛旁雍错与冈仁波次一起同被印度教，佛教，本教，耆那教，以及南印度Ayyavazhi教五个宗教尊奉，每年有众多的印度教徒前来朝圣。由于想来朝圣的印度教徒人数远远多于中国政府允许的人数，这些印度教徒们是通过抽签中奖的方式获得签证的。对印度教徒来讲，玛旁雍错有着异常重要的地位，她被认为是天鹅王居住的地方，据说印度圣人甘地的部分骨灰就撒在了玛旁雍错。印度教徒朝拜完神山冈仁波次后必来玛旁雍错浸沐，以完成涤除罪孽的最后一道仪式。

玛旁雍错在藏语中的意思是“永恒不败的碧玉湖”，唐朝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将其称为“西天瑶池”。藏佛教认为这里的湖水是胜乐大尊赐给人类的甘露，是圣水，有洗清人心灵中的孽障和肌肤上的污秽而使人纯洁的功效。绕圣湖一周的转湖朝圣道路总长九十公里，沿着转湖道，据说建有八个寺庙，分布在湖的四面八方。位于湖西面的是规模很小但颇有名气的吉乌寺，建在湖西面一个陡峭的小山上，小到只有几间藏式佛舍，我们上去时没有看到有人守留在那里。登上吉乌寺屋顶，可以俯瞰玛旁雍错，湖光美景尽收眼底。

玛旁雍错的西面有一个相邻仅三公里的咸水湖：鬼湖拉昂错。尽管被称为鬼湖，拉昂错是同样的美丽，蔚蓝浩瀚的湖水以纳木那尼雪山为背景，在风中荡起波澜。因为是鬼湖，湖边没有寺庙，没有旅店，也没有朝圣者和游客，景色反而更加原始自然。相邻如此近的两个湖，一个被尊为圣湖，另一个却被贬为鬼湖，原因据说是因为玛旁雍错是淡水湖，人畜可以饮用，而拉昂错是咸水湖，不能为人服务。另一个有趣的不同是，玛旁雍错湖面宁静，水波不兴，而拉昂错却常常波涛汹涌，湖水中仿佛隐藏着兴风作浪的鬼怪。

玛旁雍错和拉昂错南靠纳木那尼峰，往北望，便是神山冈仁波次。冈仁波次峰是冈底斯山脉的主峰，海拔高度6638米，与属于喜马拉雅山脉的海拔7694米的纳木那尼峰遥遥相望。比纳木那尼峰矮了整整一千米的冈仁波次却被尊奉在如此高的地位，大概是由于它高贵的金字塔型状。藏语冈仁波次的意思是雪山之王，它一年四季被白雪覆盖，在周围黑色的群山衬托下，象一头高昂着头的雪狮俯瞰群山，非常有气度，不愧于雪山之王之尊称。

这一晚我们住宿在吉乌寺山脚下的一家湖畔藏人旅社，旅社的中年男主人头发蓬乱，表情生硬，说不出为什么，让人觉得与拉萨附近的藏人不同。他开旅馆价时列了两个价格，说外国人要付高些价格（也就多10元人民币），惹得老白颇为不快，在一旁嘀咕说：“歧视外国人”。房间还算干净整齐，一面墙上贴有一张头上光芒四射的印度人头象，大概是印度朝圣客留下的印度圣人像。旅馆没水没电，用水要自己到玛旁雍错湖去打。我们在房间内四下搜寻，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打水的用具，我便前去值班房交涉，看是否能借个打水的用具。值班房间里坐着两位包着头巾的藏族年轻女士，不会说汉语，也没有笑容，我注意到房间的一角堆着不少脸盆水桶，便对两位女士指指那些脸盆水桶，意思是我可不可以借用，其中一位女士摇摇头，我走过去一个个地指着用具，问这个行不行，那个行不行，女士一直摇着头，直到我手指向一个带柄的铜质水桶，她才终于点了点头，同意让我借用。

那天晚上，老白不知从哪打听到说第二天有一辆从普兰镇开来的邮政车路过吉乌村去狮泉河镇，第二天一大早便与我们告别，搭邮政车去狮泉河，继续他的旅程，我们则北上，直奔冈仁波次山脚下的塔钦镇。

图片说明：上左：藏野驴；上右：纳木那尼峰；中左：玛旁雍错湖；中右：背靠纳木那尼峰的拉昂错湖；下左：远眺冈仁波次山；下右：山坡上的吉乌寺；

西藏神山圣湖阿里行（二）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离开拉孜，过了一个边防检查口，接着向西走。只见村庄越来越小，越来越稀疏，路上几乎就剩下我们一辆车，景色却越来越自然，越来越美。出拉孜不远就出现在路边的是让人陶醉的浪错湖，在我们去的路上展示的是耀眼的海蓝色，回来的路上因为天空多云则变成了深沉的黑绿色；我们接着的路程上先后望见了无数个远近不同大小不一的湖泊，大的如浩水，小的似池塘，但个个湛蓝如宝石般美丽；时而灰绿色时而浅蓝色的多雄藏布江和强雄藏布江弯延曲折，伴了我们一程又一程，有时宽阔深沉如大河，有时狭窄浅流如小溪；路两边漫漫无际的大山寸草不生，却是那么地宏伟，那么地壮美，令人景仰，令人赞叹；天际边一直陪伴着我们的喜马拉雅雪山则展露着陡峭峥嵘的群峰，像一把把倒立的白色匕首插在遥远的天地之间。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大山大湖在藏人的心中是如此地神圣：在这里山是那么地高大，水是那么地纯净，一切离天空是那么地接近，把山湖与神灵相连似乎非常自然。

我们的车这一天几乎大部分时间在大山中崎岖回转的山路上艰难地爬行，翻过了一个又一个海拔五千米上下的山口：4926米的切拉山口，5282米的查藏拉山口，库拉山口等等。每次过山口时，老白都会将头上的帽子用手轻轻地提起来一下，以示敬意，据他说这是藏式风俗。在藏人眼里，高山大湖是住有神灵，必须受到尊敬的。每个山口或大湖边都可以看见飘着五彩经幡的玛尼石堆以敬拜神灵，我们的司机次仁每次看见玛尼石堆都小心地将车从左边绕过去，因为藏佛教相信沿顺时针方向转神物。所谓玛尼石是刻有藏经文的石头，经文可长可短，最简单的恐怕就是刻上六字真言-哦吗呢呗唛吽。我从西藏带回的所有记念品中，最喜爱的一件是一块大半尺长的刻着彩色六字真言的青色玛尼石块。六字真言到底说的什么，对此有很多种解释。马丽华书中引用了一位藏学家的解释，在我看来简短清晰：“愿我功德圆满，与佛融合”。藏式佛教认为六字真言是一切佛教经典的根源，如果不断念诵，能消灾积德，功德圆满而成佛。如果有不顺心的事，念六字真言可以保证你心情愉快；假如有病痛和灾难，念六字真言让你平安无事。藏人手持转经筒，摇一圈，等于念一遍六字真言，非常省时省力。

西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平均海拔4000米，据书上介绍说西藏高原空气中的含氧量比世界其它地区少百分之30至50。刚到西藏的人，多少会有些高山反应。省府拉萨海拔三千六百米，被誉为世界上最高的城市，但相比藏西或藏北地区，算是海拔比较低的。去西藏前我最担心的就是会有严重的高山反应，心想千万别在拉萨一下飞机就晕过去，飞拉萨前两个月每星期频繁爬山锻炼，以提高适应能力。到了拉萨才知道实际上没有那么可怕，在拉萨的头两天，白天没什么感觉，但走了一天，到了晚上会有些头疼，一般睡一觉就好了。去阿里前我们先去了趟圣湖纳木错，当我们的车翻过那根拉山口做小憩，我生平第一次走在海拔5150米的高度时，步履轻松，呼吸舒畅，感觉再好不过了。那一晚我们在海拔4700多米的纳木错过夜，对我的身体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那晚的头疼比在拉萨厉害很多。第二天回到拉萨，我的身体可能已经适应了高原，从那天起，虽然我们接着的阿里旅程平均海拔4500米，我却再没有头疼过。

从拉孜西面的浪错数起，几乎每隔两小时的路程，我们就会遇见一个湖泊，或近在路边，或远在天边，这些湖泊有的是淡水湖，有的是咸水湖，判断是淡水湖还是咸水湖的方法是看附近有没有村庄，或牛羊，如果有，就是淡水湖。我们一路上经过的这些村庄依然非常传统，常常是清一色的藏式平顶居房，有时不到十户人家。西藏气候干燥少雨，藏式房屋以平顶结顶，平顶的好处据说是保暖效果好。藏式民居的外墙大多刷成白色，窗框，门框和屋顶则漆上一圈粗粗的黑框装饰，窗顶和门顶上罩着五彩布顶，文化气息浓厚，好看又独特。

我们还路过了无数个散布着牦牛和绵羊的小溪绿洲，美丽如一副恬静的图画，绿洲上偶儿还会有一对觅食的黑颈鹤。这一天我们看见不止一群在枯黄稀疏的高原草场上徜徉或奔跑的藏羚羊群，有一次碰到一只几乎近在眼前的孤独的雄性藏羚羊，在车旁的路边跳跃奔驰，头上顶着两支直直的棱角，英俊又潇洒。

傍晚时分，我们的车穿过一片如诗一般美的绵绵沙丘，到达了第二晚的住宿地-帕羊镇。我们原来的计划是住宿帕羊一家有名的藏人旅馆-牦牛旅馆，但我们到达时，旅馆里已经住满了印度来的朝圣客，有些朝圣客甚至在院子里搭起了帐篷，所以我们临时决定改住镇里一家家庭旅店-扎西旅馆。这家旅馆由一对藏族夫妻主持经营，客人们到达后被请到兼作厨房和客厅的大厅内休息，男主人陪司机客人们喝茶聊天看电视，女主人和她的帮手则忙着做饭做菜，大厅中央烧菜的炉子里烧的是干牛粪，两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在一旁的饭桌上静静地做作业。电视里正在放藏学者讲述藏历史，饭桌旁的墙上贴着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画像，十分有趣，不过画像已显陈旧，可能是多年前贴的。当晚与我们合住这家旅馆的只有两个来自乌克兰的年青男子，借道尼泊尔，从南面开上来的，其中一位正被严重的高山反应折磨，说是一路头晕呕吐，到现在还是浑身无力。他们与我们一样，目的地是冈仁波次，说是第二次来冈仁波次了。这两个乌克兰人是佛教徒，来冈仁波次是为了转山，上次来转了一圈冈仁波次转山道，这次说打算要转三圈。

西藏传统饮食非常简单，主食是酥油茶加糌粑粉。酥油是从牦牛奶或羊奶中提炼出来的黄油，将茶砖在水中煮成茶汁，加入酥油和盐就成了酥油茶。糌粑粉是用炒熟的青稞磨成的粉，与酥油茶和在一起用手捏就成了糌粑。象我们南方人早餐，中餐，及晚餐都吃米饭一样，藏人是早餐，中餐，及晚餐都吃糌粑。按现在的观点，青稞属于健康食品，能降低胆固醇什么的，糌粑也挺好吃，尤其是当酥油茶内加上糖而不是盐时，只是藏人吃糌粑一般没有别的菜。老白说藏式饮食里有名的还有牦牛肉干和酸奶干，老白就随身带了一大口袋的牦牛肉干以备路上用，让我们尝，我试了一口，就谢绝不要了。这牦牛肉干坚硬无比，而且无味，好像连盐都没放。酸奶干我在纳木错时尝过，也很坚硬，是放在嘴里含的，酸酸的，味不浓但还行。不过就象中国饮食已经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一样，四川饮食则已渗透了西藏，那怕象帕羊，巴噶这些非常遥远非常藏式的小镇上也至少有两三家四川餐店。在日喀则，我们进过两家藏人开的中式餐馆，奇怪的是看着是地道的包子饺子，里面的馅吃起来却不知为什么有点味道两样，很有趣。在帕羊住的这一晚，女主人为我们做的是牦牛肉汤面和蛋炒饭，是颇为地道的中式菜饭。

图片说明：上左：宏伟俊美的大山；上右：多雄藏布江；中左：藏女牧民；中右：远处是喜马拉雅雪峰；下左：黑颈鹤，下右：藏羚羊

西藏神山圣湖阿里行（一）

大约是1991年，一位大学好友送给我一本马丽华的书：“藏北游历”；我读完之后，爱不释手，马丽华笔下充满神灵的藏北山水和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深深地吸引了我。从那时起，我对遥远神奇的西藏一直充满了忡憬，幻想着有一天能去西藏，去拜访那里的神山圣水。十五年后，2006年五月，我的西藏之梦才终于得以实现。那次的西藏之行我们在西藏共旅游了十二天，拉萨前后三天，纳木错两天，其余七天奔波在拉萨至阿里的路上。阿里的神山之王冈仁波次和圣湖玛旁雍错是我们阿里之行的目的地，当白色金字塔般的冈仁波次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由衷地感到实在是不虚此行。一路上，我们经过了无数的雪山高湖，看见不少扑地朝圣的藏人信徒，也遇到过云游放牧的藏牧民。我被藏人对信念的虔诚和执着触动，被雄伟峻美的雪山征服，那宝石般湛蓝的高湖和藏牧人淳朴的笑容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这片土地离天空如此地接近，被如此多的神灵守护着，我曾希望我们的旅途永远不结束。

阿里地区地处喜马拉雅群山脚下北面，位于西藏高原的西南部，平均海拔四千五百米，人烟稀少，游客罕到。冈仁波次山坐落在阿里地区的普兰县境内，海拔高度6638米，据说被五个不同的宗教奉为神山，每年都有各国不同宗教的无数朝圣者前来拜访。从拉萨去冈仁波次共有三条路线：大北线，小北线，和南线。大北线经藏北那曲地区的纳木错，班戈，尼玛后近入阿里，经改则，狮泉河镇，然后向南过扎达去冈仁波次，走这条线单程至少要7天。南线经日喀则，拉孜，萨噶，帕羊到达冈仁波次，单程只需要3天时间，是从拉萨去冈仁波次的最短线路。小北线界于大北线与南线之间，经拉孜，在到达萨噶之前向北走改则，狮泉河镇，然后再南下去冈仁波次，单程约需5天时间。大北线穿越藏北广阔的无人区，可以看见众多的野生动物，遇见藏北游牧民，是我非常向往的线路。南线风景多变，有许多藏式风味浓厚的小村镇，被很多导游书推荐。对我来讲，最理想的路线是南线进大北线出，或反过来，大部分选择这条路线的人用15到21天的时间完成整个里程，这样有足够的时间转山游览。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假期时间，不可能走这条大环线，最后选择了南线进南线出，用了七天的时间往返，在冈仁波次只住了一天，没有足够的时间转山，也没有能去扎达的古格王朝遗址，加上没能走大北线，是我此次西藏之行的三大遗憾。

去阿里的路不论走南线还是北线大多是土路，遇上大雨，路常常被冲垮，遇上下雪更是危险难行。五，六月或九，十月是去阿里的最好季节，遇上雨雪的机会较少。我们这次西藏之行，除了阿里之行前去圣湖纳木错时遇上下雪，其余十几天天气都不错，没有遇到雨雪，算是很辛运。去阿里行路难，必需租丰田4500越野车，我们一到拉萨就到处打听去阿里的情况，最后找到一家藏人旅社愿做南线进南线出。旅行社的藏族女士江安接待我们时说，有一个住拉萨的老外正在找人合租车去阿里，问我们愿不愿意与他合租一辆车，就这样我们认识了我们阿里之行的旅途同伴-西班牙退休外交官老毕。

我们此行的司机是二十六岁的藏人小伙次仁，他长得中等个，一副整齐健壮的身材，黝黑的脸庞上有一双明亮好看的眼睛，很帅，很年轻，看上去最多二十岁。我发现高原上的孩子眼睛特别明亮，甚是好看，但大多数人成年后不再有同样的光泽，次仁的眼睛却仍然明亮，微笑时让人觉得格外可爱。第一次见面时，江安给我们介绍说次仁开车技术很好，我心里还嘀咕“这么年轻”，出拉萨城时，见次仁经常将车开在对面反向车道上，心里更是嘀咕上了。一直到后来开上一个急转弯接一个急转弯的狭窄山路，我见次仁将车开得稳当安全，虽然对面一天没几辆车来，在看不见对面车的情行下，总是走在路的右边，并鸣笛警告，非常谨慎，才承认次仁确实是个好司机。次仁来自拉萨附近一个小村庄，少年时靠开哥哥的拖拉机学会了开车。十九岁去拉萨，连驾驶执照都没有，就开上了的士，开了两年，后来为去旅行社开车，考了驾照，至今已经在这家旅行社开了五年的车。去年一年跑了四趟阿里，今年也是第二次了，与路上遇到的司机和各个旅馆里的人都非常熟悉。次仁已经是一个三岁女孩的父亲，妻子在拉萨一家单位工作，不过他仍然很受在旅馆里工作的女孩子们的欢迎，个个都很乐意跟他说话。我发现藏族女孩非常大胆直接，喜欢起男孩来毫不掩饰。次仁汉话说得很好，说是自学的，自称还会些英语，跟外国客人学的。有一次过边防卡时，我听见他对老毕说：“Passport”。老毕正在学藏语，逮着机会就与次仁说藏话，次仁却好象不太乐意，总用汉语回答。

老白个儿不高，六十开外，头上总是带顶窄边礼帽。七十年代，还是毛泽东时代时，老白是西班牙驻北京的外交官，带着妻子儿女在北京住了四年。说是当年离开时，女儿说得一口标准的北京话，但她现在已完全不会说中文了。儿子大些，没有把中文完全丢掉，到现在还能说些中文。老白的中文虽有些口音，但非常流利，词汇丰富，用中文交谈从没问题，能说一些简单的藏语，但似乎不太流利，与藏人不怎么谈得起来。他七十年代离开中国，差不多二十年后，于1996年，才第一次重返中国。那次去了拉萨，对西藏一见钟情，用他自己的话说：“上瘾”。以后每年都来拉萨，现在在拉萨买下了一套公寓，每年在西藏住三个月。与前妻已经离婚，现任妻子是一位三十几岁的中国回族女子，长住西班牙。老毕称得上是一个西藏通，成了我们这次旅行的好向导。在日喀则，我听他介绍说59年叛乱时，扎西伦布寺的僧人没有参加，因为扎西伦布寺是班禅喇嘛的驻地，觉得有趣，我以为老外是不会称59年为叛乱的，不过我也不是很清楚他的政治倾向。这是他第三次去阿里地区，他正在做关于西藏岩画的研究，次行的目地的是西藏与巴基斯坦交界处某地，去寻找一本古岩画地图书。如果找到了地图书，将继续他的旅程进入巴基斯坦寻找古岩画，行程可能历时一个月，只与我们同行单程。他除了能说西班牙语，汉语，一些藏语外，还能说法语，及一些俄语。但他声称不会说英文，不喜欢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是种族主义者，依据是拉美的西班牙殖民者与当地的印第安人通婚普遍，所以有了今天的拉美裔混血人，北美白人则极少与印第安人或黑人通婚。

从拉萨往西到日喀则，路两边大多是农田。刚出拉萨城时，田里的青稞苗已经长到了三寸多高，路两边绿油油的。到了日喀则，因为海拔比拉萨高出一两百米，气候比拉萨冷些，藏农们正赶着头带红缨的牦牛犁土播种，农田里还不见一丝绿色。出了日喀则，村庄明显稀少，放眼望去，是一片干燥没有人劳作的黄土农田，景色颇为焦枯。我们第一天路程的终点是位于西行和南下公路交叉口的拉孜县城，从拉萨去珠峰和尼泊尔的车大多从这里掉头南下。拉孜县分新拉孜和旧拉孜，旧拉孜由城东的藏寺庙，和城里清一色的藏式民居土屋组成，公路在土屋间弯弯曲曲穿镇而过，路边有时还站着个驴子，非常原始古朴有风味，但听说旧拉孜的人们正逐渐搬去新拉孜县城，旧城被渐渐空弃。新拉孜则完全是中国任何一个县城的风貌，城里一条直直的主要大马路，路两旁全是风格类似的用马赛克贴面的小楼，看上去质量低廉，也毫无文化气息。我们这一晚住在拉孜县农民旅社，旅店主人是一位性格开朗，留着传统藏式盘头发辫的中年藏男人，总在大门口以一声热情的“扎西得勒”（藏语，“你好”或“欢迎”的意思）来迎接新到的游客。店里还有一位爱说话的盲人导游名叫丹增，告诉我们曾在拉萨就读由一位德国盲人女士开办的盲人学校，去过北京旅游。这个旅社有着良好的口碑，房间基本简陋但很整洁，服务温馨周到，住满了说各种语言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大部分游客将从这儿南下去珠峰或尼泊尔，当天只有我们一辆车将往西去阿里。旅店白天有自来水，下午还有两个小时的热水供洗澡，到了晚上就只能从两个蓄水桶里打水，电灯亮到晚上九点，城里还有网吧。这是我们西行途中住的最奢侈的一家旅馆，接下来的四个晚上，我们住的旅店没有自来水，热水来自热水瓶，有的旅馆还能享受用柴油发电机提供的一小时照明用电，有的就完全靠蜡烛或手电筒照明。

图片说明：上左：拉萨布达拉宫；上右：美丽的纳木错湖；中左：这位日喀则扎西仑布寺的年轻和尚看见我将镜头对准他，便摆好姿势让我照相；中右：扎西仑布寺一角；下左：田边头带红缨的牦牛；下右：次仁（左）与老白

从施瓦辛格的决定看负面新闻的作用

美国墨西哥湾钻油平台事故造成的漏油事件据称将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环境灾难，漏油量之大，扩展的面之广，对墨西哥海湾沿岸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据估计可能几十年内都难以恢复，对美国的捕鱼业的影响据称也将非常惨重。漏油事件发生近一个星期来，美国媒介几乎每天对此进行报道，看了让人觉得心情沉重，更唤起人们对海上石油钻探所可能带来的灾难的警醒。
911事件后，美国人对依赖中东进口石油可能对美国带来的安全威胁做了反思，这几年美国舆论和不少美国政治家开始转向呼吁开采美国海岸丰富的石油储藏，以改变美国依赖中东石油的局面。许多过去对海上石油钻探可能造成的环境问题有顾虑的人开始被这一说法打动，奥巴马总统去年就签字同意开放美国东海岸石油开采。加州的电影明星州长施瓦辛格从去年开始力主开采加州海岸的石油以解决加州资金短缺的问题，不过加州是环境保护主义势力较强的一个州，施瓦辛格的提议去年被加州立法机关否决。但施瓦辛格被加州资金严重短缺问题所困，他的提案被否决后，他发誓还要尝试重提。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后，当施瓦辛格看到海鸟羽毛沾上黑色石油的镜头，想到漏油事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捕鱼业的扼杀，他改变了主意，宣布放弃在加州海岸开采石油的提案，说资金短缺固然是问题，但看到墨西哥湾所发生的一切，就觉得无论如何要想别的办法。
加州有漫长的黄金海岸，从北到南有许多美丽的沙滩，或俊俏的崖石，更有海鸟，海狮，以及无数的其他动物栖息于此。加州的黄金海岸是许多加州人引以自豪并无比珍惜的资源，是许多人为何来加州定居的原因。两三年前，旧金山湾出过一个运油船撞桥漏油事件，当地新闻也是没完没了报道个没完，黑油油的海水，污染的沙滩，羽毛上沾上黑油不再能飞翔的海鸟，这些镜头让人看了痛心，很多湾区民众自告奋勇去义务帮助清除油污，人数之多，据说不少人不得不被劝回。很难想象如果海上钻井油台漏油，加州海岸会变成什么样，失去蔚蓝的海水，失去金色的沙滩，失去白色的海鸟，失去可爱的海狮，加州海岸就不再美丽，再想象一下如果几十年都难以恢复，我为施瓦辛格州长的决定高兴，相信更多的加州人在看到墨西哥湾发生的事件后会更坚定地反对海上钻油。我情愿油价上升，这也许会使美国人改变生活习惯，给地球带来好处；我情愿加州资金短缺，这也许会使加州人明白钱不是从地上长出来的，美国的资源不是无止境的，美国人不是天生就该保证有好日子过，好日子来自努力工作，来自生活得量入为出。
中国人一般不喜欢负面新闻，不喜欢批评，把批评和负面新闻看成是丢面子的事，看成是对中国人的贬低侮辱。反观美国，美国媒介总是对负面的东西追究个没完没了，猛敲猛打；看美国电视，读美国报纸，大多是负面新闻，美国人没有因此觉得没面子，觉得做美国人不自豪。而美国正是因为敢于做负面报道，敢于自我批评，坏现象才不容易在美国站住脚，错误才不会一犯再犯，一个州的失误才能成为另一州的教训，事情还没恶化泛滥，人们就被敲响警钟，采取行动对策，防止再犯同样的错误。美国社会的相对公正，相对进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随着物质的发达自然而然产生的，美国社会的公正进步是美国人对坏现象，对失误，不隐瞒，不留情的结果。当然美国对负面的报道，不是把精力放在谩骂，发牢骚上，而是看重把失败失误仔仔细细地抖出来，使之变成吸取教训的机会（teachable moment），吃一堑就长一智，路易斯安娜州的失误通过媒介就成为加州州长的教训，成为加州人民的教训，也许也会使东海岸各州重新考虑海上石油开采的利与弊。

中国文化真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吗

中国政府拒绝像日本，韩国，以及台湾那样接受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借口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民主政治制度不适合中国。中国人与西方人真的那么不同吗？中国文化真的与西方文化差别那么大吗？

表面上看中国文化确实与西方文化非常不同：中国人喜静态，西方人好动态，中国一切统一，西方提倡多元，中国专制封闭，西方民主自由。但中国人以及与中国文化同源的东亚裔人到了西方往往比其他少数民族适应西方社会，东亚人工作努力，重视教育，遵纪守法，犯罪率低，与西方主流颇为顺流，大多数人一两代人内就成为西方社会里的中产阶级，被誉为西方少数民族中的模范公民。

我们再来看看以中国文化为源头的东亚文化影响下的国家和地区的现状，以及它们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东亚文化主导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南韩，北朝鲜，台湾，新加坡，越南，香港以及中国大陆。这些国家和地区目前分为两个阵营：一方是接受西方民主制度的阵营，由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组成，另一方是共产党统治下的专制阵营，由中国，越南，和北朝鲜组成。香港比较特殊，殖民时由英国派遣总监，归化中国后总监必须经中国批准，但香港有许多西方民主社会的关键机制，比如言论自由，依法治国，所以是打一定折扣的民主自由。很明显，东亚国家中的共产党阵营都是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而接受西方制度的阵营包括香港则都是亚洲最好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当我们进一步看这些亚洲最好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时，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都与英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一百多年，新加坡殖民史开始的更早，1963年独立前也已经被英国殖民统治一百多年，日本二战后被美国“半殖民”，在美国的敦促下实现民主自由，南韩台湾也先后走上与日本同样的道路。这些亚洲最好的国家和地区的特点都是东亚文化被西方文化改造后，先后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说都是在原来的东亚文化的基础上，被西方文化点石成金。

亚洲还有一个国家也曾经被英国殖民统治多年，早已实现民主制度，但到今天却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印度。中国常常拿印度做例子，来证明民主不适合东方。印度为什么没有像东亚国家那样被西方文化点石成金？原因依我看是印度文化之故，是因为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差距太大，太不相容。印度文化是个宗教色彩很浓，宗教力量很强的文化，西方文化则是一个着眼以现世生活的文化，两者的巨大差别使得西方文化不容易攻破印度文化的壁垒，不容易有效地对其进行改造。印度虽然贫穷，但印度的穷人与中国的穷人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印度的穷人都是成天祈祷不干活的人（从印度朋友那里听来的），而中国最穷的人却往往是干活最累的人。

为什么东亚裔人走进西方社会，比其他大多数少数民族顺应西方主流？为什么西方文化走进东亚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使那个国家成为发达国家？为什么西方文化对印度不起什么作用，但对东亚国家却有那么好的效果？是不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什么相通之处？

答案是：是的，以中国文化为源头的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一个很根本的相通的地方，那就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看重现世生活，人民普遍有上进心，愿意为获得更好的现世生活努力工作的文化。虽然西方文化受基督教影响，东亚文化受孔子思想影响，东西方人的生活娱乐喜好表面上看起来也非常不同，但这两个文化的人民却有着很关键的共同点：他们生活的主要目的都是努力工作以追求更好的现世幸福生活，努力合作以建设一个于人有益的实际社会来保障幸福的现世生活，而不是将下世生活得美，将死后进天堂看得比现世生活还重要，也不是满足于现状，不求上进，虽然穷但却活得开心快乐（南美的穷人大多是这种情形）；这两个文化影响下的人民，大多工作勤奋，重视接受教育，看重相互合作，以不断追求比过去更好更舒适的生活为生命的主要动力。

当然，西方文化与东亚文化确实存在着很多差别，它们之间的一个最巨大的差别是：如何来达到现世的幸福，如何来建设对人有益的社会。西方文化找到了一个最不坏的最有效的制度来追求高质量的生活，来建设高质量的社会，而东亚文化的传统制度则是一个非常低效益的制度，人民工作比西方人勤奋，牺牲个人自由比西方人多得多，得到的结果却不怎么样。

以和谐社会为例。和谐社会并不是东亚文化仅有的特性，西方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一点也不亚于东方。以前在中国时，我常听到人们说这样一句话：东方人讲和，西方人讲个性。到了美国，才发现，其实美国人比中国人还讲和，当然他们不叫“和”而叫“团队精神”。学校里老师常常有意识地布置合作项目以培养学生们相互沟通，相互合作的能力；美国家长在培养孩子时，不以分数为衡量教育的唯一标准，而是鼓励孩子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社会活动，以从小学会与人合作；公司里招人时，候选人是否有沟通能力是否有团队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会讲话会社交的人是有魅力的人。西方社会看重实现社会公正，尊重个人权利，讲究依法治理，人与人之间强调礼貌相待，强调沟通，这一切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有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对人真正有益的现世社会。但西方式的和谐社会不是以牺牲个人幸福扼杀个人自由来达到的，而是通过制定一套合情合理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用一种更聪明更有效更能持久的方式来达到人民有自由社会又和谐。西方人认为只有个人权利受到尊重，社会公正，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才能获得持久的和谐，因此西方式的和谐更真实，更有活力。中国式“和谐”，或者说传统的东亚式“和谐”，致力于从上向下从外向内的强加，鼓励的是不问对错的绝对服从以达到统一，用放弃个人自由牺牲个人权利来制造和谐。中国式的“和谐”是死水一潭的“和谐”，也是危机四伏的“和谐”，这种“和谐”使人民思想窒息，使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也使社会问题不断堆积从而使社会腐烂。

总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人与西方人并不像有些中国人说的那么截然不同，这两个文化的相通之处使得西方式民主法治制度很容易在中国文化影响下的社会中取得成功，西方式民主法治制度也是到今天为止唯一的已经一再被证实的使东亚社会走出困境走向发达的良方和捷径。

加州州花：加利福尼亚罂粟

加州到了四月，正是野花遍地开的季节，不少加州人有四月去山里踏青看野花的习惯。加利福尼亚罂粟（California Poppy）是加州著名的野花，因其金色耀眼的花色与加州金色之州（Golden State）的昵称相符，早在1890年就被选为加州州花。

今天，不少热心环境保护的加州人极力在加州推广种植本土野生植物，很多野生植物走进了人家大院，加利福尼亚罂粟就是其中非常受欢迎的植物之一。加州因为雨水少，干旱季节长，本土野生植物大多耐旱，不需要浇很多的水，是节水植物。比如加利福尼亚罂粟，可以生长在完全没有灌溉系统的地方，只要在土中撒下种子，就从此不用管它。冬天雨季来临时，种子破土发芽，三月开始开花，到四月，花期最旺，花色浓郁鲜艳，是最好看的时候；如果不浇水，五月六月仍然能陆续开些花，但到了七月，植物就完全干枯了，然后一直潜伏到10月，等新一年雨季来临后，再重新发芽长苗，开始新一轮生命。如果将加利福尼亚罂粟种在有灌溉系统的地方，花期可以延长到大半个夏季，九月以后植物开始枯死，新一茬幼苗从十月再开始生长，来年二月就又有花开。

加利福尼亚罂粟喜日照，要种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它花期结束时会自动撒籽播种，所以只要撒一次种子，从此就自生自长，但也因此很容易长得到处都是。开始新院子时很方便，一两年内花丛就长得很茂盛，但领地会越扩越大，而且风一吹，会将种子吹到附近地方，变成需要拔除的杂草。好在它生长得比较慢，也很容易连根拔除，控制起来比其他常见杂草容易得多。

下面是几张加利福尼亚罂粟的照片。

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误失

在中国，“爱国”就意味着一致对外喊口号，打倒日本，抗议美国，抵制法国，反西方，说中国好好好，就是好，批评中国就是不爱国，好象“中国”是一个与周围现实无关的悬在空中的崇拜物。“中国”到底是什么？中国就是中国的土地中国的河山，中国就是中国的亿万人民，爱中国就是爱护中国的土地, 爱护中国的河山，爱中国就是爱护周围的中国人。当人们将垃圾扔出车窗，当人们随意践踏采折路边的树木，当人们将污水排入河流，这些人就是不爱国；当人们对自己的同胞在自己的国家受到不公平待遇视而不见，没有同情心，当人们在牛奶和其他食品中搀有毒化学品，对自己同胞的生死健康漠不关心，当人们对害人民害环境的行为能瞒则瞒，不努力纠正，这些人就是不爱国。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日本侵略中国，鸦片战争，那是外国人欺负残暴中国人，外国人占领中国的土地，是世世代代要记住的血恨，虽然发生在七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伤痛似乎仍然很新鲜；但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反右和大跃进，中国弥漫社会的坏风气，是中国人欺负残暴中国人，中国人糟蹋自己的土地，似乎就没有那么可恨，虽然发生在更近的时代，甚至就是今时今刻，却或者人人视而不见，或者几乎早已被忘得干干净净。

美国人常说一句话：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爱你，不要只听他怎么说，而且要看他怎么做。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鼓励的是言辞上歌颂伟大的祖国，而不是从行动上来为使祖国变得更好做实际努力。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那些抛弃中国，移居国外的海外华人，“爱国”，希望中国强大，是为了使自己在外国人面前可以抬起头，受尊重。对他们来讲，爱中国的目的，是希望中国能为自己带来好处，爱中国的唯一行动是口头上说中国好好好，从来不想想除了索取，自己为中国的土地为中国的人民做了什么，该做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妻子对丈夫说（或丈夫对妻子说）：你要挣大钱，当大官，这样我才有地位，不过在你挣钱当官的奋斗中，我会喊口号支持你，但别指望我在行动上帮助你，会有人说这样的妻子或是丈夫真心爱对方吗？中国社会如今作假泛滥，不正之气占上风，人民连喝牛奶都不放心，中国的河流土地污染破坏严重，就是因为诺大的中国没有几个中国人真正爱这个国家造成的。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还把歌颂祖国与歌颂党放在一起，把党和祖国混为一谈，鼓励的是对党对政府的忠心，却没有对人民的爱心，绝大多数中国人到今天，思想仍然停留在封建时期“爱朝廷即是爱国”的水平，不少中国人把对中国政府的批评看成是对自己个人的批评，而对自己同胞的不公平待遇却又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分不清是非对错，爱错了人。有句名言：谎话说三遍就成了真理。我们在中国，从课堂到电影院，从报纸到电视电台，“共产党是人民的代表”这句话听到的次数用成千上万次来形容可能都不够。对很多中国人来讲，“共产党就代表人民”已经成了毫无疑问的事实，在这些中国人眼里，批评共产党政府就等同于反对中国人民。我在美国遇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移民，没有一个国家的移民像中国人这样，一听到批评政府的言论就好象是自己个人受了侮辱，明明不喜欢自己的国家，选择移居国外，却在口头上说自己的国家好好好。我曾在一家有很多伊朗人的公司里工作过，有一位当时刚从伊朗移民来美国，我问他，伊朗和美国不是敌人吗，你怎么会移民来美国，他听了颇不以为然，说那是政府的事，不代表我们人民，两国政府是敌人，不等于人民也是敌人。我那时的老板是一个在西方生活了很久的伊朗人，谈起当年他一家离开伊朗的经历时，用逃离黑暗来形容。我在“形形色色的美国人”里描述过的来自俄国，伊拉克，巴基斯坦的同事和朋友，也都大方诚实地明确表示不喜欢自己的国家，那位伊拉克朋友甚至痛恨萨达姆政府痛恨某些伊拉克人。在我看来，他们言行一致，也分得清政府和人民，国家与个人的不同。而我的中国同事和朋友中，分不清国家与个人的不同，说中国好美国不好却待在美国不走的，几乎比比皆是。去年我们公司裁人，一位拿H1签证的年轻中国同事被裁。这位同事平时非常爱中国，总是中国如何好，美国如何不好，一听到同事闲谈中批评中国，脸色立刻大变，好象是批评他自己。被公司裁员后，他想方设法要留在美国，希望在签证过期前找到新工作，最后无奈才回国。回中国后在一家同行公司里找了一个原来他一直想做而在我们公司没能做的职位，可干了不到一年，最近听说在美国某个大学找了个博士后位子，打算回美国。这使我想，这恐怕是中国谎言教育的恶果吧，是在中国读书工作必须说谎才能生存的必然：明明说的不是自己的真实感受，嘴上说的和自己在行动上的选择全然不符，却毫无知觉，不觉得不正常。

上次我写的“中国文科教育的误失”发布后，有一位读者跟贴说中国式文科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一群脑残，我觉得说得再贴切不过了。我自己也是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受周围形形色色的美国人的潜移默化，受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才一点一点地洗去中国洗脑教育留下的毒素，思想变得健全，渐渐有能力看清中国教育的许多误失，看清中国式思维的许多荒谬无理之处，看清中国式爱国的虚伪可笑之实质。

中美审美观之比较

有一句话：Beauty is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意思是说在不同人的眼里美是不同的，让这个人倾心动魂的美在另一个人的眼里可能却不过如此，中美审美观之间的差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美国人认为美的人，到中国人眼里觉得不咋样，中国人认为美的，美国人看了直摇头。中美审美观之所以差别大，物以稀为贵是一个原因，中国人大多小眼睛小鼻子，大眼高鼻就成了中国人美的标准；西方人大眼高鼻遍地都是，小眼睛小鼻子在有些西方人眼里就显得很可爱。中国人白的人少，一白就能遮百丑；西方人本身就是白人，反而视麦色肤色为美丽。不过撇开这些表面的差异，我在美国生活多年后，发现中国人审美观和美国人审美观之间有着更深层的差异：中国人审美偏向静态，标准比较单向，把内在美和外在美截然分开；而美国人审美很动态，人的动作举止，言谈和性格都是外在美的一部分，标准多维多层次，内在美是外在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人审美还比较求同，对什么是美有比较统一的标准，很多人判断美不美常常是用这个统一流行的尺寸去丈量，美女美男常常是一个模子；美国人审美则看重个人感觉, 追求多样化，判断美不美往往以每一个人当时当地的感观感觉来决定，美的标准人人都不一样。
我认为，一个人的美丽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体质美，动态美，和内在美。体质美指的是纯粹硬件-脸孔长相以及身材素质，动态美包括走路姿势，站相坐相，表情，讲话时的姿态手势以及声调等等，内在美反映在性格，品味，礼节，和自信心，更深层的内在美包括是否真诚，是否正直有价值观，是否有独立思想，是否有独创性，和智慧的高低等等。在中国时，大家常争论是外在美重要还是内在美重要，而中国人的外在美一般指的仅仅是体质美，完全是硬件，把内在美看成是与外在美完全对立无关的一面，而对动态美则基本上没概念少要求。美国人眼里的外在美其实是体质美，动态美，和内在美的结合，如何打扮，如何动作，为人是否显得真诚，会不会说话，都是外在美的组成部分。一个体质条件很好的人，如果穿着打扮没品味，或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走路样子难看，会被认为外在不美。美国人的外在美还包括表情言谈，表情显真诚和言谈吸引人是外在美的重要一部分。表情是中国人审美时忽略的一面，中国演员表情大多做作无内容。在美国人看来，表情是人类灵魂的窗口，一个内在没有追求的人，表情必然空洞无神，用美国人常用的话讲就是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美就不是真正的美。
不过我们不能因为美国人把内在美融入外在美就推断美国人看重内在美。美国人喜欢有内容的美，但不等于说他们看重内容，不在乎表现形式。内在再美，不能转化成外在美，就不容易受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年青人的欢迎。比如学校里那些成绩好，但不善言谈不善社交的学生被看成是没有吸引力的nerd，从这点上讲，美国人自有他们的肤浅之处。
中国人在审美时比较重局部，重尺寸，忽略整体感觉，而这个局部常常就是脸孔，脸孔一定要符合美丽的黄金守则，没有瑕疵，否则就不美；一旦脸孔符合尺寸，整体不咋样的也常常被呼为美丽。西方人则更看重整体感觉，只要整体看上去听上去怡人就是美，局部是否有暇疵对他们来讲并不重要，有时甚至喜欢局部的瑕疵，认为那是与众不同，反过来如果整体感觉不好，局部再符合尺寸，也不能算美。
美国人审美时很看重活力，看重个性，欣赏的美很动态，外观顾然重要，活力，个性与才华在一个人的美丽中占很大比例。中国人喜欢的美则比较静态，不喜欢个性强烈的人，有不少人甚至对个性没要求。
尽管我在中国长大，我大多数时候认同西方审美观，但我也有不同意西方审美观的地方。比如西方人欣赏健康身材，这点我原则上赞同，但西方有些人看女人，认为胸越大越好，不少西方女子通过手术来得到超大胸，让我觉得走过了头，是丑了。话说回来，什么样的女人胸部美可能由不得女人来决定。
中美审美观不同的另一点是对男性美的要求。在中国，一讲到形象仪表，讲到美，似乎就是女人的任务。在美国，男士对女士的外在美有要求，而女士对男士外在美的要求也不低。外在魅力抱歉的美国男士在女士面前大多不敢轻易显示兴趣，怕被女孩心里嘲笑或厌恶。追求外表帅，动作酷，言谈顺畅有魅力，是任何一个想要得到女孩欢迎的男士的重要任务。记得刚来美国时在学校带大学生的实验课，班上的男生们个个穿着整齐干净，头发看得出来是刻意收拾过的，身上喷着好闻的男式香水。让我觉醒：原来男生可以如此收拾外表，不仅毫不丢失男性的魅力，而且使他们显得更加帅气，当然这些男生的帅气并不仅仅限于外表。在中国比较普遍的是男士对女士的外在美要求高，而女士对男士的外在美要求低甚至没要求。而中国人对男性的外在美该是什么样也没有多少概念，常常把对女性外在美的要求用来要求男性，结果中国的很多所谓帅男不过是脸孔秀气象女生而毫无男性动态美内在美的奶油小生；另一些中国人则把粗鲁与男人气混为一谈。曾读到过报道说中国人开始对礼仪感兴趣，不过那大概指的是女士礼仪。我认为中国需要发展男士礼仪，建立男士礼仪学校，教导男士们如何做到既绅士礼貌，又不失男人雄风。

华裔美国人有没有入主流

融入主流是很多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常常讨论的话题，不少中国人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美国社会的边缘，总是不断地询问怎样才能进入美国主流。让我们先来看看主流的定义吧：主流就是社会上占大多数的人，这些大多数人接受的观点和文化就是主流观点，主流文化。那么华裔美国人有没有进入美国主流呢？

我看过一个PBS关于华裔美国人历史的电视节目：“成为美国人”（Becoming American，The Chinese Experience）。节目中说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很多来美国的华人新移民直接走进了美国主流”。这些华人新移民指的是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台湾移民，和后来的大陆移民。在这个节目的制作人看来，与生活工作限制在唐人街内的老一代华人移民相比，这些在美国公司或学校里工作，在美国各个街区买房生活的中国新移民已经不再像老一辈华人移民那样生活在美国社会的边缘，而是直接融入美国社会，成为美国主流的一部分。

那么为什么很多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却有着边缘人的感觉呢？这就牵涉到主流观点和主流文化。先讲主流观点，主流观点包括政治观点，宗教观点，人生观点等等。接受美国主流政治观点，对我这一代中国移民-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似乎不难。我们这一代大多对西方民主怀着正面的看法，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亲历了新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开放最充满自我批判性反思的时期-中国的八十年代，我们还经历了苏联摒弃社会主义专制，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的历史。从东欧与西欧的比较，从东德与西德的对比，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同意民主战胜专制这一结论的比例比较高，所以来美国后，接受自由民主等等西方政治价值观，并没有多大困难。我同时期的中国同学中归依基督教的比例也相当高，哪怕像我这样没有加入基督徒行列的人对基督教也不反感，我们接受美国主流宗教观点也不难。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纪以后来美国的年轻一代中国留学生对西方的政治价值观似乎充满敌意反感，爱共产党的人比例比较高，对他们来讲要接受美国主流政治观点，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在人生观上，中国人来美国后大多很快接受西方的靠自己努力来达到成功，遵守公共道德规范，做对社会负责的公民等公民守则，被誉为美国少数民族中的模范公民。所以从接受美国主流观点的角度看，从观念上变成美国人，对华人并不难，尤其是对在美国受教育长大没有被中国洗脑教育过的第二代华人，接受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从思想上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已经是现实。

中国人在美国生活的最大问题是文化上难以入主流。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主流观点照理应该是主流文化的一个方面，我把他们分开来讲是为了用观点来着重强调精神思想，用文化来指生活娱乐的喜好偏爱。美国是个多民族多文化社会，对多元文化容忍能力很强，美国主流文化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由新移民不断补充新鲜血液的过程。事实上，除了普世价值观，有不少美国人都不在乎追随流行主流文化，喜欢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美国社会欣赏的是真实的自我表达和自我追求，天生主流的尽管主流，天生另类的大胆另类。我们中国人在美国要接受西方文化中一些好的东西，但不应该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全盘西化，丧失自我。我们应该摒弃我们文化中不好的方面，比如在观念上的一些丑陋之处：崇拜暴君，赞美专制，不讲个人尊严，不遵守公共道德，对社会没有责任感等等不好的地方，接受西方社会追求个人尊严，尊重个人权利，崇尚平等自由，人人对社会有责等一些好的适用于任何民族的普世价值观，但同时我们也应该保持自己文化中好的传统，保持自己的文化独特性，比如保持我们尊老爱幼，顾家，重视孩子教育，工作努力，财务上节俭负责任等好传统，保持爱吃中国餐，使用筷子，不放弃中文，庆祝春节等等我们的文化独特性，使我们文化中好的部分独特的部分逐渐成为美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不过中国人在生活娱乐的喜好偏爱上不入主流确实给中国人带来不少烦恼，中国人大多在社交上和娱乐上难以适应美国文化，这恐怕是中国人感觉自己是社会边缘人的主要原因。很多不接受美国主流政治观点的中国人，根本原因恐怕是因为文化上不适应不被接受而连带着对美国的政治观点也反感。就算像我这样喜欢美国文化的中国移民，虽然觉得美式电影电视更娱乐，心底里却有几分不爽，因为美国的电影电视里很难看到亚裔人的面孔。很多中国人在美国的不爽不仅仅局限在娱乐上，在日常社交上不被美国人接受，与美国人交谈时不觉得有相似的兴趣爱好，对美国人热衷的东西没有共鸣是大多数中国人不爽，难以与美国人认同的重要原因，有些人因此怀念中国甚至在心中美化中国。问题是这种不爽不认同可能是做少数民族，尤其是做文化差异大的第一代少数民族移民，难以避免难以克服的。回中国我们是主流民族，中国文化是主流文化，但如果不是找不到工作，又有几个在美国的华人愿意回中国？说到底，还不是我们中国人把中国搞得连自己都不愿在中国住，自愿争取到别的国家去做少数民族？

人民网笑翻人：“世界不欢迎白宫的谷歌”

前几天在一家海外中文网站上读到，“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题为《世界不欢迎白宫的谷歌》”，把我给笑翻了。人民日报实在太逗了，理所当然地代表中国人民六十年，从来不需要问问中国人民是否愿意授权给它作代表，如今自我升级代表世界，自然也用不着世界人民的同意。

我用“人民日报”加“世界不欢迎白宫的谷歌”谷歌了一下，果然在人民网上找到这篇社评，读着读着不禁想起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一件趣事。2008年大选期间，共和党付总统候选人Sarah Palin被美国政治讽刺电视节目“Saturday Night Live”搞笑，Tina Fey扮演Sarah Palin。这段节目一夜之间造成轰动，在youtube上广为流传。节目中Tina Fey的很多逗人的台词直接来自Sarah Palin的原话，因为Sarah Palin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常常语无伦次，说的话逻辑不通，没有依据，引人发笑。Sarah Palin的原话直接被用来在政治讽刺剧中做台词，在嘲笑过无数政治家的“Saturday Night Live”历史上据说是第一次。人民网这篇“世界不欢迎白宫的谷歌”社评与Sarah Palin说的话水平不相上下，可以直接当笑话读。下面是从人民网上拷贝来的几段原文：

“作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公司，只要美国政府愿意，谷歌就很容易成为其向外推行美国政治意愿及价值观最方便的工具。” “它向各国网民送去“信息礼包”，却要求对方用精神的皈依来偿账。互联网从一开始的精神就是多元和自由，但谷歌却在协助美国政府把星条旗作为互联网的底色，这已经构成了对互联网精神的背叛。”

“世界显然不欢迎由美国国务院操纵的谷歌，不希望谷歌帮助美国设下在思想上征服世界的陷阱。互联网既然是自由的，那么谷歌就不应该追求思想帝国的权力。”

“谷歌应认真反思。作为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则更应清楚本行业的道德边界。是做为世界网民服务的谷歌，还是做白宫的谷歌？全世界网民等待着回答。”

不知道这些“全世界网民”是哪里找来的？禁止谷歌的国家是：伊朗，北朝鲜，如今再加一个中国，且不说北朝鲜和中国是人民连象征性发言权都没有的国家，在这三个国家禁止谷歌连这三个国家的人民都代表不了，怎么摇身一变又代表起世界网民了？谷歌拒绝屏蔽删除信息，背叛了互联网自由精神，难倒反而是这也要屏蔽那也要删的中国互联网才是互联网自由精神的代表？一方给人民多种多样思想信息，另一方是亿万人只能接受党中央独家思想，哪一方在真正追求思想帝国的权力？中国共产党撒谎不眨眼六十年，如今学会高喊自由反自由，中国人任它摆布，西方人鞭长莫及，也拿它没办法。人家相信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枪杆子，爱说什么说什么，说我代表自由我就代表自由，说你不是真自由，你就不是真自由，不需要有依据，不需要讲逻辑。我看这篇社评的题目，读这篇社评的内容，除了大笑摇头，真不知该怎样想，怎样理解。

形形色色的美国人（三）

墨西哥人尼克
没来美国前，以为美国黑人很多，可我在美国住过的两个城市都没有多少黑人，而是墨西哥人成堆。不过虽然周围似乎墨西哥人比比皆是，我很久都一直没有与墨西哥人有过多少个人接触，主要是我学习工作的地方基本上没有墨西哥人的同学同事，生活中也没有墨西哥人邻居。最常遇到的墨西哥人大多是公司里打扫卫生的Janitor，除了点头说“Hello”，没有过什么实际交谈，不了解他们的生活。一直到约四年前，进了一家新公司后，才与墨西哥人有了唯一的真正接触：我们组里有一位墨西哥裔技术员尼克。尼克没有读过大学，移民美国二十多年了，英语还是讲不利索，带有浓重的拉美口音。有时看电视，看那些脱口秀喜剧演员学墨西哥人讲话，觉得这些演员真是有才，讲起话来就与尼克一模一样，好玩得很。尼克英语不好，写Email常常让我困惑，读完了还得去找他，问清到底是什么事。但他其实很聪明，活干得很好，总是按要求完成，学个什么新的测试程序也是一教就会，是多年来一起工作过的技术员中让我最满意的一个。他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二十年，先是干了十年多的收发（shipping），八年多前我们公司成立这个研发中心时，他被转到实验室里。他上的是夜班，从下午四点做到半夜十二点，主要工作是帮工程师们测试数据，总得来说还算轻松，基本上是有活的时候忙几天，没活时就闲几天。这个工作是他的第二份工作，他白天还干一份工，做建筑，帮别人做装修什么的，不过他没有做建筑的执照，是帮别人打工。在美国，墨西哥人上大学的比例很低，记得以前读书时带大学生实验课，班里的学生几乎看不到一个墨西哥人，可城里墨西哥人的比例其实很高。主要是墨西哥文化上有不重视教育的传统，开开心心地满足于干简单的体力活。受父母的影响，墨西哥孩子们普遍对读书不感兴趣，进大学的甚少，父母对孩子上不上大学也无所谓，所以成年后干白领活或做老板的很少。尼克一天干两份工，每份工工资都不高，如果换了中国人，可能早就不开心，他却干得很欢。我名义上是工程师，实际只擅长纸上谈兵，每次实验室里电脑僵死，或是仪器需要换零件，就很沮丧。但只要把问题交给尼克，他总能帮助解决。我对他email写不成句，却能折腾电脑，感到非常惊奇，觉得他很可惜，脑子一点不笨，就是太满足于干活，不求上进。尼克工作如此卖力，挣两份工作的工资，日子却过得非常节俭。他与姐姐合买了一幢房，与姐姐一家住在同一屋檐下；有一年回墨西哥参加祖母的葬礼，舍不得买飞机票，说是开了两天的车回老家，休了一星期的假，四天都在路上。老婆几年前与他离了婚，带着一女一儿两个孩子搬去亚利桑那州，用他的话说“跟别的男人跑了”。两个孩子每年夏天来硅谷，在爸爸家过暑假，有时他会带着孩子来上班。女儿十一二岁，已经像个大孩子，七八岁的儿子看着就像新疆维吾尔族的孩子，非常可爱。前年总统大选时，我在报上读到说拉美裔人与黑人虽同为少数民族，他们之间反而不合，很多拉美裔人不支持奥巴马，便问尼克，选总统打算投谁的票，尼克毫不犹豫的回答说：“奥巴马”。

华裔美国人莉莉
莉莉出生于纽约，父母是来自广东台山（音译）的中国人。母亲在她读初中时就去世了，父亲后来又回广东找了一个妻子。莉莉在情感上一直没有接受这个继母，平时交谈中很少提她。莉莉有三个哥哥，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其中二哥一家在硅谷。莉莉原先在德州奥斯汀工作，因为觉得孤独，便辞离奥斯汀，来到硅谷，加入了我们公司，以便常去二哥家。我们俩是当时公司里仅有的两个女工程师，就自然而然成了朋友。她在美国出生长大，有着美国女孩比较普遍的自信坚定的气度，但当你深入了解她后，又会发现不知是父母的影响，还是亚裔血缘决定，她的个性她的很多思想其实与我们中国人很接近。她看不懂中文，也不会讲普通话，只会说些广东台山话。我们去旧金山唐人街吃饭，饭店里面的服务生大多讲广东话，她就成了我的翻译，在硅谷去中国饭店，服务生大多讲普通话，我则是她的翻译。她在我们公司干了不到两年就又换了一家公司，新公司是一家韩国人的公司，她去了以后非常不开心，觉得有很多粗鲁的同事，不久又跳槽，短短几年内换了四五家公司。她从没去过中国，亚洲国家中只去过韩国的汉城，公司派去出差才去的，回来后说不喜欢汉城。我问她觉得自己和中国这个国家有关系吗？比如中国在奥运会得金牌，会高兴吗？她诚实地回答说不觉得自己与中国这个国家有什么关系，中国奥运得不得金牌，对她来讲无所谓。她作为华裔美国人也有她的烦恼，在我眼里，她的外表言谈已经很美国化，她却说常有人问她从哪里来，如果她回答说纽约，问的人会接着问我的意思是你的Nationality是什么，她的回答自然是美国。对她来讲，美国是她唯一知道的祖国，不管问的人是有意还是无意，因为不是白人，就假设她是外国人，她心里自然不是滋味。有时她称美国白人为“那些美国人”，让我吃惊，问她难道你自己不是美国人吗？谈起各自心目中理想的丈夫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有一次很坚定地说一定要英俊，长得难看的不行，她听了后，沉思着说道，她很少侧重男人的外表。后来她在学跳交谊舞的俱乐部里结交了一位男朋友，是一位在美国长大的英俊聪慧的越南裔小伙，年纪比她小两岁。他们认识不久，莉莉就执意要我见见她的新男友，帮她看够不够英俊。我心想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管喜欢英俊的男人是好是坏，在我的影响下（我当时是半认真，半开玩笑），莉莉也开始重视男人的外表了。
结识了这位男友后，莉莉有了很大的变化，男友常常抱怨她不够女性化，她自己也觉得与越南女孩相比，她穿着打扮不够性感，对男人的奉献心不够足，有时觉得与越南女孩竞争累得慌。不过她非常喜欢这位男孩，努力改变自己，开始染头发变换头发颜色，嘴上口红的颜色也越来越鲜艳。可是交友近两年后，这位男友最后还是与她分了手。我安慰她，他不欣赏你，说明他不配你，一定要找一个喜欢真正的你的人。随后几年，她情场一直不顺，在她几乎放弃，说要去人工授精，自己养孩子时，她遇到了一位大她五岁的美国白人，两人的关系经历了不少上下起伏，这任男友在莉莉看来个性过于沉闷，两人之间的感情不够温馨热烈，使莉莉犹豫不决。但与上任男友不同的是，这位男友从不抱怨她的个性，批评她的装扮。当他们最后决定要结婚时，莉莉是又期盼，又担忧，担心的是白人容易变心，说将来他cheat怎么办。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他们到今天已经结婚六七年，莉莉已经成了有两个女儿的在家妈妈。

日本人美奈子和巴基斯坦人阿明
美奈子来自日本东京。在东京读完大学后，工作结婚，原本并没有计划来美国。可是，丈夫年纪轻轻就患癌症，年仅二十八岁就去世了。年轻丧夫的美奈子辞去在东京的工作，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州攻读研究生，在学校里遇到了她现任丈夫：巴基斯坦人阿明。阿明在巴基斯坦人中属于肤色较浅的人，出生于巴基斯坦一家名门望族，十六岁就被送来美国读书，到今天，言谈举止已完全美国化，自己也称与美国人的认同远远多于与巴基斯坦人的认同。他从小在家里过着有众多佣人服侍的富裕生活，但他说他更喜欢现在这种自食其力，没有佣人的中产阶级生活。美奈子大阿明五岁，而且结过婚，但在阿明的眼里，她刚来美国时像虫子一样的无辜（Innocent as a bug，是阿明原话）。阿明的母亲不同意他们俩的婚事，因为美奈子因疾病做过子宫切除手术，不能生孩子。不过美国化的阿明并不在意，两人毕业结婚后来到硅谷工作。美奈子结婚后，随丈夫归依了穆斯林教，每年与丈夫一起守斋月：整整一个月从太阳升起到太阳降落除了喝水，不进食物，对丈夫颇有奉献精神。她来美国十几年了，一直保持着美国永久居民的身份，不准备放弃自己的日本护照。她的化妆品，食用补品都是姐姐从日本给她寄，或者网上从日本订购，厨房里好多用具也一定要日本产，但家里的两辆车却都不是日本车，而是欧洲名牌。阿明喜欢看日本电影电视，电视上如果出现相扑运动员的镜头，美奈子每次都立即要把眼睛遮住，不能忍受。阿明去过日本无数次，对日本非常赞赏，尤其对日本人从不插队赞不绝口。硅谷不同民族间的通婚非常普遍，但我注意到，很少有东亚女与南亚（印度或巴基斯坦）男之间的结合，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非常罗曼蒂克，从美奈子的眼里和她的身体语言中我可以看出她对阿明的喜爱。
美奈子和阿明在硅谷第一轮房价大涨价之前就在硅谷买下了一幢房子，本来处于经济上绰绰有余的地位。但在后来的第二轮全美房价大涨价的潮流中，他们被潮流卷入，在房价的几乎最高峰时在加州中部和圣地亚哥连续各买下了一幢新房子做投资。不久以后，房价暴跌，在加州中部的那幢房子价钱掉到买时的一半。火上浇油的是，美奈子前年在公司裁员时被裁，两年了，仍然没有工作，靠阿明一个人的收入月月入不敷出。好在阿明的兄弟有钱，不时地救济他们度难关。他们家的经济大权一直以来由阿明全权掌握，美奈子从不操心，现在美奈子为家里的经济情况忧心冲冲，有时责怪阿明做了错误的判断。

自由像蒸汽，没有约束就没有用处

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Woodrow T. Wilson说过这样一句话：自由像蒸汽，如果不加约束，就毫无用处（Freedom is like steam, useless unless confined）。就是说绝对的自由未必是好事。

西方社会崇尚自由，自由是人民必须不断努力不停争取的宝贵权利。若为自由故，爱情生命皆可抛，这句小时候学过的诗句我是到西方才真正理解的。而西方社会之所以成功，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自由程度大，尤其是思想自由政治自由程度大。我们中国人也以第一手经验看到过自由的巨大力量。中国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人民公社，结果大多数中国人民（农民）勤劳了一辈子连吃饱穿暖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少部分中国人（国家供养的城里人）则是除了吃饱穿暖没有任何生活的奢侈。改革开放后，中国从城市到乡村引进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结果是广大农民终于能够吃饱穿暖，还有不少人中国人在物质上过上了小康生活。

西方常常称自己为自由世界，与专制国家对阵，但西方的自由是绝对的吗？当然不是。西方不仅仅是一个自由世界，还是一个法律制度健全的世界，是一个自由与法律制约共存的世界。当社会个人自由程度高时，你的自由就有可能妨碍我的自由，解决这个矛盾的良方就是法律制约。在不妨碍别人时，你可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想做什么做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是当你的所作所为妨碍到别人甚至有可能伤害到别人时，你就要约束自己的自由，否则就必须受到法律制约。比如西方以言论自由为自豪，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西方言论绝对自由。美国人最常用的一个言论不绝对自由的例子是，不能在拥挤的人群中随便大喊“fire”（着火了），因为这样会造成人群恐慌，互相践踏。西方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还有很多其他例子，比如对种族歧视言论的限制，对宣扬纳粹思想言论的限制等等。西方的先进就在于建立了一套聪明的体制来达到自由与约束之间的平衡，该给自由的时候给自由，该有法律制约的地方有法律制约，使社会中个人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又防止了个人自由损害别人的利益，整个社会自由又和谐。

中国人思想容易片面走极端，常常用理科式黑白分明的单向思维来解读多维复杂的社会问题。要自由就意味着绝对自由，讲制约就是什么都不许想不许讲，把个人自由与社会和谐看成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不懂得掌握对立面之间的适度平衡。结果是，中国人既没有多少个人自由，整个社会又杂乱无章，低效益。想想我们中国人从小到大，在追求个人自由上可以说空间很小，从小被父母老师逼着读好书，上大学选专业大多是父母做的主，很多真话不能公开讲，很多事想做不能做，思想必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本书不许发表，那篇博客要删，一大群网站需要屏蔽，总之，人们的言行受到无数来自政府或周围人的约束压制；可是另一方面中国人又非常缺少公共道德意识，对自己的言行对他人对社会对环境产生的冲击缺少责任感，缺少自我约束。国家也没有合理的法律或者合理的执法机构来达到既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又约束个人自由对社会秩序的伤害，可以说是该有自由的时候没有自由，该有法律制约的地方又大多没有法律制约，整个社会管理体制落后不合理，人民在失去很多自由权利后，还没有换来一个和谐的社会。

Woodrow T. Wilson用蒸汽来形容自由非常形象。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蒸汽是由无数活跃跳动的热气分子组成的，这些活跃跳动的分子是蒸汽的活力所在，当人们把蒸汽约束在一面有活杆的气缸内时，不同分子间的活力就不再完全相互抵消，无所事事，而是成为推动活杆推动马达的有效力量。自由也是同样，首先，社会中的个人要有自由，这样才有活力，当社会中没有个人自由时，社会中的人就像冷却的空气分子一样没有推动社会马达的力量。但个人自由要受法律约束，这样才使得个人自由不会相互伤害相互抵消，才会将个人的活力转变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建设性力量。

职场漫谈：学会礼貌有效地说不

在美国工作生活，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几乎是必须的生活技能。有人说在美国，You talk your way out，有说服人的能力非常重要。西方文化比较崇赏直接了当，同意时要旗帜鲜明的说同意，不同意时，除了某些情况下要说善意的谎言（比如评论对方外表），很多情况下则需要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既是为了使工作更有效，少走弯路，也是向别人显示自己的才能个性的机会，有时则是保护自己利益的必须。在工作中，如果心里不同意也说同意，或者有不同意见时，总是模棱两可，不表态，会被看成轻者是没有主见，重者是没有脊梁骨的表现。工作环境轻松的地方，这样处世影响提升机会，但至少能明哲保身；到了环境不好或竞争激烈的公司，就有可能被搞得心情不愉快，甚至生存都困难。当然会说要有底气，要有思想有判断能力做后盾；在表达不同意见时，要注意方式，做到礼貌平和，给人以讲道理的印象。我发现以前共过事的有些中国同事平时不敢说不同意，一说不同意又不注意方式，给人以对抗的感觉，影响了公司的工作环境, 也影响了他(她)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发展，而且他(她)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还有可能得不到纠正。

那么怎样礼貌地说不同意，既不影响与老板同事的关系，又能达到有效的结果呢？下面三点是关键：

第一．把不同意的焦点集中在对方的观点上，而不要让对方觉得是对他（她）个人的否定，就是说要避免将表达不同意见变成人身攻击；
第二．尽量保持礼貌友好的态度，怎样来表达你的观点与你实际的观点是同样的重要；
第三．不要轻易对别人的动机下结论，把讨论的焦点放在判断的对与错或结论的对与错上，而不要轻易指责对方有不良动机。

我们在表达不同意见时要有正确的出发点，表达不同意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表达不同意见是为了使对方摒弃自己的观点，接受我们的观点，从而使错的东西得到纠正，使不公平现象得以减除，而不是为了证明对方不咋样。一个人的人品，能力，与观点的对错，并不总是完全等同的。一个人在某些问题上持有在你看来不对的观点，并不意味着这个人人品就一定不好，或者没有能力。你可以针对他的观点来表达你的不同或反对意见，尽量避免升级到贬低对方的人品或能力。有些人在表达不同意见时，习惯把矛头指向对方个人，用指责对方无能或无耻来反对对方的意见，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对方产生对抗情绪，变得反而更加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你的观点了。攻击对方人格还会失去那些本来赞同你的观点的旁观者的支持，因为你走得过了头。有时也许你心里真的认为对方不咋样，但向对方公开你的想法，对你想要达到的结果没有任何好处，而且还伤害了对方，损人还不利己。

在表达不同意见时保持友好礼貌的态度非常重要，有时是能否达到有效结果的关键。表达不同意见时要尽量避免使用极端，或者贬义性词汇，口气要尽量保持平稳，声量正常，表情中性，有时甚至友好，不要显得或听上去怒气冲冲，要给人以坚定但又心平气和讲道理的感觉，而不能给人以乱吵乱闹的印象，使对方觉得作为个人你是尊重他（她）的，只是在观点上意见不同，你愿意以理服人。

一个人有好的动机，不等于就一定懂得如何用正确的方式来达到好的结果。一个人判断出错，结论出错，不等于用心一定不良。我们在表达不同意见时要尽量避免攻击对方的动机，在不知道对方动机的情况下，尽量假设对方没有恶意的企图，甚至在讨论中向对方申明不怀疑他（她）的动机，只是觉得判断结论错了，这样对方更容易接受你的观点。如果因为对方没有用你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做事，就武断地断定他(她)的动机一定也不良，是片面的思维，哪怕你确实怀疑对方有恶意，也要尽量避开这个话题，否则讨论就很可能会转化成毁坏性的攻击对抗，不能取得有效的结果。

注意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不等于模棱两可，和稀泥，态度友好不等于立场不坚定，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必非要盛气凌人，在不放弃自己的观点的同时，以礼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会使沟通更有效，结果更和谐。注意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也不等于虚伪，人们不应该因为观点不同就互相不尊重，对方不完美不等于就不值得尊重。当人们本着尊重人的态度去表达不同意见，把对对方人品，能力，和动机的攻击从讨论中去掉，维持友好礼貌的态度，讨论就会更有效，更有可能产生建设性的效果。

我这里叙述的几个礼貌有效地表达不同意见的原则方式不仅适用于职场，也适用于许多其他场合，比如教育批评孩子，解决家人之间的问题，以及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辩论等等。

智利地震联想：国家发达程度与地震死亡人数

有人说，用国家发达程度来衡量地震所带来的损失比用里氏地震级度来衡量要更为准确。房屋建筑质量，建筑标准的制定和实施系统是否健全，以及灾难发生后的急救能力，是影响地震所带来的人员伤亡数大小的重要因素。下面是从1970年起，在世界范围内，部分大地震发生所在地，地震级数，和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统计数字：

年代 地震发生所在地 地震里氏级数 死亡人数
1970年4月 中国通海 7.5级 10,000人
1970年5月 秘鲁 7.9级 70,000人
1974年5月 中国 6.8级 20,000人
1976年2月 危地马拉 7.5级 23,000人
1976年7月 中国唐山 7.5级 255,000人（官方数字）
1978年8月 伊朗 7.8级 15,000人
1985年9月 墨西哥 8.0级 9,500人
1988年10月 阿美尼亚 6.8级 25,000人
1989年10月 美国旧金山 6.9级 63人
1990年6月 伊朗 7.4级 40,000 – 50,000人
1993年9月 印度 6.2级 9,748人
1999年8月 土耳其 7.6级 17,118人
1999年9月 台湾 7.6级 2,400人
2001年1月 印度 7.6级 20,085人
2002年3月 台湾 7.1级 5人
2003年3月 伊朗 6.6级 31,000人
2005年10月 巴基斯坦 7.6级 86,000人
2006年12月 台湾 7.1级 2人
2008年5月 中国四川 7.9级 87,000人（官方数字）
2010年1月 海地 7.0级 233,000人
2010年2月 智利 8.8级 711人（最新统计）

由于从1970年到2010年大地震发生次数太多，我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主要列举了从1970年以来所有死亡人数接近或超过万人的地震，我们可以发现死亡人数最高的地震发生在中国，海地，伊朗，巴基斯坦，印度，阿美尼亚，和土耳其。这四十年地震史上，死亡人数列前四名的地震，中国占了两次，其中一次就发生刚刚过去的2008年。我在这里还特意列举了一些台湾和美国旧金山的数字以用来做比较。台湾是人口密集，地震频繁的地区，可台湾由于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地震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相比要低很多。我所居住的旧金山湾区也是地震多发地带，人口密度相对美国其他地区要高些，但地震造成的人口死亡数则非常低。

中国人总是强调要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常常将眼睛盯在GDP，奥运金牌这些“挣面子”的大事上，而不想想做为一个人，自己想要什么？什么更重要？不懂得把重点放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上。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不是仅仅用GDP可以衡量的，一个国家建筑标准的高低，建筑标准的执行体系，建成房屋的质量，灾难发生后的急救能力，灾难善后安排，以及能否吸取这一次灾难教训改善下一次防灾能力，都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的标准。海地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如此之高，房屋质量差和没有急救能力是重要原因。反观中国，中国的房屋建筑质量之差对中国人来讲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美国的房子几十年还很完好，十年内的算是新房子，看着也新。中国的房子常常是第二年就开始显旧，没有发生地震是大家的运气，发生地震，死了还有可能连统计数字都进不了。在中国，且不说建筑标准的高低，哪怕现有标准，恐怕只对大城市大项目才有意义，到了县城乡村，就基本上没有执行监督体系。另外，据地震专家说，地震发生后，当地有自救能力，能够在地震发生的当时当天就开始解救任务，是除了提高房屋抗震质量外，减少地震死亡人数的另一个重要关键。中国发生个什么灾害，每次都要等党中央派遣没有救灾特长没有救灾设备的解放军，地方几乎没有自救能力，救起急来迟钝低效。四川大地震时，记得我看过一段录像，一群小学生被困在倒塌校舍里的二楼上，下不来，当地消防队员们在外面赤手空拳干着急，连麻绳梯子这些基本器械都没有，无法将孩子们救下来。最后人们从各家收集来数张床单，搓绑成长绳，才使消防队员能够攀入二楼解救孩子们。中国的GDP再高，如果没有被有效地转化成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没有被有效地用来为人民提供各个方面的服务，又有什么意义呢？

智利这次地震级数如此高，伤亡人数却这么低，一个原因是1960年智利发生过一场9.0级以上的大地震，造成约6000人死亡，显然智利在地震过后总结经验，学会了如何对付地震，有效地减低了地震死亡人数。中国大灾难发生后，总是不立足于了解真相，从灾难中学习，而是能隐瞒真相则瞒，人死了白死，连教训都买不来，下一次大地震来，还是几万几万的死人。中国今天的GDP也许已经排入世界前列，但纵观社会方方面面的质量和管理方式，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不发达的国家。

后记：我这篇博客同时发在三个网站，收到很多攻击的评论（不是简单的不同意，而是攻击），让我不禁想这些人是不是中国政府花钱雇佣的“网络评论员”？这些人为什么对有意帮助中国人民的观点那么仇恨？为什么有些中国人的思想总是和西方人思想那么不同，好像来自不同星球？房子质量和救急能力是很多西方专家公认的减低地震死亡人数的因素，也是人唯一可以做的事，中国这两方面确实存在大问题。地震的震中位置是很关键，但不是人可以控制的，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把精力放在人可以做的事上，这样下次大地震来不再几万几万的死人呢？四川大地震时，我这里一个当地的chat forum 上有一条四川大地震讨论线，有一位美国人说：Hope Chinese learned from this that crappy houses do kill。恐怖的是我们中国人可能根本就没有从灾难中学习，中国政府在四川大地震后严格控制对真相的调查，最后一切不了了之，这种对待灾难的态度将使中国永远难以从名列前茅的地震死亡名单上去掉。

加拿大东部游记

一九九七年八月，我应一位同学的邀请，前往加拿大度假，在加拿大东部多伦多及魁北克地区游玩了两周。这位同学是我在德州读书时认识的中国同学，九五年拿了电机系硕士学位后，携家人移民加拿大，很快就在多伦多一家电子器件公司找到了工作。工作后不久，在多伦多附近的滑铁卢市买下一幢崭新的大房子，妻子也在滑铁卢大学的实验室里找了一分工，一家人日子过得舒适悠闲，慷慨地邀我去滑铁卢度假。我当时已工作一年，存了两个星期的假期，可还没有绿卡，除了加拿大，去任何别的国家，回美国都需要签证，很麻烦，去加拿大回美国没有签证的忧虑，便欣然应邀。

九七年时，硅谷正蒸蒸日上，公司对工程师们呵护有加。我去加拿大虽是私人度假，去加拿大的签证却是公司秘书给办的。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公司的秘书们为工程师服务极为周到，复印传真等杂碎事务都可请她们办理，记得我还想：在美国当个工程师还挺有地位。不过，自从因特网泡沫爆炸后，硅谷工程师的地位是每况愈下，我如今早已习惯了没有秘书帮忙的日程。这是另话了。

我乘坐的飞机从圣何塞起飞，在达拉斯转机后飞抵芝加哥，再从芝加哥飞多伦多。在多伦多机场因为我拿中国护照，从长长的队伍中被单独请出到一间办公室里与海关官员面谈，感觉好像防我是偷渡客，心里颇不是滋味。到滑铁卢后的第一个周末，同学一家便开车陪我去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进了尼亚加拉市，我原以为总要出到郊外才能看到大瀑布，没想到车一开进市中心，尼亚加拉大瀑布（右图）就赫然出现在眼跟前：原来尼亚加拉市就建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口上。我过去看大瀑布的照片，从来没有意识到，拍照的岸边就是一个繁华的城市。世界上最大的瀑布商业化到这样的地步，使我觉得意外和失望。

滑铁卢市距著名的加拿大国家铁路线很近，我在滑铁卢住了两天后，便登上了开往多伦多的火车。我计划的路线是先去多伦多，然后继续乘火车东行到蒙特利尔，从蒙特利尔再搭长途车去奎北克市。

不论是滑铁卢，还是多伦多（左图），看上去与美国的城市没有多大区别，加拿大英语与美国基本同一口音，电视除了当地新闻也全是美国节目，只是公路限速数字以公里计。 我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限速110，还吃了一惊，仔细一想，换算成英里可能就差不多六七十英里。加拿大城市与美国城市的另一个不同是看不到一个拉美人。我住过的德州城市和加州城市都是拉美人成堆，突然间人群中不见一个拉美人，感觉很异样。另外，加拿大有很多不化妆的女士。在美国呆了这末多年，白人成年女子到底长得什么样，我到了加拿大才算看清，在美国看到的全是画过的脸。

在蒙特利尔一下火车，我立刻感觉到：这下可不是美国了。火车站里所有的标牌全是法语，四下张望，一个英语指示也找不到。好在英语法语毕竟是同一语系，连蒙带猜，我很快就找到了地铁入口。我在蒙特利尔定的旅馆位于市中心，当我从市中心的地铁站出来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大多数商店已打烊，也没有什么行人。环顾四周，我发现有一家商店仍然开着门，便进店向店里的年轻女店员问路。又是一个意外，她只说法语，不会说英语。好在她虽然不会说但能听懂英语，连做手势带画图，为我指了路。

蒙特利尔（右图）位于奎北克省，是法语地盘。奎北克人自认与加拿大别的省不同，闹过不少次独立，只是从来没有成功过。虽说英语法语同为加拿大官方语言，在奎北克省，所有的路标只标有法语。我多年前还在中国时，曾跟着电视学了两个月的法语，当时的水平达到能说一段长句子：“我和我弟弟在我父母开的旅馆里工作”。多年过去，这时我已不会说任何成句的法语，不过仍然记得怎么说你好，谢谢，再见。在蒙特利尔的地铁上听别人用法语说对不起，和英语很接近，又学会了说对不起。每次回旅馆经过前台时，我不说”Hello”，而是说“Bonjour”，结果弄得前台值班误认为我会说法语, 对我讲起了法语，这时我可就一个字也听不懂了.

蒙特利尔市中心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唐人街, 虽比不上旧金山唐人街的规模, 但店主大多为讲广东话的中国移民, 很有旧金山唐人街的风味，不少商店把水果摊子摆到了人行道上。中国餐馆里则大多为白人，当地的华人人口数恐怕还是不能与旧金山相比.

蒙特利尔公共交通非常方便，火车站与地铁站相接，地铁站又与长途汽车站相连。我虽第一次来蒙特利尔，一个人也不认识，拿着张地图到处跑，从没走丢过。

蒙特利尔是个工业化城市, 没有多大特色，如今回忆我对蒙特利尔什么印象深刻, 好像除了满眼法文满耳法语, 别的已没有什么印象了。从蒙特利尔坐长途汽车到奎北克省首府-奎北克市约三小时的路程。与蒙特利尔相比，奎北克市小得多，但风味独特，给我印象深刻。奎北克市的旧城区有保留完好的建于十七世纪的城墙城堡, 旧城区里的街道古老狭窄，颇具欧风, 沿街有卖各种艺术品的商店和小摊，游人如织。有名的Chateau Frontenac大旅馆（左图）建于1893年，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气度仍然华贵非凡，前堂大厅里有几层楼高的天花板，和宽敞无比的通向二楼的楼梯，颇具皇家气派。

从奎北克回到滑铁卢后，我在朋友家又住了几天，带着朋友放假在家的十一岁儿子，骑自行车逛公园。滑铁卢是个中产阶级城，到处是维持良好的绿草地，街道整洁安静。八月的滑铁卢天气温暖晴朗，去户外活动感觉宜人。据朋友说到冬天要下三个月的雪，到时就出门困难，除了上班就在家困着。朋友家位于一个新开发区，邻居大多是白人。朋友的儿子出身在中国，六岁时随妈妈来北美，如今回家已不肯吃妈妈做的中式菜饭。每天我们在餐桌上吃饭，他一人在屋子的另一边边看电视，边吃自己烤的冰冻皮萨饼。

美国网民对中国宣告制裁美国的评论

这些网民评论来自NPR.ORG-一个非赢利性的美国公众电台网站。

NPR电台前几天播放了一个题为 “Let West Get Used to a Tough China”的报道，报道说由于美国向台湾卖武器和白宫接见达赖喇嘛，中国宣布要制裁美国。听众对此评论活跃，评论中大多数指责美国自己：指责布什政府向中国借钱打伊拉克，如今中国政府成了美国的新主人，可以向美国指手画脚；大企业贪婪无度，把美国的工作转移到贫穷国家以赚取更多的利润，造成美国工作机会的萎缩；还有指责美国人民自满懒惰，指责美国人不负责任的消费习惯，号召抵制沃尔玛。当然还有说中国政府自以为是，说中国经济能有今天靠的是美国的技术和市场，有指责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和对西藏的压迫。有说中国制造的是垃圾，也有嘲笑美国制造也好不到哪里去。总之，什么观点都有，非常有趣。我这里节选了几段，评论共有一百多条，我只摘译了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不过大多是受到多人推荐的评论。

这位网民说的非常好：
“恢复国家的最好方式是民众团结起来。历史清楚地表明，这个国家的公民才是我们国家的真正的力量。当公民们变得自满和懒惰时，腐败和贪婪就渐渐侵蚀我们的政府。“美国偶像”投票数多于总统竞选的投票数就是一个征兆，向大财团和政府领导表明人民在大门敞开着睡大觉，他们自然乐于进来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偷窃我们的家园。我们忘记了“出于人民，由人民”（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而只记得“为人民”（For the people）。我们政府失败是因为我们人民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共和国的最后一道检查与平衡的关口是人民。现在人民“抗议”腐败，却以无责任消费，人云亦云，参加互相指责游戏的行为来鼓励腐败。”

很多人号召抵制沃尔玛，这位说：
“不要去沃尔玛买商品，看吧，中国的出口价值就会直线下降。我们为了买$99的微波炉和$499的平面电视，结果贬低了我们自己的工作价值，使我们当地企业破产。只有沃尔玛的股东，沃尔顿家族（沃尔玛的创始人）和中国政府从我们愚蠢不负责任的消费中得益。”

还有不少人建议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有一位写道：
“美国政府自八十年代开始对中国的劳动力政策装作没看见。现在是奴隶式劳动力在为我们生产物品。我们曾为奴隶式生产发动过一场战争（指美国Civil War），也许现在是我们重审我们的价值观，做些什么来纠正这个错误的时候了。我建议取消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我们自己做玩具，电器和TV也许不那么便宜，但价值观是有代价的。”

这一位美国中国各打五十板：
“中国制造的都是crap，中国剥削环境，货币制度，人权，文明对话，却没有受到惩罚。美国人也同样有罪，因为我们是他们制造的垃圾的最大消费者。”

报道的第一条评论受到5个人的推荐，但已被网管删除，不知说了些什么。第三条评论是对第一条评论的抗议，受到21个人的推荐。第三条评论说：
“我是一个努力工作，信仰宗教的华裔美国人，看到有人在公共电台用这种种族辱骂来作答复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感到非常痛心。共产党王朝固然让人痛恨，但我们可以用比无情谩骂更文明更成熟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愤怒。”
接下来的一百多条评论再没有任何带有种族色彩的谩骂，不需要网管来删除。

有一位网民说：
“我能习惯强硬的（tough）中国。。。，不过一个要把政治对手关进监狱的政府有多“tough”？”

这位说的我非常同意：
“这也许是坏事变好事，希望我们使中国如此生气，他们从此再不借钱给我们，这样帮助我们做到我们没法使国会做的事：在财务上负起责任。”

这一位最逗：
“终于（在沃尔玛）找到一个美国制造的产品，一个取暖器，不过在沃尔玛工作的女士说这个产品差得很，都被退回来了。”

这一位不相信中国真的那么强大：
“这些成天想做集权超级力量的人一旦经济好些，就变得过于狂妄。让我想起几年前原油价格达到每桶$200时俄罗斯的普京的样子，当然那没能维持多久。中国经济也有可能很快就下降。作为一个封闭的社会，没有任何透明度，中国宣称每年有百分之8到12的经济增长，可又无从核实。让我想起伯尼摩道夫和他的谎称。”

这位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美国人，说出了中国政府总是不明白的一个道理：
“中国是越来越“强硬”了。不过中国政府总是不明白随着全球化发展，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力量的日益增长，对中国的监督也就必然越来越多。他们是国际场地上的新手，不能就此为世界重定规则。”

一位生活在台湾的美国人说了下面这段话，他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不过我不同意中国是比恐怖分子还大的威胁：
“我已经对中国的崛起观察了一段时间，中国崛起，而不是恐怖分子，是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过去两任（美国）总统一直努力将中国融入世界，指望把他们从军事独裁改造成民主。结果是给了一个自认为能阻止达赖喇嘛的国家以很大的威力。不管有没有美国的帮助，今后中国的贫富差距将继续增长。我们等于给了一个两岁的孩子一把机关枪。”

有些人建议以对抗的方式来对付中国：
“如果是我，我会免费送给台湾更多的武器，要让中国知道就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最大商业伙伴不等于他们可以要挟我们。另外我并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这样认为，只有中国这样看。”

另一些人号召双方礼貌合作：
“世界需要中国和美国的合作来解决一些大问题，经济，气候变化等等。要合作就要学会相互礼貌。中国和美国也许永远会有不同意见，只要双方保持开明的头脑，有不同意见也没关系。我们并不总是那么美妙，他们也并不总是那么邪恶。”

NPR网站做这篇报道时以去年中国国庆的海军方阵为题图。这位网民写道：
“任何一个国家以上千军队方阵，展示坦克，武器来庆祝国庆都是危险的国家。中国相信自己已经具有世界威力，它可能确实具有世界威力。但中国不在乎世界威力所带来的责任。她想要经济和军事力量，但不愿意承担作为世界威力在人道方面的责任。仅仅是中国在言论自由方面的立场这一点就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信息自由是对付无知的一个重要武器。无知造就偏见，仇恨，最终战争。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如果在乎我们孩子的未来就需要停止我们自己之间的争吵，建设这个国家。如果美国不站在人权和自由一边，世界上没有别人会。

重审“中庸之道”

据说中国现在又开始尊孔了。我们这一代是在对孔子的一片批判声中长大的，对孔子思想，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师道尊严”和“中庸之道”，这两点都是当年大批特批的。我还知道孔子的一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但又非常合理的行为准则，我在现实生活中正是努力这样做的。对师道尊严，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既不该批倒批臭，也不该捧为金科玉律。孩子应该尊重老师，礼貌对待老师，以从小养成尊重人，讲礼貌的习惯，但从行为上鼓励孩子礼貌对待老师，并不意味着从思想上鼓励孩子对老师的绝对服从。不问对错地接受被灌输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误区，中国教育到今天都没有走出这个误区。不过，中国如今早已不是“师道尊严”，而是“党道尊严”了。

对孔子的“中庸之道”，我一直将其看成是中国文化的糟粕。在学校里，我们被告知“中庸之道”意味着模棱两可，和稀泥，不得罪对方，是一种做人的技巧。我在日常生活中不爱听的一句话是：“那么认真干什么”，对喜欢和稀泥的人心怀反感，在我眼里做人没有原则是中国人丑陋处之一。因此在“中庸之道”这点上，我自认为是不赞同孔子的。但是近来我对“中庸之道”的看法却起了很大的变化。

美国人常讲一句话：“Be moderate”，就是任何一种思想行为，都不要走过头，走极端。信仰宗教，信仰上帝可以是好事，但如果走过头，认为宗教上帝是一切，而完全不看重现世，就可能成坏事，穆斯林极端分子恐怖分子就是在这点上走了极端；再比如，对孩子要有纪律约束，以养成良好习惯，但要适可而止，不能过分，否则会影响孩子的发展，甚至伤害孩子；反过来，也不能因为强调自由发展，对孩子过于放纵溺爱，完全没有约束，掌握好纪律约束与自由发展之间的平衡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非常关键。仔细想，“Be moderate”这个警句其实可以用在生活思想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思想行为走过头都会变成不实用，甚至有害。比如，对我来说，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生活快乐不可缺少的两大因素。物质可以给人带来快乐方便，我现在过的日子，比起小时候除了吃饱穿暖几乎没有其他奢侈享受的生活要舒适得多，我没有愿望放弃现在舒适的生活，重回从前那种清贫简陋的生活。但如果一个人走过了头，变得一心只有物质追求，或者是物质欲无限制的膨胀，那人生在我看来就变得没有意义，变成人为物质而活，而不是物质为人服务了。精神生活对我来说不可或缺，当我看了一场打动我心灵的电影，读了一本好书，听到一首触动我灵魂的歌，有时甚至简单到与友人进行了一场有趣的对话，这些精神食量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快乐满足不是物质可以衡量的，我在生活中没有中断过对丰富自己的精神灵魂的追求。不过如果有人要把精神追求提到无限高的境界，把一切世俗欲望都看成是罪恶，我也会忍受不了，无法认同。我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是一个非常moderate的人，喜欢平衡的生活，不喜欢任何单向极端的思维。

有一天，我突然想：美国人的这个“Be moderate”译成中文是不是就是“中庸之道”呢？为什么中国人对“中庸之道” 的解释是模棱两可，和稀泥呢？孔夫子在西方被看成是东方智慧的象征，对东方文化感兴趣的美国人常用“孔夫子说…”什么什么的来引经据典，那么西方人对“中庸之道”又是如何阐释的呢？带着这些疑问，我做了一些internet搜寻。首先我将“中庸之道”放到Dictionary.com上做中译英，出来的结果是“Moderation”！就是说西方对“中庸之道”的翻译就是“适度”，就是他们常说的“Be moderate”。我接着用Confucius和moderation搜寻西方对中庸之道的详细解释，发现西方很多人将孔子的中庸之道与古希腊哲学家阿里斯多得的Golden Mean理论相等同，认为两者说的是同一件事：在满足人的欲望时，在实施行为准则道德准则时，适度是关键。我又做了中文搜寻，在“光明网”上找到下面一段解释：“有“宋代孔子”之誉的朱熹曾对中庸之“中”的含义有过这样的解释：“中只是个恰好的道理”。可见，中庸即是把两个极端统一起来，遵循适度原则。因此，可以把中庸的高明之处理解为寻求平衡的智慧。”原来国内现在已经有人对“中庸之道”做了“适度”“平衡”的新解释。

如果“中庸之道”意味着适度平衡，那末，我对中庸之道就变成了举双手赞成。我们的先人几千年前就提出了“中庸之道”，提倡适度平衡，可很多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到今天却仍然停留在单向极端的水平：注意外在美就一定是内心肤浅空虚，心灵美有深度有智慧就一定要不在乎外表；讲个性就是反社会，反一切约束，讲和就是一切大统一，没有原则，没有自我；批一个人批一种思想就要批倒批臭，捧一个人捧一种思想就要偶像化绝对化；过去在中国爱物质就是腐败堕落，如今大多数中国人除了追求物质，还是追求物质。中国人总是从一个极端奔向另一个极端，不懂得在极端间寻求适度平衡。希望中国这次新一轮尊孔潮能够遵循孔夫子的中庸之道，学会适度，从中华先哲慧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中汲取精华之处，摒弃过时不再适用的东西，为探索平衡的国家发展道路，追求平衡的个人人生寻找思想源泉。

感受生活：媒介里的世界与我眼里的真世界

来美国前，我对美国的认知基本来自媒介。主要印象是美国是个富裕的国家，人均收入高。记得当时被学校录取为拿TA（助教）的研究生，第一学期每月工资是850美元，在92年的中国，觉得自己将是难以想象的富裕，钱多得不知该怎么花。另一个对美国或者说西方的设想是到处都是高楼大厦，非常先进。如今回过头来看，把高楼大厦当成先进的标志，实在是土得很。至于当时对美国的其他印象，就不太好了：犯罪率高，很多凶杀抢劫案，环境污染，因为工业化程度高，这些印象来自新闻报道，西方警匪片和一些科教纪录片；再进一步对西方的假设是西方是资本主义社会，冷酷无情，大鱼吃小鱼，人与人之间关系疏远，这个印象既来自共产党宣传，也来自当时读过的一些西方小说。

从飞到美国的第一天起，我对美国的不少先见就开始破灭。首先美国环境保护得很好，到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很快又发现，美国高楼大厦少而又少，人们住的是一层楼的小洋房，商店饭店则大多是四四方方外表平常的一两层楼水泥建筑，不过室内都装修的非常舒适整洁有品位，地面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都很干净。至于凶杀抢劫，虽然电视里常常报道，现实生活中却似乎感觉非常安全。我当时租了一间位于后院的独立进出小屋，但我的房东老太太告诉我，她的房门钥匙放在门口蹭脚的垫子下面，万一她不在家，我需要进她房子洗衣服，可以自己拿钥匙开门。环顾四周，家家户户都有玻璃门和大片的玻璃窗，从没见任何人家装防盗铁栏杆。到美国后，逛商店再没有小心护卫钱包的习惯，这个习惯后来到墨西哥玩吃了亏，第一天就在街上被人掏了包，损失上百美元。记得我在美国的第一副太阳镜，被我丢了无数次，每次都找回来，不是几天后还在我忘了拿的地方，就是去电影院或商店的寻物处一问，果然有人捡了交到寻物处。当然在美国久了，还是知道有些地方不安全，要避免去，电视里报道的罪案，不管是凶杀，抢劫，还是偷盗都是事实，只不过落到你头上的几率低罢了。

美国给我的最大意外是美国人远不是冷酷无情。美国人为人热情礼貌，乐于帮助素不相识的路人，接人待物时远比中国人敏感，一般不做锦上添花的事，而是更愿意雪中送炭，对弱势者普遍怀有同情心。美国人最令我喜欢的一点是他们有价值观，有理念，为人处世有原则，相比之下，远比中国人有灵魂有道德。当然有原则的结果是美国人不轻易喜欢一个人，不容易交朋友，虽然口头上热情礼貌，轻易给人好听的言辞，但要他们真正尊敬你，喜欢你，你必须不断用自己的言行来证明自己。

我前面举的例子，大多是比较以前在中国时，从媒介里了解的美国，与我在现实中感受到的美国的差异。有些人也许会说，中国媒介没有言论自由，西方媒介言论自由，所以西方媒介反映的应该是社会的现实。真是这样吗？回中国看新闻，我心想，如果从新闻媒介上判断一个社会的好坏，结论会是中国比西方好得多。看中国政府多关心民众，看中国形势怎样越来越好，而中国人都知道这些都不过是假话套话，中国远没有中国新闻里说的那么好。西方呢？正好相反，西方的新闻不是这里凶杀，就是那里闹灾，几乎没有什么好消息，而现实中的西方远没有新闻里那么糟。有些中国人抱怨CCTV新闻联播三部曲，最后一部总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其实不是CCTV故意这样报道，而是这些所谓国际新闻一般来自西方媒介。在西方媒介看来坏消息才是新闻，好消息就太平常没有新闻价值了。我认识不少美国人不读报纸不看电视，因为他们对媒介充满了不信任，厌恶媒介追寻坏消息的风格。我一直保持着每天读当地报纸的习惯，有一次一位美国朋友看到我在读报纸，调侃地问我，有什么好消息吗？不过，我认为他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首先，当坏消息稀奇，是新闻时，说明社会上坏消息少，比好消息稀奇是新闻好。第二在美国，记者的工作并不仅仅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工作，而是有使命感的，虽然美国记者远不是完美的人，潜意识中不少人有着追求刺激，追求名誉的私心，但多多少少怀有为社会服务为社会除恶的理想。而正是他们对坏消息的穷追不舍，使得不少坏现象在美国难以立足。对西方社会的不断进步，西方媒介有着不可没灭的功劳。当然我在读报看电视的同时，心里明白西方虽然言论自由，记者大多有社会责任感，但不能因此保证西方媒介百分之百公正真实。西方人也是人，不是神，不可避免会犯错误。西方媒介有些人为证实自己的观点，不惜夸大其辞，操纵事实，有时甚至歪曲事实。比如美国著名的电影人Michael Moore批评起美国来常常走极端，有一次在一个美国电视节目中为证明美国人比其他国家人蠢，从观众中任意挑选了一个美国观众，一个加拿大观众，然后向美国观众问谁是加拿大总理，向加拿大观众问谁是美国总统，结果当然是美国观众不知谁是加拿大总理，而加拿大观众知道谁是美国总统，他以此来证明美国人比加拿大人蠢。问题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都知道美国总统，而除了加拿大人没有几个人会知道加拿大总理，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公平的竞赛。所以像中国那样被政府控制操纵的媒介固然充满了谎言，就算相对自由公正真实的西方媒介，也不是句句是真话，在任何社会中都需要学会独立思考。当电视上充斥着坏消息时，并不等于世界末日的到来，而当新闻里报道你所在城市里有很多乐于助人的英雄时，也不等于你周围的人个个是好人。

再说说西方的电影电视，记得电影“贫民窟百万富翁（Slum Dog Millionaire）”出来后，有人抱怨不符合印度现实，不少美国人对此不以为然，说“That is Hollywood, What do you think?”，言下之意是说好莱坞电影，能当真吗？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以切身体会渐渐认同我第一年来美国时一位美国同学给我上的第一课：真正的美国与好莱坞电影里的美国不是一回事。电影电视为追求娱乐刺激，常常夸大变形现实，美国人大多不会把艺术与现实混为一谈，看电影电视追求的是娱乐，并不当真。当然孩子有时分不清电影与现实，所以美国电影有分级制。另一个我切身的例子是记得以前在中国时看过一个美国现代笑剧（sitcom），我注意到电视剧里，白人与白人成双成对，黑人则与黑人成双成对，界限非常分明，不知为何我对此印象深刻，得出美国种族间不通婚的结论。来美国后，发现白人男士对中国女孩有兴趣，感觉非常意外。后来才知道，过去的好莱坞银幕上，不同种族间不能相吻，就算在今天的电影电视中，甚至商业广告中，虽然时而会出现一两对不同种族间情侣，但美国娱乐界包括好莱坞，白人吻白人，黑人吻黑人的不成文规则到今天据说还多多少少存在着。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不同种族间的通婚似乎早已习以为常，尤其在加州，大街上公园里不同种族情侣牵手相吻，没有人会侧目。

旧文新发：巴黎, 巴黎

“巴黎, 巴黎”是一本书的名字, 我虽然没有读过这本书, 但喜欢这个书名, 拿来做这篇游记的题名.

我因为仍拿中国护照, 去法国必须有去欧洲共和体的签证. 法国使馆的网站注明申请签证一定要有国际医疗保险的证明. 我的医疗保险是PPO, 公司人事处告诉我保险含盖世界各地. 我便带着医疗保险证及其它所需证件前去旧金山法国使馆申请签证, 结果连门都没让进, 说是要公司以书信方式特别写下保险含盖世界各国的文字. 结果为了签证跑了两趟旧金山, 好在签证一小时内就签好, 不用再跑第三趟.

庞大的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布局不是那么直接了当, 乘客们下了飞机, 很多人显得困惑, 不知该在哪排队. 原以为到了欧洲, 一定满眼白人, 可机场人群中却见很多黑人. 后来才知如今的法国有许多前殖民地来的北非移民, 已很多元化, 不再是清一色欧洲白人. 过海关时, 机场海关的官员查看着我的护照和其它文件, 问我:”Do you have money?”, 我没听清, 便问:”Excuse me?”, 他又重复了一遍:”Do you have money?”(你有钱吗?), 我有点不相信他这样问我, 心里很不快, 再说签证时不是已经要了银行证明嘛, 便详装不理解, 答说”什么钱, 欧元吗? 我没带欧元”(我当时确实一分欧元也还没换). 官员看看我, 不再提问, 把我的证件前前后后看了个仔细, 才放我过关.

二月的巴黎, 气温比我想象的要暖, 可天气阴沉, 树木只剩下枯枝, 整个城市的基调显得颇为灰暗. 街上的行人大多裹着长外套, 行色匆匆, 不知为什么, 让我想起了上海.

去巴黎前, 一想起巴黎, 首先印入脑海的就是艾菲尔铁塔。到了巴黎, 把行李在旅馆放下, 便坐地铁去艾菲尔铁塔. 出了地铁站, 转过几条街, 巨大的艾菲尔铁塔赫然出现在眼前（右图），我的第一个感觉是: 这是一个沉重, 灰黑的金属物! 比照片上要显得巨大, 笨重很多. 说实话, 不觉得美. 后来不知在哪儿读到说, 有些巴黎人认为艾菲尔铁塔是巴黎最丑的建筑, 心里不禁暗暗赞同.

不过我很喜欢塞纳河（左图）. 漫步塞纳河两岸, 两边是无数的历史, 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最喜欢岸边卖画的小摊, 在塞纳河畔浏览艺术画品, 正是我心目中巴黎的景色. 只可惜我们行程匆忙, 没有时间细细品味.

去巴黎不去卢浮宫说不过去, 可卢浮宫收藏巨大, 进门后真不知从哪儿看起. 再说其中的许多收藏品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艺术品, 作为艺术品来欣赏, 未必符合现代人的口味. 比如许多达芬奇时代, 或更早期的意大利名画, 在世界艺术史上, 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 可在现代的我看来, 色彩太暗, 主题又过于沉重. 倒是在塞纳河对面的奥塞美术馆让我更喜欢, 馆内展出的许多著名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使我留连忘返.

我们从旧金山到巴黎乘坐的是法航, 飞机上的两餐食品让我第一次尝到了法国餐的美味. 在法国逗留的七天, 我们每天晚餐都是去法式餐馆吃, 尝遍了各式法国名菜, 从我最喜爱的煎鸭腿, 到酱鸭, 鹅肝, 小牛肉, 蛙腿, 蜗牛, 样样味道鲜美. 我向来爱尝试各国菜肴, 湾区得天独厚的条件, 使我有机会尝到世界各地的口味, 象泰国菜, 新家坡菜, 意大利菜等等, 都是我喜爱的. 不过如果天天只能吃一种菜, 我可以天天吃中国菜, 其它菜让我天天吃就受不了. 到了法国, 发现法国菜我也可以天天吃, 不会怀念中国菜, 如果我能付得起的话. 这里特别要强调如果能付得起, 因为法式餐馆价钱一般较贵, 一道正餐一般二十几欧元. 第一个晚上, 侍者问要什么饮料, 我们回答说要水, 结果上来一瓶玻璃瓶装的矿泉水, 五个欧元. 以后每晚我们改要葡萄酒, 也是五个欧元, 只是是一杯, 而不是一瓶罢了. 法国葡萄酒与加洲葡萄酒相比, 较软, 很合我口味. 很多巴黎餐馆七点以后才开始上晚餐, 七点以前只上酒. 我们白天走了一天, 每次到餐馆时已是饥肠辘辘, 等不及正餐, 常常还要点一个开胃菜, 一晚上的买单, 最少时每人三十几欧元, 大多是每人四十几欧元. 而且法国菜量少, 我们每天都是吃到把酱汁都吃完, 一是因为味道好, 二也是量实在不大.

走在巴黎的街上, 常见路人手中拿着一根两尺长的细面包. 后来我发现这种面包非常好吃, 中间夹些火腿片, 生菜, 及酱汁做成三明治, 作午餐又快又好吃. 法国还有一种独特的小吃叫”Crepe”, 是一种中间夹馅的煎薄饼. 在美国一般夹甜馅, 当甜点吃. 在法国, 有许多专门卖”Crepe”的店, 中间夹的馅有十几到二十几个品种, 可甜可咸, 我最喜欢的是熏三文鱼加乳奶酪, 是午餐美食.

巴黎分成二十个区(Arrondissement). 我们住的旅馆在著名的第五区, 是所谓的拉丁区. 旅馆位于Rue Bertholle街上一座五六层高的古旧长建筑的一角. 旅馆内的电梯小到带行李箱的话, 一次只能上一个人. 房间也是无比窄小, 洗手间内的淋浴喷头叫人来修以后才工作正常. 白天在旅馆门口柜台上值班的中年胖女士英语说得挺流利, 只是每天进出, 从来不给笑脸. 旅馆每天供应的早餐倒是格外丰富, 有我喜欢的牛角面包(croissant), 煎粉肠, 酸奶, 桔子汁, 等等, 丰盛又好吃. 后来我们去尼斯, 住的旅馆档次低一些, 早餐就只有面包牛奶加咖啡了. 这个旅馆最好的一点是它的地段, 每天早上出门去地铁站, 一路街道及两边的建筑古老而有文化气息, 给人一种感受巴黎生活的感觉. 从旅馆去著名的古老街市Rue Mouffetard只需十分钟. Rue Mouffetard是巴黎最古老的街市（左图）, 街上布满了一家家专卖奶酪, 海鲜, 烤面包, 葡萄酒等等的小店. 街的尽头是圣米达德(St. Medard)教堂. 教堂前的空地每周日都开卖水果的露天市场.

去巴黎前就曾被警告巴黎小偷很多. 自从在巴黎下了飞机, 我天天将我的小包在胳肢窝下夹得紧紧的. 结果还是防不胜防, 被偷了一回. 我们住的旅馆, 每个房间内备有一个小小的保险箱, 登记房间时值班告诉我们应该随时将护照和钱物锁在保险箱内. 我们大意了, 没有照办. 一天早上去餐厅吃早餐, 我将我的小包留在了床上. 路过柜台时又犯了第二个错误, 将房门钥匙留给了柜台值班. 吃完早饭, 在柜台取了钥匙回房间, 却发现房间门半掩着. 我赶紧进屋查看, 小包还在. 打开钱夹, 谢天谢地, 只少了五十欧元现金, 护照和信用卡都还在. 这位小偷还算是手下留情. 我们去柜台问谁拿了我们的钥匙, 柜台的胖女士一口咬定是我记错了, 说旅馆从没出过这样的事. 把我气得不行, 如果真没出过这样的事, 为什么又要设置保险箱呢. 不过不幸中的万幸, 算是丢小财上一堂课吧. 以后我们天天将护照和值钱的物品锁在保险箱内.

巴黎的街道大多不沿东西南北走向, 而是以一点为中心, 六七条街向各个角度散发. 最有代表性的是凯旋门, 有十二条街以凯旋门为起点, 向各个方向散开, 其中一条就是著名的香榭丽大街（左图）, 街与街之间的夹角因此常常是三角形, 沿夹角而建的楼房也就顺街建成三角形的房屋, 成为巴黎一道独特的街景. 巴黎大多餐馆有沿街的户外座位, 不过二月仍是这里的冬天, 天气阴冷, 户外座位空无一人. 只有在宽敞的香榭丽大街上, 餐馆在户外座位上搭上透明的大塑料帐篷, 使顾客在冬天也能享受户外座位. 夜晚坐在帐篷内的户外座位上, 品尝精美的法式菜肴, 看香榭丽大街上人群来来去去, 与美国城市大街上寂静的夜景很不相同.

在美国住久了, 对美国人阳光, 自来熟的个性习惯到视而不见. 我们在法国期间, 不管是旅馆柜台还是餐馆侍者, 或是地铁售票员, 除偶尔碰到一两个开心幽默的, 大多数是一副公事公办甚至阴沉的面孔. 七天后当我们在巴黎飞往旧金山的飞机上刚刚坐下, 一群穿T桖, 大声嚷嚷的美国人满不在乎地从我们身旁的过道上走过, 我的脸上不禁浮出笑意, 心里期盼着离开阴沉沉的法国, 回到阳光灿烂的加立福尼亚.